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卡尔 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论土地国有化

作者 卡尔 马克思 写于 一八七二年

  地产，即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那些主张土地私有的人，那些法学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部论据，我只想首先指出，他们曾千方百计地用“天然权利”来掩盖掠夺这一原始事实。如果说掠夺曾为少数人造成了天然权利，那么多数人只须聚集足够的力量，便能获得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夺回的天然权利。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最好是利用他们硬性规定的法律，使他们凭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权利获得某种社会稳定性。

    于是哲学家出面论证，说这些法律已得到人类的公认。如果土地私有确实以这种公认为依据，那么，一旦社会的大多数人认为这毫无道理，显然就应当被取消。

    然而，姑且不谈所谓的所有“权”，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正在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这是关于所有权的任何言论都阻挡不了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将会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照样进行，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的要求。◎第127页◎

    我们需要的是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是让一小撮人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的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就无法满足生产增长的各种需要。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处理等等，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用。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大规模的耕作（即使在目前这种使耕作者本身沦为役畜的资本主义形式下），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既然证明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远为优越，那么，要是采用全国规模的耕作，难道不会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吗？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这就不容争辩地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

    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国家控制，为国家谋利益，农产品自然就不可能因个别人滥用地力而减少。

    今天在辩论这个问题时，我在这里听到，所有的公民都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观点各不相同。（注：草稿中没有这句话；这句话看来是杜邦加的。——编者注）

    人们经常提到法国，但是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起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的确，在法国凡是买得起土地的人都可以获得土地，但是，正因为如此，土地便分成许多小块，耕种土地的人资金很少，主要依靠本人及其家属的劳动。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小地块耕作的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敌人。他被束缚在土地上，必须投入全部精力才能获得◎第128页◎相当少的回报；他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除了那块小天地，他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他一直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迷恋着他的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可悲的境地。

    农民所有制既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法国无疑不是我们应当寻求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办法的地方。

    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个人或工人合作社，这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促使“地租”上涨，反而使那些靠生产者为生的土地占有者更有利可图。

    1868年，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注：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6-13日举行。马克思直接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但没有亲自出席这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代表近100名。大会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必须把铁路、地下资源、矿井和矿山、森林以及耕地转归公共所有。这一决议说明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大多数已转到集体主义的立场，它标志着在国际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胜利。大会还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关于机器的使用、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态度等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弗·列斯纳以德国代表团名义提出的关于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协助把这部着作从德文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决议。——129。）上，我们的一位朋友曾说：

    “科学已判决小土地私有制必定灭亡，正义则判决大土地所有制必定灭亡。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土地要么必须成为农业联合体的财产，要么必须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未来将决定这个问题。”（注：引自塞·德·巴普1868年9月11日在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报告。——129。）

    相反地，我却认为，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整个社会只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摆布。

    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注：草稿中不是“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是“它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而社会将变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组织”。——编者注）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第129页◎而生活将成为往事。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

论住宅问题

作者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写于 一八七二年

  第一篇　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在《人民国家报》第10号和以下几号上，连载了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们是——除了某些早已无人问津的40年代的美文学的东西之外——把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恰好在25年前给了蒲鲁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注：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鲁塞尔-巴黎版。）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来说，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尝试及时加以反驳。

    目前报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谓住房短缺问题，并不是指一般工人阶级住房恶劣、拥挤、有害健康。这种住房短缺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这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它所特有的许多痛苦中的一种；相反，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而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第142页◎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议论纷纷，只是因为它不只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到小资产阶级。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作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今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那一支付给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它们所雇用的仆人（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中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这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编者注））。

    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走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很有醒世作用的争吵和相互欺诈中完成的。因为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而这种欺骗现在在零售商业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已经完全成为卖主的生存条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价格或质量方面欺骗工人，并不是因为工人有工人这样的特殊身分。相反地，只要某种平均强度的欺骗在某一地方成为社会通例，长此下去就一定会通过工资的相应的提高而被抵销。工人◎第143页◎对小店主来说是买主，也就是现金持有者或债务人，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劳动力出卖者的身分出现的。这种欺骗对工人和一切贫苦阶级的伤害要比对富有社会阶级的伤害更厉害，但是这种欺骗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祸害，不是唯有工人阶级才会遭受的祸害。

    住房短缺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毁，改建成别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这些住房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政权曾通过欧斯曼在巴黎利用这种趋势来大肆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但是欧斯曼的幽灵也曾漫步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维也纳似乎也感到亲切如家乡。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较小的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

    所以，这种租房难的现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级的打击厉害；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骗一样，不是一种仅仅伤害工人阶级的祸害，并且因为它伤害了工人阶级，所以发展到一定程度和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必然同样会在经济上受到某种抵销。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爱研究的问题。◎第144页◎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我们已经说过的决非只是工人问题的住宅问题，并且反过来又把住宅问题说成是一个十足的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这决不是偶然的。

    “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这完全不对。

    在住宅问题上有互相对立的两方：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从后者那里买得住房的暂时使用权；他有现金或可利用信贷，尽管他必须按高利贷价格，即以追加租金形式向这个房主本身取得这种信贷。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个工人——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出现的；他应该事先卖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劳动力，才能够拿着卖得的钱以住房用益权的买主身分出现，或者应该有能力担保这个劳动力一定卖得出去。在这里，不会出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资本家让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其次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暂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可见，这里产生出一个盈余的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增加了。租赁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在承租人那里占了多少便宜，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一个工人，无论资本家付给他的劳动的报酬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价值，他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诈骗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则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高于住房价值的房租时才有这种遭遇。因此，试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前一种关系。相反，我们要谈的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十分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各种◎第145页◎调节一般商品买卖，特别是调节“地产”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首先要计算的是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价；最后，决定问题的是当时供求状况。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的权利根据，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其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补偿。”

    这里蒲鲁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忘记的是，房租不仅应该支付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缮费用，烂账和欠租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房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最后，房屋是非永久性的，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应当逐年分期得到偿还。第二，这里忘记的是，房租还应该支付房屋所占用的地皮带来的价值附加额的利息，就是说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诚然，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会立刻解释说，这种增值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所以不应归他所有，而应该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要求废除地产。我们现在就来详谈这一点，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最后，他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涉及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用益权。蒲鲁东既然从未考虑过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不清楚，原先建筑房屋的成本价格怎么可能会在50年内以房租形式得到10倍的偿还。他不从经济方面去研究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并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以及怎样相抵触，却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学领域，以求得救。他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每◎第146页◎年获得一定款项的“永恒的权利根据”。至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权利根据，蒲鲁东却默不作声。然而这正是他应当说明的。假如他研究过这一点，他就会发现，世界上一切权利根据，不论怎样永恒，也不能使一所房屋有能力在50年内以租金形式获得10倍于房屋成本价格的偿还；只有经济条件（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权利根据形式下获得社会的承认）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他就又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上去了。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学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的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必要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5 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页。——编者注））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比他的老师高明些：◎第147页◎

    “租赁合同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千百种交易之一，其必要性就像动物躯体中的血液循环一样。如果这一切交易都能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的公平要求来进行，那当然是有利于社会的。总之，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提到经济上的法的高度。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中肯地描述了蒲鲁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5年居然还有人能够用德文把这种混乱的东西发表出来，这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这全部胡说意味着什么呢？无非表明，调节着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实际作用同作者的法理感大相径庭，而作者虔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得到纠正。——是啊，癞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它的要求剥削工人的法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对我们说，这并不是他的法的观念，我们是否就前进了一步呢？

    我们还是回到住宅问题上来吧。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听任他的“法的观念”自由驰骋，并发表如下一套动人的议论供人欣赏：

    “我们毫不犹疑地断定，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备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接合点，即人们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风卷走……　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们自己的家园——现代无产者实际上却悬在空中”等等。

    在这曲耶利米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造成现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绝对必须割断那根把昔日的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园圃◎第148页◎和小块田地的手工织工，哪怕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仍然无声无息、安于现状、“非常虔诚和规规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在内心深处完全是一个奴隶。正是现代大工业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正是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而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27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一书中）正好对18 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劳动者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过程的主要特征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必然首先对当事的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里也作了如实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可能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的发展程度比1772年的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的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园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渴慕地惋惜（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注：“惋惜埃及的肉锅”一语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惋惜埃及的肉锅”后来逐渐成了一句谚语。——149。），惋惜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惋惜“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第149页◎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手工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种极其可恶的事情，一种本来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小资产者蒲鲁东向往的世界是这样的：每个人制造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如果那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么“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脚步踏碎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在大工业的一切部门中消灭了单独劳动，并且在较小的和最小的部门中日益消灭着这种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既然已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新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第150页◎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无知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自己的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在现代工业产品上进行这样的计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个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生产出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恒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 ，　pereat mundus！

    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毁灭！

    如果蒲鲁东的这种反革命的东西确实能付诸实现，世界是要毁灭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也是可能保证获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只要这句话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第151页◎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个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所有者，而是纯粹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储存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

    ——

    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重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听到这样的要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房，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发生的房屋的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形式得到2倍、3倍、5 倍或10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某种权利根据为依据的，而这种权利根据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权利根据，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对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偿付。如果我们设定的前提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下的结论，那么当然只要有江湖骗子的技巧就可以从口袋中现成地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这里的情形也是这样。废除住房租赁制被宣布为一种必然性，具体地说，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得很：

    “赎买出租住房……　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偿付给原来的房主。过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奉献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而现在，从宣布赎买出租住房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规定的金额，就成为对转归他所有的住房价值的逐年的分期偿付……　社会……就这样变成由独立的、自由的住房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

    在这位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在房屋◎第152页◎上面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禁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取利息，而就这部分资本又体现为所购买的地产这一点来说，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触动。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通过这种交易来使用劳动力，让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亚种资本家及其仆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亚种资本家，而且就是那些不直接购买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宣称：

    “所以，废除住房租赁制是革命思想母腹中产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辉煌的追求之一；它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

    这同老师蒲鲁东本人在集市上的叫卖声一模一样，在他那里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也总是同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

    但是，请想象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要通过逐年分期付款先成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那里的工业规模大，而工人的房屋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单独居住一所小屋子，所以在这里上述设想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小但房屋大，里面合住着10家、20家、30家。在宣布赎买一切出租住房的救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第153页◎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按照我们的设想，他成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6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1/15的所有者。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秀丽的4层楼上一个相似的房间里，在这里住了5个月，刚刚获得了所有权的1/36，突然一次罢工再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11个月，承担了上昂格尔小巷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底层房间不多不少11/180的所有权。以后多次迁移，这是现在的工人时常遇到的情况，于是他又承担了圣加伦一处同样能说得过去的住房的7/360的所有权，另外一处在利兹的住房的23/180的所有权，以及第三处在瑟兰的住房的347/56223 的所有权——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让“永恒公平”有所抱怨。我们的彼得从各个住房的这全部占有份额中能够得到什么呢？谁会给予他这些份额以恰如其分的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房的其余份额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一座多层的大楼，比方说，有20套住房，在赎买期满和住房租赁制废除后也许要属于散居世界各处的300个部分所有者，那么这样一座大楼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注：指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154、614、732。），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人的每一劳动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也会对住房的每一份额支付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论住宅问题的各篇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经在英国以劳◎第154页◎动交换市场（注：劳动交换市场，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这些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这些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建立不用货币的交换，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失败了。——155。）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

    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房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已指出的蒲鲁东的那个反动的基本观点之上的，这个观点认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状态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物，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100 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个人的旧的一成不变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这种状态无非是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的理想化的重建。假如工人真的重新被抛回到这种一成不变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风”真的侥幸被排除了，那么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显得那样乏味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100 年，从而把当代工人又变成像他们的高祖们那样眼界狭隘、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奴隶。

    至于蒲鲁东的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中的合理的和可以实际实现的内容，现在已经付诸实行了，但这不是出自“革命思想母腹”，而是由大资产者本身倡导的。我们且听一听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注：《解放报》是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9月至1872年4月是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曾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1872年至1873年，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还发表了《哲学的贫困》的和《资本论》第1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的一部分文章是专为该报写的。——155。）在1872年3月16日论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

    “还有另一种由蒲鲁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作分期偿付住房价值的赎款，而承租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房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鲁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让承租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尔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套办法，不仅是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统治阶级最明达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造就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大军。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第155页◎产打碎，使之成为小地产，——现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着的大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成分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固定障碍。拿破仑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的办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而多尔富斯先生及其同行把可以逐年分期偿付的小住房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甚至反过来直接危害工人。”（注：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一段话可以说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3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600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为了获得到处是烂泥的荒郊中离城里一个钟头路程的一所倒霉的小房子，总共要费去4 800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房，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供求的逐渐的经济上的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第156页◎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供军队宿营那样容易实现了。

    　——

    但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住宅问题方面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平地提升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领域，以表明这个问题在那里也是“社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假定，资本的生产性真正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而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一项过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这项法律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分，并且请注意，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一分利率还要逐渐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　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没有用处了。”

    这段议论包含蒲鲁东的教义问答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乱观念的一个明显例证。

    “资本的生产性”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的胡说。诚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说过，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但是他们还应当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结果不仅能收回他预付的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便硬说资本本身有一定的生产性。蒲鲁东照搬这一套关于资本的生产性的说法，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是多么深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之中。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的生产性”，无非◎第157页◎是说资本（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攫为己有的性质。

第二篇　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一

    在论蒲鲁东主义者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那一篇中，已经说明小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大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颇大的、虽然只是间接的利害关系。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不时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伤寒、肠热症、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总是通过工人街区的被汙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条件适宜时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越出原来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去。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

    当这一点由科学查明以后，仁爱的资产者便宽宏大量地争先◎第163页◎恐后地关怀起自己工人的健康来了。于是就建立协会，撰写着作，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一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对工人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设法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特别是在英国，由于那里大城市最多，因而烈火已经烧到大资产者头上，已开展起大规模的活动；委任了调查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它们的报告在精确、完备和公正方面胜过大陆上发表的一切资料，成了包含有或多或少严厉的干预措施的新法律所依据的基础。这些法律虽然也极不完善，然而还是远远胜过大陆至今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产生出必须加以治疗的弊病，并且必然不断反复地产生，以致这种治疗甚至在英国也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在德国，照例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使这里也长期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发展到可以把昏睡的大资产阶级推醒过来的危急程度。不过，谁走得慢，谁就走得稳当些，终于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文献，这些文献无非是从外国前辈，主要从英国前辈那里抄来的淡而无味的摘录，人们用响亮华丽的辞藻把它们打扮成高明见解来欺骗人。其中有一本书，就是埃米尔·萨克斯博士的《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

    我之所以选出这本书来说明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观点，只是因为它试图尽量包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资产阶级文献。我们的这位作者当作“资料”用的这些文献真是妙极了！从英国议会报告书，即真正的重要资料中，只提到了最旧的三篇的名称；整本书证明作者连其中一篇都从来没有看过；可是他却给我们介绍了一系列专讲空话的资产阶级的、好心的市侩的、虚伪慈善主义的着述：杜克佩西奥、罗伯茨、霍尔、胡贝尔的着作，英国社会科学（倒不◎第164页◎如说胡说）大会的发言稿，普鲁士保护劳动阶级福利协会的会刊，奥地利关于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官方报告，波拿巴当局关于同一博览会的官方报告，《伦敦新闻画报》，《海陆漫游》，最后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一个具有“敏锐而务实的头脑”和“令人悦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那位尤利乌斯·孚赫！在这个资料单中缺少的只是《凉亭》、《喧声》和射手库奇克。（注：《伦敦新闻画报》是每周出版的一种英国画报，从1842年起出版。

    《海陆漫游》是每周出版的一种德国画报，1858至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凉亭》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凉亭。家庭画报》的简称，1853至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至1943年在柏林出版。

    《喧声》见注67。

    射手奥古斯特·库奇克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士兵歌曲的作者，德国诗人哥·霍夫曼的笔名。——165。）

    萨克斯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误解，在第22页上声称：

    “我们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就是国民经济学说在社会问题上的运用，确切些说，就是这门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用以达到下述目标的各种手段和途径的总和，这个目标就是：根据这门科学的’铁的’规律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内使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

    我们且不去讨论这种认为“国民经济学说”或政治经济学一般说来不去研究“社会”问题而是研究其他问题的煳涂观念。我们要立即来研究主要点。萨克斯博士要求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铁的规律”，让“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换句话说，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而“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状况则应该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不是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而是真正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本家。可见，萨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途径，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这一方同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财产的雇佣工人这另一方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内部，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同时又继续当雇佣工人。萨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第165页◎把问题解决了。也许他会不吝赐教，给我们指出，法国军队中从老拿破仑时代起就有机会晋升元帅的每位士兵可以怎样变成元帅而同时又继续当普通士兵，或者给我们指出，怎样做到使德意志帝国的4 000万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想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301和302页。——编者注）。我们已经看到，萨克斯先生恰好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认为解决了住宅问题便解决了上述问题；他所持的意见是：

    “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房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这种办法——仅仅用广泛改善住房条件的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绝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常常几乎是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实实在在的高峰。”（第14页）

    顺便说说，无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而掩饰这个阶级的存在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萨克斯先生在第21页上向我们说明：在劳动阶级中，除工人本身以外，按理解还应包括一切“贫穷的社会阶级”，“全体小百姓，即手工业者、寡妇、领恤金者〈！〉、下级官吏等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了手！

    住房短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善良的资产者萨克斯先生可能不知道，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第166页◎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汙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在这样的社会中，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对健康等等的各种反作用，只有在产生这种现象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才能消除。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知道这点的。它不可能弄清楚住房短缺是现存条件造成的。因此，它别无他法，只好用一些道德说教来把住房短缺归之于人的邪恶，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这里应当承认，——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多么大胆的结论！〉——过错……一部分应归之于渴望得到住房的工人本身，另一部分并且是更大的部分应归之于负责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或者应归之于那些虽拥有必要资金而根本不肯负起这种责任的人们，即各有产的上等社会阶级。后者的过错……就在于他们不愿意设法充分供应良好的住房。”

    蒲鲁东曾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法学领域，而我们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里则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域。这是很自然的。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说教，而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时一碰到竞争，就又会立刻烟消云散。这种说教同站在水池边的老母鸡向它孵出的在池中欢快◎第167页◎地游来游去的小鸭所作的说教是一样的。虽然水里容易淹死，小鸭还是下了水；虽然利润不讲温情，资本家还是趋求利润。“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老汉泽曼早就这样说过（注：引自汉泽曼在第一届联合议会1847年6月8日第34次会议上的演说。《第一届普鲁士国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第55页。——168。），在这一点上他比萨克斯先生见解深刻。

    “良好的住房很贵，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没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资本……对于建造供劳动阶级居住的住房望而却步……因而这些阶级由于需要住房而大部分落入投机活动的罗网。”

    可恶的投机活动！大资本自然是决不会进行投机的！但是，阻止大资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机的不是什么恶意，而只是无知：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满足住房需要……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他们不知道，当他们照例这样不负责地供给人们以恶劣的、有害的住房的时候，他们会使人们受到怎样的损害；最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害处。”（第27页）

    但是，资本家的无知还要加上工人的无知，才能一起造成住房短缺。萨克斯先生承认，“最下层的”工人“为了不致露宿街头，总有必要〈！〉设法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而他们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自卫能力和孤立无援的”，接着他对我们说：

    “有个事实大家毕竟都知道，这就是，他们〈工人〉中间有许多人由于轻率，而主要是由于无知，几乎可以说是被巧妙地夺走其机体自然发展和健全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他们丝毫也不懂得合理的保健，特别是不懂得住房在这方面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第27页）

    但是在这里，资产者露出马脚来了。资本家的“过错”不声不响地化为了无知，而工人的无知不过成了发生过错的根由。请听一听吧：

    “所以，结果就是〈自然是由于无知〉只要能省一点房租，他们就搬进阴◎第168页◎暗、潮湿、狭小的住房，简言之，搬进对种种卫生要求来说简直是一种嘲弄的住房……往往是几家人合租一处住房，甚至合租一个房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少花一点房钱，同时他们却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似地挥霍在酗酒和种种无聊娱乐上面。”

    工人“挥霍在烟酒上面”（第28页）的钱、“成天泡酒馆的生活及其种种悲惨后果，像铅砣一样一再把工人等级拖进泥坑”，——这确实像铅砣一样压在萨克斯先生的胃里。至于在现今环境下，工人酗酒，像伤寒、犯罪、寄生虫、法警和其他社会病害一样，都是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必然产物，它必然产生，甚至人们可以预先计算出酗酒者的通常的人数，这一点又是萨克斯先生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以前的一位启蒙老师早就说过：“平民进酒馆，上等人进俱乐部。”这两种地方我都去过，所以能够证实这话是对的。

    关于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废话，归结起来无非是主张劳资利益和谐的老调，如果资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会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房，并改善工人的整个处境；如果工人认识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不会举行罢工，不会从事社会民主运动，不会参与政治，而会乖乖地听从自己的上司资本家。真可惜，双方都发现自己的利益完全不是萨克斯先生及其无数前辈在说教中所讲的东西。关于劳资和谐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讲了50年了，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通过设立模范设施来证明这种和谐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50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

    我们的作者现在要来实际解决问题了。蒲鲁东要把工人变成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计划是多么缺乏革命性，这仅仅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就可看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早在蒲鲁东以前就已经尝试——并且现在还在尝试——实施这个计划。萨克斯先生也宣称，住◎第169页◎房问题只有使住房所有权转归工人才能完全解决（第58页和第59页）。不仅如此，他一想到这里就感慨万端，写出了如下激动的文字：

    “在人所固有的对于地产的眷恋中，在连现代剧烈的营利生活也不能使之削弱的本能中，潜藏有一种奇特的东西。这就是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地产这种家当意义重大。人一获得了地产，也就获得了可靠的地盘，彷佛在土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经济〈！〉都在地产中获得最稳固的基础。然而，地产的赐福的力量还远远超出这些物质利益之外。谁有幸能把一块土地称为自己的东西，他就达到了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他就有一个他可以独立自主地来支配的领域，他就成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实力，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了一个可靠的根据地；他的自我意识就生长起来。从而他的道德力量也随之生长起来。因此地产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深远意义的……　这样一来，现在无可奈何地听任变动不定的市场行情摆布的、总是听从雇主的工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可以通过他因此而能够利用的不动产抵押信贷来避免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的危险。通过这种办法，他就会从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第63页）

    萨克斯先生大概设想人本质上就是农民；否则他就不会硬说我们大城市中的工人眷恋地产，而以前谁也没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发现过这种对地产的眷恋。对于我们大城市工人说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地产对于他们只能是一种枷锁。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个别的工人也许偶然能卖掉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或者工业普遍危机的时候，受牵连的工人的所有房屋都会上市出卖，因而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买主，或者卖得远远低于成本价格。如果他们全都找到了买主，那萨克斯先生的全部伟大的住房改革便又告吹，只好再从头做起。不过，诗人总是生活在想象世界里的；萨克斯先生也是这样，他想象土地所◎第170页◎有者已经“达到了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已经有了“可靠的根据地”，“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可以通过他因此而能够利用的不动产抵押信贷来避免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的危险”等等。但是，让萨克斯先生去仔细看一看法国和我们莱茵河流域的小农吧；他们的房屋和田地都由于抵押而变成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庄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经属于债主，在他们的“领域”内可以独立自主地支配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高利贷者、律师和法警。这对高利贷者来说的确是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而为了使工人能够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给高利贷者来独立自主地支配，好心的萨克斯先生就周到地告诉工人可以利用不动产抵押信贷。他们在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利用这种信贷，而不必去加重济贫事业的负担。

    无论如何，萨克斯先生现在已经把开始时提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工人因获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为资本家”了。

    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只有当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小屋子才成为资本。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这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正如我从裁缝那里买来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资本一样。拥有价值1 000 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萨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能称他是资本家。

    但是，我们这个工人身上的资本家特征还有其另一方面。我们假定，在某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已经成为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房；住房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第171页◎说的铁的规律”，也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省下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

    可见，萨克斯先生甚至连在纸面上也没有能把自己的那个工人变成资本家。

    附带说一句，上面所说的话对于终究会节约或降低工人生活资料费用的一切所谓社会改革都是适用的。如果这些改革能普遍推行起来，那时工资就会跟着相应地降低；如果它们始终只是个别的实验，那时它们作为个别例外而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大规模实现这些改革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我们假定，某个地方由于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而使工人食品价格降低了20％；那么这个地方的工资经过一些时候就会降低将近20％，也就是说，降低的比率同这些食品费用在工人生活费用中所占的比率相一致。譬如说，假若工人在这些食品上平均花费自己一周工资的3/4，那么工资最终会降低3/4×20＝15％。简要地说，只要这类节约性改革普遍推行起来，工人通过这种节约能缩减多少生活开支，他所得的工资也就会降低多少。如果每个工人能节约出52塔勒的独立收入，那么他的每周工资最后一定会降低1塔勒。总之，他越节约，他所得到的工资就越少。因此，他节约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还有什么办法能“最有力地激发他发扬……首要的持家之道，即节俭精神”呢？（第64页）◎第172页◎

    不过，萨克斯先生接着又告诉我们，工人成为房主，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

    “要知道，不仅工人等级，而且整个社会都极其关心的是，期望看到尽可能多的成员依附于〈！〉土地〈我很想哪怕是有一次看到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萨克斯先生〉……假如……工人自己通过这种办法转变成有财产者阶级，那么使我们脚下燃烧的叫作社会问题的火山喷出烈焰的一切潜伏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怨恨、憎恶……危险的错误思想……都一定会像晨雾碰到朝阳那样消散。”（第65页）

    换句话说，萨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随着占有房屋而发生的无产者地位的改变，也丧失自己的无产者的性质，重新像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胆小怕事的人。这可能是蒲鲁东主义者们念念不忘的事情。

    萨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社会问题解决了：

    “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这个曾经有许多人怎么也猜不出的斯芬克斯之谜，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可以捉摸的事实而摆在我们面前了吗？它不是因此已经脱离理想领域而进入了现实领域吗？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不就是达到了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中的最极端的派别也视为自己理论顶峰的最高目标之一吗？”（第66页）

    真是幸运，我们总算攀登到了这个地方。这一声欢呼正是萨克斯先生这本书的“顶峰”，此后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从“理想领域”降到平坦的现实；而当我们到达下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这里是毫无变化，的确是毫无变化。

    我们的向导为了让我们往山下迈出第一步，教导我们说，工人住房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小宅子制，每个工人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小园圃，像在英国那样；另一种是营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许多户工人，像在巴黎、维也纳等等地方那样。◎第173页◎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德国北部流行的制度。诚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恰当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权的制度；营房制对健康、道德和家庭宁静来说确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房短缺的中心地点，在大城市里，小宅子制因为地价昂贵而不能实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修建大营房而能建造有4-6套住宅的房屋，或者运用各种建筑上的巧妙方法把营房制的最重大缺点消除，也就应该感到欣幸了（第71-92页）。

    我们不是已经往下走了一大段了吗？把工人变成资本家，解决社会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仍留在高高的“理想领域”里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是在乡间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尽可能把工人营房修造得还能过得去。

    可见，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显然遭到了失败，由于碰到城乡对立而遭到了失败。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从而可能着手消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城乡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这种对立，相反，它必然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对此，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有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模范大楼中，城乡对立已经不存在了。可见，这里的情形恰好与萨克斯先生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荒谬的。但是，现代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的问题，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每一次社会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接过现有的东西，并且凭◎第174页◎借现有的手段来消除最难容忍的祸害。我们已经看到：把属于有财产者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弥补住房短缺。

    萨克斯先生接下来又从大城市的存在出发，长篇大论地论述应当在大城市附近建立工人移民区，并且描写了这种工人移民区的一切妙处，这里有公共“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供暖或热水供暖、洗衣房、干燥室、浴室等等”，还有“托儿所、学校、祈祷室〈！〉、阅览室、图书馆……葡萄酒和啤酒贮藏窖、豪华气派的跳舞厅和音乐厅”，还有传送到每所房子里、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生产从工厂重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力，然而这套议论丝毫也不会使情况有所改变。他所描写的移民区是胡贝尔先生直接从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那里抄袭来的，并且由于把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一笔勾销而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然而正是因此就完全变成空想的了。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没有兴趣建立这样的移民区，并且除了在法国的吉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移民区；而且法国的那个移民区是由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不是作为赢利的投机事业，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实验建立起来的。（注：并且这个移民区最后也完全变成了剥削工人的地方。　见1886年巴黎《社会主义者报》（《社会主义者报》是法国的一家周报，于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80至90年代，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为该报撰稿。

    关于吉兹移民区的文章，载于1886年7月3日和2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号和第48号上。——175。））同样，萨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40 年代初由欧文在汉普郡建立的早就不存在了的共产主义移民区“和谐大厦”（注：和谐大厦是以罗·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9年底在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5年。——175、616。），来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杜撰方案。

    然而，这一大套关于建立移民区的议论，不过是一瘸一拐地试着再度快速登上“理想领域”，可是这一回也立刻又掉了下来。我们于是又大步走下山来。现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第175页◎

    “雇主即厂主帮助工人得到适当的住房，或者是由雇主自己来建造住房，或者是供给地皮，借给建筑资金等等，鼓励和帮助工人自行建房。”（第106 页）

    这样一来，我们就又走出根本谈不上这一切的大城市而返回到乡村去了。萨克斯先生现在证明说：厂主帮助自己的工人得到勉强可用的住房是合乎自己的利益的，一方面因为这是有利的投资去向，另一方面也因为这必然会

    “提高工人的生活……一定会使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劳动力跟着提高，这自然……同样……是对雇主有利的。而这样一来，也就确立了关于雇主参与解决住宅问题的正确观点：这种参与是无形联合的结果，是雇主多半在人道意旨的外衣下对他的工人的身体、经济、精神和道德福利关怀的结果，这种关怀由于产生应有的结果，即由于吸引和保持能干、熟练、勤劳、知足和忠实的工人，自然在经济方面得到报偿”（第108页）。

    胡贝尔企图用“无形联合”（注：见维·艾·胡贝尔《社会问题。四、无形联合》1866年北豪森版。——编者注）的说法给资产阶级慈善家的呓语加上一层“崇高的意义”，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农村大工厂主，尤其在英国，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也早就确信，修建工人住房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仅是工厂建筑蓝图本身的一部分，而且还带来丰厚的收入。在英国，许多村落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中有一些后来已经发展为城市。可是工人并不感谢仁爱的资本家，很早以前就对这种“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抗议。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必须为房屋付出垄断价格，因为厂主没有竞争者；而且在每一次罢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无家可归，因为厂主当即把他们抛到街头，使得任何反抗都极难进行。至于详细情形，可以参看我的◎第176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224页和第228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8-470、473-474页。——编者注）。但是，萨克斯先生认为这种论据“几乎不值一驳”（第111页）。难道他不是想使工人拥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吗？自然是想的。可是“雇主必须时时有可能随意支配住房，以便在解雇一个工人时能够为接替者提供住处”，所以……应该“事先约定，遇有这种情况可以取消所有权”（第113页）。（注：在这一方面，英国资本家也不仅早已实现了而且还远远超过了萨克斯先生的全部宿愿。1872年10月14日星期一在莫珀斯，法庭为了审定议会选举人名册，必须就2 000 名矿工申请把他们列入选民名册一事作出裁决。结果发现：依据这些人所在的矿场的规章，他们大多数都不是被视为他们所住的那些小屋子的承租人，而只是些被准许呆在那里的人，不经任何事先通知就可以随时抛向街头（矿主和房主当然是同一个人）。法官裁决说，这些人并不是承租人，不过是些仆役，因此他们无权列入名册（1872年10月15日《每日新闻》100）。）

    这次我们出乎意料很快就降了下来。起初是说工人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随后我们得知，这在城市中办不到，只有在乡下才行得通；现在又告诉我们，这种所有权即使在乡下也只是“事先约定可以取消”的东西！由于萨克斯先生新发明了这种适用于工人的所有权，由于他把工人变成“事先约定可以取消”的资本家，我们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平坦的大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研究资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决住宅问题方面实际上做了些什么。◎第177页◎

    二

    如果我们相信了我们这位萨克斯博士的话，那么资本家先生们现在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消除住房短缺，并且这就证明住宅问题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得到解决。

    首先，萨克斯先生给我们举出例子——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表面上是为了草拟关于法国各劳动阶级状况的报告，实际上是为了替帝国增光而把这种状况描绘成真正的天堂。而萨克斯先生就来引证这个由波拿巴主义的腐败透顶的工具所组成的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是因为它的工作成果，“据专门为此任命的委员会自己声称，对法国是相当完备的”！这些成果是什么呢？在提供信息的89个大工业企业，或者股份公司中间，有31个没有修建工人住房；在已经修建起来的住房中，据萨克斯先生自己估计，顶多能容纳五六万人，而且这种住房几乎都是一户两室！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资本家，如果被自己的生产条件——水力和煤井、铁矿矿层及其他矿山等等的位置——束缚在某个乡村地区，而又没有现成的工人住房，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房。但是，要把这一点看作存在“无形联合”的证明，看作“对这件事及其重要影响有更多理解的明显证据”，看作“大有前途的开端”（第115页），——那要有根深蒂固的自我欺骗的习性才行。另外，在这方面各国工业家也因各自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所不同。例如，萨克斯先生在第117页上向我们说：

    “在英国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这方面加紧行动。特别是在乡下遥远的村落里……工人从最近的居民点到工厂去也往往要走很长的路，走到工◎第178页◎厂时已经十分疲乏，工作时效率不高，这种情况就是促使雇主为自己的劳动力修建住房的主要原因。同时，对这种状况有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改革同其他一切无形联合因素联系起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而这些繁荣移民区的产生正应归功于他们……　海德的阿什顿、特顿的阿什沃思、贝里的格兰特、博灵顿的格雷格、利兹的马歇尔、贝尔珀的斯特拉特、索尔泰尔的索尔特、科普利的阿克罗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联合王国享有盛名。”

    天真得令人起敬，无知得更加令人起敬！英国乡村中的工厂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房！亲爱的萨克斯先生，不对！英国资本家不仅就钱袋来说，而且就脑袋来说也都是真正的大工业家。早在德国出现真正的大工业以前，他们就已经明白，在农村开办工厂时，修建工人住房的投资是全部投资中一个必要的、能直接间接带来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麦和德国资产者之间进行的斗争给予德国工人以结社自由以前，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冶炼厂主就从实践中得知，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罢工的工人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格雷格、阿什顿、阿什沃思这些人的“繁荣的移民区”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40年以前它们就已经被资产阶级当作样板加以宣扬了，而我自己在28年以前已经对此作过描写（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28-230页脚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73-474页。——编者注））。马歇尔和阿克罗伊德（Akroyd——他的姓是这样写的）所创立的移民区也差不多有这样久，斯特拉特的移民区年代就更久了，它还在上一世纪就开始出现。既然英国工人住房的平均寿命假定是40年，那么萨克斯先生就是搬手指头也可以算出这些“繁荣的移民区”现在处于怎样的破败状态了。况且这些移民区的所在地现在大多数都不再是乡下；由于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移民区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第179页◎屋层层围住，以致它们目前已经地处拥有两三万以至更多居民的汙秽多烟的市镇中间，但这并不妨碍以萨克斯先生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科学在现在还分毫不爽地重唱那些早已不适用的1840年的英国老赞美歌。

    特别要提到的是老阿克罗伊德。这个老实人无疑是个十足的慈善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工人，尤其爱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约克郡的那些不如他那样仁慈的竞争者们常常说：在他的工厂中做工的全都是他自己的儿女！可是，萨克斯先生断言，在这些繁荣移民区，“私生子越来越少了”（第118页）。完全正确，私生子是非婚生的；在英国工厂区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

    在英国，紧靠每个乡村大工厂随同工厂一起建造工人住房，这在近60年以至更久以来就已经成了通例。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工厂乡村有许多已经变成了后来形成的整座工厂城市的中心，并且出现了工厂城市所产生的一切弊害。因此，这些移民区并没有解决住宅问题，而是由此才在当地造成了这种问题。

    反之，那些在大工业方面只是蹒跚地跟在英国后面，实际上只是从1848年起才懂得什么是大工业的国家里，在法国，尤其是在德国，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巨型冶炼厂和制造厂（如克勒佐的施奈德工厂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犹豫了很久以后才下决心修建一些工人住房。大多数农村厂主都让自己的工人冒着炎暑和雨雪清晨步行几德里赶到工厂，晚上再步行赶回家。这种情形特别常见于多山的地区——法国和阿尔萨斯的孚日山脉，以及伍珀河、锡克河、阿格河、伦讷河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其他河流的沿岸地区。在厄尔士山区，情形也不见得好些。不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同样是小气的吝啬鬼。◎第180页◎

    萨克斯先生很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大有前途的开端也好，还是繁荣的移民区也好，都毫无意义。因此他现在企图向资本家证明，他们从修建工人住房方面能获取多么可观的收入。换句话说，他企图给他们指出一条欺骗工人的新路。

    首先，他给他们举出伦敦的许多建筑协会作例子，这些协会一部分是慈善性的，一部分是投机性的，它们已获得了4％-6％以至更高的纯利。至于投在工人住房上面的资本带来很好的收益——这用不着萨克斯先生来向我们证明。现在投在建造工人住房方面的资本为什么并不那么多，其原因在于昂贵的住房会给房主带来更优厚的利润。因此，萨克斯先生给资本家的忠告仍然不过是一种道德说教罢了。

    至于这些伦敦建筑协会，萨克斯先生大肆赞扬说它们取得了辉煌成绩，而据他自己的估计（他把任何一种建筑投机事业都包括进去了），它们总共也只是使2 132个家庭和706个单身汉，即总共还不到15 000人有房子住！这类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德国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描绘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单是在伦敦东部，就有100万工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下！所有这些慈善行为，实际上是非常可怜和微不足道的，甚至英国议会关于工人状况的报告连一次也没有提到过。

    在文章的整个这个部分中暴露出来的对伦敦情况的可笑的无知，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说了，只是要指出一点。萨克斯先生以为索荷区内供单身汉住宿的客栈歇业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指望有很多顾客”。看来萨克斯先生以为整个伦敦西头都是无与伦比的豪华城区，而并不知道最优雅的街道背后紧挨着就是汙秽不堪的工◎第181页◎人街区，例如索荷区就是其中的一个。萨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23年前就已经知道的索荷区内模范客栈，当初客人很多，但后来歇业了，因为谁在那里都受不了。而这还是最好的客栈之一。

    那么，阿尔萨斯的米卢斯工人镇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成就吗？

    米卢斯的工人镇对大陆资产者说来，正如阿什顿、阿什沃思、格雷格等人的一度“繁荣的移民区”对于英国资产者一样，是引以自傲的地方。可惜这个工人镇不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与阿尔萨斯资本家的“无形”联合的产物，而是他们的公开联合的产物。它是路易·波拿巴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一。国家曾为它垫付了1/3的资本。它在14年内（到1867年为止），依照一套在英国（这里人们对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行不通的有缺陷的办法修建了800所小屋子；让工人在13-15 年内每月付出昂贵的房租以取得房屋所有权。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到，这种获取所有权的方法在英国的互助性的建筑协会里早就采用了，根本不必由阿尔萨斯的波拿巴分子来发明。为购买房屋而付出的加价房租同英国比起来是相当高的；例如，工人在15年内累计付出4 500法郎以后，能取得一所在15年前值3 300法郎的房屋。一个工人如果要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哪怕仅仅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在这种场合，他就可以被赶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价的6 2/3％计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价值是3 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余数退还给他，但不付分文利息。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形下，建筑协会即使没有“国家帮助”也会大发其财。同样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提供的住房，只因为位于城外半农村地区，才优于城内的旧的营房式的住房。◎第182页◎

    关于在德国所做的几个可怜的实验，萨克斯先生自己在第157 页上承认它们是很不像样的，我们也就不去讲了。

    所有这些实例究竟证明了什么呢？仅仅证明：修建工人住房，即使不践踏各种卫生法，对资本家说来也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这一点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这一点我们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满足某种需要的投资，只要合理经营都会带来收益。问题仅仅在于：虽然如此，为什么住房短缺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如此，为什么资本家还是不肯给工人提供足够数量的良好住房呢？于是萨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资本提出劝告，而对问题却仍不作答复。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复，我们在上面已经作出了。

    资本即使能够办到，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短缺，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弄清了。于是只剩下其他两个出路：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

    萨克斯先生是一个自助办法的热烈崇拜者，在住宅问题方面也能说出自助所创造的一些奇迹。可惜他一开始就不得不承认，自助只是在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农村，才能起点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国，只能产生极有限的作用。然后，萨克斯先生喟然长叹道：

    “依靠这个方法〈自助〉的改革只能间接实行，因而永远只能不完全地实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原则有力量影响住房质量的限度内实行。”

    并且连这也很值得怀疑；无论如何“私有原则”对我们这位作者的文笔的“质量”决没有起过改革性的作用。虽然如此，自助在英国依然造成了奇迹，结果，在那里为解决住宅问题而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切，都被远远超过了。这里指的是英国的建筑协会，而萨克斯先生之所以特别详细地研究它们，是因为◎第183页◎

    “关于它们的实质和活动普遍存在着很不充分的或错误的看法。英国的建筑协会根本不是……建筑社或建筑协作社，用德语来讲倒不如……把它们叫作’购房协会’；它们作为协会，目的是要由会员定期交费来构成基金，根据资金积累的多少从这笔基金中贷款给会员们去购买房屋……　因此，建筑协会对于一部分会员说来是储蓄协会，对于另一部分会员说来是预支金库。可见，建筑协会是一种旨在满足工人需要的抵押信贷机构，主要是利用……工人储蓄……扶助储户同伴去购买或修建房屋。如事先规定的，这种贷款要有相应的不动产作抵押，并且要在短期内分批清偿，包括付息和分期还本在内……　利息并不支付给储户，而总是按照复利记在他们账下……　想要把储金连同积累的利息一并取回……只要在一个月前预先声明，就可以随时办到”（第170-172页）。“这样的协会在英国有2 000个以上……　其中收集的资本约有1 500万英镑，并且已经约有10万个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购置了自己的房屋；眼下这无疑是难以比拟的社会成就。”（第174页）

    可惜，这里有个“疑虑”也跟着蹒跚地走来：

    “然而问题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决，这至少是因为购置房屋……只有收入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　并且对于卫生条件往往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第176页）

    在大陆上，“这种协会……只有很少的发展余地”。这种协会是以存在小宅子制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这里只是乡下才有；而乡下的工人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自助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可能成立真正的建筑协作社的城市里，建筑协作社会遇到“各种极其明显的和严重的困难”（第179页）。建筑协作社只能修建小宅子，而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话，“这种协作社方式的自助”不可能“在现今条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未必可能——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起主要作用”。要知道，这种建筑协作社还处在“始初的、尚不发展的萌芽阶段”。“甚至在英国也是这样。”（第181页）

    总之，资本家不愿意，工人则没有能力。我们本来到此可以结束这一篇了，不过因为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资产者总是把英国的◎第184页◎建筑协会摆出来给我国工人作模范，所以绝对有必要对英国的建筑协会稍加说明。

    这些建筑协会根本不是工人的团体，它们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使工人购置归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工人购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这些建筑协会实质上是投机性的组织，它们起初规模很小，但就其投机性来说不亚于它们的规模巨大的彷效者。在某个酒馆中，通常是在酒馆主人的发起下——然后就每星期在他那里聚会一次——一些常客和他们的朋友，如小贩、店员、推销员、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者，有的地方还有一个机器制造业工人或另外一个属于本阶级贵族阶层的工人，共同凑成一个建筑协作社。最直接的起因，通常是酒馆主人探听到邻近或其他某个地方有一块比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数参加者由于他们的职业关系并不是被拴在了某个地方；甚至许多小贩和手工业者在城内也只有摊位，没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谁都情愿住在烟雾弥漫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买下一块供建筑用的地皮，就在这里修建尽可能多的小宅子。比较有钱的会员们凑出的贷款就能买地皮；每周交纳的会费，再加上一些小额借款，就够支付每周的建筑费用。那些想购置自有住房的会员，凭抽签分得现成的小宅子，靠相应的加价房租分期偿清买价。其余的小宅子出租或出卖。这种建筑协会，在事业顺利的时候，就会积起或大或小的一笔钱，这笔钱在会员们交纳会费期间是属于会员们的，并且在他们之间有时进行分配或者在协会停办时进行分配。英国建筑协会十有九个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其余的则是较大的，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业的借口下成立起来的，它们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地产投机，使小资产阶级的积蓄能有较好的有抵押作保证的投放处所，获得优厚的利息，并且可望分得红利。◎第185页◎

    至于这些协会究竟是指望着哪一类主顾，这可从一个即使不是最大的，也是最大的之一的协会的广告中看出。伦敦“伯克贝克建筑协会，法院巷南安普敦大厦29号和30号”自成立以来收入已达1 050万英镑（合7 000万塔勒），它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家证券的款项在416 000英镑以上，现有会员和储户21 441人，它的广告内容如下：

    “许多人都知道钢琴厂主采用的所谓三年制度，其内容是租赁钢琴三年者在此期限终了时即成为钢琴所有人。在采用这个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们很难购置一架好钢琴，正如很难购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样；人们逐年出钱租钢琴，所花的钱比钢琴价格高一两倍。在钢琴上可行的办法，在房屋上也可行……　然而因为房屋比钢琴要贵……所以要有较长期限才能用房租偿清买价。因此，本协会理事与伦敦城内各处和郊外各处的房主们达成协定，由本协会理事向伯克贝克建筑协会会员及其他人提供城市各处的大量房屋以供挑选。本协会理事打算采取的办法是这样的：房屋出租期限为12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交纳，出租期满之后，房屋就成为承租人的绝对财产，无须再付其他任何费用……　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缩短期限，或减低租金以延长期限……　凡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中当伙计的人以及其他人，一加入伯克贝克建筑协会，就可以立刻摆脱任何房东而独立。”

    这说得够明白了。丝毫也没有提到工人，却讲到了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当伙计的人等等；并且还假定申请人通常已经有了一架钢琴。事实上，这里说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者和那些想要成为并且能够成为小资产者的人；这些人收入虽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说来总是在逐渐上升，店铺伙计以及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就是如此，而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金额保持不变，实际上则随着家庭人口增加及其需要增长而降低。事实上只有很少数工人才能作为例外参加这种协会。他们一方面收入太少，另一方面收入又太不可靠，所以他们不能承担为期12年半的义务。不属于这种情况◎第186页◎的少数例外，若不是报酬最优的工人，便是工厂监工。（注：尤其是关于伦敦建筑协会的经营情况，在这里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大家知道，伦敦的全部地皮几乎都属于一打左右的贵族，其中最显贵的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贝德福德公爵和波特兰公爵等人。起先这些人把一些建筑地皮出租99年，期满后就把地皮以及地皮上一切东西收归己有。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房屋例如按照所谓修缮租约出租一个较短的时期，例如39年，承租人应依照这个租约把房屋修好并加以保持。签订了这种契约以后，地主就立刻派遣自己的建筑师和该区建筑管理局官员(surveyor)去检查房屋并确定必须修缮的地方。修缮工程往往都是很大，甚至包括重建全部前墙、屋顶等等。这时承租人就把租约当作抵押交给建筑协会，以借取必需的款项，——每年租金130-150英镑的可以借到1　000英镑以至1 000英镑以上，——由自己出钱来进行修建工程。于是，这些建筑协会便成了一种办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这种办法的目的就是用不着自己费力气并利用公众的资金来不断重新修整伦敦地区的属于大土地贵族的房屋并使之保持适于居住的状态。

    而这竟被当作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措施！）

    然而，每个人都明白，米卢斯工人镇的波拿巴分子无非是英国这些小资产阶级建筑协会的可怜模彷者罢了。只不过，波拿巴分子虽然得到国家帮助，但对自己主顾的欺骗却比这些建筑协会要厉害得多。他们的条件大体说来比英国平均的条件还要苛刻；在英国，每次交纳的钱都计算单利和复利，并且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能全部退还，而米卢斯的工厂主则把单利和复利一并纳入腰包，只退还原来用5法朗硬币交纳的数额。没有人会比萨克斯先生对于这个差异更感到惊讶了。他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了这一切，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见，工人自助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剩下的只是国家帮助了。萨克斯先生在这方面能向我们拿出什么东西来呢？三件东西：◎第187页◎

    “第一，国家必须考虑到，应通过国家立法和行政手段消除或适当地改善一切可能以任何方式加重劳动阶级住房短缺的做法。”（第187页）

    这就是说：修改建筑立法并保证建筑业自由，使建筑费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国，建筑立法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建筑业像空中飞鸟一样自由，而住房短缺却依然存在。况且，现在英国的建筑已经便宜到这样的程度，只要附近有一辆马车跑过，房屋就会摇晃起来，并且每天都有房屋倒塌。就在昨天，1872年10月25日，在曼彻斯特一下子倒塌了6所房屋，并且有6个工人受了重伤。可见，这也无济于事。

    “第二，国家政权应制止个别的人因追求一己私利而扩大或重新招来这种灾难。”

    这就是说：卫生和建筑管理部门对工人住房实行监督，授权当局封闭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险的住房。英国从1857年起就已经这样做了。但那里的情况怎样呢？1855年颁布的第一个法令（消灭传染病法），萨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认，始终是“一纸空文”，1858 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第197页）。然而，萨克斯先生认为，只适用于住有1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个法令手工业者住宅法，“无疑是英国议会深刻理解社会事务的良好证明”（第199 页）；但是，这个说法又只是萨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国“事务”的“良好证明”。英国在“社会事务”方面一般比大陆先进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现代大工业的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发展得最为自由和最为广阔，其后果在这里也最为显着，因而在立法方面获得反映也较早。工厂立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但是，如果萨克斯先生以为，一个议会法令只要获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即真正实施，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任何议会法令（只有工场◎第188页◎法除外）都是这样，地方自治法恰好也是这样。这一法律委托给城市当局去执行，而城市当局在英国几乎到处都被公认为是一切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和jobbery（注：Jobbery一词的意思是官吏利用职权图谋个人或家族的私利。譬如说，某一国家的国家电报局局长当了某个造纸厂的匿名股东，他用自己森林中的木材供给这个工厂，然后委托这个工厂为电报局供应用纸，那么这就是虽然很小，但毕竟是干得不错的job，因为这件事足以表明jobbery的原则是什么东西；顺便说说，这在俾斯麦统治下是天经地义和十分自然的。）的中心。这些城市当局中的通过种种家族关系谋得职位的官吏，不是没有能力实行便是不愿意实行这种社会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国，负责准备和实行社会立法的政府官吏多半曾以严格忠于职守而着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严格了。几乎在任何地方，不卫生的和有倒塌危险的房屋的房主，在市政委员会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强有力的代表。按小区选举市政委员的办法，使当选者不得不服从卑劣的地方利益和影响；凡是想再度当选的市政委员，都不敢投票赞成把这个法律应用于自己的选区。因此，很明显，这个法律几乎到处都受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而直到现在还只是在群情激愤的场合才被采用，并且多半还是在已经爆发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采用，如去年在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天花流行时的情形那样。向内务大臣进行的请愿以往总是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起作用，因为英国每届自由主义政府所奉行的原则，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革法案，至于已经存在的法律只要有可能就根本不去执行。这个法律，也像英国其他许多法律一样，只有这样一个意义：当一个受工人控制或威逼的政府终于真正推行这个法律，它才会在这个政府的手中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可用来在现今社会状态下打开一个缺口。◎第189页◎

    “第三”，在萨克斯先生看来，国家政权应当“极其广泛地采取它可以运用的一切积极措施来解决当前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

    这就是说：国家政权应当给自己的“下级官吏和职员”（但这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营房，“真正的模范大楼”，并且“贷款给……各个市政机关、团体以及个人，以求改善各劳动阶级的住房”（第203页），英国遵照公共工程贷款法已经这样做，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米卢斯也这样做过。但是，公共工程贷款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政府拨给委员们支配的至多不过5万英镑，这笔钱顶多能建筑400所小宅子，40年能建造16 000所小宅子或住宅，顶多只能供8万人居住。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即使委员会的资金在20年后经过偿还增加了1倍，因而在后20年又修建了总共能供4万人居住的住房，那么，这也仍然是沧海一粟。况且，因为小宅子平均只能维持40年，所以在40年后每年就得花5万或10 万英镑现金来整修势将倒塌的最旧的小宅子。萨克斯先生在第203 页上谈到这一点时竟然说：这一原则在实际中已得到真正的贯彻，并且是在“无限的规模上”得到贯彻。这样就承认了，甚至在英国，国家也是“在无限的规模上”毫无作为的，到这里萨克斯先生就结束了自己的书，只是顺便对所有参与者再一次作了一番道德说教。（注：最近在授权伦敦建筑主管机关当局可征用地皮用于修筑新街道的英国议会法令中，对于因此无处栖身的工人给予了若干照顾。其中规定：新建的房屋必须适于以前住在这个地方的各种居民阶层居住。因此就在最便宜的地皮上面为工人修建起6-7层营房式出租大楼，这样就是符合了法律条文。这种为工人所根本不习惯并且与四周古老伦敦风貌极不协调的建筑效果如何，将来自有分晓。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里所能容纳的也未必有实际上由于修筑新街道而失去住所的工人人数的1/4。）◎第190页◎

    十分明显，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灾难。国家无非是有财产者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与问题有关的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资本家对住房短缺虽然也感到遗憾，却未必会劝说什么人去从表面上掩饰由此产生的极其可怕的后果，那么，总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顶多也只是会设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经成为通例的表面掩饰工作。我们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有人可能反驳说，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在德国，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正因为这样，这个力量也就代表社会的总体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家自然能够做出资产者国家所不能做出的许多事情；在社会领域中，也可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来。

    这是反动派的论调。其实，就是在德国，现有的这种国家也是它赖以生长起来的那个社会基础的必然产物。在普鲁士——而普鲁士现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仍然强有力的大地主贵族相并存的，还有一个比较年轻和极其胆怯的资产阶级，它至今既没有像在法国那样争得直接的政权，也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争得或多或少间接的政权。但是，跟这两个阶级并存的，还有一个人数迅速增加、智力十分发达、一天比一天更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因此，这里除了旧专制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以外，还存在现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但是，不论在旧专制君主制中或者在现代波拿巴主◎第191页◎义君主制中，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是掌握在军官和官吏这一特殊等级的手中，这个等级在普鲁士一部分由他们自身补充，一部分由小世袭贵族补充，在少见的情况下由大贵族补充，极少的部分由资产阶级补充。这个似乎站在社会以外并且可以说是站在社会之上的等级的独立性，给了国家以独立于社会的假象。

    在普鲁士（依其发展情况也在德意志的新帝国制度中）从这些极端矛盾的社会状态中必然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是假立宪制；这个国家形式既是旧专制君主制的现今的解体形式，也是波拿巴主义君主制的存在形式。在普鲁士假立宪制从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盖和促成了专制君主制的缓慢腐朽过程。但是，从1866年以来，尤其从1870年以来，社会状态的变革，从而旧国家的解体，是在众目共睹下并且是在急速加剧的程度上发生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易所欺诈事业的迅速发展，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卷入投机的旋涡中。1870年从法国传入的贪汙腐化风气，以空前的速度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施特鲁斯堡和贝列拉互相脱帽致敬。大臣、将军、公爵和伯爵，竟同最狡猾的交易所犹太人为伍，做起股票生意，而国家也承认这些犹太人的平等身分，把他们大量地封为男爵。很早以来就以糖厂主和酒厂主身分从事工业的农村贵族早已度过了昔日的规规矩矩的时光，现在把自己的名字列入种种讲信用的或不讲信用的股份公司经理名单中了。官僚对盗用公款抱越来越轻视的态度，不再把它看作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们把国家置之脑后，一味追逐高收入的工业企业管理职位，而那些还留任国家官职的人们也彷效自己上司的榜样搞股票投机，或“参与”铁路或诸如此类的事业。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就是尉官们也搞些投机活动来发点小财。一言以蔽之，旧国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剧地解体，专制君主制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制；在行将来临的工商◎第192页◎业大危机中，不仅现代的骗局，而且整个旧普鲁士国家都要崩溃。（注：现在，1886年，普鲁士国家和它的基础即依靠保护关税确立的大地产同工业资本的联盟之所以还能维持下来，不过是因为惧怕1872年以来在人数和阶级意识上都已大大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

  第三篇　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

    一

    在《人民国家报》第86号上，阿·米尔柏格宣称他就是我在该报第51号和以下几号中（注：见本卷第142-163页。——编者注）批判过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自己的回答中对我大加责难，同时把所谈到的一切观点大肆歪曲，所以我好歹都必须予以答复。很遗憾，我的反驳大部分只能在米尔柏格给我划定的个人论争的范围内进行，但是我将竭力把主要的论点再次加以发挥，而且尽可能要比上次更清楚些，哪怕米尔柏格又会责难我，说这一切“不论对他或对《人民国家报》其他读者说来实质上都没有什么新东西”。这样，我的反驳也就会有某种一般的意义。

    米尔柏格抱怨我的批判的形式和内容。说到形式，只要指出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论文出自谁的手笔，这就够了。因此，根本谈不到对于作者有什么个人“成见”；不过对于这些论文中所阐述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我当然是有“成见”的，因为我早已从蒲鲁东那里知道了这个解决办法，并且对这个办法的看法是确定不移的了。◎第197页◎

    关于我的批判的“语调”，我不想同朋友米尔柏格争论。像我这样参加运动很久的人，皮肤已经厚得不怕什么攻击了，所以很容易以为别人也有这样厚的皮肤。为了使米尔柏格得到补偿，这一次我要竭力使我的“语调”适应他的Epidermis（表皮）的敏感程度。

    米尔柏格对于我说他是蒲鲁东主义者这一点特别感到冤屈，并声明他根本不是蒲鲁东主义者。我当然应该相信他；不过，我还是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些论文——我讲的也只是这些论文——中除了十足的蒲鲁东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在米尔柏格看来，我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轻率的”和很不公平的：

    “关于小资产者蒲鲁东的说法，在我们德国已经成了一个确定不移的教条，许多人甚至连他的着作中的一行字都没有读过，就宣扬起这个教条来了。”

    我惋惜说，除了蒲鲁东的着作以外，罗曼语族的工人在20年内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对此米尔柏格回答说，在罗曼语族的工人中“蒲鲁东所表述的原则几乎到处都成为运动的激励人心的灵魂”。这一点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运动的“激励人心的灵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什么“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归结为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第二，说所谓蒲鲁东“原则”在罗曼语族工人中间起了米尔柏格所硬说的那种决定作用，说“无政府状态、组织经济力量、实行社会清算等原则在那里已成了……革命运动的真正载体”，都是不正确的。暂且不说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蒲鲁东的万应灵丹只是以被巴枯宁修改得不成样子的形式出现才有了一点儿影响，——每一个熟悉国际工人运动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事实：在◎第198页◎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只形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宗派，而法国工人群众则根本不愿理会蒲鲁东提出的冠以“社会清算和组织经济力量”称号的社会改革计划。顺便说说，这种情况在公社时期就已经有过。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本不曾尝试过根据蒲鲁东的建议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激励人心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等这样一些措施，完全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是公社复灭的部分原因。所谓布朗基主义者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一旦尝试由纯政治革命家转变为提出一定纲领的社会主义工人派别——如那些流亡到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在《国际和革命》（注：《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1872年伦敦版。——编者注）那篇宣言中表明的那样，——他们就不是宣告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的“原则”，而是宣告，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宣告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这种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如果米尔柏格根据德国人不尊重蒲鲁东这一点作出结论说，德国人对于罗曼语族的“直到巴黎公社”在内的运动缺乏理解，那么就请他为证明这个结论而说明一下，罗曼语着作中有哪一部在理解和描述公社方面哪怕近似于德国人马克思所写的《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中所作的正确论述。◎第199页◎

    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时，正因为如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从无，经过无，到无”（注：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1部第2册，见《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版第4 卷第15、75、145页。——编者注）。

    如果说我认为罗曼语族的工人20年来只是从蒲鲁东那里才直接或间接得到精神食粮是一种不幸，那么我认为这种不幸并不在于被米尔柏格称为“原则”的那套蒲鲁东改革药方占有虚构的统治地位，而是在于那里的工人对现存社会的经济批判受了完全谬误的蒲鲁东观点的传染，他们的政治活动也被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败坏了。至于问到究竟是谁“更久地站在革命中”，是“蒲鲁东主义化的罗曼语族的工人”，还是理解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要比罗曼语族工人理解自己的蒲鲁东不知好多少倍的德国工人，那么我们只有知道了“站在革命中”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听说过有人“站在基督教中，在真正的信仰中，在上帝的恩宠中”等等。但是“站”在革命中，即最具暴力的运动中？难道“革命”是人们不得不信仰的恪守教义的宗教吗？

    其次，米尔柏格责难我，说尽管他文章中说得清清楚楚，我却硬说他把住宅问题仅仅说成是有关工人的问题。

    这一次，米尔柏格确实是对的。我把那个有关的地方忽略了。这种忽略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因为这是最能表明他的论文的全部倾向性的地方之一。米尔柏格确实清清楚楚地说过：

    “由于人们常常对我们提出可笑的责难，说我们推行阶级政治，力求实现阶级统治等等，因此我们首先要强调说：住宅问题并不是仅仅有关无产阶级的问题，相反，它同真正的中间等级，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全体官僚有极◎第200页◎大的利害关系……　住宅问题正是社会改革中的一点，这一点显然比其他任何一点都更能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中真正中间阶级的利益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在租赁住房的沉重的桎梏下，各中间阶级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　现在社会中各个真正中间阶级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们是否……有力量……与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工人政党结成联盟来参加社会改造过程，而这种改造过程的好处将首先为他们所享有。”

    总之，朋友米尔柏格在这里证实了如下几点：

    (1)“我们”不推行“阶级政治”，也不力求实现“阶级统治”。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推行“阶级政治”，即工人阶级的政治。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当作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斗争的最近目的。米尔柏格既然宣称这是“可笑的”，也就是自外于无产阶级运动，而投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之中了。

    (2)住宅问题有一个优点，即它并不仅仅是有关工人的问题，而是“同小资产阶级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因为“真正中间阶级”由此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谁要是宣称小资产阶级——哪怕仅仅在一个方面——所受的痛苦“比无产阶级也许还更厉害些”，那么当人家把他归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时候，他就确实不能抱怨了。因此，当我说了下面这段话时，米尔柏格难道有理由感到不快：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爱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我们已经说过的决非◎第201页◎只是工人问题的住宅问题，这决不是偶然的。”（注：见本卷第144-145页。——编者注）

    (3)“社会中真正中间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而且当前的社会改造过程的“好处将首先”正是为这些真正中间阶级所“享有”，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所“享有”。

    这样，工人进行当前的社会革命“首先”是为了小资产者的利益。其次，小资产者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既然小资产者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的，那么工人的利益也就与小资产者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的了。因此，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运动中也就与无产阶级的观点同样合理了。而这种同等合理的说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所以，当米尔柏格在自己的小册子的第25页上（注：1872年2月初和3月初《人民国家报》上匿名登载了阿·米尔柏格的六篇文章并加了编辑部按语，后来这些文章印成了单行本。这里的引文引自阿·米尔柏格《住宅问题。社会概论》1872年莱比锡《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版第25页。——202。）把“小手工业”颂扬为“社会的真正支柱”时，他也是前后完全一致的，“因为小手工业按其本质来说把三个要素，即劳动——获得——占有集于一身，并且还因为它把这三个要素集于一身时并不给个人发展能力设置任何限制”；而且他特别责难现代工业破坏培养正常人的这一温床，并“把一个充满生命力而不断更新的阶级变成一堆不觉醒的、不知道把自己惶惑的目光投向何方的人”。可见，小资产者是米尔柏格心目中的模范人物，而小手工业是米尔柏格心目中的模范的生产方式。我把他列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难道是诬蔑了他吗？

    既然米尔柏格拒绝为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在这里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说明，蒲鲁东的改革计划将怎样指向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这一目标。同样也没有必要去详谈小资产者利益和工人利益的所谓的同一性。要讲的话，都已经在《共产◎第202页◎党宣言》中讲过了（1872年莱比锡版第12和21页）（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81-283、297-298页。——编者注）。

    总之，我们研究所得的结果是：在“关于小资产者蒲鲁东的传说”之外，又出现了关于小资产者米尔柏格的真事。

    二

    现在我们来谈一个主要点。我曾指责米尔柏格的文章按照蒲鲁东的方式歪曲了经济关系，办法是把这种关系翻译成法律用语。我举出了米尔柏格的下列论点作为例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的权利根据，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其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补偿。”

    于是米尔柏格发出了如下的怨言：

    “这样简单冷静地陈述事实，竟促使恩格斯对我大施教诲，说我本来应该说明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权利根据’的——可是这完全不在我的任务范围以内……　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那么这样一来，我就要把现代社会描述成一个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的观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观念的社会，——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我们首先来谈谈这所一旦建造起来的房屋吧。这所房屋出租以后，就以房租形式给建造人带来地租、修缮费以及他所投入的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建筑资本的利润在内。视情况的不同，陆续交付的租金总数可能达到原来的成本价格的2倍、3倍、5倍以至10◎第203页◎倍。朋友米尔柏格，这就是“简单冷静地陈述”具有经济性质的“事实”；如果我们想知道怎么“结果就是”这样的事实，我们就必须在经济方面进行研究。这样我们就得把这个事实更仔细地考察一番，以便使每个小孩也不会再发生误解。大家知道，出卖商品就是商品所有者交出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取得它的交换价值。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各不相同，其中也在于消费它们所用的时间不同。一个圆面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条裤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依我看要100年才住得坏。因此，使用期限很长的商品就有可能每次按一定的期限零星出卖其使用价值，即将使用价值出租。因此，零星出卖只是逐渐地实现交换价值；卖主由于不把他预付的资本和由此应得的利润立刻收回，就要靠加价即收取利息来获得补偿，加价即利息的高低并不是任意决定的，而是由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决定的。在100年终了之后，这所房屋就用坏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们这时候从所付的租金总额中扣去(1)地租，包括在这个期间可能发生的提价，(2)日常修缮费用，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余数大致是由下列各项组成： (1)原先的房屋建筑资本，(2)建筑资本的利润，以及(3) 逐渐收回的资本和利润的利息。的确，在这个期间终了之后，承租人并没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没有房屋了。房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这是属于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筑材料，但这些材料已经不是房屋了。如果在这个期间房屋的“原先的成本价格得到了5 倍或10倍的补偿”，那么我们将看到，这全靠地租的加价； 在像伦敦这样的地方，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在伦敦，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大半是两个人。租金的这种大幅度的加价，发生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而决不是发生在建筑用地的地租几乎始终不变的乡下。大家知道，扣除地租的上涨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资本（包括利润在内）的7％，并且还得从中◎第204页◎开销修缮费等等。一句话，租赁合同是一种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论上，它并不比其他任何交易对工人有利些或有害些，只有涉及劳动力买卖的场合是一个例外；在实践上，这个租赁合同是作为资产阶级千百种欺诈形式之一出现在工人面前，关于这些欺诈形式我在单行本第4页（注：见本卷第143-145页。——编者注）上已经讲过了，正如我在那里所指出的，这些欺诈形式也要经受某种经济上的调节。

    相反，米尔柏格认为租赁合同无非是纯粹的“任意行为”（见他的着作第19页），而当我向他证明情形是相反的时候，他就抱怨说：我向他讲的“可惜完全都是他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

    但是，对于房租的任何经济研究，都不会使我们把废除住宅租赁制变为“革命思想母腹中产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辉煌的追求之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把这个简单的事实从冷静的经济领域移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得多的法学领域中去。“房屋成为房租的永恒的权利根据”；——“结果就是”，房屋的价值以房租的形式得到2倍、3倍、5倍和10倍的补偿。要明白怎么“结果就是”这样的，“权利根据”对我们没有丝毫帮助；正因为这样，我说米尔柏格只有在研究了房屋如何成为权利根据之后，才能知道怎么“结果就是”这样。只有像我那样去研究房租的经济本质，而不是对统治阶级认可房租的法律术语表示愤慨，我们才能知道这点。谁要提议采取经济措施来废除房租，谁就有责任对房租多知道一些，而不能只说它是“承租人奉献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对于这一点米尔柏格回答道：“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

    这样一来，房屋虽然决不是永恒的，却被我们变成房租的永恒的权利根据了。不管“结果就是”怎样，我们总是发现，由于这种权◎第205页◎利根据，房屋便以房租形式带来高于它的价值好几倍的收入。由于翻译成法律用语，我们便顺利地远远离开了经济领域，以致于我们只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房租的总额能逐渐偿付一所房屋价值的好几倍。既然我们借助于法学来思想和谈话，我们对这个现象也只能用法的标准即公平的标准来衡量，并且发现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是与“革命的法的观念”——不管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不相符合的，因而权利根据也就毫无用处了。其次，我们又发现，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生息资本和出租的耕地，因而我们就有理由把这几种财产从其他各种财产里划分出来，并且给以特别的处置。这种特别的处置要求：(1)剥夺所有者废除合同的权利，即剥夺他索回自己财产的权利，(2)把租借给承租人、债务人或租佃人的、 而并不属于他的财物的用益权无偿地让渡给他，(3)用长期分批付款的方法向所有者进行偿清，此外不再付利息。这样一来，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把蒲鲁东的“原则”说透了。这就是蒲鲁东的“社会清算”。

    附带说说，十分显然，这整个改革计划几乎仅仅有利于小资产者和小农，它巩固着他们作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地位。因此，米尔柏格所说的那个传说中的“小资产者蒲鲁东”的形象在这里忽然获得了完全可以捉摸的历史存在。

    米尔柏格继续写道：

    “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那么这样一来，我就要把现代社会描述成一个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的观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观念的社会，——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可惜我不可能使米尔柏格在这里得到满足。米尔柏格期望社会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并且把这叫作描述。如果法庭派一个法警来催促我偿还一笔债务，那么照米尔柏格看来，法庭所做的无非是◎第206页◎把我描述为一个欠债未还的人！描述是一回事，要求则是另一回事。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之间的本质区别正好就在这里。我们描述——而每一真实的描述，与米尔柏格的说法相反，同时也就是说明事物——经济状况，描述经济状况的现状和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经济状况的这种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状况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越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就必然要把它炸毁，同时生产力又提供了为社会进步本身的利益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手段。相反，蒲鲁东则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范（“法的观念”不是他的而是米尔柏格的东西）来改造自己。在我们提出证明的地方，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柏格却在进行说教和哀诉。

    “革命的法的观念”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我根本无从猜测。诚然，蒲鲁东把“革命”变成一种体现和实现他的“公平”的神灵；同时他陷入一个不寻常的错误，把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他几乎在自己的一切着作中，尤其是1848年以后的着作中，都是这样做的；我只举1868年出版的《革命的总观念》11第39-40页作个例子。但是，既然米尔柏格拒绝为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我就不能到蒲鲁东那里去寻求对“革命的法的观念”的说明，因而我就继续停留在埃及的黑暗（注：意即极度的黑暗，语出《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0章。——编者注）中。

    米尔柏格接着说：

    “但是，不论蒲鲁东也好，或者我也好，都不是诉诸于’永恒公平’以求说◎第207页◎明现存的不公平状态，更不是像恩格斯强加于我的那样，期望诉诸于这个公平以求改善这种状态。”

    米尔柏格想必以为“蒲鲁东在德国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吧。蒲鲁东在其一切着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屏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在他的《经济矛盾》（注：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 年巴黎版第1-2 卷。——编者注）中，这个公平还被称为“永恒公平”，justice　éternelle。后来永恒性就不再提了，但实质上还是保存着。例如，在1858年出版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这一着作中，下面的一段就反映了这整整三卷说教的内容（第1卷第42页）：

    “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起调节作用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原则，统治、保护、压制、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吗？……　这个原则在我看来就是公平。公平是什么呢？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从世界创始以来，它曾是什么呢？是虚无。它应当是什么呢？是一切。”

    这个作为人类自身本质的公平，如果不是永恒公平，那又是什么呢？这个作为各社会中有机的、起调节作用的、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公平，这个至今依然是虚无但应当成为一切的公平，如果不是用来衡量一切人间事物的标准，不是在每一冲突下人们所诉诸的最高裁判官，那又是什么呢？难道我不恰好说过，蒲鲁东在判断一切经济关系时不是依据经济规律，而只是依据这些经济关系是否符合他这个永恒公平的观念，以此来掩饰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无知和无能吗？既然米尔柏格期望“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变更◎第208页◎……都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公平要求来实行”，那么他与蒲鲁东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是我不会阅读呢，还是米尔柏格不会写作？

    米尔柏格接着说：

    “蒲鲁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清楚地知道，人类社会的真正推动力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法的关系；他也知道，一个民族某一时代的法的观念只是经济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反映和产物……　总之，在蒲鲁东看来法是历史地生成的经济的产物。”

    如果蒲鲁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我愿意不理会米尔柏格的含煳说法并对他的善良愿望信以为真），那么我们还争论什么呢？但是问题在于，蒲鲁东知道的东西恰恰是另一回事。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而在刚才引证的蒲鲁东的主要着作中的那个地方，他明明白白地写着，“各社会中起调节作用的、有机的、至高无上的、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利益，而是公平。而且他在他的一切着作的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都重复着这一点。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米尔柏格继续说：

    “……蒲鲁东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发挥得最透彻的经济上的法的观念，同拉萨尔在其《既得权利体系》序言中叙述得极出色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

    《战争与和平》也许是蒲鲁东的许多幼稚着作中最幼稚的一部，我没有料到这部着作竟会被援引来证明蒲鲁东似乎领会了德国的唯物史观。德国的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而蒲鲁东的书竟是这样缺少唯物主义，以致它不求助于造物主，就表◎第209页◎达不出它的战争构想：

    “但是，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造物主，有他自己的目的。”（1869年版第2卷第100页）

    至于这本书究竟是依据着什么样的历史知识，这从它相信历史上存在过黄金时代这一点就可看出：

    “起初，当人类还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时候，自然界毫不费劲地就满足了人类的需要。这曾是黄金时代，是丰足的升平时代。”（同上，第102 页）

    蒲鲁东的经济观点是最明显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

    “生产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第106页）

    那么，这本书的唯物主义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断言战争的原因向来一直是而且始终还是“赤贫”（例如，第143页）。当布雷济希大叔在1848 年的演说中冷静地发表“大贫穷的原因就是大贫穷”的宏论时，他也是一个可笑的唯物主义者。

    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成文法和法哲学的调和》1861年莱比锡版第1部。——编者注）一书不仅囿于法学家的种种幻想，而且还囿于老年黑格尔派的种种幻想。拉萨尔在第Ⅶ页上明确地宣称：“在经济方面，既得权利概念也是推动一切继续向前发展的喷泉”；他想证明：“权利是一个从自身内部〈这就是说不是从经济的先决条件中〉发展出来的合理的机体”（第Ⅺ页）；在拉萨尔看来，问题是要证明权利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意志概念本身”（第Ⅻ页）。那么这部书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第210页◎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不过是一个门外汉。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经常自相矛盾而着称的蒲鲁东，有时也发表一些言论，表明他似乎是用事实来说明观念的。但是，这些言论对他的一贯思想倾向来说是毫不足道的，何况这些言论即使有也是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的。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发展为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越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越远离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似乎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身的内在根据中，可以说，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的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各该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自身包含自我根据的体系。比较是以共同点为前提的：法学家把所有这些法的体系中的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这样便有了共同点。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第211页◎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加以判断的各种情况很简单，公正、不公正、公平、法理感这一类说法甚至应用于社会事物也不致引起什么误会，可是在经济关系方面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说法却会造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试图保留燃素说的术语会引起混乱一样。如果人们像蒲鲁东那样相信这种社会燃素即所谓“公平”，或者像米尔柏格那样硬说燃素（注：在发现氧气以前，化学家们为了说明物体在空气中燃烧的原因曾假定存在着一种特别的燃烧物质，即在燃烧时消散的燃素。因为他们发现简单的物体在燃烧后比燃烧前重，他们就说燃素是具有负重量的，所以物体不含燃素时就比含有燃素时重些。这样人们便把氧气所具有的一切主要特性逐渐加在燃素身上，可是一切都被颠倒了。当人们发现燃烧就是燃烧的物体与另一种物体即氧气相化合并且已提取出纯氧的时候，就把——然而也还是经过守旧化学家的长期抗拒之后——这种假说打破了。）同氧气一样是十分确实的，这种混乱还会更加厉害。

    三

    再往下，米尔柏格抱怨我把他的如下一段“激昂的”议论叫作◎第212页◎反动的耶利米哀歌：

    “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备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

    的确，如果米尔柏格像他自己硬说的那样，只是局限于描述“现时代的惨状”，我当然就不会说坏话来评论“他和他的朴素的文章”了。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这些“惨状”描述为工人“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的结果。不论把“现时代的惨状”说成是废除工人的房屋所有权的结果，还是如容克们所说的那样把这说成是废除封建制度和行会的结果——在这两种场合，这种抱怨都只能是反动的耶利米哀歌，只能是目睹不可避免的东西、历史上必然的东西的突然袭来而发出的悲歌。反动性就在于米尔柏格想恢复工人对房屋的个人所有权，即恢复早已被历史消灭了的东西；就在于他所能设想的工人解放无非是使每个工人重新成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往下他又写道：

    “我要最明确地声明，真正的斗争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出发，才能期望住房状况得到改善。恩格斯丝毫看不出这一点……　我把社会问题的充分解决当作采取赎买出租住房办法的前提。”

    可惜我至今还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我当然无法知道我甚至连其名字也不知道的一个人在其头脑中一个秘密角落里把什么东西看作前提。我只能以米尔柏格发表出来的论文为根据。而在那里我直到现在还看见（单行本第15和16页上），为了着手赎买出租住房，米尔柏格所设定的前提不过是……租赁住房。只有在第17页上他才“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关于这点我◎第213页◎们回头还要谈到。他甚至在他的答复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问题倒是应当说明，从现有情况出发，怎样才能实行住宅问题方面的完全变革。”

    “从现有情况出发”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应当说废除〉出发”——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啊。

    米尔柏格抱怨我把多尔富斯先生和其他厂主帮助工人购置自有房屋的慈善之举看作实际实现他的蒲鲁东主义计划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米尔柏格懂得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是一种完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上驰骋的幻想，那他自然就不会相信这个计划了。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怀疑过他的善良的愿望。但是，雷绍埃尔博士向维也纳市政委员会提议彷效多尔富斯的计划，他究竟为什么要加以称赞呢？

    接着米尔柏格又宣称：

    “至于单就城乡对立而言，那么想把它消灭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形成的……　问题不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去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会形式。这样才可望达成和平的调整，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的均衡”。◎第214页◎

    总之，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因为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形成的。我们且把这个逻辑应用到现代社会的其他对立物上面，看一看我们会走到什么地方去。例如：

    “至于单就”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而言”，“那么想把它消灭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形成的。问题不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去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会形式。这样才可望达成和平的调整，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的均衡”。

    这样一来，我们又走到舒尔采－德里奇那里去了。

    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李比希在他论农业化学的着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这样做，他在这些着作中一贯坚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人应当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并证明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只能阻碍这一点的实现。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还要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多么庞大的设施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毒害伦敦全城，那么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便有了值得注意的实际基础。甚至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秽气中喘息至少也有30年了。另一方面，像蒲鲁东那样想变革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同时又保留农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同时这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当有人硬要“从现有情况出发”预先规定一种据说可用来消除现存社会中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对立的形式时，那才是空想。米尔柏格采用蒲鲁东的公式来解决住宅问题时，就是在这样做。

    其次，米尔柏格抱怨我说他对“蒲鲁东关于资本和利息的闻所未闻的见解”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因而宣称：

    “我是假定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既定的，而调节利率的过渡性法律并不涉及生产关系，而是涉及社会交易即流通关系的……　生产关系的变更，或者◎第215页◎如德国学派更精确地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当然不是如恩格斯所强加于我的那样，有了取消利息的过渡性法律就会发生，而是只有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拥有全部工业后才会发生。至于劳动人民在这里将热中于〈！〉赎买还是热中于立即没收，这一点既不是恩格斯也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我惊愕地把眼睛揉了一揉。我把米尔柏格的文章再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想找出他究竟在哪个地方说过，他提出的赎买出租住房是以“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拥有全部工业”为前提的。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它并不存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实际占有”等等。不过在第17页上却说过：

    “我们假定，资本的生产性真正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而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一项过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这项法律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分，并且请注意，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一分利率还要逐渐接近于零……　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　因此，我们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到，赎买出租住房是根本消灭资本的生产性的必然后果。”

    可见，与米尔柏格最近的转变完全相反。这里是毫不含煳地说，资本的生产性——他这个混乱的说法连他自己也承认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是可以通过废除利息的法律“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的，并且正是由于有这个法律，“赎买出租住房是根本消灭资本的生产性的必然后果”。现在米尔柏格却说，绝对不是这样。这个过渡性法律“并不涉及生产关系，而是涉及流通关系”。碰到这种如歌德所说的“智者和傻瓜同样都感到神秘莫测的”（注：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里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216。） 十足的矛盾，我就只好假设我是在和两个不同的米尔柏格打交道：一个米尔柏格理直气壮地抱怨我把另一个米尔柏格发表的东西“强加”于他。◎第216页◎

    至于说劳动人民既不会向我也不会向米尔柏格请教在实际占有时他们应“热中于赎买还是热中于立即没收”，那是千真万确的。最可能的是，劳动人民宁愿什么也不“热中”。但是，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涉及过，而涉及到的只是米尔柏格的如下论断（第17页）：“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个词中”。既然他现在承认这种赎买是极成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我们两人和读者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呢？

    不过，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和拥有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住房、农民田园、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总所有者。这些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用益权，至少在过渡时期难以无偿地转让给个人或团体。同样，消灭地产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把地租——虽然形式发生变化——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决不排除保存租赁关系。

    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去简单地运用暴力占有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还是为此立即给以补偿，或者是通过缓慢的分期付款办法赎买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试图预先面面俱到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留给别人去做。

    四

    我不得不花费这样多的笔墨纸张，才穿过了米尔柏格的重重借口和遁词，终于达到米尔柏格在自己的答复中小心翼翼避免涉及的问题。◎第217页◎

    米尔柏格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肯定意见呢？

    第一，“房屋、建筑用地皮等等原来的成本价格同其现今价值间的差额”，照理应该属于社会。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差额就是地租。蒲鲁东也想把地租交归社会，这一点我们在他的《革命的总观念》1868年版第219页中可以读到。

    第二，住宅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不再是承租者。

    第三，实行这种解决办法，就得通过一项法律把支付房租变为分期支付住房的买价。——第二第三这两点都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每个人都能在《革命的总观念》第199页及以下几页中看出这一点，而且那本书第203页甚至还载有已经编纂好了的有关法律的草案。

    第四，通过一种过渡性法律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根据这种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分，预计以后还要继续降低。这同样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在《总观念》第182-186页中可以详细地读到这一点。

    在这几点中的每一点，我都引证了米尔柏格的抄袭品所依据的蒲鲁东原书的有关段落。现在我要问：我是否有权把一篇彻头彻尾蒲鲁东主义的和除了蒲鲁东主义观点外一无所有的文章的作者，称为蒲鲁东主义者？但是米尔柏格最抱怨我的，就是我一“碰见蒲鲁东所特有的某些说法”就称他为蒲鲁东主义者。恰恰相反。一切“说法”都是米尔柏格的，内容则是蒲鲁东的。而当我随后用蒲鲁东的话来补充蒲鲁东主义者的论文时，米尔柏格就埋怨说我把蒲鲁东的“闻所未闻的见解”硬加到他头上了！

    那么我对这个蒲鲁东主义计划提出了什么反驳意见呢？

    第一，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就等于消灭个人地产。◎第218页◎

    第二，赎买出租住房并把住房所有权转交给原来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在大工业和城市的当前发展情况下提议这样做是既荒谬又反动的；重新实行各个人对自己住房的个人所有权，是一种退步。

    第四，强制降低资本利息，丝毫也不会侵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如高利贷法所证明的，这是既陈旧又行不通的。

    第五，房屋的租金决不会随着资本利息的消灭而消灭。

    对于第二点和第四点，米尔柏格现在已经表示同意了。对于其余各点，他无一字反驳。而这恰好是争论中涉及到的几点。但是，米尔柏格的答复并不是反驳；他小心地回避了一切正好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这个答复只不过是针对个人的怨言罢了。例如，当我谈到下面这一点时他就大肆抱怨。我曾预先谈到他对其他问题如国债、私人债务、信用问题所预告的解决办法，并且指出他的这些解决办法将到处都是一个样子，即像解决住宅问题那样，提出废除利息，把支付利息转变为分期清偿资本额，实行无息信贷。尽管如此，我现在仍愿意打赌：如果米尔柏格的这些文章能够出世，它们的基本内容将与蒲鲁东的《总观念》（信用——第182页，国债——第186页，私人债务——第196页）相一致，正如他的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与我从同一书中引证的各段相一致一样。

    米尔柏格就此开导我说，这些问题，即税收、国债、私人债务和信用问题，加上公社自治问题，对于农民和乡村宣传都极其重要。我对于这点大体上同意，但是，(1)直到现在并没有谈到过农民，(2)蒲鲁东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如他对于住宅问题的解决一样，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米尔柏格◎第219页◎暗示说我没有看到吸引农民参加运动的必要性，对于这一点我无须为自己辩白。但是，为此目的而向农民推荐蒲鲁东的江湖医术，我总认为是蠢事。德国还存在很多大地产。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分割成为小农户，这种办法在今日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有了法国和德国西部推行小地产的经验之后，简直就是一种反动的东西。相反，现存的大地产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通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在这方面走在所有其他社会主义者前面的丹麦社会主义者，早已认清这一点了。（注：在与丹麦社会主义者路·皮奥的通信中，担任国际丹麦通讯书记职务的恩格斯得知，丹麦社会主义者在宣传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872年3月中旬给路·皮奥的信中，恩格斯对一篇论述通过合作社来组织农业生产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篇文章1871年11月4日发表在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上。国际的几乎所有报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吸收小农和小租佃者参加无产阶级运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丹麦人由于当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高度发展，现在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面”。——220。）

    至于责备我似乎把现代悲惨的工人住房状况看作“没有什么意义的琐事”，我也同样无须为自己辩白。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用德文把这种状况在其取得典型发展的英国形式上作出描述的人，我这样做并不是像米尔柏格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这些东西“打击了我的法理感”，——谁要是想把一切打击自己的法理感的事情都写成着作，那真是不胜劳碌了，——而是因为，如我在这本书的序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280页。——编者注）中所指出的，是想通过描写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状态来给当时正在产生的、一味在空话中盲目兜圈子的德国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事实的基础。但是，我的确丝毫没有想到要解决所谓住宅问题，正如我并没有去研究更为重要的食物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细节一样。如果我能证明我们现代社会的生产足以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吃得饱，并且证明现有的房屋足以暂时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那么我就已经很满意了。至于苦思冥想未来的社会将怎样调节食品和住房的分配——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根据对◎第220页◎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的认识，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复，以往社会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时存在的情况；这些措施在小地产国家里和在大地产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企图单独解决像住宅问题之类的所谓实际问题会得到什么结果，米尔柏格本身的例子表明得最好不过了，他首先用了28页的篇幅来详细说明“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个词中”，后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狼狈地支吾说，在实际占有房屋时“劳动人民将热中于赎买”或是其他某种剥夺方式，还是很难肯定的。

    米尔柏格要我们实际些，要我们“面对现实的实际状况”不要“仅仅提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要我们“脱离抽象的社会主义，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如果米尔柏格自己这样做了，那他也许对运动会有很大功劳的。接近社会的一定的具体的状况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这些状况，根据它们的实际的经济联系来考察它们。但是我们在米尔柏格那里看到的又是什么呢？看到了两个完整的论点，即：

    (1)“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我在单行本第6页（注：见本卷第145-146页。——编者注）中已经证明，这意见是完全不对的，而米尔柏格对此则根本无言可驳……

    (2)“必须〈在进行社会改革时〉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的那头牡牛，就是国民经济学自由主义学派所谓的资本的生产性，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它却以其假想的存在来掩盖压在现代社会身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第221页◎

    可见，必须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的那头牡牛“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也就没有“双角”可抓。祸害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假想的存在。虽然如此，“所谓的〈资本的〉生产性却能从土地中变出房屋和城市”，而这些东西的存在决不是“假想的”（第12页）。一个虽然“也很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却这样不可救药地胡言乱语的人，竟然要向德国工人指明一条新的更好的道路，并且还自命为“至少大体明了未来社会建筑结构的建筑师”呢！

    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了。他用了25年功夫来从各方面研究社会状况，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结果总是包含有一些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决办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尔柏格不满足于此。这都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尔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却满足于阅读蒲鲁东的几卷着作，这几卷东西在关于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方面虽然没有给他提供任何东西，可是却给他提供了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明确具体的神奇药方。米尔柏格于是把这个现成的社会救世计划，把这个蒲鲁东体系奉送给德国工人，借口是：他本想“对体系说声再见”，而据说我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要弄通这一点，我就只得假定我是瞎子，米尔柏格是聋子，我们彼此根本无法沟通。

    够了。这场论战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用处，无论如何总有一个好处：它表明了这些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到处都总是由那些宗派鼻祖们炮制出来的，而这些人总是出现在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幼年期的时代。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很快就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第222页◎产生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的面面俱到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地，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对于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说来，要知道在每个具体场合下应该反对哪些社会制度并以何种方式发动主要攻击，这是永远不会有困难的。

法德农民问题

作者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写于 一八九四年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我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自耕农；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挤到次要地位。

    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汙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使得农民把社会主义工人想象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想象成设法抢夺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城里人而怀疑和憎恨他们。1848年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180、197、484。）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农民，从他们那丰富的记忆中取出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第484页◎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业的后果之苦。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情况都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农村人，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锋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这个先锋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成长起来了。二月革命时代模煳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了，扩展、深化成为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的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社会党先于所有其他政党明确理解到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因此它早就识破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盖着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心安理得地任凭注定灭亡的农民继续被他们的伪保护者所控制，一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吗？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一

    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第485页◎

    在德国西部，和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部分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家奴、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因地区而异，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活家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的基础，确保这种手工业有可能支付通常无法思议的低工资，从而使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着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小农不仅一般说来对于西欧是最重要的农民，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解开整个问题的关键。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第486页◎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十分例外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羁于代役租和徭役租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有三方面不同。第一，法国革命已经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方担负的种种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了他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马尔克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早先马尔克公有土地的权利。马尔克公有土地一部分被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玩魔术似地掠夺去了，从而使现代的小农不购买饲料就不能养耕畜。但是，在经济方面，废除封建负担远远抵不上马尔克土地使用权的丧失；养不起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增长。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自产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交换的物品或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借助于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结束了这种情况。而如果说马尔克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另一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第487页◎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们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们这样做。为了保持他们那一小块岌岌可危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越加艰苦，他们便越加顽固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们便越加倾向于把那些谈论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作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战胜这种成见呢？在不改变自己的信念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拿出些什么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作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它是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1892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注：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关于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

    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原因是国内农民运动有了高涨，并且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但是，纲领也包含了许多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与私有者情绪，甚至对它的富裕阶层的剥削意图作了某些让步。在党的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对纲领的补充里，这些机会主义倾向更加严重了。——488。）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同业公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最低工资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并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由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其中还专门谈到了佃农）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5 000法郎的土地，在土地转手时免于征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 (mé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民法典第2102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作押金的权利；◎第488页◎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订早已过了时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佃农调解法庭明显地是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农民合作社在莱茵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根本损害就可以实现的。我们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纲领的特征，并无责难之意，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胃口越吃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迫切地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到他们正走上危险的道路。应该如何帮助农民，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私有者农民来帮助，同时又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对付这方面的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所有制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当然作者们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绪论以及今年9 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要求本身。

    绪论开头写道：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本文，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虽然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第489页◎集中，以至于只有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但是，——至少在今天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est　fata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个因素分隔开来的后果，就是已沦为无产者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大片领地现在的游手好闲的所有者实行剥夺之后，占有——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大地产，那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土地纲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几个“鉴于”。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句话之后，应该添上下面这几句，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第490页◎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一切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普遍适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工业的进步本来就在排除个人占有，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纲领，那么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卑鄙的劣品制造者。靠自力耕种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房屋、他们的院子、他们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们的生活比无产者更没有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过上些安生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2102条删掉，即使通过法律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使他们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们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在今天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第491页◎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经指出过，后面这点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把我们引入歧途，以为彷佛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所有者，把满身债务的所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所有者。自然，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消失对于社会主义是有好处的，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无论如何，现在事情已弄到这样的地步绪论竟直截了当地宣称，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占有，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把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已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作迫切的职责交给了社会主义。绪论委托社会主义“维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说这一所有制“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国库、高利贷者、新生的大地主，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位一体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不仅小农的所有权应该得到保护。与此同时，

    “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第492页◎

    这里我们就谈起一个完全奇特的领域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保护那些即使“剥削短工”——原话就是这样说的！——的法国佃农。这是因为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

    一旦踏上了斜路，往下滑是多么容易和舒服啊！如果德国的大农和中农跑来请求法国社会党人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美言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护他们剥削男女长工，据说就是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们的“剥削”，——那么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又能为他们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进口国有化的议案）也派到他们那里去，以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剥削”为理由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根本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责成他们栽种甜菜，而且条件极端苛刻：他们必须向指定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必须购买指定的种子，按规定定量施肥，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到无耻的欺诈。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很熟悉。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接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直接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辞被不同的方面用来作出不符合它的起草者们本意的解释，那么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曲解。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第493页◎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是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的本意也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坏；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然而遗憾的是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忘乎所以；如果有人要他们信守诺言，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新近作出了决议的补充。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辞很草率。

    关于市镇应当购置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应当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提供小农使用。这个进一步的让步决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对3 000 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单一的累进税以取代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

    若干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类似的要◎第494页◎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效果被估计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作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9 000万英镑。其中有1 350万-1 400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7 600 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加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9 000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120英镑（3 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1865-1875年是24 000万英镑。假定现在每年是3亿英镑；9 000 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场合便会耗去全部积累的将近1/3。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做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看来也认识到，这种税收改革农民还得等待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暂且”(en attendant)向他们许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减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的农庄；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的一个优待。

    其次：◎第495页◎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作的限制除外。”

    这听起来颇得人心，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户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一年给每个农民一天多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们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么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们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法律的制裁。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们恰恰在特别需要贷款时却难于获得贷款。

    “免费治疗并按成本价格供给药品”——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的保护农民的措施；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甚至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预备役士兵应征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经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

    “降低肥料、农业机器和农产品的运费”——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符合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第496页◎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煳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话，在绪论的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的开场白之后，新土地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打算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无法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

    二

    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找到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尽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争取过来。他们只有靠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作辩护，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一些考虑。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准备维护一种他们自己宣布为无法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状态）；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广泛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或者最后，其作用对于小农的利益决不是很有意义的；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便自动改正了错误的开场白，并把绪论中那些看起来有冒险性的大话降低到事实上无伤大体的程度。

    坦率地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和闭塞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助长的偏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许诺，◎第497页◎才能于朝夕之间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经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佃农变成自由的所有者，为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所有者偿还其债务。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必然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们不会使农民得到解放，而只会延缓一下他们灭亡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争取过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我们是不需要期望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些想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属于反犹太主义者之流。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生产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演奏的是些什么样的曲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完全是从另一个方向寻求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么他们未必会犯南特的错误。

    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第498页◎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几乎完全要靠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我们就会发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特殊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取决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收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主要是货币，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第499页◎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理解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我们永远也不能向小农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向他们许诺，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哪里为止算是诚实，从哪里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第500页◎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

    可见，如果我们许下的诺言使人产生哪怕一点点印象，以为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糟糕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义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的精神行动，而经济发展会使农民的头脑接受我们的话。

    然而，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起草者们实质上跟我抱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极有见识，决不会不了解，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委员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注：指保·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提出的。拉法格的报告还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501、737。），也完全确认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注：《社会民主党人》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94年至1895年在柏林出版。——501。）报上。南特纲领在措辞上的矛盾百出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想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到理解，他们的言论被人滥用，——实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审查。◎第501页◎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遗产分割，而且也由于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各个过渡阶段的全图。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他们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们，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然而，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农业经营又普遍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作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大农和中农本身仍然存在，他们就非使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向小块土地农民许诺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是愚蠢行为的话，那么向大农和中农作这样的许诺就近乎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想永久保存自己的地位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直到他们确信，即使在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的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则要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准备在将来共同承担其他一切工人正面临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关心得更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使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决不能给。这样一来，他们就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了。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个经济上的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海外廉价粮食生产的竞争，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无法挽救地要走向灭亡，这是甚至这些农民◎第502页◎日益增加的债务和到处可见的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付这种衰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这里我们也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看到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否则，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听天由命，而去同一定会对我们表示欢迎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不过我们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能变得明智。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也就不应该有任何顾忌。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者，因而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经万事具备了，并且一夜之间就可以马上完成，比方说，在克虏伯先生或冯·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就是这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说服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第503页◎而且也许还有某些大农相信大规模合作企业的优越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他们日益陷入负债、贫穷、靠国家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越来越拚命抓紧自己的统治不放，——正是他们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之作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就是说，几乎在整个帝国1/3的领土上，他们掌握着在这里提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掌握着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糖厂和烧酒酿造厂掌握着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掌握着整个的王国。他们都分散在广阔的地域里，并且为取得经济和政治优势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实力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经济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制地日益扩大；只是立法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的半农奴制以及因而有可能对农◎第504页◎业工人进行的无限制的剥削，才把正要没顶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容克的统治也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野蛮的侵略成分代表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变革的变动。但是正因为如此，争取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比争取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争取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这里，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的战场，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展，那么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接受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