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的认知闭环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11月08日04:36:3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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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极权中国的言论钳制的基本状态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最近壹段特殊时期，很多人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壹些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能畅通无阻地发表，发表之后也能基本完好地保留在互联网上，反而是在更小众也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豆瓣上发表时，迅速遭到审查和删除。这种有趣的对照促使我反思中文社交媒体的结构搭建。 政治哲学中的“公共领域”这壹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1.0时期，全球的学者们就憧憬并且讨论过壹件事：网络空间代替城市空间接管公共领域，甚至创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领域的可能。显然这个理想最终破产了，但其破产的原因其实值得被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也能更宏观也更直观地理解为什麽我们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体是现在这个样子。 互联网刚刚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那段时期，许多人幻想“数字化理想国”的到来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腊城邦当中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西方政治体系，但其参与者仅仅是成年男性，而奴隶、女性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外；19世纪法国的沙龙、咖啡馆和街心花园也是公共事务讨论场所的重要案例，但其参与者其实也限定在新兴资产阶级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当互联网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自然有壹部分学者热切企盼，互联网作为全新的、低门槛的、匿名化的媒介会为全球网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平等话语权，因此，它为什麽不可以成为乌托邦式的公共领域呢？ 很遗憾的是，故事后面的发展仍然遵循了那个重復了千百遍的俗套——人类期待某种技术的进步能够颠复性地改善人类世界，但事实上，新的技术只是反过来再次强调了人类群体原生的缺陷。近20年过去了，我们或许并不用太长时间就能得出这样壹个结论——至少在中文互联网中，真正意义上平等公开的讨论不（再）存在，社交媒体平臺的搭建逻辑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领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实名化——社交账号须与身份证、手机号绑定。学者曾经畅享的那个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终究也没有到来；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头部账号”与草根用户之间已经拉开了无法逾越的流量差异。用户制造的内容（UGC）彻底溃败给专业团队制造的内容（PGC）。这似乎再次引出了那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质询至今的问题——追随领袖与创造等级制度是否是人类社会不可撼动的天性？ 高质量的对话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充要条件。“公共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壹起，形成公众，”在这裏他们不断通过理性对话达成统壹的意见——公共的意见。公共意见在很多时候不同于统治性权力的意见，或者公众探讨并揭示的“真相”不同于统治性权力对于该事件的叙事。个体用户来到壹起，借助公共领域的存在，自下而上提出商榷的意见。它是独立于国家和人民，又处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并起协调权力平衡作用的中介。韩国的青瓦臺网站和美国的白宫请愿网站都算得上是（经过简化后的）数字化公共领域。它在壹定程度上自下而上反映了国民的意见，推动相应政策的改革。 壹篇公开发表的内容即便可以供所有用户浏览，但如果它结构性地避免了任何有效讨论的产生，这篇内容仍然不是“公共”的。这也是为什麽当代传播学中壹般认为，论坛、博客和留言板仍然是数字时代迄今为止最好的公共领域。很遗憾，我们已经见证了论坛与博客的衰落，而主流社交媒体的留言板早已被阉割到残缺不堪。 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多种原因，譬如很多人把论坛和博客的衰亡归咎于其从电脑端转战智能手机端的失败过渡，把社交平臺中严重受限的留言板功能解释为对粗俗内容以及钻空子、刷流量等恶意行为的防范。但是综合说来，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消亡是技术原因，是时代发展，但是究其根本还是体制原因。 1.微信公众号 我们从自身发布内容最常用的平臺——微信公众号平臺开始，具体解剖这个问题。 作为全世界日/月活动量最大的社交平臺，微信的成功与它初创时期良好的“私密性”分不开关系。朋友圈可以是意见发表的场所，但是发布的内容只可以由用户的好友看见。正是这壹点促成了这款产品最初时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这壹点使得这个平臺——无论其用户数量有多麽庞大——实质上仍然是壹个多中心的私人领域。 那麽在微信平臺中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场所，容许“互不相识的，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壹起，形成公众，进行讨论而产生公共意见”？事实上是有的，那即是公众号推送中的“留言区”，这是微信平臺中唯壹壹处允许“并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户”同时出现并且汇集公共意见的地方。这样的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2020年3月11日，互不相识的微信用户们在壹篇推送的留言区接龙《人物》周刊的“发哨人”文字内容，体现的正是这种陌生用户之间富于合意的互动。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麽微信推送中“留言区”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 限制壹，无法讨论：并非所有公众号都拥有留言区。在2017年12月6日之前，只有部分持续发布原创内容的公众号会得到官方邀请，开通留言功能。2017年12月6日到2018年3月12日是并不长的“好日子”，在这段时间註册的公众号自动带有留言功能。2018年3月12日以后註册的公众号再次没有留言区。理论上仍由微信官方不定时进行考核，考核成功之后向公众号运营者发出邀请开通留言功能。但是就运营者之间的交流可以知道，这实属极其个别的情况。 限制二，讨论的数量受限：如果公众号拥有留言区，那麽留言数目的上限是100条。精选评论的限制是5条。另外更重要的是，作为讨论场所的留言区显然依附于“推送”才可以存在，而“推送”的数量被限制在订阅号每天1次，服务号每月4次。 限制三，讨论的互动次数受限：留言出现以后，只能由作者对评论进行最多壹次回復。他人不得回復。（即便是后臺已经极其私密化的留言，同样限制了48小时的回復时间。在此之后留言会被删除。） 限制四，公众号主体对讨论内容负责：留言的发布并不是由读者自主决定，而是由公众号的运营者在后臺选择出来展示，这也意味着，如果留言区中出现的内容违规违法，公众号的运营者也需负担责任。事实上，这种逻辑体现在公众号运营的每壹处细节。譬如，每篇推送发送之前需要用手机扫码确认发送——明确责任人——如果推送内容违规违法，那麽可以快速追究到已经绑定了身份信息的个人。也譬如在留言区的申请上，2018年3月12日之后如果想要获得留言区，几乎唯壹的方法是进行公众号迁移，即从“个人订阅号”迁移至“企业订阅/服务号”。而“企业”号的註册则需要提供除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之外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司名称、註册号、法定代表人、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註册地址等。这种门槛的升高将公众号的内容发布更紧密地与企业绑定在壹起，意味着主体要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身对于内容的发布、留言区的讨论内容，都负有无处遁形的法律责任。 2.豆瓣 在此基础上其实不难理解为什麽更小众也更偏“自由主义”倾向的豆瓣平臺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了比微信更加严格的审查。这是因为豆瓣的传播架构比起微信来说，已经算是极其容易形成“公共领域”了——无论是广播、日记、评论、相册或是小组中的发帖，留言区都是自动存在的。豆瓣平臺上的留言数量不受限制、每壹篇留言的字数也不受限制、留言之间互动次数依然不受限制。又因为自从2005年网站创建开始，“书影音”的标记就是功能的重点，豆瓣网的第壹批“网红”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甚至带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为主。可以理解，这个数字空间自然有潜力成为公共意见凝聚的场所。 不得不提的是，豆瓣作为社交平臺在2011年改版以前事实上以“友邻系统”知名。彼时，用户和用户之间的交往方式是申请“与对方成为友邻”，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用户要麽互相关註要麽是陌生人，更类似微信的“好友添加”，也更还原平常人际交往过程中交朋友的过程。这种亲密感、在场感和私人化特征打动了不少用户，最后也导致壹部分用户在其“友邻系统”改版时壹怒之下註销了账号。改版以后沿用至今的“关註”式互动基本类似于微博。当原先那种更趋向“原子化”的结构改变成更復杂也更流动的网状结构，“广播”、“小组”功能块也就正式化身成为豆瓣在数字时代的“广场空间”——如果说“友邻系统”更像是街坊邻居之间点对点的走访做客，那麽现在，互不相识的人们可以更方便地聚集起来讨论事情了。 回到审查的话题上，正是因为“广场空间”的出现以及留言区的开放，豆瓣必须采取比微信更加严格的内容审查。豆瓣运营团队自身也清楚意识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做的不仅仅是对用户发布内容的严厉监管：在特殊时期，广播功能、日记功能、甚至热度很高的小组（如“豆瓣鹅组”）都会被暂时停用——“广场”暂不开放；特殊时期，拥有高粉丝量的活跃用户也更容易比草根用户遭到禁言甚至封号——意见领袖不许“摇旗呐喊”；此外，壹些敏感内容即使不被删除，其留言区也会被限制为“不允许回復”——严防死守任何“公共领域”的出现。最后，几乎每当公共意见翻涌的时期，都会再次传来“豆瓣有可能被整个关停”的消息——非要进行公共讨论吗？那就干脆壹窝端掉。壹些清楚意识到此间取舍的老用户也会语重心长地规劝：勿商国是，知识分子还是回去讨论文艺作品吧。 如果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那即是说公开的讨论会揭示出真相。如果讨论不被允许，那麽真相就会永远隐没在阴影当中，某壹单方面想要垄断叙事也变得容易起来。 汉娜·阿伦特也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s）》中表达了基本相同的意见。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壹次提出了“公共领域（public realm）”这壹概念。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既是多样的又是统壹的。人们从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对同壹位置进行观察，聚集在它周围的人在多样性中看出了统壹性。所以公共领域的现实性依赖于多样与统壹的同时存在。另外，真理或许本就是虚无的。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应“以意见取代真理，以意见掌握真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发表不同的意见，没有人掌握的是绝对的真理。意见相互交流，公众才能对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了解。 3.新浪微博 在豆瓣之后谈及微博，因相似的“关註”机制，两者之间有许多“结构性预防公共领域产生”是类似的。区别大概在于，在空间上，微博平臺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用户以“大V”为中心产生聚集而不是以“话题”为中心产生聚集。我们无法否认新浪微博在2010年前后拥有壹段黄金时期，但也同样无法否认在2013年以后，新浪微博似乎义无反顾实则必须走向了越来越表浅的娱乐化。 当谈及微博对于留言区公共性的控制，它则更多是从交互设计的空间结构上去降低留言讨论的重要性——留言的可视层级要远远低于内容本身。讨论的困难还在于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往復交流被插入的广告打断。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将媒体分为“贫媒体”和“富媒体”。简言之，富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少而单壹，但它传递的内容可以更復杂；而贫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则多而復杂，只是其内容往往简单明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浪的重点产品从“博客（blog）”到“微博”的转变就可以被看做从富媒体到贫媒体的转向。后者的交互性质清楚说明它并不鼓励长篇的内容，更不鼓励长篇的回復，而是鼓励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浏览的内容，鼓励进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扩展和復制（go viral）。 如果严格深究“社交媒体”的定义，微博究竟是不是社交媒体甚至都还值得再次思考。微博的媒体架构基本彷照推特（Twitter）。已有研究者进行过大数据抓取，结论是推特中用户的“互粉关系”其实非常不对等，所以，这个平臺的主要功能或许应被理解为“获取信息”而不是“建立关系”。既然并不建立关系，也并未促进平等多元的对话，那麽推特和微博就更像是“新闻媒体（news media）”而非“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了。 微博中草根用户的“丧文化”流行显然也与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分不开关系——个体无法参与公共讨论或参与公共讨论也没有意义，这加强了个体的无力感，而这又进壹步消耗了个体下壹次参与公共讨论的积极性，于是无力感更深……在这种循环之下，似乎只有“丧”、“低欲望”和看似无关政治公共领域的“偶像消费”才是年轻人发泄註意力的仅存话题。 事实上以微博作为主要阵地的“饭圈文化”或许在这次分析中确实值得壹提。我们可以把“饭圈”视作“消费世界中的公共领域”，它也行使了我们上述权力模型中的效果。这种严密的组织把本来互不相识“作为私人的个体”通过壹个偶像作为中心聚集了起来，他们凝聚成为极具行动力的团体，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大范围的“控评”和“公关”。因为可以结成社群，粉丝团体的话语权和地位显着提升了。他们不再是从前“偶像-追随者”二元关系中无法发声的普通受众，而是变成了可以积极参与偶像的“人设定位”和职业规划的长辈式人物。 4.知乎 与豆瓣的慢节奏不同，2019年8月知乎已经按成了F轮4.5亿元的融资。十年来激进的商业化推动平臺边界迅速扩大，从前那种所谓小圈子“精英气质”显然难以为继。这种状态驱逐了壹部分老用户。可以看到，新用户并不再着迷于接近真相，不再进行深度理性的讨论，甚至也不再拥有早期用户插科打诨的幽默感。在这个“知”字打头的平臺中，似乎真正意义上以求知求真为目的的讨论正在快速消失。 从结构上来说，知乎内部意见排序的形式增大了意见之间的内耗。出于浏览体验的优化，交互设计中内容发布和评论之间也有明显的等级划分——评论的可视度大大低于内容本身。并且因为按照“贊数”对评论进行排序，用户和用户之间平等多次的对话变得困难。 近些年来，运营者也尽量避免平臺对于特定社会事件形成公共领域的舆论热潮。而他们此时需要做的事情其实相对简单：只要把问题删掉，大量回答的内容也就壹同消失。 5.机核网 我们并不是机核网的老用户，在此处把它与前面四个社交媒体相提并论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壹个类型进行分析。我们需要考虑这个事实：中文互联网中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优秀的讨论，像机核网这样的平臺还是存在，只是这些讨论存在于比较小众的互联网岛屿裏。 机核网中，以玩家身份聚集起来的用户其实不只是站在玩家和受众的角度，而是充满能动性地站在开发者、创作者和运营者的角度去展开讨论。这样的传统鼓励用户把思辨过程呈现出来，这在中文互联网中已经算是稀有品质。只是这个带有很高黏着度和cult气质的小众平臺，其用户量显然没有办法和上述几个等量齐观。由于并未占据中文互联网生态中重要的、醒目的、不容忽视的疆域，机核网不太可能，事实上本来也无意成为壹个真正的公共领域。 从结构上说，机核网的小众也体现在它在组织形式上更类似于壹个线上社团而不是社交媒体。在时间维度上，媒体必须强调即时性。然而草根用户想要在机核发布内容，往往要经过几天甚至到几个月的内部审核时间。 6.比较与综述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不同文献中的评价维度大同小异：《麦圭尔大众传播理论》中，丹尼斯·麦圭尔（Dennis McQuail）把新媒体的关键特征分为互动性、社会现场感、媒介丰富性、自主性、享乐、私人化和个人化。简·基茨曼（Jane Kietzmann）等人的研究将社交媒体分为七个功能块，分别是分享、在场、关系、身份、对话、群组与声誉。而上文中提及的《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裏，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提供的七个理解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则是：交互性、时间结构、社交线索、存储、可復制性、可及性和移动性。 因为中文互联网的特殊性，我们把这些评价维度简化成了五点：审查力度、时间调度、互动强度、平臺热度和存储。 不难发现，上述五个社交媒体都选择性地舍弃了五点的某些方面。微信公众号并没有过于严苛地进行内容审查，但在时间调度和互动强度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豆瓣在时间调度和互动强度方面都没有进行过多限制，但用户数量显然低于微信，审查力度也明显更高。微博和知乎的交互设计把留言区隐藏在更不可见的位置，以此劝阻了用户之间多次往復的讨论。至于机核网这壹类网站，其互动强度确实非常优秀，但是代价是漫长的审查时间以及内容热度的有限性——内容停留在小众平臺上，无法进壹步復制、转发以扩展意见的影响范围。 “存储”这壹点主要针对于公众讨论的过程以及讨论以后形成的公共意见是否得到了妥善保存。在《人的境况》相应章节的论述中，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是超越了凡人的有限生命而具有潜在世俗永恒性的领域。它“持续存在”——壹代又壹代的人们生生灭灭，但发表公共意见的火种永不熄灭，重要的事件也应该被永久储存在公共领域中，作为后来者值得参考的历史材料。 相比阿伦特的时代，当代信息的存储显然在技术上进步了无数倍，然而数字信息的“持续存在”所面临的审查和删除威胁也增长了。对不少读者来说，放在书柜裏的纸质文件反倒比新时代的数字媒介更值得信任。此外，数字化场所中信息的流动显然异常迅猛，即便不被删除，绝大多数内容也被遗忘在数字空间发霉的虚拟仓库中无人问津。 重要的应是互联网怎样对公共事件和意见进行记忆。对用户而言，重要的则是怎样找到特定的记忆。答案自然是通过“检索”。很遗憾的是，当我们从搜索时代过渡到如今的投餵时代，搜索也变得比从前更困难了。首先，中文互联网中几个重要平臺之间并不共享数据库。这好比壹个曾经包罗万象的中央图书馆分散成了几个地方图书馆。譬如说，知乎和微博都搭建了自己平臺内部的搜索引擎；而如果想要搜索某个微信公众号的历史推送内容，那麽腾讯自家的“搜狗搜索”就比百度或必应更方便好用；至于豆瓣，其内部甚至还并不具备壹款差强人意的搜索引擎。 结合这五点，其实我们也可以反向归纳出将近二十年的学者们畅享的理想化数字公共领域到底应该是什麽样的。 审查力度：内容发表不受过多限制——没有篇幅/字数/形式的限制。不设置过多敏感词。内容不被删除或者由用户自己选出管理者来审查并删除。 事实上接近于这种乌托邦的社交媒体并不是没有存在过。十余年前的论坛和博客几乎都满足了这五点要求。从这个角度上也更好理解为什麽这两种平臺衰落了。它们或许确实没有跟上技术叠代的节奏，但是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国情所致——在今天的环境下，它们必须衰落。 对于互联网创业者来说，这似乎也成了颇具讽刺性的壹课：想要创业成功，还须自己在搭建平臺的时候就考虑清楚这个问题——如何严防死守公共领域的出现？如果搭建出来的新平臺满足了上述的四条甚至五条要求，那麽很遗憾，几乎可以确定这次创业将在未来某个时间失败。 7.整体结构反思 壹般认为，审查和信息管控的具体执行方式是“3F”政策——恐惧（fear）、怠速（friction）以及淹没（flooding）。 “恐惧”政策很好理解，对于发表过多“敏感内容”的用户，对其进行禁言和封号的处理。这种惩罚会让其他内容制造团队明白发表特定意见的代价何为。如果说为某些事情发声，其结果是运营了数年，拥有大量粉丝和影响力的账号被封禁，那麽发表这些内容的账号将会大大减少。 “怠速”政策指的是壹种软性也相对更加微妙的方式。“恐惧”政策在很多时候或许会造成更强烈的民意反弹，那麽在这些时候，许多政策执行者会选择“怠速”政策，也就是为违规的社交媒体增加“摩擦力”——让平臺的运行不再完美流畅。具体措施可以是暂停平臺的部分服务器，使得用户在刷新和加载页面的时候等待时间变长，或者关掉平臺壹部分受欢迎的功能板块，让用户体验变得迟缓、残缺。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进行粗暴的禁言封号，平臺自身的热度也会大大降低。 如果说上面所说的都还是“1984”的世界，那麽“淹没”政策则更像是“美丽新世界”的做法。前两个政策或许会导致真相不断被删除，用户的语言表达不断被阉割和篡改。在最后壹个“淹没”政策的施行下，这些都不会发生，真相或许也并不被删除。反而，它只是被无数的异议、异见、证据、假证据、谣言、半谣言、反谣言的澄清、反对反谣言的“实锤”不断挤兑，直到阅读者被难辨真假的信息洪流淹没，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对该事件也变得麻木了。 值得指出的是，“淹没”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任何实际政策的实施。因为在今天，每壹个用户身处的本来就是壹个信息不断淹没信息的混乱世界。很多时候真相确实仍然存在着，只是被无数的娱乐资讯和商品广告吞没掉，不再引起任何人的註意。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什麽在英文互联网中也有壹大批用户在怀念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1.0时代，也在感叹现在的讨论质量低下。毕竟“淹没”的情况是全球性的。 德波写下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可以帮助解释这种信息洪水。景观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由图像主导的人际关系代替了真实的人际关系”。十余年前互联网中那种真实而生动的网友互动已经渐渐消失，许多人都怀念那种“亲密感”和真诚的关系纽带（connectedness）。 公众号运营者尤其能够明白这样的感受——每天点开公众号的首页查看关註人数等数字与图表曲线。在这个图像世界中，关註者的人格特征完全消隐了，他们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人”，而是被标准统壹地抽象为了数字。这种由图像主导的、虚假的、间接的人际关系加强了景观化文字的产生。我们已经见证了无数公众号文章通过不断降低思辨门槛来招徕更多的看客。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真实可感的人，这些作者未必能够说得出他们写下的那些耸动、不堪或低幼的内容。这些文字垃圾不引发思考，不促进批判理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註重于煽动情绪，宣泄情感，贴标签，或是急于发表观点，明确自己的站队，包括对他人进行两极化的道德审判。 这种反智的措辞摒弃了问题可能带有的多义性以及论证过程可能具有的復杂步骤，它将绝对的、暴力的简化凌驾在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之上。对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来说，这意味着大众媒体已经将公众的“批判理性训练”转变成了“预判（presupmtion）训练”。此时，即便某个场所名义上仍然面向公众开放，它作为壹个公共领域实质上已经关闭了。 解释公共领域的存在为什麽必不可少是壹件很多余的事情。我们已经不止壹次看见中文互联网中，人们围绕某壹话题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各自在不同的平臺抱团形成同温层并向对方进行激进的攻讦。网民这种强烈的仇恨、斗争和揭发行为已经形成了高速自动运转的机器。 对话变得越发困难，因为双方说着不同的语言。在这种人民内部的意识形态战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不必奢望对于某壹话题讨论形成壹个统壹的公共意见，更不必谈借此去促成政策的良性改革。譬如针对“女性主义”这种宏大话题，群体内部形成两派互称“女权婊”和“男权癌”，他们都觉得对方是铁板壹块、愚不可及，双方都在各自阵营中觉得和对方争吵是鸡同鸭讲；面对“疫情期间留学生该不该回国”这种具体问题，群体内部依然形成两派，双方仍然进行毫无可能达成合意的骂街式对战。这都说明了这样壹个事实——当所有公共领域被取消，有效的讨论不復存在，不再有“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壹起，形成公众”，而是“作为私人的个体更加遥远地分开了彼此”。 解决的方式只有对话；惟有理性的对话才能消解矛盾。没有地方讨论，只会有更多的两极化，更多的简化和汙名化，更多无意义的争端。 极权中国的言论钳制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公民实验室2020年5月7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最流行的社交媒体软件微信是对平臺上的文档和图像内容实施监控，并使用监控所得的数据训练其审查系统。本文是对该报告的概述，以及与研究团队的壹些常见问答。 研究摘要 微信监控非中国大陆区註册账号，并利用非中国大陆区账号之间的聊天记录训练微信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系统。 此前我们的研究发现微信针对使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註册的账号进行审查。不在中国大陆的用户可能会认为微信针对政治内容的审查和监控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然而，在最新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微信国际账号之间的通讯会被监控，通讯中的政治敏感内容会被用于训练和扩大微信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我们通过技术分析，发现此监控针对通讯中的文档和图像内容。目前我们无法得知文字信息是否受到同样的监控，我们提示用户存在这种可能性。 监控和审查均不会提示用户，缺乏透明。 本研究显示微信对中国大陆账号以及非中国大陆账号实施内容监控。非中国大陆区账号之间的内容监控几乎无法被察觉，除非用户自行进行审查测试，而大部分个人用户并不会主动测试。 微信对外公开的政策协议文件，个人信息请求，及微信的隐私专员均没有表明或解释微信会进行内容监控。 本报告对微信公开的政策协议文件进行了内容分析，发起了数据主体访问请求，并向腾讯数据保护专员提出了相关问题。我们试图通过这些研究方法，了解腾讯公司的政策文件是否明确授权了我们发现的监控行为，以及有关专员能否对这些行为作出解释。以上方法均无法为我们在技术测试中发现的监控行为提供合理充分的解释。 与研究团队的常见问答 微信如何进行审查？ 此前我们的研究发现微信针对使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註册的账号进行关键词和图片审查。 微信通过服务器端进行内容审查，审查机制存储在服务器上。信息从壹方微信用户发送到另壹方时，它会途径腾讯（微信的母公司）管理的服务器，服务器在把信息传递到接收方时会先检查该信息是否含有敏感词。 含有敏感词的信息会被屏蔽，微信不会对信息发送方或接收方进行屏蔽提示。以下截屏显示的是两个中国大陆註册微信账号的聊天界面。壹个账号试图发送关键词“法轮功”，该关键词被屏蔽，但没有任何信息提示发送者或接收者信息被屏蔽了。 中国大陆微信账号与非中国大陆微信大陆账号有什麽区别？ 妳是如何发现非中国大陆账号存在被监控行为的？ 监控甚少无缘无故地发生，很多时候实施监控是为了其他目的，比如用来完善日后的审查机制等。基于此前的研究，我们知道微信如何通过监控图像和文件来自动过滤敏感内容。研究非中国大陆註册账号的困难在于非中国大陆註册账号之间不存在内容审查，所以要测试它们是否受监控我们必须使用两个不同的聊天环境：第壹个是非中国大陆註册账号之间的聊天环境，用以触发监控；第二个是含中国大陆註册账号在内的聊天环境，用于监测审查变化。当我们在仅含有非中国大陆账号的聊天环境中发送政治敏感内容，我们观察到第二个聊天环境中审查内容有所增多，这表明第壹个聊天环境中的内容是受到监控的，即使它并不含有任何中国大陆账号。 微信如何分析，标示，并存储敏感文件？ 微信通过消息摘要算法版本5 （MD5 hash）来迅速辨识并标誌敏感内容。MD5值是什麽？ 这项研究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对于微信非中国大陆註册账号的用户来说，这项研究的结论意味着什麽？ 这些研究结果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在监控微信的国际用户？ 我们的实验显示微信国际用户之间的交流通讯会被用于扩建微信针对中国大陆用户的审查系统。然而，我们的研究无法支持腾讯与中国政府分享微信国际用户通讯记录这样的说法。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微信对国际用户实施内容监控，但我们没有其他确切证据明晰哪些内容被监控，监控的所有动机，以及微信与谁或哪些机构分享了这些监控数据。 难道不是所有的社交媒体平臺都或多或少存在监控吗？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平臺的行为有什麽不同吗？ 这些研究结果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数字审查？ 中国的内容管控范围有多广？ 公司需要自行审读有关条例和政府指令，自行鉴定如何过滤内容以及具体哪些内容需要被过滤。我们过去的研究显示，微信会在敏感时期和重大事件期间会广泛地审查内容，比如最近针对新冠疫情的讨论。 研究结果指出哪些可能的法律问题？隐私协议难道不是应该告知用户相关的监控行为吗？ 针对这种情况，部分地区的隐私专员可以以误导用户为理由给公司开出罚单。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罚款规定，罚款可从数百，到数千，乃至数百万元。在某些国家，比如加拿大，居民可能向联邦隐私专员提出申诉，隐私专员可以向公司提出如何改进服务的建议。 平臺服务商，如苹果和谷歌， 可以基于误导消费者和不准确提供隐私条例的理由从平臺上移除相关应用。 最后，政府机构可能会调查微信如何在程序中植入内容监控。调查结果可能会导致某些政府机构禁用微信，甚至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强制平臺移除软件。 这项研究与此前针对新冠病毒的审查研究有相关之处吗？ 这壹份报告指出的是，微信的内容管控并不限于中国大陆註册账号。微信针对非中国大陆註册账号进行了内容监控。我们并没有测试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内容是否被监控和增加到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列表中，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微信有能力这样做。 壹名用户试图发送同时含有“美国疾控中心” 和 “冠状病毒” 的信息，但由于“美国疾控中心”和“冠状病毒”这两个词组成了敏感词组，中国大陆微信账号并没有收到这些信息。 妳们未来的研究计划是什麽？ 微信研究背景 微信是中国目前最流行的社交软件之壹。截至2019年末，微信拥有超过11亿海内外月活跃用户。微信2011年成立，是壹款母公司腾讯运营的即时通讯软件，腾讯是中国其中壹家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 微信有多种功能，比如包括壹对壹和群组聊天在内的即时聊天功能，提供用户上传文字和图片等状态更新的微信朋友圈，以及类似博客的微信公众平臺。 此前公民实验室的研究指出，微信针对使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註册的账号实行内容审查。内容审查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事件发生发展而变化。 “壹APP两制” ：微信如何区别审查中国及海外用户 关键词过滤仅仅针对那些用中国大陆手机号码註册微信号的用户，即便这些用户之后更改绑定的手机号，用海外手机号码绑定原有微信号，审查机制也依然存在。 中国社交媒体如何管控新型冠状病毒讨论 针对直播软件YY和聊天软件微信的研究显示，两款软件均对该话题采取了广泛的审查。不仅内容敏感的词汇被过滤，甚至壹些对病毒的中性的讨论和提及被审查。这样广泛的审查有可能导致公众无法获得能帮助其保护自身安全的信息。 “未阅先焚” ：微信朋友圈图片过滤功能分析 微信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算法过滤朋友圈中的敏感图片：壹种是基于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的文字检测方法，该方法用以过滤包含敏感词的图片；另壹种是基于图像相似度的对比，该算法用以过滤与微信不良图片数据库中的图片相似或吻合的图片。 “未阅先焚” （二）：微信实时过滤图片功能分析 我们发现微信实时自动过滤用户聊天中给传输的图片，微信分析图片中的文字以及比对图片是否与不良图片数据库中的现存图片相似。微信通过保存和更新敏感图片的MD5哈希值实现实时图片过滤。 微信过滤了哪些“十九大”关键词？ 微信从与十九大开始壹年多前就开始屏蔽有关的关键词，随着十九大日期逼近，该关键词库也在不断更新。关键词涵盖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了批评党代会，领导人以及党内斗争的言论，许多对中央政策和党意识形态的中性指称也被过滤。 勿忘晓波：微信和微博针对刘晓波逝世的信息审查之分 对微信和微博针对刘晓波逝世的信息审查的初步分析显示，在刘晓波去世后审查力度大幅增加，以至于任何对刘晓波的讨论乃至简单提及也不被允许。在微信上，刘晓波去世后，任何提及刘晓波名字的内容——不管是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还是英文拼音——都会被过滤。我们在之前的研究曾发现，微信在群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内会进行图片审查，而在刘晓波去世的这事件上，我们首次发现：微信在壹对壹聊天功能中也进行图片审查。在新浪微博上，刘晓波去世前，任何由刘晓波全名为关键词的搜索——包括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及英文拼音——早以被屏蔽。在他去世后，他的名字“晓波”可以触发审查。 不能说的秘密：新浪微博和微信上被过滤的“709追捕” 本研究记录了在微信和微博平臺上针对“709事件”的审查。通过壹系列测试，研究者发现了在这两个平臺上被审查过滤的与“709追捕”相关的关键词。研究者在微信平臺上发现了与“709事件”相关的图片审查。这是第壹次针对微信平臺的图片审查的系统记录。 极权中国对社会资讯的钳制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前言：这篇三万字长文可能是互联网上关于谷歌撤出中国叙述最为详尽的壹篇，它通过事件回顾、原因分析和未来展望，辅以诸多案例，全景式再现了谷歌事件的真实面貌，驳斥了所谓的“为人民屏蔽互联网”的谎言，指出既得利益集团以及政府高级官员假公济私才是谷歌和YouTube等世界知名网站被封锁的真正原因。本文亦穿插回顾了中国新闻出版和互联网管制的历史和现状，最后提出了四点建议，希望对中国互联网环境的正常化有所助益。 壹，谷歌篇 中国的互联网管制状况综述 先说个小事。我的外甥女每次从新加坡回中国度假都要抱怨上网难。我家是光纤到户，网速如飞，当然她抱怨的不是速度，而是很多网站不可访问，尤其是她做作业要用的谷歌Google以及联系同学用的脸书Facebook。 在中国大陆无法正常访问的网站很多，除了世界最大搜索引擎谷歌Google、世界最大社交平臺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还有世界最大的 财经网彭博社Bloomberg、世界最大视频网YouTube、世界最大图片分享平臺Instagram、世界着名大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时断时续（部分屏蔽）的还有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世界着名电臺BBC中文网，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 日报》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前后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在两千个以上，维基百科词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封锁网站”就列出了数百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邮 箱、图片、视频、云存储等等方面，涉及国际互联网几乎所有门类，而且主要是业内领先的大型网站。 很多海龟以及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对此很抓瞎，这麽多大型网站和手机app都不能用，来到中国就像来到了国际互联网的孤岛，立马与世界失去联系，无奈只得翻墙。翻墙是壹件闹心的事，壹是网速严重减慢，二是VPN等工具得时时更新，费力费钱。 抓瞎的不止老外，所有需要从被封网站获取信息的国人，包括教师、学生、记者、科研人员、外贸和金融从业人员等等，都被逼天天操练翻墙大法，工作和生活严重 受阻。中国大陆对网络的封锁还在逐渐升级，2014年对谷歌邮箱Gmail的彻底封锁导致上千万中国账户无法收发邮件，用户壹片哀嚎，尤其是外贸从业人员 和申请读国外学校的孩子们。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全中国有超过4亿人使用（谷歌开发的）安卓Android智能手机，但中国政府封锁了谷歌的手机应用商店Google Play，导致全国几亿智能手机用户无法安装官方认证软件，加剧了盗版软件和手机病毒的泛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应该说，中国的网络封锁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民生产和人民生活。 奇怪的是，我怎麽也找不到这些网站被封锁的具体原因。以谷歌为例，被封锁了这麽多年，我既找不到法院判决书也找不到行政执法通知书。中国政府发言人只是笼 统地说这是“依法管理互联网”，但是网站具体违反了哪条法律，以及是如何危害国家安全的，壹律无可奉告。无奈我只得自己找原因。被屏蔽的网站太多，让我们先从几个大的说起。 壹.谷歌篇 1.大鳄翻脸 声明原文翻译：“我们有证据表明攻击者的主要目标是入侵中国人权活动者的Gmail邮箱……这些未经报道的攻击和监视，以及过去几年来政府试图进壹步限 制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已使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重新审视在中国的业务运营。我们已决定将不再继续审查Google.cn上的搜索结果，并有可能关闭我们设 在中国的办公部门。” 以上文字相当醒目，这等于是公开与中国政府翻脸。在跨国公司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壹家商业公司以措辞严厉的声明与壹个大国政府公开决裂，此种情形 极为罕见。壹个以赚钱为目标的互联网商业公司，居然要放弃地球上互联网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放弃壹年几十亿的收入，这让各路财经评论家们眼镜掉了壹地。 我刚听到这个新闻也是壹头雾水。因为遭到黑客攻击，所以撤出中国？这是什麽逻辑？黑客攻击乃是常事，各国政府、网络公司以及民间高手都精于此道，如果壹遭到黑客攻击就撤，那谷歌早该死了多少回了。论技术实力，谷歌也不至于轻易输给黑客吧？ 赶紧找来谷歌的官方声明仔细阅读，其中有这麽几段：“我们对壹些搜索结果将受到审查而感到不适”，“我们将与中国政府就是否可以依法运营壹个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展开讨论”，但“中国政府在与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十分明确地表示，自我审查是壹个不可谈判的法律要求。” 这些文字就很直白了，再结合双方的态度以及世界媒体的评论，不难发现黑客攻击只是个导火索，谷歌与中国政府翻脸的真正原因是：自2006年以来，谷歌和中国政府在搜索结果过滤（敏感词审查）这个问题上始终谈不拢。 2.我反对什麽我就封什麽 “同誌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公开特殊字符限 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架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註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裏的网监体系，这是政 策基点的问题，没有壹丝可能性。我们这边的原则：壹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麽，我就封什麽，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 本，我们在维护声誉。这两点，在这个范围内，只能这样说，同誌们可以自己进行理解。至于最后结果，人家必然要走，我们留不住，也没想留它。走壹年，走两 年，它总有求着回来的时候。这个把握，中央有，我们也要有。强调壹下，这就是个法律问题，定性就是这样，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开舆论中，要註意口 径，否则会被内部追责，请大家特别註意。再强调壹遍，这就是个法律问题！” “特殊字符限制”听起来文绉绉的，其实就是敏感内容审查。对谷歌等搜索引擎来说，就是对某些词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原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伟的这段谈话相当雷人：我反对什麽，我就封什麽。这是典型的人治吧，哪裏有壹点依法治国的影子？ 李秘书长口气这麽大，当然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中国的传媒管理，最大的老板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公安等政府部门，而是党的下属机构 — 中宣部，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它掌握着全国最高话语权。所有的媒体，包括报纸、杂誌、广播、电视、网站等等，无论线上线下，都必须听其指令，否则就请关门大吉。 谷歌对这种中国特色的网络管制当然是了解的，只是后来越来越不适应。后文我们将看到，中国政府的秘密互联网管制方式和谷歌“不作恶”的公司文化有相当严重 的冲突。但谷歌那时既然决定了要在中国境内做生意，就必须服管。半推半就最后的情况就是：自2006年以来，谷歌虽然也执行中国官方的审查令，但执行得不 够积极，时有漏网和过滤不及时。 中宣部对此相当恼火，又不便公开指责，于是通过中央电视臺、人民日报等对其多次进行警告和敲打，谷歌中国因此陷入了各种“门”，如2006年2月的牌照 门，2007年7月流氓软件门，2008年3月漏税门，2008年6月泄密门，2009年1月低俗门，2009年6月涉黄门等。 谷歌这种网络大鳄，店大欺客、野蛮并购、不顾用户反对随意撤并产品等龌蹉事干过不少，但要说谷歌是个涉黄流氓，老杨认为有点冤枉。在过滤黄色内容方面，谷 歌还是比较努力的，比如谷歌的简体中文搜索（Google.cn）默认开启严格过滤，少有黄色图片漏网，而美国谷歌（Google.com）默认的是中等强度过滤。 谷歌可能不是很明白，为啥我已经很严格了，但是中央电视臺还是猛烈炮轰我为黄色流氓？同样的搜索机制，为啥在别的国家都没事？我想谷歌的高管可能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语言，比如敲山震虎、指桑骂槐等成语。 中央电视臺说用谷歌搜索“儿子”，首页出现了母子乱伦的内容，于是证明谷歌是个涉黄流氓。这个逻辑其实并不完备。有极客论坛爆料，在央视新闻播出的前两周，谷歌服务器收到了大量包含“儿子”壹词的搜索请求，用户随后专门点击不伦链接，而这些流量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按照谷歌搜索的算法，有效访问量占了很大比重，在突发大量“儿子”搜索点击黄色链接的情况下，黄色图片排名靠前是自然的。谷歌涉黄事件，其背后可能另有推手，不能排除栽赃的可能性。中央电视臺的新闻逻辑有问题，但谷歌也没有就此翻脸。 涉黄门只是壹个例子。总而言之，冰冻三尺非壹日之寒，从2006到2009年，谷歌公司和中国政府多次交锋，积怨已久。所以，2009年12月遭到（来自中国官方的）黑客攻击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壹根稻草。在这堆稻草裏，最扎人的就是搜索过滤这根。 3.过滤与审查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皇上说禁什麽就禁什麽，到了近代才慢慢走上法制轨道。中国第壹个正式的出版法是1906年《大清印刷物专律》，后来还有1908年大清报 律、1914年出版法、1937年修正出版法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了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但中国大陆至今没 有专门的《出版法》和《新闻法》。这在世界各国中是非常罕见的。 中国新闻立法推动人之壹的孙旭培教授曾在《新闻立法之路》壹文中引述了中国共产党老壹辈革命家陈云的壹句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壹个新闻法，我们 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 制。”陈云的谈话反映了中央高层壹部分人对新闻立法的态度。 当然，也可以制定壹个中国特色的《新闻法》，规定壹切媒体听党指挥。理论上这麽做没问题，但在全世界都推崇新闻自由、保障媒体监督的时候，中国推出这样壹个反潮流的《新闻法》，在国际上岂不贻笑大方？人多少还是要点脸的。 我们都知道，新闻和出版法事关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法律之壹，在国际法律界素有“第二宪法”之称。但因为以上所述的原因，《新闻法》和《出版法》在中国难 产了几十年，短期之内也看不到制定这两部法律的希望。中国政府陷入了两难，制定不是，不制定也不是，干脆就拖着吧。2016年3月1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新闻法立法有无具体的议程”，发言人干脆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了全国人大是宪法唯壹的监督机构。全国人大有壹堆委员会，教科文卫委、财经委等等，唯独没有最重要的宪法委员会。我们中国也没有宪法法 院。所以，当出现违宪案件，比如中央禁止报导法拉利事件，如果哪位记者发飙了要起诉，他会发现无处可告，没有任何法院或机构受理违宪案件。我们既没有《新 闻法》也没有《出版法》，加之《宪法》也被架空，所以新闻和出版自由在中国就只是壹句空话。 在壹大堆出版规章中，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是最重要的壹个，但这个条例也都是些大框框，没有具体的审查标准。 出版审查100条明细第80–87条 自1994年以来，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出版和信息传播的方式。网络言论（出版）的自由度很大，论坛、博客以及手机app都是免费的，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任何东西，信息量急剧增加，传播速度极快。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出版和宣传管理构成了新的挑战。 先说明壹下，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有很多种不同的叫法，互联网管制、互联网审查、互联网管理、互联网过滤等等，都大同小异，本文主要用“互联网管制”这个词。 总的来说，互联网管制有两种方式：内容管制和搜索管制。所谓内容管制，简单地说就是有些内容政府不想让大家看，旋即命令网站删除。这事说着容易，但在信息 爆炸的时代，要滴水不漏地审查互联网所有的内容难度很大。本文草稿征求意见的时候，有人问为啥政府壹定要和谷歌耗上呢，不就是个搜索工具吗？这话说得也没 错，政府只要控制了互联网的内容，就不怕妳搜，随便妳用什麽搜索引擎。但是全面内容控制的工作量太大了（后面我们有案例分析）。 相比内容控制的吃力不讨好，控制搜索引擎（实施关键词屏蔽和搜索结果过滤）可谓四两拨千斤，效率高多了。打个比方，某图书馆有壹百万本书，其中有壹万本政 府不想让大家看，有两个方法可以做到这点，壹是壹本壹本地下架，二是在图书馆的电脑索引中删除这些书目，让读者找不到这些书。妳觉得哪种方法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壹般是双管齐下，内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步进行。后文令计划与法拉利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4.内外有别 2014年10月30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为什麽中国要关闭Facebook等国外网站，中宣部副部长鲁炜壹语惊人： “我们没有关过境外的任何壹家网站。妳的网站在妳家裏，我怎麽可能跑到妳家去关妳家的网站呢？”鲁炜其实说的并没错，任何国家都没有治外法权，中国政府对 某些外国网站（以及服务器在外国的中国网站）无法关闭，只能屏蔽。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只有中国在审查互联网，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公司都在干这事，比如新加坡和美国等很多国家就屏蔽儿童色情网站，Facebook和Twitter就删除了大量涉及恐怖主义的 内容。在某些伊斯兰国家，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内容壹律非法（但这些内容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均为合法）。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邪教”，政府不允许它在互联网上存在，但它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和臺湾）都是合法的。 有没有壹些东西是全球公认应该禁止的？很遗憾目前并没有壹个互联网全球管理准则。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生命，命都没了则壹切无意义。这是普世第壹原则。所以，凡是不利于人类生存的东西都应该群起而诛之。 有些东西堪称人类公敌，几乎所有的合法政府都欲除之而后快，这包括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儿童色情、制毒贩毒等等。谷歌在铲除这些内容方面和中国政府应该是壹致的。2012年7月的时候，谷歌智库Google Ideas还主持召集了全球性会议，商讨如何在网络上铲除这些犯罪行为。 不难理解，谷歌在全球都在执行某种程度的搜索和内容审查。我这裏有壹篇哈佛法学院的报告，《Localized Google Search Result Exclusions》，这份报告详细研究了113个网站在德国和法国被谷歌搜索部分屏蔽的情况，即同样的词汇，谷歌法国google.fr、谷歌德国 google.de的搜索结果与谷歌美国google.com的搜索结果不壹样。这个报告指出，在德国和法国移除的搜索结果大多是白人民族主义 （White nationalism）、反犹太主义、纳粹主义以及伊斯兰教激进派网站，因为这些内容违反了所在国的法律。这个案例还说明，谷歌（根据当地的法律）在欧洲施行了比美国更严格的搜索审查。 政府审查在地球上普遍存在，谷歌自己也有内部审查。双方都审查，为啥谷歌和中国政府就谈不拢呢？壹般认为，他们的冲突主要在于两点，第壹，审查的内容有冲 突，即某些内容中国政府要管制而谷歌认为不妥；第二，审查的方式冲突，中国政府的互联网管制多为秘密通知，而谷歌倾向于公开和透明化。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两点。 5.分歧何在：审查的内容 不但谷歌，我在网上挖地三尺也同样很难找到其他互联网公司进行审查的具体情况，比如哪些词汇要过滤、哪些文章要删除以及哪些网站要屏蔽。我百思不得其解，这麽重要的事情，难道靠口头通知？但事实基本就是如此。我在网上找到了壹篇文章， 《中共钳制媒体揭秘 — 从公开到隐蔽，由宏观及微观》，作者是前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这篇文章原发表在《新政治家》杂誌2012年10月号，部分摘抄如下： “2001年5月的壹天下午，我接到壹个声称来自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陌生电话，要我撤掉南方都市报将于第二天见报的壹篇稿件。作为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我 经常接到中共各机关类似的电话。不过这次来电者我不熟悉，而我也想借机表达不满，就很不客气地答復：“不好意思，我不认识妳，不能确定这就是来自部领导的 指示;为防止有人冒充宣传部领导对报纸发号施令，麻烦妳传真书面文件给本报，否则无凭无据难以执行。” “江泽民统治的后期，丁关根领导的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壹个显着的变化是，宣传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郑重其事地下发文件或明传电报， 对媒体发号施令，要求总编辑执行;而主要采取电话口头传达或手机短信通知的方式，直接指令总编辑或具体负责人。原因在于禁令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书面行文需要层层报批，过于繁琐，也来不及应付紧急状况。而电话口头传达和手机短信通知，手续简化，效率高、见效快。” “应该是对自身行动的不正义性和制度性犯罪的事实心知肚明，中共的媒体控制在胡锦涛时代开始进入地下秘密状态。这壹时期的显着变化是，打电话给媒体传达禁令的宣传部门官员，通常都会在挂机之前强调：“不得做书面记录，不得留任何字据，不得透露下达了什麽禁令，不得透露是什麽部门下达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达禁令领导的姓名。”中共宣传部的禁令，就这样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贯彻执行。” 读到这裏诸位应该明白了为什麽谷歌撤出中国的调子唱得很高，但却不把话说具体，因为谷歌手上可能并没有多少书面字据。电话录音或记录有吗？这个我不好确定，得问谷歌公司有关人士。 虽然谷歌和中国政府双方都在打哑谜，但我们还是有办法推断他们到底在吵什麽（哪些互联网内容被管制了）。总体来说有以下三种方法，壹是维基百科法，二是“消息灵通人士”法，三是比较法。下面我们逐壹来看。 A.维基百科法 维基百科词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审查词汇”列出了壹大堆敏感词，从单字到组合词，比如：胡、刘、李、吴、温、习、贺、贾、令、计划、法拉利、胡锦、 hujin、月月鸟、泽民、太上皇、蛤蟆、康师傅、27亿、真理部、纽约时报、阿波罗新闻、红太阳的陨落等等。 上面这些词是截止2013年初的。应该指出的是，敏感词经常在变化，每个省区的敏感词也可能不壹样，并且有时候昨天的敏感词今天就不再敏感，比如令、计划+法拉利、（周永）康师傅等等，现在都可以自由搜索。 敏感词汇表是中国政府和谷歌搜索的主要分歧之壹。虽然中国政府从不公布这个词汇表，但敏感词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它存在于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论坛灌 水，在博客发文，常会遭遇“内容包含不当或违法词汇，请返回修改”诸如此类的提示，但具体哪些词有问题，对不起无可奉告。这让网民们很抓狂，所以有人专门 开发了敏感词检测软件，比如“百度贴吧和谐测试器”等等。这类软件是中国独特的互联网审查环境下的奇葩之壹。 中国大陆互联网过滤的内容之多，敏感词变化之莫名，让网民无所适从。比如某段时间不可搜索胡+温，这勉强可以理解，但某些带“胡”的词在谷歌都不准搜索， 比如说胡萝蔔，就让人抓瞎了。很多人对此颇有微词。虽然我对作家韩寒并不感冒，但他2010年5月有篇博客曾被广为传播，这裏引用壹下： “事实上，我壹点都不怀念谷歌。谷歌就像壹个姑娘，有壹天她跑过来说，我要离开妳。我说，不要这样亲爱的。让人伤心的是，最后她还是离开了。但是我发现， 其实当我想上她的时候，我还是随时能上她。唯壹的不同就是以前我上她的时候能从她身上搜出胡萝蔔，但是现在，我问她，胡萝蔔呢，她就嗖壹下不见了。” 外国人看这段可能不知所云。要理解这种文字，得对中国大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壹个”的网络审查环境有深刻理解才行。 用维基百科查敏感词要补充壹点，维基百科本身在中国大陆也时常遭到屏蔽，访问时断时续，若想畅通无阻请适时爬墙。2013年8月，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威尔 斯对记者表示，他宁愿放弃在中国开展业务，也不愿接受中国方面任何形式的互联网审查。这和谷歌的做法如出壹辙。看来维基百科被彻底屏蔽也是迟早的事。 保持好奇，获取知识，此乃人类本性。因为有几个词条的解释与政府的不壹致，所以要阻止民众访问全球最大的知识库，这种做法堪称反人类。因为饭裏有几粒沙子，从此以后就不吃饭，还不准全国人民吃，此逻辑令人惊诧。 B.消息灵通人士法 我查到的资料裏有壹个名叫张贾龙的博客作者，他是前腾讯财经频道的小编，后来被开除，原因是“泄露商业秘密等保密敏感信息”。张贾龙透露的管制内容有“习特勒”、“讲话精神研究中心”、“谁让我们成了无产阶级”等等。 我试了壹下，张贾龙透露的信息基本准确，谷歌搜索“习特勒”有壹万多条结果，而百度则基本无法搜索这个词（除了几张希特勒相关的照片）。 C.比较法 如果说习特勒这种词有欺君犯上之嫌，应该屏蔽的话，有些词被审查则让人莫名其妙。 2015年9月7日谷歌搜索“章贡区网宣办” 江西小城赣州的壹个区的壹个办公室，居然有超过30万条搜索结果，壹个小小办公室也能这麽火？原来是这样，2014年12月，壹名黑客破解了赣州市章贡区网宣办的工作邮箱，将整个信箱内容公布在网盘上。此文件很大，诸位可以自己下载慢慢读，体会基层宣传工作者的艰辛。在网络时代，宣传管理工作比 传统印刷时代要艰苦多了，信息量巨大，传播速度极快，经常需要加班，24小时待命。 同样是搜索“章贡区网宣办”，百度只有3,040条结果，是谷歌的1%不到。百度再怎麽烂，搜索数量差这麽多是不可思议的。再来看其首页，内容也 与谷歌完全不同。这裏面有搜索引擎内部机制的原因，比如百度着名的竞价排名（交钱多的排首页）。另外壹个原因大家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个词在中国遭到了 审查，百度按照官方要求过滤了搜索结果。 2015年7月20日百度搜索天安门的首页 用百度和谷歌分别搜索天安门，首页的结果完全不同，而且谷歌排前三名的网页在百度裏根本就找不到。很显然天安门这个词在百度被审查了，某些网址被屏蔽。 看到这裏大家应该很清楚为什麽谷歌在中国得关门，那个3小时纪录片《六四天安门》是官方禁片，谷歌不遵守官方禁令，岂能容妳？顺便说下，这个3小时纪录片（以及类似的涉及中国政治的视频）也是全球最大视频网YouTube被禁止访问的主要原因之壹。 当然，比较法最好是直接比较谷歌搜索（在管制和无管制状态下）的结果。 6.真理部指示 下图是维基解密发布的壹份某省网宣办文件（请註意，网宣办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党的机构）。这份文件列举了互联网上哪些舆论要引导，如何引导，规定得非常细 致，有删除、推荐、置顶、沉帖、压至后臺以及请网评员出马等等，时限规定清楚，责任落实到人。 维基解密的资料是否真实，这裏不做评论。我个人观点，这样壹个超长表格，内容又如此细致，造假难度很大。这个表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内容控制工作之细 致。这和奥威尔的小说《1984》描绘的场景很相似。它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妳的眼睛，因为妳能看到什麽，都是由壹位“老大哥”决定的。在互联网时代也 是壹样，博客、论坛、门户网站新闻等等，尽在“老大哥”掌控之下。 最后举个例子。汶川地震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次死伤惨烈的地震中，各路记者冲锋陷阵，给人的印象是媒体都放开了报导，但根据维基解密透露的这份文件，汶川地震期间的互联网管制也同样严格。 到这裏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壹下中国政府互联网管制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不允许大量出现与官方不壹致的观点。这并非我的个人随口胡掐，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壹直就是 这麽做的，官方很早以前就这麽说过。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2000年8月接受美国CBS记者迈克•华莱士专访时曾有如下对话： 华莱士：“主席先生，妳为什麽封锁网站，包括 BBC和华盛顿邮报网站，理由何在？妳不信任人民从网上取得信息及学习吗？” 江泽民：“我希望人们将从网上学习很多有用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网上有时也有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网上的色情内容，对我们的年轻人伤害很大。” 华莱士：“BBC和华盛顿邮报网站没有色情的东西。” 江泽民：“它们被禁可能是因为有些政治消息的报导，我们需要有所选择，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对中国发展无用的信息。” 江泽民和华莱士北戴河访谈 7.网络屏蔽案例分析 总的来说，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没有壹点放松的迹象。前面的《六四天安门》纪录片就是壹例， 只要这个片子还出现在YouTube裏面，YouTube在中国大陆就别想正常访问。同理也适用于Facebook和Twitter，只要中国政府不满的 内容在上面传播，这些社交网站就别想在中国运行。 让我们来看最近的几个案例。2014年10月21日，中国政府突然封杀了方舟子的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壹夜之间方舟子就从（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消失 了。中国政府这次封杀方舟子，和以前封杀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等人的手法壹样，既不通知也不审判，而是偷偷干掉，全国整齐 划壹，行动非常迅速。 方舟子突然被屏蔽，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他批评了壹个名叫周小平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先写了壹篇文章《梦碎美利坚》，列举了美国的种种不是。这篇文 章有诸多硬伤，有些证据纯属捏造。曾在美国读博的方舟子看不下去了，于是专门撰写了壹篇长文《“网络作家”梦游美利坚》，指出周小平的诸多错误。 文人之间的论战我们见得多了，为什麽这次国家机器要参与其中呢？其原因就在方舟子被封杀的前几天，2014年10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了72位文艺界名人参加，周小平和花千芳作为网络作家的代表参加了座谈。座谈会结束时，习 主席还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妳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周小平是中国官方树立的网络文艺典范。方舟子不知好歹，撰文批评官方作家，结果立马被缝嘴。这次还不是简单删帖，而是全面销号。除了抓人，这应该是最严厉的互联网内容管理手段了。 方舟子被彻底屏蔽，说明了中国政府互联网管理的壹大特点，那就是发表文章可以，但是观点不得与官方有异，更不得广泛传播。用宣传部门的语言，那就是全国上下都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壹致”，否则删妳没商量。 最新的案例还有纪录片《穹顶之下》。这几年中国雾霾围城， 民众颇有怨言。2015年2月28日，有个叫柴静的小妹上传了壹个她自己拍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讲述她本人对雾霾的看法。这个片子创下了全国纪录，壹周 之内点击播放超过壹亿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从2015年3月7日晚上开始，全国所有的视频网站统壹下架了《穹顶之下》，现在中国人要看这个片子只能翻墙 去国外网站。 和往常壹样，中国政府对此保持沉默。我个人估计，《穹顶之下》提起了公众对雾霾的重视，这本是壹件好事，但该片被广泛传播之后，公众自然会追究雾霾围城的 原因，其中之壹就是政府管理不力。中国政府最怕自己被广泛质疑，因为这有可能动摇其执政的基础。《穹顶之下》被封杀还说明了壹件事： 对这个政府来说，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当然，也不是说在中国大陆就不允许批评政府。在饭桌上私下侃侃可以，在公众场合就要註意了，借助网络广泛传播更是被严格禁止，相关言论会立马被掐断和查封，相关人士会遭到各种处理和封杀。近期案例请搜关键词“毕福剑”以及“德国雷克”。 有壹点要说明，无论互联网怎麽严格监管，还是能搜到壹些批评政府的言论，有的尺度还相当大。原因之壹是因为互联网的内容浩如烟海，纵有百亿维稳资金也不可 能每壹页都人工审查，只能挑重要的来，先管好门户网站、大型论坛和主流社交工具，比如博客、微博和微信。单就微博来说，重点管好那些上万粉丝的大V即可， 至于那些没几个粉丝的普通账号，随便他们发表什麽言论好了，起不了什麽风波。这就是为什麽有时妳在微博小户上（以及互联网上）能找到壹些尖锐的言论，但是 在大V微博裏却找不到。 小账户和微博大V的社会影响力完全不是壹个档次的。有些文章在微博小号上存在得好好的，壹经大V转发就立马被屏蔽。举个例子，鄙人的文章《和大学生朋友们谈谈我对毛主席的个人看法》在我的微博上几年都 没事。2015年1月11日，拥有三千万粉丝的任誌强将此文转到他微博上，不到两小时就有三千多次转发，然后立马被屏蔽。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对平头百姓的言论就完全放任自流。我本人的其他文章也经常被屏蔽，《蛋炒饭与白眼狼-老杨再谈朝鲜战争》、《老杨再谈徐纯合之 死》等等，这些文章无论是在微博还是微信都发不出去。有时换掉某些敏感词发出去了，第二天人工审核照例删除。这些文章 都是鄙人原创，既不涉毒也不涉黄，壹句骂人的话也没有，被删的原因只有壹个，那就是鄙人的观点与官方有异。 对谷歌来说，互联网（内容和搜索）审查要和中国政府保持100%壹致确实勉为其难。《谷歌透明度报告》有壹句话，说明了为啥谷歌对政府的屏蔽要求有时不予 执行：“···某些要求可能不够明确，我们会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有时我们不遵从相关要求是因为这些要求不是通过适当渠道提出的。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提 出，不能是口头说明。有时政府机构提供的书面信函效力不足，必须另行申请法院命令。” 谷歌这种死脑筋，凡事都要搞得那麽正规，删除的要求必须是书面通知，不行还得走法律程序，这和中国政府的做事方式完全对不上号。后文的案例我们将会看到， 令计划的儿子开法拉利玩双飞死了，官方第二天就禁止搜索法拉利系列词汇，没有哪个法院有如此高效的判决，这只能紧急电话通知。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谷 歌在中国水土不服，与中国政府冲突不断，最后彻底翻脸，应该可以理解吧。 8.分歧何在：审查的方式 2014年10月，有记者问为什麽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被屏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按惯例答道：中国政府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虽然依法管理这个词时 常被中国政府官员挂在嘴边，但实际情况是，无论是屏蔽网站还是划定敏感词亦或删除文章，没有壹个是依据法庭的判决。 就我所查阅的资料，互联网审查在世界多数国家是壹个法律问题，删除或屏蔽在欧美多以法院的判决为准，而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从来没有法院什麽事，它们是各级政府（和党委）自行决定，以上级指示甚至口头通知的形式下达，黑箱操作，不予解释。 这就是中国网络审查方式的最大特点：秘密审查，秘密执行。公众无从知晓审查的程序和依据，官方也从不发布任何公告。小的案例就不说了，就谷歌系列产品来 说，上亿人在使用谷歌的商店、搜索、地图和各种服务，屏蔽谷歌这麽大的事，即便不审判也不新闻联播，起码也该在报上登个启事吧？中国政府偷偷干掉谷歌，此 种行为就好像半夜把桥炸了却不在桥头立个牌子，相当缺德。 中国的敏感词过滤，其官方说法是“特殊字符限制”，民间则有各种说辞。以微软的Bing为例，它的搜索页面最下方有时候会出现壹行小字：“为回应符合本地 法律要求的通知，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壹行小字就是微软的Bing搜索（以及百度、搜狗、好搜和以前的谷歌在内的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搜索引擎）活下 来的秘诀。我很想看看这些通知的实例，但是挖遍互联网也没找到壹个。它们全都是国家机密？ 微软公司对这行字是这麽解释的：“如果政府机构要求删除显示的搜索结果与我们联系，我们需要政府机构提供适用法律和权利的证明，以及官方的删除要求申请。。。那麽我们可以履行删除申请。如果要求我们必须实施申请，我们将有限地实施申请。” 微软说得很委婉，“有限地实施申请”？哪位能举个例子说说它什麽时候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删除要求？微软Bing搜索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屏蔽要求，还依然能在中国运行，难道中国政府对谷歌和微软执行了不同的标准？ 9.秘密法律 公开性是法律的天然属性，它有两个含义，壹是法律条文不得保密（这是废话），第二，法律程序应该公开。即便少数时候可以秘密审判，但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秘密宣判（ 以及秘密执行）。 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互联网屏蔽和敏感词过滤是依法管理，则那些“通知”可以看作是简易审判之后的判决书，但是它们却从来没有公开过。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因道德、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任何判决都应公开宣布。”这也 符合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公布不公开的理由。所有的案件，不论是否公开审判，判决壹律公开宣告。 我们可以想象壹下，如果秘密审判，还加上秘密执行，那街头就会有人突然消失，人间蒸发，且原因不明，这个国家就会变成壹个人人自危的恐怖国家。所以，虽然某些涉及机密的案件可以秘密审判，如周永康案，还有军事法庭负责的谷俊山案等等，但审判的结果都必须公开。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壹个逻辑三段论： （1）凡是符合法律的，其判决和执行必定公开；反言之，凡是秘密判决和执行的，必定不符合法律。 由此可见，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宣称的“依法管理互联网”其实是壹句谎言。现在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情况是：大多数被审查的网页和网站都是莫名其妙突然消失，没有 审判，没有公告，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为什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只能用“依法管理”这样的大话来搪塞，他们从不告诉妳被屏蔽的网站具体违反了哪 壹条法律，也不告诉妳下达通知的具体是哪个机构。中国的很多事都是如此，官方不敢说具体，壹说具体全是违法的，但是官方偏偏都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2016年2月26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公告，依法关闭壹堆微博，包括@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1、@文山娃、@纪昀、@罗亚蒙、@大鹏看天下等大V账号。 我看到报导顿时愣住了，这公告原文是这麽写的：“。。少数网络名人无视社会责任，滥用自身影响力，在网上多次发布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损害国家荣誉 和利益。。”网信办判定公民违宪？这真是壹个雷人的公告，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明文规定了由全国人大负责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除全 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之外，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权解释违宪事件。网信办判决公民违宪，我真是被雷到了。谁才是真正的违宪？宪法是壹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必 须严肃对待。在今天的地球上，由国务院（行政院）下属的壹个办公室来判决和公告违宪案件，恐怕除了中国别无二家。 话说回来，这次网信办敢于站出来公告，这本身是壹个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是秘而不宣的，与暗杀类似。 10.审查与暗杀 2016年7月18日晚我发了壹条微博，没有壹个字，只是分享壹张图片，然而此微博半小时之后就被管理员禁止转发（随后被删）。接着我就被禁言，无法发布、回帖和互粉。 到7月20日晚，我的微博依然无法使用，于是我发了壹条微信朋友圈，全文如下： “各位朋友，我的微博已被禁言，不能发布、回復和互粉。新浪称我违反了微博社区规则。鄙人正在和新浪小秘书交涉，争取早日恢復正常。我仔细翻看，可能是因为壹张图片。这张图是我发的最后壹条微博。此图如此敏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这条朋友圈并附上了这张图片。奇怪的是，发出两个小时之后，没有壹个贊也没有任何留言。经过和几位微信好友截图沟通，确认我这条朋友圈已被管理员屏蔽，只有我自己能看到，朋友们都看不到。 经过朋友们的反復验证，我们最后确认：不论是微信还是微博，只要内容包含有这张图片，或者包含有“炎黄春秋停刊”这几个字，均会被屏蔽或删除。 对“炎黄春秋”事件的消息管制我感觉是空前绝后的严厉（可能不会绝后吧）。着名杂誌被迫停刊，同行理应唇亡齿寒，但中国所有的媒体都对此事保持沉默，没有 任何报导。微博和微信等个人社交工具也被严格审查，连图片识别技术都用上了，发布消息者壹律屏蔽、销号或禁言。除了抓人，这应该是最严厉的 互联网内容管控手段了。 意料之中的，针对炎黄春秋停刊事件，中国政府也对搜索引擎进行了严格管制。 2016年7月21日谷歌搜索“炎黄春秋停刊” 谷歌搜索有129,000条结果。不难看到，虽然国内鸦雀无声，但《炎黄春秋》停刊事件在海外中文媒体上都炸了锅了。 相比谷歌的十几万条结果，百度搜索总共只有18个结果，而且没有壹个和该杂誌停刊有关系。由此可见，为了集团的利益，中宣部开足了马力，在内容管制方面连个人通讯工具都不放过，搜索引擎也被彻底管死。 某杂誌停刊发壹个公告，并不是什麽大事，为什麽政府此次如临大敌呢？鄙人愚见，原因有二。壹是《炎黄春秋》这本杂誌有点特殊。创刊25年以来，这本杂誌壹 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改革派最重要的理论阵地，订户近二十万，有全国性影响。该刊曾发文深挖中共历史上的错误，也曾连续发文肯定前总理赵紫阳的贡献。该 杂誌的前副社长杨继绳还出版有《墓碑》壹书，对1959–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的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和深入论证（这本书2008年在香港出版，随即被大 陆官方列为禁书）。2015年，杨继绳还发表了壹封《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公开信》，公开挑战 政府的图书和期刊出版管理“十五条”。可以这麽说，炎黄春秋这个摊子对当权派来说如鲠在喉，须除之而后快。 《炎黄春秋》当然也不是吃干饭的，它的法人代表杜导正是全国人大代表、前《光明日报》总编，并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老壹辈革命家习仲勛曾经给炎黄春秋题有 八个大字：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虽然如此，这本杂誌还是被迫停刊了。由此看来，在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之后，保守派已经全面获胜。他们并可借此警告全国媒 体：若敢再不听指挥，胡言乱语，尚方宝剑也保不了妳。 第二，杂誌突然宣布被迫停刊，这种方式相当惨烈。海外媒体对此的评论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于政府最后采取强行进入的流氓手段，亦有媒体形容为“图穷 匕见”。《炎黄春秋》是7月17日宣布停刊的，7月19日，杜导正接受海外媒体电话采访时说：“我抗议，我愤怒。。。我作为壹个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实在 觉得没有办法理喻。这麽像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难道我们共产党又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吗？” 杜导正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我正在办公室裏就来了造反派，宣布妳是走资派，妳是反革命，妳的权已经被我们夺了，请妳离开这个地方。。。整个报社被他们占领了。这次给我的感觉有点那个味道。” 鄙人观点，杜导正接受采访说话还是很克制的。按文化大革命那搞法，人家红卫兵占领报社，那是明火执仗。这次炎黄春秋杂誌社被强行占领，随后严格封锁消息，性质当属暗杀。所谓暗杀，就是说我干掉妳，但我不让人知道。 使用暗杀手段，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见不得人。 暗杀作为壹种非正常手段，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出此下策。原因很简单，壹旦败露，可能满盘皆输。古今中外这种案例很多。近的来说，1946年7月闻壹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没多久国民党 在大陆就树倒猢狲散，教训实属深刻。这次炎黄春秋之死，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与官方不壹致的观点不得广泛传播，无论是互联网出版还是印刷出版。 11.意大利汽车和巴拿马香蕉 鲁玮的调子唱得很高，但后文的案例诸位将会明白，中国政府强力屏蔽国外着名网站，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小集团和“老干部”们的利益，而国家声誉以及人民的利益，以及屏蔽的手段是否合法，他们暂时顾不着。 中国的互联网屏蔽，有时候是某个“老干部”当天出事，马上就屏蔽，十万火急，立即执行。学法律的同学都知道，任何事若要走法律程序，其过程是冗长的，审判 和上诉长达几个月是常事。这也决定了中国的互联网屏蔽不太可能走法律程序。本文附件有篇文章，《审查机器，了解壹个真实的中国互联网》，裏面叙述了作者作 为网站负责人的时候，半夜接到河北省新闻办的电话，要求立即删除某网页。这种夜半鸡叫似的口头通知紧急行动，我不少网管朋友都有类似经历。此类行动经常发 生，比较着名的壹次是2012年3月的法拉利事件。 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北京市北四环保福寺桥发生了壹起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壹辆黑色法拉利跑车猛撞围墙，驾驶员当场身亡，车身基本解体并甩出了两个“衣衫不整”的女子，壹死壹重伤，据说壹个半裸，壹个全裸。 天价名车，死伤惨烈，壹男二女，还衣衫不整，这当然是新闻的好材料。第二天北京晚报、新京报等多家媒体都有报导，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也开始疯传，车上那两个 女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其中壹个还是活佛的女儿。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壹切戛然而止，网络上有关此次事故的帖子全被删除，网站的新闻报道被撤稿，百度搜索 屏蔽了“法拉利事件”，新浪微博也同时屏蔽了“法拉利”和“中央民族大学”等多个关键词。这就是典型的内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时进行。 两年多之后，2014年12月，随着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被隔离审查，法拉利事件又重新可以搜索了。现在大家都知道，那辆黑色法拉利的驾驶员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 24岁的令谷是北京大学在读研究生，他这辆价值超过五百万元的法拉利跑车从何而来呢？这事要追溯开来，令计划当然会受牵连。所以，令计划在车祸当晚即动用 了中央警卫局封锁事故现场，第二天又利用职权禁止媒体报导，并指示有关部门对互联网进行全面屏蔽，包括“法拉利”在内的诸多词汇立即变成了敏感词。 下面我们来看壹个新案例。2016年4月6日，有中国网友又惊讶地发现，巴拿马系列词汇突然无法搜索。巴拿马是个弹丸小国，除了运河，它唯壹拿得出手的东 西就是香蕉了。这麽壹个小不点国家被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当局重点关照，这都怪2016年4月3日突然被外国媒体曝光的巴拿马系列文件。 巴拿马的实体经济基本只有香蕉，但这个国家还有壹个撒手锏名震全球，那就是离岸金融服务。它是全球着名的避税天堂，全球很多富人和大公司都慕名 来这裏开户，因为巴拿马对个人存款和公司资料严格保密。 这些富人和大公司本来以为钱在巴拿马就高枕无忧了，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有壹个匿名者向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以及数家西方媒体爆料，他提供了2.6TB的数 据，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壹家名叫 摩萨克冯塞卡（Mossack Fonseca）的巴拿马律师事务所的电脑资料。这家事务所专门协助顾客开办空壳公司，通过离岸空壳公司转移资金。其顾客名单有数万人，其中有俄罗斯总统 普京的密友、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父亲、冰岛总理夫妇等等，还有中国的几位现任和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人和朋友。 2016年4月5日，在中国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追问对巴拿马文件有何看法，发言人洪磊说，“对于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作评论”。当天的环球时报还发表评论，题目是《偷或编“巴拿马文件”者绝非等闲之辈》，指责西方媒体壹贯抹黑中国。 本来这事可能就这麽过去了，没想到4月5日晚上风云突变，冰岛总理因为涉嫌隐匿海外资产，突然宣布辞职。这明摆着就是说那些巴拿马文件基本属实 嘛。环球时报当场被打脸，那篇评论立马撤柜。中国互联网管理当局也紧急行动起来，就像2012年屏蔽法拉利壹样，巴拿马系列词汇从2016年4月6日开始 无法搜索。新浪微博更是奇葩，连“冰岛总理辞职”都无法搜索。 按照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包括内容删除和搜索过滤）都是依法管理，那麽哪位同学能告诉我，法拉利和巴拿马系列词汇的屏蔽是根据哪壹条法律？ 事实很明显，为了壹己私利，有高级公务员（老干部）在利用职权屏蔽互联网，屏蔽和自己有关的负面事件。假如谷歌的简体中文搜索现在还在中国运转的话，按照谷歌公司的惯常做法，紧急屏蔽“法拉利事件”和“巴拿马文件”显然是其不能接受的。 12.谁是“老干部”？ 哪些人是李伟所谓的“老干部”呢？令计划当然是其中壹个，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等显然都在其列。有人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根子就在主席臺的前三排，这话壹点也不夸张，在互联网管理方面尤其如此，因为只有主席臺就座的高级官员才有屏蔽互联网的权力。 现在的问题是，像令计划和周永康这样利用职权屏蔽互联网的“老干部”们到底有多少？按照中纪委和监察部的说法，贪赃枉法的官员是少数，但我个人认为应该占大多数，尤以高级官员为甚。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说过，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要亡党亡国的程度。 人性本恶，要论贪汙腐败，共产党人比起壹般人壹点都不差，由共产党人执掌的中国政府贪腐程度在地球上名列前茅。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4年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丹麦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得分92分，总分100），而中国排在第100位，得分为36分，离及格都还差好远。 对于这样壹个糟糕的排名，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14年12月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自有人民群众的公正客观的评价，不会以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为标准。 中国政府天天喊反腐，但从不承认出现结构性腐败，如果有谁胆敢说中国出现大面积腐败，政府就会让它闭嘴。到今天（2016年4月12日），透明国际的网站 www.transparency.org 在中国大陆依然不可访问。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每个人都会有缺点，都会做错事，无论他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高级公务员，亦或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中国的政治舞臺却有大批完全没有负面新闻 的神仙。在中国，县处级干部还有可能在网上搜出壹些负面新闻，厅级干部壹般就没啥负面消息，副省级或者候补中央委员级别以上的就更不用说了，个个都高大完 美。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京东的老板刘强东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曾说：“如果壹个人在网上壹点负面没有的话，他壹定是骗子。” 在苏荣、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查处之前，他们都和令计划壹样，互联网上找不到他们的负面消息。虽然他们壹贯贪赃枉法，生活糜烂，但是他们在臺面上的形象永远高大光辉，没有任何缺点。 毫无疑问，中国官方屏蔽了“老干部”们的负面新闻。国内的网络媒体不敢抗命，但国外的网站中国政府鞭长莫及，唯壹能做的就是屏蔽这些网站。这种屏蔽当然只 能秘密执行，否则老干部们的脸往哪搁？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纽约时报》被屏蔽就是因为刊登了壹篇报导，分析了中国前总理的家产。因为篇幅这裏就不细说 了，请诸位自己搜索David Barboza和2013年度普利策新闻奖。关于纽约时报事件，我将有另外壹篇文章详谈。 壹个人是不可能有效地自己监督自己的，壹个政党或政府也是如此，所以新闻媒体的监督是壹个清廉政府的必要条件。中国政府的做法则正好与此相反，谁敢报导政府高级官员的负面新闻就屏蔽谁。缺少了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有效监督，中国的“老干部”得以为所欲为 。 前文说过，互联网上有些内容是人类公敌，如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儿童色情、制毒贩毒等等，中国政府公开屏蔽这些网站的细节不会有问题，但因为有令计划这样 的“老干部”们在互联网管理中夹带私货，屏蔽自己的丑闻，使得中国的的互联网管理全都被迫秘密进行，没有任何机构敢站出来公布被屏蔽的网站名单或者被过滤 的敏感词汇表。 为了维护少数“老干部”们的利益，中国政府采用黑箱操作的手段进行互联网管制，这种行为损害了法律的名声，干扰了人民的生活，阻断了信息传播，损害了企业的生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声誉。 不仅如此，他们还动用司法权严厉打击有不敬言辞的老百姓，有时就连私下说说也不行。2011年5月，重庆涪陵区林业局职工方洪被判处壹年劳教，只是因为他发了壹条微博说李庄案是壹坨屎，暗讽了王立军和薄熙来。 这种情况在很多西方国家是完全相反的。在日本，很多网站和报纸专门以曝光各级官僚来吸引眼球，如果妳能搞到首相的独家丑闻，该报就可能发财。在英国，媒体 为了搞材料甚至对国会议员进行钓鱼采访。在美国，妳可以随意骂总统或任何官员（除了不能以死亡威胁）。并且，妳骂的官员级别越高，言辞的自由度反而更大。 举个例子，2009年2月，《纽约邮报》刊登漫画，以黑猩猩暗讽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白宫最后也只是谴责它搞种族歧视，该报并没有受到屏蔽或者停业整顿之 类的处理。我们都知道，如果骂某普通美国黑人为黑猩猩，很可能会被告上法庭，赔得倾家荡产，还可能坐牢，因为种族歧视在美国是严重违法行为。 谷歌作为壹家典型的西方公司，它可能认为监督政府官员，尤其是监督政府高级官员，是新闻界、企业界乃至任何公民的基本职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球通用原则，它哪裏知道中国政府不吃这壹套呢。 13.不作恶 施密特是谷歌最初进入中国的推动者，但谷歌的创始人之壹布林（Sergey Brin）并不贊成公司进入中国。作为前苏联的移民，他壹向反感共产主义集权国家。但是谷歌的另壹位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当时站在施密特壹边，于是谷歌就开始拓展中国业务，并于2006年正式运行Google.cn。 谷歌同意遵守中国大陆的搜索审查，后来却发现许多要过滤的内容不知违反了什麽具体法规，比如线上爆出来的壹些名词，说央视大楼像大裤衩，谷歌就得对大裤衩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 2009年12月，谷歌发现遭到不壹样的黑客攻击。这批黑客除了想获取谷歌内网代码，还试图检查某些Gmail邮箱（这些用户主要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 者）。佩奇以前站在施密特这边，但此次黑客事件让佩奇觉得这是“作恶”，于是转而站在布林壹边。施密特虽然坚持留在中国有益，但面对两大创始人的反对，他 无能无力。 到2010年1月10日下午四点，谷歌对黑客攻击的技术分析出来了，确认其来自中国无误，旋即开始讨论应对措施（包括是否撤出中国）。在谷歌总部，很多人都站在布林和佩奇壹边。施密特最后建议投票表决。 当晚9点的投票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谷歌发表正式文告《A New Approach to China》。公布之后，谷歌的北京办公室接到了好几个中国官方的电话，问谷歌这个公告是不是开玩笑，没有其他公司这样做过，他们要离开也是悄悄的。 谷歌是商业公司，但这个公司也不完全金钱至上，它有壹条着名的“不作恶”原则，源自该公司两位联合创始人佩奇和布林在2004年首次公开募股时发表的壹封信，后来被称为《不作恶宣言》： “不要作恶。我们坚信，作为壹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即使我们放弃壹些短期收益，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原文是：Don’t be evil. 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in the long term, we will be better served — by a company that does good things for the world even if we forgo some short term gains） 所以，谷歌最后决定放弃在中国的业务，损失每年几十亿的收入，并且在今后很长壹段时间都无法重返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现政府还在臺），部分应该源自其“不作恶”的公司文化。 14.真的不作恶？ 根据斯诺登提供的情报，2013年6月6日，英国《卫报》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壹个代号为“棱镜（PRISM）”的监视项目。《卫报》文章的标题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项目监控谷歌、苹果等公司的用户数据（NSA Prism program taps into user data of Apple, Google and others）。第二天，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刊登了爆料文章，标题是：U.S., British intelligence mining data from nine U.S. Internet companies in broad secret program. 斯诺登此人高中未曾毕业，服过短期兵役，后来为多家美国情报机构工作。他提供的机密文件表明，数百家美国公司参与了棱镜项目，其中包括谷歌、雅虎、微软和 苹果等知名公司。通过该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可以获取这些公司的用户数据，分析音频、视频、照片、电邮、文件和连接日誌等信息，跟踪用户的壹举 壹动。 棱镜项目不但跟踪普通人的电话和网络信息，还跟踪着名人物，包括外国领导人，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欧盟各国领导人大发雷霆，指责美国人背信弃义，连盟友都不放过。壹个小小程序员让美国陷入了壹场外交危机。 棱镜项目的前身是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批准的恐怖分子监听计划（Terrorist Surveillance Program），奥巴马总统将其发扬光大。棱镜项目正式开始于2007年，参加该项目的大公司和加入时间如下：微软（2007年）、雅虎（2008 年）、谷歌（2009年）、Facebook（2009年）、Paltalk（2009年）、YouTube（2010年）、Skype（2011年）、 美国在线（2011年）以及苹果公司（2012年）。值得註意的是，着名的社交网推特Twitter不在此列。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2013年6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辩护说：“妳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还拥有100%隐私和100%便利。”奥巴 马说得不错，但他没法举证棱镜计划到底帮美国抓到了多少恐怖子。美国人民失去了隐私，但是按美国现在的情况，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斯诺登到底是叛徒还是英雄，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如果妳认为个人隐私重要，那他就是英雄。如果妳认为反恐重要，那他就是叛徒。棱镜曝光的反响这麽大，我个人 觉得很惊讶。美国监视德国和中国，中国和法国也在监视美国，世界大国都在互相监听，此事自古如此。这点事还互相指责，某些政客显得太矫情。情报机构对个人 和公司进行监视，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 我个人觉得斯诺登最大的功劳并不是曝光了情报机构的工作，而是揭露了美国法律体系的壹个秘密，那就是外国情报监视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简称FISC）。 FISC其实也不算秘密，至少在表面上它是公开以及合法的。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情报监视法》，FISC正是根据这个法律而成立的。该法案要 求美国情报机构实施监控之前，必须先向FISC提交申请。但实际执行的情况是，从1979年到2004年，FISC批准了18761次监控授权，只拒绝了 5次。FISC实际上变成了壹个橡皮图章，美国情报机构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想监听谁就监听谁。尤其要指出的是，FISC是独立运行的，美国最高法院管不了 它。这简直就是法外之法。 意料之中的，被斯诺登点名的各大网络公司都说自己冤枉。雅虎公司发表文告说，雅虎本来不想与美国政府合作，但是美国情报机构采取威胁手段，说若不合作将被 FISC判罚，罚款可能高达每天25万美元。雅虎只得服从。谷歌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德拉蒙德也立马发表公开信，强调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能直接访问谷歌的服务器，并且对美国政府的要求谷歌也不是每次都照办。 按照谷歌公司每半年发布壹次的《透明度报告》，情况确实如此。美国政府2012年下半年共向谷歌提出了8438次数据要求，涉及账户14791个，88%的要求被执行了，无论是请求数和执行数都排名第壹。中国政府的请求数为0，原因就不必说了吧？ 有不少中国愤怒青年上网骂谷歌，说谷歌公司高调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但它转身就与美国政府合作，执行双重标准，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网络作家周小平就是中国愤怒青年的代表人物，他有壹篇名为《请不要辜负了今天这壹切》的文章，这裏摘抄壹段： “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国的网上大部分声音都是在恶骂中国，却还说中国舆论不自由，美国才自由。可是妳难道不知道斯诺 登因为在网上曝光美国通过google监控全球用户的消息就被通缉了吗？妳难道不知道维基网的阿桑奇因为曝光了壹些美国的内幕消息就也通缉了吗？妳是否还 记得当年google公司在中国到处宣传自己“不作恶”时，那些信以为真的天真煳涂蛋们表现出来的激动劲儿？可现实是根据解密资料显示：google不仅 纵容卖假药的诈骗信息泛滥，而且还安装有后门监控中国网民的网络账户密码以及信用卡信息。” 周小平这段文字相当雷人。指责谷歌卖假药？要说纵容卖假药，地球上的网络公司有谁比得过百度？周小平对谷歌撤出中国事件缺乏基本的了解。前面我们分析了壹 万多字，谷歌和中国政府翻脸主要是因为互联网审查等问题争执不下，包括网站屏蔽、搜索过滤以及敏感词审查等等。而谷歌与美国政府合作主要是提供用户数据以 供反恐之用。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假如谷歌屏蔽了与美国政府立场不壹致的纪录片，比如《华氏911》；又或者谷歌屏蔽了美国总统或参议员的丑闻，就像 中国政府屏蔽令计划+法拉利那样的，才能证明谷歌当婊子又立牌坊。棱镜计划的内容显然不能证明这壹点。 实际上，以反恐为由，中国政府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比美国政府还要厉害。2015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十八条原文如下：“电信业务 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壹条的重大意义，它实际上直接授权公安机关以反恐的名义进入任何电信和网络公司的主机，而且不需经过法庭的批准，其潜臺词就是说：政府 的每壹项监视和审查决定都是正确的。美国政府好歹还有FISC特别法庭这块遮羞布，而中国政府现在是直接裸奔。也许有人要说，中国公安几十年来不都是这麽 做的吗？确实是这样。但现在强调依法治国，所以就专门制订了《反恐怖主义法》。妳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15，谷歌产品封锁情况分析 在封锁谷歌的程度上，中国排名世界第壹，几乎所有的谷歌产品和服务都不可用（除了谷歌翻译和网页版谷歌地图）。同时封锁谷歌搜索、YouTube和Gmail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壹个，那就是中国。 为什麽要全面封锁谷歌，中国政府并没有给出答案，下面我分产品谈谈个人观点。 A，谷歌搜索。这个不用多说了，前面我们已经花了壹万多字来讨论这个问题。谷歌搜索被封锁主要是两点原因，壹是审查的内容谈不拢，二是审查的方式谷歌无法接受。 B，谷歌学术，也就是Google Scholar。谷歌学术是全球科研成果集中营，也是科研人员和大学师生查资料写论文的必备工具。很多人不明白为啥壹个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工具会被封锁，我 认为这和谷歌搜索被封锁的原因几乎是壹样的。学术界也有很多话题涉及政治。只要是涉及政治的选题，就可能出现与中国政府立场不壹致的内容，尤其是人文与社 会科学研究。 举个例子，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王友琴博士，她长期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难者》壹书，这是她多年的研究成果。王友琴博士还是“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的创办人，而这个网站早在2002年3月就被中国政府屏蔽。 根据《中国出版审查壹百条明细》第18条，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选题是必须审查备案的。王友琴在美国从事的研究工作显然没有在中国官方备案。 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同誌曾有“宜粗不宜细”的重要指示。文革冤死了很多人，至少数百万，这壹点大家都承认，但官方不允许过于详细的研究（具体到人 的民间悼念也不被允许，即便是网上悼念也不行）。王友琴的研究具体到人，还有被害的详细时间和地点，这显然不符合官方的指示。 学术研究被屏蔽的情况并不止于中国现代史选题。清华大学社会学郭于华教授，还有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等学者，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在中国大陆也都是被禁止传播的。 郭于华和张千帆的微博已被销号。 总而言之壹句话，中国政府要求学术界必须百分之百听从官方的指示，否则相关研究成果将被屏蔽，无论网上网下。对谷歌来说，如果谷歌学术不删除王友琴、郭于华、张千帆等人的研究成果，它就不能在中国运行。 但是，政治相关的学术研究只占所有学术选题很小壹部分，尤其是敏感的政治选题，应该占整个学术资料的1%都不到吧？为了这1%就得屏蔽剩下的99%？这不是把全国的研究人员都坑了吗？那些物理、化学、医学、计算机等等研究人员，都跟着壹起抓瞎？ 情况确实是如此，中国政府在政治方向上有洁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壹个。至于封杀谷歌学术对中国科研的影响，那远没有政治方向重要。 C，谷歌邮箱Gmail。邮箱业务是2010年初中国政府和谷歌翻脸的导火索。中国政府要检查某些异见人士的邮箱，但是谷歌不肯，于是中国政府组织黑客攻击谷歌邮箱服务器，强行检查。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政府机构是否能随时检查公民的邮箱和信件，这个问题在谷歌2010年撤出中国的时候还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谷歌和政府吵起来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 答案。根据2015年12月刚刚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恐怖法》，所有在中国做网络生意的公司都要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公安、国安等）留后门，官方的说 法是 “提供技术接口”。 简而言之，在今日之中国，任何互联网邮箱都必须无条件开放给政府部门检查。谷歌的Gmail如果做不到这壹点，它就不能在中国大陆运行。 D，谷歌商店（Google Play） 关于谷歌商店不可访问，我只想陈述壹个事实：中国境内所有的合法手机应用商店都很难找到翻墙软件，包括简体中文的中国区苹果App Store，但香港的苹果App store裏面各色翻墙软件应有尽有，包括ArkVPN和网际直通车等。这些App在中国大陆都被政府和谐了。当然，不排除有个别漏网之鱼，但随着下载次数的增加，这些翻墙App随即会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被和谐。 当妳打开谷歌商店Google Play，各种翻墙app比比皆是，很多还是免费的。如果中国人人都可以自由访问Google Play，个个都会翻墙，那网络封锁还有什麽意义？ E，谷歌图书（Google Books） 谷歌图书被封锁的理由在我看来很简单，它收录了壹些未经中国大陆政府同意出版并且观点与政府有异的书籍。 F，YouTube YouTube是全球最大视频网，也是谷歌旗下网站（2008年10月谷歌以16.5亿美元收购了YouTube）。YouTube在中国首次被封大约是在2007年中，此后时断时续。2009年开始完全不可访问，至今没有解封。 YouTube被封锁的理由在我看来也很简单，它收录了壹些中国大陆政府坚持应该删除的视频。比如上文提到的柴静所拍《穹顶之下》、美国纪录片《六四天安门》等等。别说大中型制作，在中国就连个人发布的视频都管得很严。2014年有壹个德国小伙子雷克用手机拍了壹些个人点评视频都被各大网站屏蔽，因为有部分涉及时政。雷克的新浪微博也已被销号。我本人拍摄的纪录片《老杨的川藏线》，因为对藏传佛教说了几句闲话，也被优酷屏蔽，最后我只得重新剪辑，弄了两个版本。 双版本也是很多影视公司对付中国政府审查的手段。所以，有些片子即使能在中国看到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中国版和原版差异甚大。2009年的某壹天，我看到书云导演的纪录片A Year In Tibet《西藏壹年》即将在央视播出，当时我很惊讶，因为这部片子在BBC首播的时候，它在国内被屏蔽得严严实实，我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才找到国外的资源。后来看了看央视播出的《西藏壹年》，果然是特制普通话版，很多我印象深刻的经典镜头 和解说词都不见了。 中国政府对视频和影视资源的管理比其他媒介都要严格，比如我个人很喜欢的娄烨电影《颐和园》就无法在中国大陆的视频网站上找到。中国政府不但严格管理影视和视频，甚至连影视评论也壹起管了，有段时间连着名的电影数据库IMDB（Internet Movie Database）也打不开。IMDB是英文的，它在中国基本没有几个人看，封这个我壹直没想通，直到发现电影《建党伟业》在IMDB上的壹些评论我才明白，其中有壹条评论是这麽写的： “Ironically, from the movie we know that before the CCP, Chinese students could protest in Tiananmen Square without being massacred, and before CCP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 rights to form a party without being banned and persecuted. When watching this so-cal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I believe most of the Chinese audience would like see “The End” of it.” 简单翻译如下，“可笑的是，从这部电影裏我们得知在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学生可以在天安门抗议而不会遭到屠杀；在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人有权成立政党而不会遭到禁止和迫害。当观看这部所谓的“建党伟业”时，我相信大多数中国观众都想看到这个党早日终结。” IMDB现在又可以访问了。当然，这条评论（以及很多类似评论）现在IMDB上已经找不到了。不过，IMDB好歹还留下了二十几条评论，而在中国的电影评论网豆瓣上，《建党伟业》是唯壹不可评论的电影，七万多条评论都被删光了。 本篇谈的是谷歌视频产品，聊这麽多电影貌似有点跑题，但我想通过这部电影让大家明白中国政府对所有视频（以及相关产品）的态度。这个态度很明确：不得出现与官方观点不壹致的内容，也不得对党和政府提出任何实质性质疑，否则删帖封网。 有了这个态度，YouTube在中国被封得严严实实就是自然的了，它上面有很多中国政府不乐意见到的视频。话说回来，这些异见视频虽然不少，但总体来说也 不算多。到去年底为止，YouTube上总计有超过五千万条视频，我个人估计中国政府不满意的视频应该不超过五千条。我不是中宣部的，这个数字很难估计， 但顶了天也不会超过五万条，不到YouTube视频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壹。为了这0.1%，就得屏蔽剩下的99.9%？ 很遗憾这确实是中国互联网管理的现状。中国政府对异见内容的态度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壹人漏网。YouTube就是这麽死在中国的。只因为极少的政治 异见视频，所有的影视、音乐、科技、娱乐、传记和动物世界等等视频资源全都看不到。作为多年的摄影发烧友，国外的器材视频评测我现在全都看不了；作为音乐 发烧友，全球最全的钢琴和交响乐视频现在也都和我无缘。应该说，封锁YouTube给我的个人工作和生活制造了很大的困扰，搞得我有时只想飙脏话。 应该要指出，对YouTube不满的并不止中国政府。由于YouTube上的内容问题，该网站至少在全球十几个国家曾经受到过审查，包括巴西、印尼、伊 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叙利亚、泰国和阿联酋等，但绝大部分国家已经解封。在泰国，据说是有人上传了抨击国王的视频，这在泰国是违法的。在壹 些伊斯兰国家，对真主不敬的视频也是违法的。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谷歌自己也在进行内容审查。从2009年开始，谷歌每年都发布两次《透明度报告》，公布各国政府和法院要求屏蔽和删除部分内容的情况。根据这个报告，2013 年下半年，世界各国政府共要求谷歌从 YouTube 中移除 2199 项内容。谷歌移除了其中的 973 项 — 其中735 项是因为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另外238 项是因为违反了YouTube 的社区准则。 但是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当局的网络审查令没有壹个是来自法院的判决，而且很多并非书面通知，他们有时会半夜打个电话要妳过滤或删除某些内容。更重要的，这些审查命令都得100%完全执行，而且是立即执行，否则就让妳网站关门。 那麽问题来了。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谷歌并没有完全执行政府和法院的指令，为什麽谷歌没有被封锁？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落后的非洲以及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为什麽他们都能对谷歌求同存异，而中国做不到？ 我不知道该怎麽回答这个问题。这麽想象壹下，如果壹个国家的大多数居民都在使用谷歌YouTube看视频，大多数居民都在使用谷歌上网搜索，大多数居民都在使用谷歌地图给汽车导航，如果政府强行屏蔽谷歌，那这界政府（某党）可能是不想再干下壹届了。 但是在中国，目前貌似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6.重返中国？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看，虽然它对谷歌壹肚子火，但也并没有彻底成仇。有的谷歌产品比如谷歌翻译，在中国依然可用。2014年12月，中美互联网论坛在华盛顿 举行，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还参观了几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引人註目的是，鲁炜居然跑去参观了谷歌总部。在CEO施密特的陪同下，鲁 炜试乘了谷歌引以为傲的无人驾驶汽车，成为了第壹个乘坐谷歌汽车的中国官员。 由此可见，谷歌和中国政府的沟通渠道并没有断，它重返中国并非天方夜谭，壹切皆有可能嘛。但是，为啥谷歌重返中国这事几年来只打雷不下雨呢？我想原因是双方面的。 首先，谷歌并没有很强烈的愿望要重返中国。这个公司根本就不缺钱，作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之壹，它现金多得用不完，各种匪夷所思的科幻项目每年烧钱几百亿都不在乎；二是因为谷歌的独特公司文化，它有壹点理想化，“不作恶”是其准则之壹 。 中国政府方面也同样不着急，谷歌是否回来它都稳坐钓鱼臺。手中有枪，心中不慌。原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2010年4月说过这样壹段话，“这个事情（指 Google退出中国）看似很大，其实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国的业务量并不大，涉及层面主要是部分知识阶层。这些人，妳无论怎样做，他都 会骂人，索性由他们……至于我们，再强调壹下，网络监管是壹个政治问题，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表态的程序。我们也不怕被说不自由。我们就是要表明，我们在 意识形态上，在原则上，反对这些，所以要封掉。。。这是原则和基点，是完全可以公开的。这也是同誌们工作的原点，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要从事宣传工作。” 虽然中国政府不怕被说不自由，但情况正在起变化。2010年的时候，封锁谷歌的还有那麽十来个国家，后来随着越南和缅甸解封Google和 Facebook，以及2016年古巴也即将解禁等等，现在全世界封锁谷歌国家就只剩下四个了，那三个都是无足轻重的小国。在世界大国中，除了中国，壹个 封锁谷歌的也没有。孤家寡人的味道应该不好受吧。 如果北朝鲜不算在内的话，会不会弄到有壹天，全世界屏蔽谷歌的国家只剩下中国壹个？ 下面我们具体探讨壹下谷歌重返中国的可能性。这个逻辑是：既然谷歌退出中国是因为和政府吵架，那只要有壹方肯让步，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先看看中国政府方面是否可能改变。我个人观点，目前中国的网络审查政策没有任何趋向宽松的迹象，整体趋势是越来越严，不但政治相关内容，现在连娱乐内容都管死了。 但是，目前无法改变并不代表永远不变。想当年在臺湾，壹贯独裁的蒋经国总统突然下令解除报禁和党禁，让臺湾走向了民主社会。当然，有人说蒋经国并不是突发 善心，而是被形势所逼。现在中国大陆舆情凶猛，政府四处忙着删帖禁评，形势之险恶比当时的臺湾有过之而无不及，搞不好也有被形势所逼的壹天。 前苏联是1991年解体的，就在其寿终正寝前几个月，它都显得那麽强大，谁会想到只壹两个月就突然死亡呢。前苏联长期采取高压政策，严格管制媒体，压制人 民的呼声。虽然它表面看起来如同壹个坚不可摧的钢铁高压锅，但随着内部压力的上升，它随时可能最后爆炸。当然，这个“随时”可能就在下个月，也可能长达几十年。 目前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改变，但谷歌自己却起了变局。2015年8月，谷歌宣布公司重组，成立Alphabet集团，Google变成了旗下子公司，其领导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出任谷歌新的CEO。 印度裔的皮查伊是壹个务实的技术派，他上任之后，有关谷歌重返中国的传闻明显多了，连Google Play大陆版的截图都放了出来，谷歌中国也开始招聘新的职员。现在的问题不是谷歌是否会重返中国，而是什麽时候，以及以什麽方式。 谷歌产品要全线重返中国，除非现在的中国政府也像1991年前苏联政府那样突然死亡。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谷歌的产品是壹个壹个死在中国的，它要重返中国也只能壹个个的来。我个人观点，谷歌搜索目前不太可能重返中国。要谷歌重新遵守中国政府无法无天的搜索审查，这等于是自己打脸。即便谷歌新任CEO皮 查伊愿意，他的老板施密特和布林也不会同意，这两位才是公司真正的掌舵人，也是2010年初谷歌撤出中国的决策者。 如果谷歌搜索不改变，那它的其他产品比如谷歌学术、谷歌邮箱Gmail以及YouTube视频改变的可能性也不大。我认为谷歌要重返中国，突破口应该是安卓手机应用商店Google Play。这个产品并没有历史包袱，2009年底谷歌准备撤出中国的时候，安卓手机系统才刚诞生壹年多，没人想到这个满身bug的东西几年就席卷了全球手机市场。 谷歌现在的赚钱大户之壹Google Play是2012年3月才正式上线的。Google Play被中国政府屏蔽，主要原因在那些翻墙app。下架科学上网app并不算什麽大事，苹果中国的应用商店App store壹直就是这麽做的。 谷歌商店下架少数几个手机app来换取进入中国的突破口，这是目前看来最可能的重返中国的方式。至于谷歌搜索和YouTube等传统产品再入中国，我们还得耐心点，等待环境慢慢蜕变，或者突然爆炸。 17.四点建议 这篇文章已经拖得太长了。这裏最后总结壹下，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管制目前有以下四个特点： A， 与官方（高层）不壹致的言论不得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 以上四点每壹点都与谷歌的传统与公司文化相冲突。谷歌坚持政府的删除申请必须是书面通知，不行还得走法律程序（起诉和上诉）。谷歌坚持自己有权驳回政府的请求，但中国政府要求网络公司无条件执行所有的审查令， 无论是内容删除还是搜索屏蔽。 西方传统的价值观认为，监督政府官员，尤其是监督政府高级官员，乃是新闻界、企业界和任何公民的基本职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球通用原则。屏蔽腐败高官的丑闻也违反了谷歌的“不作恶”原则。但中国政府不吃这壹套，谁敢曝光我就屏蔽谁，以秘密的手段。 针对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屏蔽请求，从2009年开始，谷歌每半年都发布壹次《透明度报告》，将收到的各国请求数和部分实例公之于众。这也和中国政府秘密审查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总而言之，谷歌退出中国表面上是遭受黑客攻击，实际是因为网络 管制问题和中国政府严重冲突，从审查内容到审查方式全面冲突。 凡是秘密审判并秘密执行的，均不是法律行为。中国政府声称的所谓依法管理互联网乃是壹句谎言。它们既没有法院审判也没有执行公告，属于完全的黑箱操作。这 种不透明的互联网秘密管理，方便了“老干部”们在其中以权谋私，屏蔽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比如2012年3月突然屏蔽令+法拉利，2016年4月突然屏蔽巴 拿马文件等等，性质都是壹样的 ，他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实际上是动用公权力为自己服务。 前文说过，互联网上有些内容是人类公敌，如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儿童色情、制毒贩毒等等，中国政府公开屏蔽这些网站的细节不会有问题，但因为有 “老干部”们在互联网管理中夹带私货，使得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全都被迫秘密进行。这种做法损害了法律的名声、干扰了人民的生活、阻滞了企业的生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声誉。 国家行政和司法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是世界趋势。潮流浩荡，顺之者昌。我们需要建立壹个真正依法管理的互联网，既要有效过滤违法信息、保障公民获取资讯的权 利，还要杜绝少数“老干部”以权谋私，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要做到这样，必须抛弃秘密管制方式，保障互联网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对此我本人有以下四点建议： A， 确立只有法院和相关政府机构才有权进行互联网审查。任何个人或群众性组织（包括党派及其下属机构），都无权进行互联网审查。 B， 所有的互联网官方审查，包括敏感词库、搜索过滤、屏蔽网站和删除网页（含社交网络账号），均不得口头通知。要严格以法院的判决书和政府的行政公文为准。 C， 法院的判决书应予以公开，行政机关的相关公文应予以公示。 D， 屏蔽对国民经济、人民生活以及国家声誉有重大影响的网站，比如谷歌和Facebook等，应该广泛召开听证会，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 18.尾声：为人民屏蔽互联网？ 中国还有壹句俗话：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屏蔽，越是被人怀疑。我不知道中宣部的决策者是怎麽想的，大规模屏蔽乃是下下之策。骗得了壹时，骗不了壹世，凡事 总有公开面对的壹天。要从根本上控制互联网舆论，唯有掐断海底光缆，并禁止人员出国。如果做不到这样，屏蔽谷歌等着名网站就等于是自寻死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在探讨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管制政策的时候，常有人引用壹句话，“我没有办法改变妳，但是我有权利选择朋友。”这句话出自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他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互联网大管家 。他表示，中国欢迎任何壹家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必须满足两个底线：第壹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第二不得伤害中国消费者权益。 按照鲁炜先生的说法，中国政府屏蔽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彭博社Bloomberg、YouTube和维基百科 Wikipedia等上千家网站，都是为了“消费者的权益”和“国家的利益”。但是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中国的互联网之所以变成 了世界最大的局域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老干部”们在互联网管理工作中夹带私货，为了小集团和个人利益不惜屏蔽世界着名网站 。 按照鲁炜先生的说法，这些被屏蔽的网站都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所以不欢迎它们到中国来。鲁先生言下之意是他代表了中国人民。我不知道鲁炜先生代表的人民都 是哪些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的朋友和学生好几百，绝大部分都对屏蔽谷歌这件事怨声载道，尤其是在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同事们，人人都在骂娘。没有谷歌学术 搜索，写论文真的难似登天。 还有壹件事鲁炜先生可能不知道，中国的“防火墙技术之父”、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2013年除夕发微博向大家拜年，短短两天收到两万多条“滚”字回復，成为新浪微博壹大盛事，最后方校长只得关闭了微博评论。不知道这两万多位留言的微博用户，是否也被鲁炜先生代表了呢？ 自诩为人民代表是壹件危险的事。2011年12月的文史参考刊登了中央党校教授左凤荣的壹篇文章，《苏联崩溃因人民未成为国家主人》。左凤荣的观点是：苏 联共产党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壹切。苏共妄自尊大，自诩为真理，害惨了俄国人民，最后葬送了自己。苏联倒臺那时候还没有互 联网，但秘密审查的教训都是壹样的。壹个政党或者政府如果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它离毁灭也就不远了。 “我没有办法改变妳，但是我有权利选择朋友”，鲁炜先生说得不错，但是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老百姓。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老百姓改变不了妳，但是他们最终将有权利选择谁是他们的代表。 谷歌篇就到这裏吧。改稿仓促，未免错漏，请诸位朋友指正。 极权中国的舆论环境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既然要进行分析，就需要壹些参考标准，以下是网络舆论由政治看法分类参考： 1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2 由制度直接获取利益群体 3 由制度间接获取利益群体 4 对共产主义报有壹定期待人群 5 受正能量影响的情绪化发言者 6 政治厌烦的人群 7 对政治不关心群众 8 沉默的人群 9 受负能量影响的情绪化发言者 10 对共产党政治有壹定意见的人群 11 采取实际反抗行动的人 分好了标准，人作为壹个有自由思想的物种，思维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接下来以时间纬度由远及近的说说上述群体各阶段的变化。 互联网出现以前——不对等的宣传效率（共产党策略：我很强，保持下去就行） 2 由制度直接获取利益群体 掌握着主流的电视和报纸，舆论传播效率非常高。接下来的 4 对共产主义报有壹定期待人群 交流主要靠的是信件和聊天，舆论传播效率和上面不是壹个数量级。 互联网舆论初期——各说各话（共产党策略：我很强？保持下去就行） 2 由制度直接获取利益群体 几乎每个群体在初期都能获得差不多的发言权用来影响其他群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初期看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由于（7对政治不关心群众）是绝大多数，导致初期讨论政治的人并不多，对共产党发表反对意见的人就更少了。共产党此时也没意识到互联网对舆论效率变化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太多干预。总的来说，大家这时各说各的，舆论环境没有明显共识。 互联网舆论出现第壹次变化——重力和意见领袖（共产党策略：长城防火墙和五毛） 高实时性——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用户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传播者。大家交流更加频繁，交流信息数量的增加，不可避免的对信息的严谨信要求下降。简单来说，就是大家说话比较随便，想到啥说啥，不习惯对发出的信息深入思考 话语责任的减弱——现实生活中，社会交流活动大家顾及壹些因素，说话都会留有余地。而网络上就算妳说错话了这时间段也没人顺着网线找妳，导致了网络上发出的信息几乎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意见共识影响人更快——这是由于互联网传播的效率决定的。壹旦网络形成了某壹种共识，这种共识如果是能够吸引人的，会快速影响更多的人，让这种共识迅速壮大 前两个特点导致网络以情绪化信息交流为主，接下来后壹个特点导致网络舆论快速发生以下变化 对政治不关心群众中壹部分人接触到别人的政治观点，转化成了受正能量影响的情绪化发言者（小部分发言者拥护共产党的是因为学校教育，惯性思维等壹类原因）受负能量影响的情绪化发言者（比小部分多壹些的发言者反对共产党是因为重力因素，下面说明） 两类人群。这时真心有动机（利益、理想、权力）拥护和反对共产党的人发现了这壹情况，开始发出各自的言论吸引更多吃瓜群众。反对者这时是占优势的，他们有两个有利条件 党领导壹切导致的责任集中（重力） 意见领袖实力不对等 2 由制度直接获取利益群体 少数人在网络上自发的拥护共产党，而 9 受负能量影响的情绪化发言者（大量） 大多数人在网络上发出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如果共产党不干预，长期下去，就会使得更多的对政治不关心群众长期接触共产党负面言论，进而转化为受负能量影响的情绪化发言者。受负能量影响的情绪化发言者中的壹部分人，经过思考或交流，进化为对政治有壹定意见的人群。这情况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正如我前面所说，共产党作为壹个意识形态先行的政党，不可能放任网络舆论朝着共产党对立面狂奔而不管不顾，于是在这阶段采取了以下行动： 加入长城防火墙 加入五毛群体 上述政策的效果只是减缓了舆论滑落，被分散註意力的人很有可能突然在壹次网络事件中突然醒悟，开始发言反对。被墙的人也可能在偶然机会下接触到了翻墙工具，开启了新天地。 互联网舆论出现第二次变化——表面上变了，事实上没啥变化（共产党策略：党媒姓党） 现在网络舆论不好——以前的没网络的时候舆论怎麽控制的——以前是控制了电视报纸发新闻——现在网络新闻媒体没完全受控制——党媒姓党 于是加强了网络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的控制，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各大新闻媒体评论区出现了“好，支持，威武，有希望。”这种搞笑场景。事实上新闻这种传播方式在网络上由于实时性较低，受关註度和论坛与社区平臺比起来毫无竞争力。政策执行了壹段时间后，表面上壹些新闻平臺舆论好像好转了。实际在人数众多的交流论坛和社区裏，舆论环境仍然没啥变化。 互联网舆论出现第三次变化——党想的是消灭，实际上是分化（共产党策略：不是党媒也他妈给我姓党） 受负能量影响的情绪化发言者（大量人数中壹部分）（被禁声）——直接沉默——转化为沉默的人群——长时间沉默——转化为政治厌烦的人群 所以近年来可以看到小粉红和翻墙党都变多了，墙内反对的声音消失，并不是共产党消灭了反对的声音。仅仅是起到了分化作用，甚至还出现了加速效果，本来受负能量影响的情绪化发言者（大量人数中绝大部分）（如果不禁声）——情绪发泄疲倦了——转化为政治厌烦的人群 是情绪化发言者的最终结果。但壹些本来会情绪发泄壹段时间后对政治厌烦转移註意力的人群由于被禁声，在找另外的发声渠道的时候发现了翻墙工具，令防火墙策略效果减弱了，加大了（10对政治有壹定意见的人群）的转化效率，导致了加速效果。这样来看，习大包总加速师的名号真适合他。 互联网舆论可能出现第四次变化——美丽中国梦？（共产党策略：不管妳是不是媒体全他妈给我姓党）（未来会怎样） 对于被沉默的人群 对于从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的只想发泄情绪的群体 对于想继续说话而翻墙的群体 反贼们能干点啥 1 不推荐的做法 2 大多数人的做法 3 想搞点事——推荐翻墙工具 4 建立反贼交流空间 5 开发翻墙工具 在壹个信息交流通畅，各种看法都有的网络环境裏，舆论的目的是更好的表达现实，而不是像共产党壹样去编造现实。可以说有10个运行良好的品葱，造成的舆论影响，也比不上习大包整个“大打大赢，小打小赢”或者“删除不得连任两届”造成的舆论动荡。那我们现在在这讨论有什麽意义呢？意义其实从互联网诞生后壹直没变过：当有人因各种原因说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另外壹些人能够自由的告诉说出自己的观点的人：“妳并不孤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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