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严 写于 二零二四年
我在这里继续唱衰中国的改开及揭示潜伏的大凶险。其实，但凡千年以上历史的大国，犹如一株历经不尽沧桑的参天大树，哪是一般风雨就能摧毁的，遑论吾等边缘人的几句微言，是以重要的不是什么唱衰语言，而是唱衰的依据是否扎实，以及世人尤其当权派是否一如既往讳病忌医。
太远的事就不去说了，拙文重申三个要点：
一、文明乃是一场生命运动，汇合了无数智慧生命演绎了一场超级生命运动。既为生命运动，便避免不了盛衰荣辱之命运，不以人的情感好恶而决定。承认此事很重要，有助于人世间消除某些明显的虚骄心。
二、世事纷纷，千姿百态，但是原理简单。作为迄今文明主演的强权国家，其盛衰荣辱，最大的功臣和最大的敌人，皆是自身。欢呼前者容易，直面后者艰难。此为人间通病和只能归于低级文明的表现。
三、之所以直面后者艰难，在于首先反映的是历朝历代权贵的利益与意志。它导致了文化、思想、价值观、性格、情感、权益及财产分配等等，皆走向畸形与变态，标志乃是堪称幸运者总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总是在屈辱痛苦中挣扎求生。文明已走向畸形与变态，加上世世代代的加固和发展，遂定型成势，不容单个的人不屈从现实。以致文明越发展，单个的人越微不足道，越需要民主和人权保护自身。认为迄今文明的绝大部分内容，用发展的观点来看，皆应修正甚至摒弃，实非妄言。
由此来看中国。
中国步入近代与现代，被迫参与的因素远大于勇于参与的因素。终结帝制后出来的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皆是天朝上邦被迫降格为国家一员的产物，自开张便预留了相当屈辱感，在很多人身上形成了逆反心理。社会主义乃至文化大革命能在中国成大气候，不可以不谈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此种文明的冲突，看来切实的全球化之前消除不了。
此种逆反心理之所以难于化解，主要在于被专制统治居心叵测的利用，再被无良文人大力煽情。前者需要堂皇的装饰以显示权力授命于天或来自于民，后者需要向强权献媚换来现实利益。于是，如何比较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自身，多数情况下拥有话语权者的表现乃是反智行为，反智行为势必导致更大更多的反动行为，遗祸无穷。七十余年的中共红朝，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路上，中共第一步棋乃引进马列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前期并非无可以理解的成分，原是对一个充满了恶意的世界的本能反弹，但逐渐陷入了用错误反错误，用罪恶反罪恶的死穴，至今仍自吹自擂，不接受质疑。
常见一种说词，卡尔•马克思学说原是欧洲一股边缘化思潮，煽情成份极大，结合欧洲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演进，基本正确。此说词主要从理性出发，论证的是中共从一开始就路子走错了。此论证当然没错，但忽略了情感因素即逆反心理被利用被煽情后的作用力。这不是可以忽略的小问题，马列主义能够在俄国率先取得成功，可以溯源到东正教与天主教、基督教的争夺话语权，但是中国并没有此教派争执，何以社会主义引入中国后能成大气势？这问题至今没有讲明白。本来，最初组建共产党的几十人，成份复杂，一目了然，机会主义者不在少数，更要命的是自觉不自觉地上了苏共的战车后，便身不由己了。为了卢布为了日后能出人头地，而不惜以国权做质押，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如果说最初三四年存在一个时代局限而造成的认知问题，那么当总书记陈独秀深感大事不妙而欲与苏共保持距离，其它人则如何想如何行呢？接踵而来的于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见证的不外乎另类“不成功便成仁”。从此，同盟会精神在中共里面化为了乌有，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大行其道。二十二年后，它成功地夺到了国家权力，但这页煌煌党史反映的首先是新天王大不同于旧天王，鼓吹天堂生活的马列主义和拜上帝教皆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显然，中国文化传统及遍地愚民的旧价值观很适合苏式社会主义生根、开花。另者，大天朝情结及种种“国耻”衍生的屈辱感与逆反心理，被放大后一样起了很大的发酵作用。无妨说，专制条件下中国文化孕育的价值观及国民性格，骨子里是不服外部主流文明的。欢迎社会主义，何尝不含有儒教文明唯我独尊而偏不信邪的自以为是成份。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天生欢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动人宣传，如果俗称的资本主义为中国发明，中国人一样可能反对社会主义。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再到今天的小粉红，这条从不信邪到执意与外部世界对着干的情感轴线并无很大变化。下层社会如此，上层社会并不例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必须死在中国的监狱里，反映的不只是专制当局的凶残，另有就是要与外部民主国家对着干的大天朝心理。顺便说一句，刘晓波曾说过中国人要融入世界，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无疑，此话很伤民族自尊心，却是对国人价值观及性格的清醒洞见。诚然，刘晓波就认识论来看并非无缺陷，因为若果中国人被殖民三百年，很难说不会更加仇视外部世界。此外，三百年来美欧表现的文明主流，几百年后又将如何？
但今天时代只宜说今天时代的话，是因高速发展的科技，已使未来更加测不准了。不过，三百年来由海权表现的文明主流优于延续了几千年的陆权文明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它提供了一种新变化的可能，开始告别只能在已知僵尸化历史的框框内打转转的旧文明形态。旧文明卫道士并不难找出海权文明的种种罪孽，有两点却不会谈。一是他们代表的无非是旧文明的既得利益者，二是文明的永恒生命力在于吐故纳新。
红朝成了上述种种的集大成者。
把毛泽东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大笑话。他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更像是传统的大天下主义者，目的当然是由他统治世界。他手下那些由骄兵悍将变身的红一代权贵，本来就基本是文盲半文盲，脑瓜里何曾有过新东西？不能不说，依附于红朝的知识阶层，情况同样好不了多少。什么样的人，出来什么样的文明。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不尽闹剧不尽罪孽。
谁知此不尽闹剧不尽罪孽不但使几亿人血泪成河，而且竟然严重地反噬到了红朝自身，没有几个人受得了了，此为改革开放的由来。
红朝改革开放基本上属于迫于无奈和势在必行，它由下列几点所决定。
一、红朝前三十年的不尽闹剧不尽罪孽并非完全不可避免，这意思是说程度并非一定如此严重，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驾崩了的话，如果庐山会议多上几个彭德怀的话。综观红一代高层群雄，那些英雄叙事实则无非尔尔，便衬托了毛泽东属于罕见的领袖。当然毛泽东自有过人之处。他博览史书，谋略高超，心狠手毒，志存高远。就心狠手毒来讲，中共高层并不止于毛泽东一人，例如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邓小平。而就博览群书、谋略高超、志存高远乃至强韧性格而言，便无人可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吧。既然中共也好，亿万草民也罢，摊上了这样一个神，还说什么好呢？事实上，只要毛泽东在世一天，就一天出来不了“拨乱反正”。反之，毛泽东终于归天，“拨乱反正”的机会便来了。
二、这个机会来了，实质是说物极必反，中共再用神话统治大陆便力不从心了。突出如1959年到1963年农村的饿殍累累惨状，二十年前尚不足以动摇红朝统治根基，除了红朝的刺刀，也源于城乡大多数人仍对“自然灾害”等鬼话信以为真。经过文革的人，至少对鬼话表示怀疑了。忠诚早已疲敝，赤贫生活依旧，此局面不改变，大乱不远将非妄言。对此，中共高层并非无共识。有一点很显然，北韩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红朝则不可以。因为大国的援助可使北韩两千多万人存活下去，事实上相当时期内北韩人比中国人活得安全，可是谁有能耐为大陆的七八亿人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个国情决定了大陆非发展经济不可。
三、共识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便成了人心所向和党心所向。作为智力高超的新领袖邓小平，焉能不识此一新形势宜利用不宜对抗的道理。而他要固权固位，也需要借此东风。而要借此东风，一定的让步便不可少。他成功了，博得了改革家美誉，声望一度压倒了毛泽东，至少在知识界和尔后的既得利益阶层是这样。
然而，“改革开放”势成是一回事，这条路上中共到底怎么走又是一回事。
改革开放，史上先例多矣。只要跳出丑陋的政治话语，便能清楚看见，它从来就不是什么正剧，只不过有可能成为正剧而已。因为叫变法也好，叫改革也好，皆是为了摆脱严重困境而编造的动听词儿，从性质上讲它就是一个突围。既是突围，那么如何突围，突围后是否痛改前非，才是问题根本。事态明明白白：需要突围，首先是个共产政权延续的问题，突围后是否痛改前非，根本上却是国家民族祸福存亡的问题。
从严重困境中突围，从来不是一件轻松事儿。一般而言，它少不得几套预案，需要多方论证，不宜预设条件以及由独裁者拍脑袋。毕竟，国家战略上的突围，大不同于具体的某个战场上的突围，它需要考虑的面太广以及各种后续影响。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改开，毫无疑问本应属于国家战略层面的突围。对此，想来中共也是承认的。
但承认问题是一回事，如何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尤其在中国由一个人说了算的环境里。
邓小平主导的改开，初期当然有国家战略层面的认真考量，此事极自然。值此国家强权时代，任什么当政者都会这么做，也必须这样做。不幸的是，认识论上邓小平算不得一个现代人，顶多是半个现代人。而就手法上讲，他擅长的乃是勾心斗角的党派政治尤其权谋运用。他是从军队起家的，但从来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鲜有战绩。他与刘伯承搭档了相当时间，关系并不是御用文人描述的那样合拍。他的性格、为人，使他无真正朋友，这在高层不是新闻。他属于中共这个特殊群体的精明政客，其人生的高光时期不是建政前而是建政后，靠了无休止的政治挂帅得以施展了拳脚。然而，权力场上互相倾轧以及靠杀人立威的强项，未必是指导国家战略突围的强项。当然也可以说，如何收拾毛泽东死后的烂摊子，邓小平何尝不属于鸭子被赶着上架。这不可能是个好兆头，怎奈这就是共产党和这个国家的宿命。
为什么这样说，如同毛泽东挣不脱共产党对他的反制一样，邓小平何尝不是如此。他主导改开，曾经的用心良苦与几个大的让步行为曾利国利民皆不须怀疑。有理由相信，需要对先皇路线大修正，他下放江西时便有了初步腹案。但是，他显然高估了自己和上层多数同僚的素质，例如陈云、王震等人对他倡导的改开的配合与不配合。也难怪那些大佬，既然国家的战略突围上面，有了你邓小平掌舵，他们当然把目光优先投向保党保权保家族利益上面。不为这个，参加共产党干什么？邓小平需要迁就他们，否则必将反噬自身，况且他自己一样有着保党保权保家族利益的诉求。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国家命运的突围，便需要让位于党的利益和家族利益的优先突围。
前面说了，改开本来就不是正剧，其中不多的正剧元素如今又被一众大佬吞噬，这条路上如何走下去，其重要性就大大高于启动改开了。
诚然，希翼专制条件下的变法或改开会以民众利益为重，只能是不谙世事者的一厢情愿。即使改革者挂在嘴边的以国家利益为重，多数情况下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权贵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当二者的利益起了严重冲突时，窃国或卖国便是他们的本能反应。对此的任何辩护，都是苍白无力的。事实上，爱国或卖国，皆为权贵专利，平民百姓不但没有卖国的资格，而且连爱国也不配。至于众多贱民不懂这一点，是另一回事。让“半人”成为人，需要时间。就拙文而言，作为史上罕见的残忍又贪婪的红朝，它的改革开放动机动力，岂能例外。
事态的发展见证了这一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原则”，只要跳出官方话术，便可清楚看见改开目标已变的一点两面。说白了，红朝上层的改开，随着社会紧张关系缓和，曾经的悲情成份已成了稀缺物，且越来越稀缺。那一次又一次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等等，红朝厅局级以上官员不知道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吗？他们事实上是支持这样做的，因为由得什么自由、民主，日后他们往哪里摆？他们接受得了国会的传讯，媒体的揭短么？
诚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四项原则”大不同。四项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语言是如此直白，中学生都能一听就懂，那便是你不要问党干过什么，配不配主导改开，你非要不识趣，去死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击中了所有为贫穷所苦的国人的脆弱神经。正是这一点，掩盖了改开的另一面：当你吃上了饭，你可要感党恩，再胡思乱想可不行。为什么不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面加上一行字，“以民富国强社会公正为目标”，那是因为多此一举，反倒碍事。你以为中共不懂这一点吗？
偏偏愚蠢的国人竟真个相信那是多此一举。当然，就算你看穿了魔术也不要紧。八九年六•四的那段日子，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冲锋枪便告诉了国人：“不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官样文章上当然不会这样讲：“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怪不得我。”
需要再谈几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欺骗性。它本是一个魔术盒子，盒子里面那个“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才是干货。可悲的是，愚民就不消说，大量的精英人物竟也看不透这层关系。无论从常识上说还是从经济学原理上说，特定时间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成立，但过了这个特定时间就不能成立了，一般而言这个时间点不能超过三十年，因为那势必变异为盲目扩张无止境，各种资源跟得上这个脚步么？难道要让世界的资源只能输往中国，世界会答应么？二战前的德、日走的就是这条路，结果害人害己。事实上，经济建设的后面是公平分配问题，是所有制所有权的问题。不谈也不解决此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在沙滩上盖高楼，一朝楼塌便前功尽弃。说白了，他就是要国人心悦诚服地做工蚁，去做上一百年，这个一百年内，什么事也别去想，尤其不要去想红朝所干过的祸国殃民的事儿。这样一来，权贵们当然就心安理得“先富起来”。
邓小平可以推说自己不懂经济，他总不能说他不懂常识吧。今天的工业七国被公认是发达经济体，它们真是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达起来的么？它们靠的是先铺好经济建设的平台，尤其大体上摆正了民生经济，民营经济与国家经济的关系，发展经济也就水到渠成。结合邓小平那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的真实目标便清晰可见。他闭口不谈权力架构、社会制度于文明的基础作用，大玩偷换概念，老奸巨猾不假，不过魔术玩久了终会穿帮。为什么今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玩不下去了？哪怕只谈经济，也玩不下去了，原因何在？
事儿没完，改革开放还有杰作在后面。
前面讨论的主要是红朝改开的由来与性质，现在再谈红朝改开路上的具体表演。毕竟，专制条件下的变法或改革从根本上讲成不了正果，不等于不能出现相当长时间内功大于过的差强人意局面。今天越南所走的路是个证明。不能不说，变法或改革通常都不能如愿以偿，直至酿成更大的国家失败与文明倒退，亦非主导者愿意见到的，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意思是说，国家陷入积重难返必须突围的境地，当然要对此前的直接统治者追责，也应对改革主导者无力化解的种种难题进行剖析和谅解。此难题的突出表现，便是历史遗产问题。社情、民意、风俗、传统文化及伦理、人性缺陷、价值观，特别已定势的权力架构和经济结构，等等，都可能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把这些负面因素都归咎于改革主导者头上，不公允。举一个通俗例子，一笔遗产来自不义之财甚或杀人越货，可是作恶者已死，能够追究遗产继承人的刑责么？那是中共的做法。它也有法律，却徒有其名，例如土改时大量枪毙地主和富农。进一步说，若红朝改开能够出来差强人意局面，那么批评它失策的同时也肯定它的成绩，理应如此。事实上，一场大规模改革运动，不犯错不可能。如果它肯纠错，致力于纠错机制建设，则肯定它的成绩，更是与人为善之道。笔者认为，六•四之前，相当多国人是体谅当局的，里面有可怜的自以为是的善意，更多是可悲的对强权的习惯顺从，也因此朝野矛盾并非不能和平化解。
有必要说说1983年的“严打”。那种对几十万人草菅人命的做法，完全不属于特定年头的矫枉过正行为。现有资料表明，名符其实的重犯、累犯、惯犯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并不够入刑标准。哪里有年青人多谈了几个恋爱、多跳了几场舞、或偷窃了一点小财物便被枪毙的道理？这只能是中共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一打三反手法的再现，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力作。本来，当时的社会治安混乱，与文革后遗症大有关系，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需要寻找发泄渠道。作为文革中过来的人，邓小平理应对百姓子女有一点怜悯心，需要过问问题的源头，尤其要为切实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树立榜样。但他偏偏这样干。此事的恶劣作用至今仍为国人忽视，对当局的体谅变成了不问是非，源于国人骨子里不认为犯罪人也应享有人权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当然会帮助独裁者草菅人命时的无所顾忌，会助长公检法司强力部门的刑讯逼供和大量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事实正是如此，时至今天，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仍旧何其多也。“严打”的主要考量是为了震慑犯罪，但严刑峻法都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果。今日中国犯罪分子的手段越来越决绝，动不动就是灭门案，何尝不含有从上而下皆不讲法治的报应因素，因为不论你有多大冤屈？反正犯案后必死无疑，当然就是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可怜那些无辜者何罪？但祸根决不应止于犯案人。六•四的大屠杀，与此恶劣国情一样存在大关联。不杀人就手痒，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视人命如草芥，是共产党的保权法宝。看权势脸色胜过分辨是非，是国人自诩的善良。这样一个对芊芊学子大开杀戒的王朝，它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呢？
红朝治下的人命是如此不值一文，跟共产党谈人权也就没了任何意义。相应地，不复人权的改革开放，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和目的，便原形毕现。
关于六•四后红朝的改革开放，笔者有过很多文章加以叙述，就不一一复述。拙文需要强调是它的演化趋势与后续效应。
一、改开在政治上的失败也必然失败。在二战前的世界里，共产制度存活一两百年是很可能的，但在二战后的世界里就不行了。不过，像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共产大国，若能放下身段审时度势，存活三四代人并争取到体面下台，并非不能实现。最初十年的改开，整体上走向了良性互动，六•四使得十年的良性互动化为了乌有。复辟八旗特权制度，从性质上讲红朝倒退回了皇权时代，要比毛泽东时代的党天下走得更远，因为权力架构消失了“五湖四海”元素。持续了二十年的规模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转移了社会视线，但权力架构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不但没有化解，而且开始激活地火运行。这不是一般人看得出来的，也是少量享受了经济红利者不屑过问的。它突出表现为政治信念崩溃和生活信念沉沦。认为红二代习当局大开倒车，从他保党保权的角度讲不免错怪了他，然而封他为“总加速师”也是实至名归。红朝政治完全僵尸化，再无内生活力，且没有体面下台的可能了，尽管它还能挣扎几年。政治上不能体面下台，国家和平转型便基本上无可能，当然是失败。
二、改开在吏治上的失败。此为政治失败必然的如影随形。政治信念崩溃，当然就是吏治上的乌烟瘴气，群魔乱舞，无官不贪，无吏不腐。事已至此，岂是什么“初心”能挽救的。事儿明明白白摆在世人面前：你等赵家人可以窃国，我等非赵家人为什么不能弄点钱？既然江山是红二代的，不容平民子弟染指，平民子弟出身的官吏干嘛去牢记“初心”。这问题不解决，反腐就只能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偏生习大帝是如此地德才不配位。习大帝和王国师不明白上述简单道理吗，但是他们敢坦承他们的位子不具备合法性吗？他们能怎么办呢？时至今天，红朝不肯不敢推行阳光法案，不敢公示官员财产，不敢让媒体拥有监督权，不敢让老百姓包括不敢让官吏有选举权，拿什么整治吏治？纵观青史，有哪个病入膏肓的王朝做得到吏治上回归清明？要使吏治回归清明，现有的官吏就得至少清除80%，但这样一来就是改朝换代了。
三、随着改开在政治上、吏治上的失败，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是全方位的塌方式失败，首推新三座大山的出现。这是必然的，如同战场上随着两支主力军的覆灭，战场形势便呈现出很可能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一样。道理很简单，受到重创和摧毁的士气再也很难提振起来。此情况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权力交替时便已显现，突出表现为两会年年开，基本上是老生常谈，会场成了贪官污吏、新贵名流、各类花瓶的展览会。国人一次又一次失望，“士气”也就每况愈下。此“士气”便是正常社会必应具有的相当的正气和朝气。本来，头十年的改开尤其胡耀邦力推的大平反、广摘帽，另加真理讨论，委实激活出了全民悲情，催生出了大范围的正气与朝气，相当程度上复苏了文革时被极度扭曲的人性，大增了改开可望成正剧的元素。此种极难得、极宝贵的资源理应高度珍惜、呵护，因为它提供了民族真正复兴的契机。即使只谈经济，也是如此。因为大国发展经济，走对路子远比资金、技术来得重要。而当找对了路子，经济又有了起色时，全方位的改开便应跟上。因为，社会生活本是一个系统，环环相扣，若正气、朝气不再，暮气就会弥漫系统。89年反映的就是此种历史诉求，冬天里为众人抱薪的学生运动民主运动无可指摘，不管它有多少不足之处。但是，邓大屠夫的坦克把中国的希望、难得的希望碾了个粉碎。如同毛粉怀念毛泽东那样，六•四后的既得利益阶层乃至相当多知识人肯定邓小平，乃是鼠目寸光引发的绝大错误。红朝国家机器是如此凶残，中共权贵是如此自私、贪婪，知识界和精英阶层迅速转向为专制帮凶，终于酿成了三十年来社会生活的大溃烂。哀莫大于心死，个人如此，民族亦然。而事儿只会没个完。
四、改开在经济上的先胜后败。此情况又是必然的，无视现代经济的基础在于走什么路子，不妨说任什么官方的经济学都是胡说八道。近些年来，很多人指责习当局不该背弃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只能是幼稚。坐视中共垮台，习近平和众多红二代、官二代会是什么呢？这事儿上习近平这位小学博士的敏感，强于中外众多正宗博士的知识。既然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众生谋福利，你已经背离了这条路，则什么话都是废话了。具体地说，中国经济取得了明显绩效不假，但这个绩效到底如何来的？它是靠奴隶般的血汗劳动、用人人发财的虚幻大饼、利用赶来分赃的滚滚外资打造的奇迹。此种奇迹不可能持续乃显而易见，因为无视了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分配基本公平的原则，无视了经济不可抗拒的波峰波谷的规律，无视了盲目扩张的可怕后果，无视了利用外资的下三滥手段的巨大后患。房地产业出来的救是死不救也是死，中美贸易战还引发了科技战、金融战，大基建和一带一路的先算政治账再算经济账，而这个经济账的背后却是大小蛀虫先拿多少回扣，哪管什么质量监管和不惜让全民严重负债。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不争事实。这样的经济结构一经定型，就是神仙来了也休想十年之内拨乱反正。三年疫情期间对世界隐瞒疫情，大力打压“寻衅滋事”，数不清的人道灾难，官商勾结发国难财，索性让经济停摆，等等，既宣示了独裁者的低能又凶恶，也揭示了这个经济体的秩序混乱。疫情后经济复苏不了，实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趋势早已明晰，经济欲走上持续发展之路，指望红朝指望深化改开已是痴人说梦。或者，走二战前德、日的老路吧。这是成功吗？这叫只一个有形实力上就堵死了中国从二流文明通向一流文明的通道。那大量的丢不开《新闻联播》的人，包括沿海发达地区的土豪们，却无视此趋势，当然他们也不懂。
五、改开在外交上的失败。此事倒是不宜多怪罪于邓大屠夫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两位代理掌柜，他们皆不失为知道轻重。此事也与传统文化、大天朝情结关系不大，因为自二战后美国支持下中华民国跻身于世界四强之一，此前的民族屈辱感便得到了补偿。此事只能归于红二代尤其代表人物自幼形成的骄傲心态和知识贫乏加上得志便猖狂。得罪大金主美帝，乃是个体户都明白是生意场上切不可做的自断后路的蠢事。说什么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愚人节的笑话罢了。笔者坚信，今天的时代，只恐中国请求美欧日印来侵略，人家都不会来，傻帽才会来背这个大包袱。而大错铸下，悔也迟矣。无论如何，美帝拥有几十个盟友，登高一呼便有纷纷应者，中国可有几个知心朋友？也许新朋友塔利班靠得住。国际赌场上总是出老千，再用战狼怼之，不容那些需要考量民意的国家不反击，而中国无论实力上还是道义上，都迎战不了群起反制。那大量的小粉红、爱党爱国者，认知上只能算半个人。外交上的失败，一定会加剧经济困境，激起那些半人的病狂，只是可怜了太多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
六、改开在思想上以及价值观与国民性格上的失败。这仍是必然，根于党文化一直肆虐尤其习近平新时代的再度发扬光大。十几亿人只能允许一个声音，人人向钱看向权看，不惜互害即自相倾轧，还会有多少人献身于科研创新，潜心于学术求索，追求高雅艺术和严肃的文学创作？今日中国，究竟还有几个人有心情读书？动物庄园当然不需要这一套，但于地球村和空权时代的大国，没了思想就没有了灵魂。事实上，思想原是文明的灯塔，从陆权到海权再到今天的走向空权，皆是如此。真正的思想不可能来自官家的密室，那是讨论如何劫掠如何杀人的地方。此情况已然相当可怕了，国民性格变异为极其自私加凶狠，变更加令人不寒而栗。此非思想自由化与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反而是对思想自由化与权利意识觉醒的大反动。突出表现为它不会随着物质进步而进步，性格一经定性可以少说传染两三代人。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有一个长时期极可能是经济与技术主导人的行为的时代，温情将成为稀缺品。不复温情的人世间将是一个光耀夺目的半机器人世界，情感上或灵魂上却是动物深陷其中苦苦挣扎的漫漫沼泽地。中共党文化不止是成功地改造了中国，还有可能改变人种。也许，这也是一种成功，另类成功。
愿国人直面几页真实历史：商鞅变法实现了秦灭六国，也招致了自身“亡国灭种”。王安石变法，加速了北宋变南宋。路易十四改革，可不是为了让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日本明治维新，不可能是为了迎接核爆。看来，这就是专制条件下文明演进的宿命吧，规模越大，反弹越大，无可奈何。但是，自从英法革命开创了政体新纪元和社会生活新纪元，以往的宿命便被新的权力架构和新的价值观准则打破，为长治久安开辟了通道。这条路上仍任重道远，却也论证出了可行性。改开的物理上一时眩目光芒的惊人成本，不应该再由奴隶劳工及子孙后代埋单。中国理应从历史轮回中跳出来。
反弹与报应已纷至沓来，似乎维稳也力不从心了。更严重的局势在后面。中国不陷入沼泽地的几率已经很小了，而比陷入沼泽地更可怕局面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