中国自古王朝更替时，新王朝对前朝王宫都是“付之一炬”的态度，阿房宫，未央宫还有大明宫无一例外，还好满族人多尔衮留给华夏后代一个完整的故宫。太和殿的确雄伟，但和唐代建筑相比是“体格大，气度小”，唐代建筑用繁复有力的斗拱撑出朴实舒展的屋檐，再加上短而粗的立柱，有时体格虽小但气度博大。其实这与生俱来的美在当年工匠眼里有不得已之处，因为唐以前的建筑地基都是黄土夯实的，舒展的屋檐可以为之避雨免遭流失，“烟霞迤逦接蓬莱，宫殿参差晓日开”也是在大面积抬高了的夯土上更显伟岸。明清时代石板取代了夯土，舒展的屋檐和繁复的斗拱变得不重要了。
公元607年建成的法隆寺当然属于体格小气度大，从法隆寺整个布局看，穿过南大门和中门这条标准参拜道正好是整个寺庙的中轴线，而五重塔和正堂分在中轴线左右两边，后边的讲堂压住中轴线。湖南大学柳肃教授在他的古建筑学网课上对此有特别论述，柳教授认为佛教建筑中塔的地位有先前从印度引来佛教时重要地位到明清变得不重要了，比如西安法门寺的“阿育王塔”和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无不是压在中轴线上，可见当时塔在寺庙里的地位，明清时代建的寺庙有的都没塔了，而日本奈良法隆寺塔的布局正好是这一演变中塔和大殿“分庭抗礼”的时代。我觉得柳教授可能对法隆寺建成年代有所忽略，如果硬要将中日寺庙合起来研究的话，法隆寺建成也应该在法门寺之后，大慈恩寺之前。之所以法隆寺有这样的“分庭抗礼”的左右布局，我认为还是日本对建筑群体的中轴这一中国自古的风水观念 以于忽视。当我们漫步了整个法隆寺伽蓝之后，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原因，法隆寺依山坡而建，相比左右的开阔地似乎缺少纵深，那么“分庭抗礼”可能是不得已吧！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上正堂台阶，妻和小易在窥视堂内的壁画，我在屋檐下停住了脚步，在中国古建筑专业书籍里，只要涉及法隆寺正堂研究，就会表明“腰檐平座”以下“短裙板檐”的斗拱可以看出，是日本工匠还没有完全熟练运用中国斗拱的例证。而现在我就站在这个板檐之下，就以它的受力原理看，它就是只撑起一根横拱，最简单的“计心造”斗拱，这和日本工匠是否掌握斗拱原理没有关系。而堂内的壁画同样在暗示一个信息传递给1400年后愿意思考的人，据日本考古学家考证，创作于法隆寺建寺607年至以后的一百年内正堂内壁大小20幅佛教壁画，其绘制风格和水平直逼中国敦煌壁画。在法隆寺建寺的一百五十年后作成的《法隆寺资产账》文书中没有提及原始壁画和作者。日本直到明治时代1897年开始保护壁画，在1934年法隆寺大修缮时对壁画做了摄影和摸写，可惜在1949年一次大失火中原始壁画几乎毁尽。目前在正堂里布置的是近一百年前日本画家们对原始画如实地摸写作品。
从绘画风格看，日本专家认为壁画是多人创作而成，那么谁创造出这样的奇迹？他们和敦煌有什么关系？即使是全球的冒险家探险敦煌也是清末民初的近代。陈丹青先生给出了答案，他在曾经介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湿壁画时说过，那些无名的是壁画画匠在一个崇高宗教信仰之下，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水准就等同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我觉得借用叔本华美学的观点，单一画家的绘画是饱含自身感受的“有我”过程，而画匠完成神圣的宗教作品时是一个“无我”的过程，1400年前就是那些无名的画工，他们也许在敦煌干过活，也许是他们的师傅辈将敦煌技法传给他们，他们在法隆寺内壁上成就的是虔诚，而留给千年之后的人类是一个奇迹。
联系上篇对“遣隋使”的考证，更多的迹象在暗示我，曾经的中国匠人可能参与了法隆寺的营造，然而近在咫尺的法隆寺五重塔的“心柱”，成了我绕不过的坎，将我的身子紧紧“栓”在原地，而这个坎在数月后，我阅读了古书后不经意地消失了，消失得使人豁然开朗和无比喜悦。关于五重塔中间一根靠基线以下近两米的石台作基石支撑，而直撑塔顶的木心柱，在中国古建筑教材被叙述为日本特有的“建塔方式”，它有别于中国古塔每层塔楼可以登楼远眺，日本古塔除了底层外就没法进入这一定论。我在梁思成先生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中注意到了先生提及的一本古书，北魏末年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书名“伽蓝”是印度语音译，指寺庙建筑和其庭院。今天重新阅读时留意了此书记述的北魏永宁寺塔的建造情况，这座早于法隆寺五重塔一百年前的“土木结合”佛塔，除去夯土地基高度，净高136米，而法隆寺加上塔顶相轮总高是33米。在当时已经是如此高超的建造技术下，永宁寺塔内部应用的也是“心柱”方式来固定塔身，只不过它用的不是木料而是夯土，也就是中国古塔自古不是都能登楼远眺的，直到1056年建成著名的应县木塔，被梁先生视为中国古建筑史上撑起木构建筑最大极限的现存国宝后，我们可以认为塔也可以似楼阁般登高远眺。那么法隆寺五重塔以心柱方式建成也没有脱离中国古建筑理念，说它是日本匠人创造显然站不住脚。今天能亲临千年古刹，推翻了很多我以前的固有观念，缺乏史料记载或没有考证的部分，也许在实体上明白地“篆刻”着。
言而总之，今天的中国古建筑学界在相当一段时间，还徘徊在梁思成先生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下，缺少纯历史特别是东洋史研究作为支撑，来试图解决梁先生留给后人的课题，导致今天看问题和研究结果缺乏全方位的信服。梁先生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法隆寺时，曾怀疑是古代高丽僧人所造，我对先生的尊敬远胜于妄议，但有一点和先生是一致的，1400年前日本本土匠人决造不出法隆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