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二年级时，我住在上海漕河泾师范学院家属宿舍大院，因小朋友们得知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便孤立我。有一个夏夜，他们几十人和我打了一架，这大概就使我性格中埋下了造反的种子。
小学五年级时，代课的陶老师诬蔑我的作文是抄袭的，于是我当堂发作，结果被陶老师打了不算，还被校长关起来审斥，受到“警告”处分。我感到冤屈愤怒，唯有默默强忍，但心中恨不得放他一把火。
中学里，我是“全优生”、“班主席”，可是临毕业时，我觉得读书没意思，不想升学了，主动报名要去新疆建设兵团。同学小余想跟我一起去，被他家长打了个半死，并不许他再和我来往。
那年新疆不要人。我进了工厂当学徒工。
66年，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的查帐工作，思想很“左”，觉得厂里一些人离“工人阶级”的标准相差太远，“文革”初期，我带头贴出大字报，批评一位师傅的作风。当时的厂领导和四清工作队惊异之余默表赞同。
8月，我准备在厂里发起组织“红卫兵”，多少有点赶时髦的心理。可是厂领导马上派人抢先一步发出了“红卫兵”的牌牌，我没有份。而且他们还放出风，说我是“黑六类”。但厂里组织“红卫兵”对资本家抄家时，也叫我参加了。实在抄不出什么东西，打破了几个装药酒的瓶瓶罐罐，我觉得那是无聊的闹剧。
9月，我带领几个学徒工同伴去市委门前听红卫兵演讲，觉得国家大事人人有责，回厂组织“风雷战斗小组”，结果惊动了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亲临我厂加以阻止了。
10月，我贴出大字报批评四清工作队，顿时闹得气氛紧张，我被赶出了查帐小组。
10月底，我又带同伴去联系“学徒大串联”，很赞同有人提出废除不合理的[师徒合同]的观点。
而在厂里，从工人的议论中，得知某些领导人迫害工人的事，令我愤愤不平。
11月初，我和另两个学徒工宣布组织了一个“红旗暴动队”，支持者日众。几天后，为了宣传我们的主张，在厂部广播室里和对立方大闹了一场。
而后，我和“暴动队”的一个伙伴参与了“上海市革命学徒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建活动。以后又因其分裂，加入了“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这两个组织都列名在“一月风暴”的“紧急通告”署名团体中。
其时，上海工人造反派已占压倒优势。而我虽“脱产”在外，也不时过问厂里的事。不少以前被压得抬不起头的工人加入了造反队，和我的关系很好。他们告诉我，在造反派抢出来销毁的黑材料中，有针对我的一大袋，是准备报批死刑的。
67年春“归口闹革命”，回到厂里，有一次领导班子选举，我得了头票。
68年4月，我被人整了些“黑材料”，送进拘留所，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有：恶毒丑化和攻击毛泽东、组织收听敌台、支持上柴联司、窝藏变天帐、进行阶级报复等等。关了半年后，因证据不足，罪名无法成立，被“教育释放”了。厂里的造反派表示出欢迎我回厂的热情，对立派则在厂门口的道路上写下“打倒坏头头----”之类的大标语。而我对这一切都漠然置之，因为半年的拘留已让我清醒了。
出狱后有人问我感想如何，我说“抓错了，也放错了”。对方莫名其妙。
其实，我的“造反”只不过象个一心要学雷锋的“好学生”，不顾一切地要“响应党的号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贡献，但实际上根本对现实社会毫无认识，从书本上获得的认识也很浅薄。
从67年至68年一年内，我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章，对当时的“新生红色政权”很不满，对中共最高领导的作为是否符合马列主义也有怀疑。但对共产主义理想却十分热忱。67年8月,”工总司”领头,在毛泽东示意下对上柴联司的血腥镇压，令我对文革感到绝望。但我仍相信共产主义革命终会克服崎岖。
对“革命”的盲目崇仰，追求“忘我牺牲” 类似宗教迷信的狂热，使我自以为是最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所以，当我踏入牢门时，真感到冤枉。
在狱中，我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有流氓、小偷、骗子，有“乱搞男女关系犯”、“黑六类子女集团犯”、“丑化革命样板戏犯”、“恶毒攻击文革犯”、“企图叛国投敌犯”、“留场人员流窜犯”，有工人、农民、教师、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演员、技术干部、党政干部、和大批造反派头头。许多“狱友”的案情简直荒唐透顶。有位教师因为“喊反动口号”被打了一天一夜，活活打死了。
半年的监狱生活，对我来说好比进了大学，逐渐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国家机器的残酷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监狱把我这个中共的拥护者变成了反对者。
对我刺激最深的，是出狱后不久从布告上得知钱建中被枪杀了。
钱建中仪表清秀，比我矮一些、瘦一些，一脸的严肃，沉静寡言。他是浙江一个农村的孤儿，乡亲们将他抚养成人，送他进城读书。毕业后，他放弃城里工作的机会回到农村，要用学到的知识服务村里，报答乡亲们的养育之恩。他曾因写信向上反映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而被关押和处分。文革开始后，他写了六封信向上反映农村发生的祸害，于是便再次被抓，关进我那间牢房。我们问他什么事被抓，他说“我是为真理而进来的”。当时我们都劝他不要鸡蛋碰石头，不认罪是要倒霉的。但谁会想到他竟然会被枪毙？罪名只有两条：写信攻击文革，坚持反动立场！
钱建中死得太可惜，但他在我心中是那么高尚、正直、纯洁、真诚！相比之下，我显得矮小懦弱。我是否能为真理而无所畏惧？这个提问时常在我耳边响起，而且总象是钱建中那略带沙哑的嗓音。
出狱后，运动频繁，我老是被批斗，被戏称为运动健将。我想方设法找书看，也时常与一些可信赖的朋友彻夜深谈，还有意识地接触很多“下层”人物。我看到的黑暗越多，对社会的认识便越深。76年，我已做好了参加武装斗争的准备，我很清楚，面对专制暴政，人民就该揭杆而起，就该真刀真枪的造反！
“粉碎四人帮”的政变，使我和朋友们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我们相信“第二次解放”的春天已来临。78年投入民运时，我对一位为我担心的朋友说：第一，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秦皇的封建时代”已过去了，我不会掉脑袋。第二，中共提出“实践检验真理”，我们在真理一边。不会掉脑袋。第三，万一掉脑袋也死而无憾，反正我这条命也差不多是捡来的。
当时，我对“中共改革派”真是满怀信心。我相信民主运动能够达到三个目标：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否定官僚特权。
79年，上海人民广场的一张小字报称我是“温和的改革派”。曾有一个群体要求我和他们一起搞武装斗争，被我拒绝了。还有人冒充我们的组织宣称要发放武器给民众，真叫我又好气又好笑，差点要揍他一顿。
81年，我被劳教，但心情尚好。我曾想过，自己对国是的观点是否操之过急？事情也许会慢慢变得好起来。
可是，89年的枪声彻底粉碎了我对中共最后的幻想。
公安、国安部门的几个官员显然也明白我的立场观点，他们对我表示了绝望和无奈。94年，我等于被变相地驱逐出国门，并且明示此门不再对我打开。
我又何须对此多言？我是真心诚意地要推翻中共党国的造反者，我要不造它的反，怎么说得过去呢？怎么向我母亲的在天之灵交代呢？怎么面对死去的钱建中、怎么面对林昭等英烈呢？怎么对得起国内的难友和被压迫的同胞呢？我不造反,岂有此理?
只可惜我没有共工的神力去翻天覆地！
但我相信祖国人民不会永远忍受被剥夺自由权利，人民终将展现力量证明自己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民众维权运动的灵魂是什么？不就是造反嘛？而且是寸土必争、寸权必夺的真造反！反的就是强奸民意的“三个代表”，反的就是剥夺民权的“执政党”的“领导”，反的就是侵犯民生的官僚特权！民欲不反，岂可得乎？
官民对立的中国大陆面临着革命造反的狂风暴雨，这是迟早的事。
它可不是文革的“拥共造反”，那是一段充满欺骗、愚昧、颠狂和屈辱的历史。
记得公安审问我时，问过：“把你抓进来，难道你一点罪错也没有吗？”
我说：“有。我曾听从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话去做过坏事：参加过造反、抄家活动，批斗过资本家，还踢了他一脚。为这一脚，我必须赎罪，必须反对专制！”
当年的造反派象我这样伤害过无辜的人恐怕不少，能反思那场被当枪使的造反经历者似乎不多。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面对依然穷凶极恶的中共专制政权，有多少人能够举起造反大旗，去迎接自由民主的到来！
四十年前，我当过“造反派”，对此，我懊恼。
十多年来，我“处心积虑”要造中共的反，虽劳而无功，但无怨无悔。
此文无意和谁辩论，只想让读者把“造反”两个字再嚼一嚼。
牧晨
2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