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 邂逅科学
(2006年11月28日)

对一个充满好奇心又精力充沛的小孩来说，怀表、放映机和汽车，是科技文明的标志，充满了美好的想象。

　　我记得很清楚，自己常把玩这些东西而虚掷光阴，比起读书或背诵来，可带劲多了。

　　我生长在单纯的农家，家里用牛来耕田，等大麦收成之后，再用牛来打麦去壳。在我早年的生活里，称得上是科技的东西，大概只有来福枪了。那是偶然会碰到的，来自英属印度、俄国或中国的流浪军人手里的武器。

　　六岁时，我被认定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给带到西藏首都拉萨，登基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开始接受全面的佛学教育。我有位专属的导师，每天指导我阅读和写作，教我基本的佛理、背诵经典和熟习宗教仪式。我还有几个「伴读」，或应该说是哲学助理，主要任务是和我辩论一些佛学议题。

　　除此之外，我还必须出席非常冗长的祈祷和法会，也常常闭关静坐冥想。我常和导师一起闭关，修学禅定，每天静坐冥想四次，每次两小时。在西藏传统，这是典型的训练高阶喇嘛方式。我没有受过任何数学、地理、化学、生物或物理学的训练，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有这些知识存在。

　　布达拉宫是我冬天的正式居所。这是一座巨型的建筑物，雄据整面山坡，据说有一千多个房间，可惜我从来没有亲自数过。童年，我的闲暇时间都耗在探索这里的每个房间上。这活动好比长期的寻宝，房间里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主要都是历代达赖喇嘛的私人物品，特别是我前一任的文物，保存得好好的。

　　布达拉宫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佛塔，里面收藏有历代达赖喇嘛的遗物，甚至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的五世达赖喇嘛。他雄才伟略，把布达拉宫扩建成今日的面貌。
　　在各种各样奇怪的珍宝之中，我发现一些机械物品，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其中有一具可以伸缩的铜制望远镜，装在三角架上；另有个手摇的机械式计时器，上面装了一颗可转动的地球，标示着世界各地不同的时区。还有大量英文版的藏书，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
　　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朋友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赠送的礼物。贝尔是个会说藏语的英国官员，派驻在锡金。一九一○年，中国清朝的末代皇帝威胁要派兵侵入西藏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跑到英属印度去避难，接待他的东道主正是贝尔爵士。很有意思的是，逃难到印度与发现科学，是我前任的法王遗赠给我的宝贵资产。
　　后来我发现，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来说，印度之旅令他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使他了解西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必须重整。回到拉萨之后，他就引入了电报，设立邮政系统，还建立一座小型发电厂，让西藏有了电灯。同时他盖了一家造币厂，铸造西藏通用的钱币，并印制纸币。他了解现代化入世教育的重要，挑选出一批西藏儿童到英格兰中部若格比（Rugby）的小学去接受现代教育。十三世达赖喇嘛临终时留下很重要的遗嘱，预言了日后会发生的政治悲剧。可惜继任的政府并不全然了解遗嘱的内容，也没有多留意。（十三世达赖喇嘛于一九三三年过世，本书作者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一九四○年才正式陞座。）

　　十三世达赖喇嘛得到的机械制品中，最有趣的是一只怀表、一台电影放映机以及三辆汽车。这批汽车里，有两辆是一九二七年出厂的迷你奥斯汀，另一辆是一九三一年份的道奇。当时没有道路可以让汽车穿越喜马拉雅山，西藏境内也没有汽车可走的路。因此，这些车子可说是一堆废铁，出了拉萨，它们就无路可走了。究竟这些车子是怎么弄进来的呢？原来它们在印度分解，由脚夫和骡子、驴子揹过喜马拉雅山，进了拉萨再组装回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是西藏全境仅有的三辆汽车。

　　对一个充满好奇心又精力充沛的小孩来说，这些工艺制品、怀表、放映机和汽车，是科技文明的标志，充满了美好的想象。我记得很清楚，自己常把玩这些东西而虚掷光阴，比起读书或背诵来，可带劲多了。今天，我认为这些充其量不过是玩具而已，但在当时，它们代表了一个由不同的经验和知识构成的新世界，是我不曾接触过的。这个世界的存在，对我充满了诱惑。就某方面来说，这本书就好比是我发现这个奇妙世界的历程，也是此一奇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事物。

　　望远镜对我并不构成困扰。它的功能非常明显，因此不久之后，我就用它来观察拉萨市街的喧闹，尤其是市集。我对于和我相同年纪的儿童，总有点羡慕，他们可以在街上任意游荡，我却必须关在布达拉宫，辛苦读书。
　　后来，我又用望远镜观察布达拉宫的夜空。在西藏这种光害极少的地方，高度又这么高，夜空之下，星光灿烂耀眼。我常常问随员，星星和星座的名称。
　　我也知道怀表是干什么用的，但对它的运作原理却觉得非常疑惑。我困惑了好一阵子，最后受好奇心的驱使，决定打开它的外壳来看看。不久，我就把整个怀表完全拆开；而真正的挑战是要能把它组装回去，还能走得好好的。这件事后来变成我终生的嗜好，我总是喜欢把机械设备拿来拆拆装装的，玩个不休。我拆表与装表的技术相当好，可不输熟练的钟表匠，在拉萨少数几个拥有钟表的人当中，算是小有名气的。
　　后来在印度，我有个咕咕钟，运气就没那么好了。这个咕咕钟被我的猫咪攻击，损坏严重，我修不好，从此就报废了。等到用电池驱动的石英表开始流行，我拆表的兴趣就消失了，因为石英表里面根本没什么机件。

　　至于想弄清楚十三世达赖喇嘛那两架手摇的电影放映机，是怎么操作的，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曲曲折折的，得花费了老大一番手脚。我有个随员，是中国的僧侣，负责研究出怎么使用电影放映机。我要求他设法修好机械，好来放映我们手边少数的几卷十六厘米的影片。但他就是修不好，因为放映机的电源供应器坏了。大约此时，我想是一九四五年吧，有两个奥地利人哈里尔（Heinrich Harrer）和奥福史耐特（Peter Aufschnaiter），由北印度的英军战俘营逃出来，越过喜马拉雅山，抵达拉萨。哈里尔变成我的朋友。在我的请托下，他把电影放映机给修好了。我们没多少影片可放，但从印度可以得到一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新闻影片，当然这些影片都是以同盟国的观点来报导的。另外，我有卷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影片，和奥立佛（Laurence Olivier）主演的「享利五世」（Henry V），这是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改编的电影。另外，还有几部笑匠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主演的默片。

　　我对科学的着迷，是从工艺开始的。但是说实在，我当时并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碰到哈里尔，他比任何我在拉萨认识的人都懂机械。他把布达拉宫里的一些机械制品都弄得妥妥贴贴，我认为他的专业非常深奥，一定是个懂科学的专家。很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他没有科学的专业背景。但在当时，我认为所有的白人都拥有深厚的科学知识。
　　受到成功拆解手表和修理电影放映机的鼓舞，我的野心愈来愈大，我下一个目标是想搞懂汽车的机械与原理。当时负责驾驶并保养这些汽车的人是切伦（Lhakpa Tsering），一个秃头的家伙，脾气坏得出了名。他在车底下工作，如果不小心碰了头，一定会气得东敲西打的，然后绝对会再撞到头。我和他有了交情后，他在修理汽车的时候才肯让我检查引擎，后来还教我怎么开车。

　　有一天，我自个儿偷偷把一辆奥斯汀开出去现，发生了小事故，把左头灯给撞坏了。我很怕另一位叫巴布塔西（Babu Tashi）的车辆管理员会责备我，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可以替换的头灯；但它是光面玻璃，而原来头灯的玻璃却是雾面的。我想了一阵，终于找到了法子。我在玻璃的内面涂一层糖浆，造成雾面似的外观。我不知道巴布塔西究竟有没有发现到这一点，就算他发现了，至少他也从未来兴师问罪。

　　在现代科学的各领域里，哈里尔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世界地理。在我个人图书室里，有一套英文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丛书，对参战的国家有详细的描述与介绍，包括日本在内。
　　我的那些冒险行动，例如拆装怀表、修电影放映机和开汽车，给了我一些启示，告诉我科学和工艺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在我十六岁成为西藏地区领导人之后，对科学的态度更加严肃。我在一九五四年访问中国、一九五六年访问印度，均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中国的军队事实上已经进入西藏，我和中国政府展开长期而微妙的协商，希望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
　　第一次出西藏访问，是在我快二十岁的时候。当时我到了北京，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它政府领导人。这次参访，还去看了集体农场和主要的发电设施，如水力电厂及水坝等。这不只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很多汽车和交通设施的现代化城市，也是我第一次碰到真正的科学家。
　　一九五六年，我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主要在德里（Delhi）举行。后来，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变成我的好友和顾问，也是我流亡时期的东道主。尼赫鲁有科学头脑，认为印度的未来在于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他对国家发展有远大的眼光。在佛陀涅槃的纪念仪式后，我访问了印度许多地方，包含佛陀悟道之处菩提伽耶（Bodhgaya），这是所有佛教徒朝圣的必到地点，还有很多大城市、工业区与大学。
　　也是这时候，我首次遇上一些想统整科学和灵性二者的灵性学家，如在马德拉斯（Madras）的神智学派（Theosophical Society）成员。神智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是很重要的一次灵性学家运动，他们想把人类的知识做一次整合，东方的与西方的、宗教的与科学的。它的创始人包括俄国的博拉瓦斯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和英国的贝赞特夫人（Annie Besant）。她们俩虽然是西方人，却在印度待了很久，花了很多时间。

　　其实在我正式出西藏访问之前，我已经知道工艺技术只是一种科学的成果、一种科学的表现方式、一种了解这世界的特殊途径；而科学本身，才是根本。但科学的本质只是一种有系统的询问方式，透过这种询问方式，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知识，并且经由这些知识，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因此，虽然最初吸引我的是一些工艺制品，但真正深深感动我的，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工业或某件机械玩具，而是科学的本质，那种有系统的提问方式。
　　我和某些人谈论科学之后，尤其是那些学有专精的科学家，我注意到科学和佛学思想在提出问题的本质上，有些相似的地方。这些相似之处，我觉得相当明显。就我的了解，科学方法是由观察物质世界的某个现象开始的；接着出现一般性的理论，可预测某些事件的结果。如果我们用一种特定的方法处理某些现象，应该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实验，看看事件的结果是否符合理论所预测的情形。实验的结果若果真如此，而且实验是有效而可以再现的，我们就接受那个一般性的理论，成为科学知识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实验结果和理论的预测不符，我们就必须去修正那个理论。因为对现象的实际观察，在科学系统里占较重要的地位，经由实际的实验和观念的思考，科学就得到实质的进展。整个过程包含了观察、推理，应用推理设计实验，到达实际实验的最高潮，用来证实推论所提出来的了解是否正确。这种科学式的实际研究，和我所接受的佛学哲学训练与冥想练习，正好像两条平行线，二者却都深深的吸引着我。

　　虽然佛学已逐渐演变成一种以佛经和特定仪式为本体的宗教，但严格说起来，在佛学里，佛经的权威性不能超过依自己的推理与经验得到的认识。事实上，就连佛陀自己，也曾亲口贬抑佛经的权威性。他告诫弟子，不要因为尊敬他，就无条件相信他说的所有事。就像一个好的金匠，在加工之前，会用严密的方法去测试材质的纯度。佛陀告诫追随者，要亲身检验他说的话是否正确，利用自己的推理训练或禅定经验，来体会佛经上的说法。因此，在验证某个说法是否为真时，学佛的人依循的顺序，首先是亲证（也就是自己的经验），其次是辩证（经过反覆推理、思辩），最后才看佛经是怎么说的。西藏佛学的根源，是早年印度的那烂陀寺佛学院（Nalanda school）。当时学院里的大师都依照佛陀告诫的原旨，以严厉的方式来检验、批判佛陀教导的东西。

　　从某一方面来说，佛学和科学所用的方法是不同的：科学研究靠实验，使用仪器来分析外界现象。至于佛学的冥想探索，主要是一种心灵专注的层次训练，用的是个人经验的内观检验。而两者都必须具备坚强的经验基础。如果科学指出某种东西存在或不存在（特别要注意所谓「不存在」和「没有发现」，是两回事），我们就把这项事实，变成知识的一部分。如果一项假设经过验证，证明它是对的，我们就必须接受。同样的，佛学也必须接受事实，不管是由科学发现的，或是由自己在禅定时的内观体验到的，都要一视同仁。如果我们研究某些东西，发现它是事实，有证据和推理来证明它是对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它是现实的一部分。就算它和流传几百年的佛经，在字面上的解释不符；或者和我们内心深处的观点和想法有冲突，都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事实的承认。因此，佛学和科学都有一种「以经验来追求事实」的承诺，一旦发现的结果和自己长期以来所抱持的立场不同，也有放弃原先立场的勇气。

　　和宗教对比，科学有项特质，就是它没有任何权威性经典，可用来验证一些声称是真理的见解。科学里的所有真理，都必须经由实验来显示或经过数学证明。如果有人说：「这个想法一定是对的，因为牛顿或爱因斯坦也这样认为。」这种陈述是不科学的。因此，对于问题的探索，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对问题的本身和可能得到的答案，都不预设立场，而且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正确的答案。这种心智上的开放态度，我认为是健康的「怀疑论」（skepticism）。这种开阔的心胸，可以让人对新的直觉和新的发现有敏锐的反应。当它和人类「追求认识大自然」这种本性结合在一起时，将会大幅扩充人类的知识领域，把我们的视野无限延伸出去。当然，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有这种开阔的心胸，在早年的科学发展史里，负面的案例比比皆是。

　　至于佛学研究的传统，主要源自古印度。在佛陀的诞生地，出了很多佛学哲学思想家和大教育家。西藏的佛学思想，就是从古代印度传过来的，因此我们欠印度一份很大的恩情，我们永远认为印度是「出圣人的地方」，这是佛陀诞生的国家，也是出生一系列伟大佛学哲学思想家的地方。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塑造了佛学今日的面貌和传统，也是藏人信仰的根源。其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不胜枚举，如公元二世纪的龙树（Nagarjuna），公元四世纪著名的知识领袖无着（Asanga）和他的弟弟世亲（Vasubandhu），伟大的伦理学教师寂天（Shantideva），以及七世纪的逻辑学大师法称（Dharmakirti）。

　　我在一九五九年离开西藏，很多的西藏人民跟着我一起离开故土，我们很幸运在印度找到第二个家。流亡到印度之初，印度总统普拉萨德（Dr. Rajendra Prasad），是个法学家，也是有深厚性灵修养的人。而当时的副总统是拉达克里希南（Dr.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后来也当了总统；他个人对哲学有深厚的涵养与热爱，是众所周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讨论一个哲学问题时，拉达克里希南很自然的顺口背诵出一段龙树的诗句，是出自其经典作品《中道的基本智能》（Fundamental Wisdom of the Middle Way）。我对此事印象深刻。印度自一九四七年独立之后，一直维持着一种优良的传统，就是国家领导人里向来有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在最初的十年间，可说是百废待举。我必须安置跟着我到印度来的大约八万名西藏同胞，使他们在印度各地能安家立业。又要为年轻的藏胞开设学校，希望能保存岌岌可危的西藏文化与制度。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总算大致就绪，一切也慢慢上了轨道，我开始进行国际访问。我出访的主要目的，在于分享自己对人类基本价值重要性的了解、提倡各不同宗教信仰间的互信与和谐、提升西藏同胞的人权和自由。我也利用旅行的机会，和许多杰出科学家见面，讨论我对科学的兴趣、充实我的科学知识，同时也想更进一步了解科学的本质和科学方法。其实，在一九六○年代早期，就有些人到我在北印度的居所达兰莎拉（Dharmasala）来访问，我曾和他们讨论过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某些特质。其中两位访问者，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位是特拉比斯修道会（Trappist）的修士默顿（Thomas Merton），另一位是宗教学家史密斯（Huston Smith）。默顿对佛学的兴趣很深，也让我对基督教教义的眼界大开。

　　我的第一位科学老师，是德国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的冯魏柴克（Carl von Weizs��ker），他是当时西德总统的兄弟，算是我最亲密的科学朋友之一。冯魏柴克常常自嘲是活跃于政治的哲学教授，其实他受过严格的物理学家训练。在一九三○年代，他曾担任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助手。我不会忘记冯魏柴克曾经说过的、一个具启发性又人人能懂的例子，说明人应持续关切科学所造成的后果，尤其是在伦理和政治方面的。他一直在哲学上质问科学的本质，提出严厉的挑战。
　　除了经常做长时间的非正式讨论之外，我从冯魏柴克那里，还很幸运的接受某些科学性议题的正式个别指导。我对这种教学方式相当熟悉，因为它和我一对一的传统西藏佛学传授方式完全一样。不只一次，冯魏柴克和我共处两整天，教导我有关量子物理及相关的哲学观念。我非常感谢他慷慨贡献出宝贵时间，而且对我超有耐心，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观念和他说的相差甚远，常常难以理解。

　　冯魏柴克经常强调「经验论」（empiricism）在科学上的重要。他说，事情的表现有两种方式，一是现象的直接呈现，另一种是经由推理。例如，苹果上有个黑色斑点，这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就是一种现象的呈现。但是，这颗苹果里有虫，就是我们由相关的斑点所做的推论，依据我们对苹果和虫的相关知识而来的。
　　佛学里有个原则，就是验证某个特定命题的方式，必须符合待分析主体的特性。例如，待分析的主体是可观察世界的某项事实，包含个人经验，那么此命题的成立与否，就由实际的经验来决定。因此，佛学把直接观察的经验法则，放在第一顺位。相反的，如果命题涉及由我们经验世界向外延伸的一般性（例如生命这种过客似的特质，以及各种现实间的交互关连特性），则必须经由某种程度的推理，用推理来决定这种命题是否成立。所以，佛学接受合理的推理方式，很像冯魏柴克描述的科学模式。

　　最后，由佛教徒的观点来看，还有更深层次的现实或「实相」，是凡夫俗子这种未启发的心智无法看清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微妙的「业」（karma）的研究，以及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物种。只有这类的命题出现时，经典才有其权威性。佛教徒会从经典里去寻找可能的正确答案，因为佛陀亲身为我们示现了追求解脱的方法，而且他也证实自在解脱的存在。虽然经验、推理和经典的权威这三种基本验证实相的方法，早就在佛学思想里发展，但最后变成有系统的哲Х椒�论，却是要归功于第五世纪印度的逻辑学家陈那（Dignaga）和七世纪的法称二人。
　　从这点可见，佛学和科学至少在原则上是有部分相同的。虽然科学并不承认有什么「经典」之类的描述是具有权威性的，但对其它的两种方法：经验法则和逻辑推理，却承认是重要之道。因此，这两大学门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上，有其共通性。不过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用来检验某项有关现实的陈述是否正确，习惯上用的却是第三种方法。例如，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由亲戚口中的描述和出生文件上的记载，我们就接受了这项「事实」。就算是最新的科学，大家也接受在具「声望」的期刊上所发表的结果，而不必亲自去重复同样的实验。

　　认识了令人尊敬的物理家波姆（David Bohm）之后，我对科学的了解无疑又迈进了一大步。他是我碰过的人当中，少数几个最有智能又心胸开阔的人。一九七九年，我二度访问欧洲，我俩在英国首次碰面，一见如故，觉得非常投缘。后来我发现，他和我有类似的遭遇。原来他是在麦卡锡（McCarthy）的白色恐怖时代，被迫离开美国的。我们相知相惜，展开终生的友谊和相互探索。波姆指导我了解科学思想里的细致特质，特别是物理学，让我沐浴在最好的科学观点之中。仔细聆听像波姆和冯魏柴克这样物理学家的谈话，我觉得自己可以体会整个论点里的复杂性。只可惜，每当谈话结束之后，这种体会也跟着慢慢消失，留存下来的不多。我和波姆长达二十年的交谈，也让我回想自己在学佛过程里用的方法以及它质问的方式，到底和现代科学所用的方法有什么样的关系。
　　波姆对所有的人类经验领域都抱持极为开放的态度，这点特别令我感动。他不仅对其专精的物质世界之各研究学门，莫不如此，连对所有主观性的研究如意识的探讨也是一样。从我们的谈话里，我领略到一颗伟大的科学心智的包容性，除了能包容客观的科学性事物之外，也随时准备接受其它形式的观察与直觉所得到的结果。
　　波姆显示出来的特质之一，就是非常迷人的思考实验（或想象实验）。这基本上是一种哲学方法，却能得到科学性的结论。简单的说，思考实验很像佛学里的观想。我们想象一些假设的情况与条件，然后在这些条件与情况之下，测试我们的假说会有什么结果。通常，这样得来的结果是无法反驳的。爱因斯坦在相对论里所谈的时间与空间的特性和结果，大部分都是由这种思考实验得来的。当然，它思考的基础主要还是当代的物理观念与了解。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双胞胎诡论（twin paradox）。假设有对双胞胎，一个留在地球，另一个搭太空船以接近光速的速率做太空旅行。对太空船上那一个来说，时间会慢下来，他也老得慢。多年后，当他再度回到地球，兄弟相逢时，地球上那位兄弟会明显的老很多。要彻底了解这个诡论，需要极复杂的数学方程序，可惜这些数学技巧超出我的能力之外。

　　在我和科学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对这种思考的分析方法特别感兴趣，它和佛教徒的哲学性思考方式非常类似。在我们碰面之前，波姆其实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和印度的灵性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相处，进而有好几次深入对谈。有很多次，波姆和我共同探索客观的科学方式与冥想练习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由冥想练习得到的体验，也是一种同等的经验结果。
　　佛学与科学基本上，都相当强调经验的体验与推理，但是这两个系统所说的推理形式以及构成经验认识的组成要素，还是存在着细微差异。佛学谈的经验认识，定义宽松得多，甚至包含了静思冥想的禅定状态，以及我们感官所认知的部分。最近两百年来，由于工艺技术的发展，科学已经把人类的感官能力，扩大到以前完全难以想象的地步—凭借着显微镜或望远镜之类的仪器，科学家由肉眼就可以观察一些非常微小或非常遥远、巨大的东西，小如细胞或复杂的原子结构，大至数万光年之外的星团构造。在这个感官范围与能力极度扩张的基础上，人类推理能力的限制也跟着往外延伸，超越了人类知识所能企及的领域。现在，追踪在气泡室（bubble chamber）里遗留下来的痕迹，物理学家就知道某些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存在，这些基本粒子甚至是一些构成中子的元素，像夸克（quark）、胶子（gluon）之类的东西。

　　当我还是个孩子，拿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来的望远镜到处乱看时，我有个亲身体验，知道观察体验对事情的推理会有强烈的影响。在西藏的民间传说中，月亮上有只玉兔。我相信西方的传说应该不一样，月亮上的阴影可能是个人而非兔子。总之，在一个满月秋夜，月亮显得分外清楚，我决定用自己的望远镜，亲自来验证兔子的说法。惊讶的是，我居然看到一些坑洞和阴影。我非常兴奋，坚持要我的两位老师也从望远镜里看看月亮。我认为月亮上既然有影子，就表示月亮像地球一样，自己并不会发光，它的亮度也是阳光造成的。老师们虽然对自己看到的景像有点困惑，但也承认月亮上的阴影的确是存在的。不久，我在科学杂志上看到月球陨石坑洞的照片，我也注意到同样的效果，陨石坑洞里的一侧有阴影，另一侧却没有。我推论一定有什么光源，把光投射在月亮上，才会造成陨石坑洞内侧的部分阴影。后来我发现事情果真如想象那样，我真的开心极了。

　　严格说来，这种推理过程既不是佛学独有，也不是科学的专利，它只是反映出人类心智的某种基本活动，是我们自然而然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我们介绍给年轻实习僧人的基本逻辑推理训练，就包含类似内容。举例来说，当你看到远方的山头冒出一股白烟，你就可以推断白烟的底部一定有火。而在西藏地区，这种炊烟就代表当地有人居住。我们可以想象旅人在走了一整天的路之后，又饥又渴，多么想要找个地方歇歇脚，他看到烟，就推理有火、有人家，因此他也有可以歇歇脚、喝杯热茶的地方了。从一个由感官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我们就可以推论出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这种推论，在佛学和科学上都是很平常的。

　　我在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访问欧洲，很荣幸碰上另一位二十世纪的知名智者，就是哲学家卡尔?巴柏（Karl Popper）。他和我一样，也有被迫离开家园的遭遇。为了逃避纳粹统治，他不得不离开祖国维也纳，也因此成为批判极权主义最不遗余力的思想家。我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通点。我俩碰面时，巴柏已是位年过七十的长者了，眼睛仍炯炯有神，露出智能的光芒。当我们讨论到独裁统治的问题，他表现出来的热情，可以想见他年轻时是多么的精力充沛、力敌万人了。巴柏对共产势力的崛起忧心忡忡，他觉得这种极权式的政治系统非常危险，对个人自由将是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尽力维持开放的社会，好让像他这样的人，能在里面安心的探索有关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们两人的确也讨论到一些和科学方法有关的问题。
　　当时，我的英文能力比现在差，翻译人员技巧也不够好。而哲学和方法论之类的议题，不像经验性的题目，本身需要反覆讨论。因此，我从巴柏那儿获益有限，不像从波姆或冯魏柴克身上得到那么多的启发，但我们依然成功的建立了友谊。因此，每次我到英格兰，都会去和他碰个面、聊一聊。我特别记得一九八七年，在他索立（Surrey）家中喝茶的那一次。我很喜欢花和园艺，尤其是兰花。巴柏带着我，参观他的花园和温室。这一次的谈话，让我终于了解巴柏对科学哲学，尤其是有关科学方法的问题，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巴柏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澄清了归纳法（induction）和演绎法（deduction）在科学性假说提出证明时，到底有什么相对的角色。所谓归纳法，是我们从一系列观察到的经验例证里，建构出一般性的规则。日常生活中，很多和因果关系有关的知识，都是来自归纳法。例如，在反覆观察了多次烟和火的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就是有烟的地方就有火。至于演绎，则是相反的过程。我们先有了一般性的知识，再把它应用到特定的观察。例如，欧洲自一九九五年之后生产的汽车只能加无铅汽油，某人知道了，又听说朋友有辆二○○○年生产的车子，即可演绎推论说，这辆车一定是加无铅汽油的。当然，在科学上，演绎推论的形式不会这么简单，一定复杂得多。归纳也是一样。不过，比较难的还是演绎，它通常都伴随着高等的数学。

　　佛学和科学在推论这块领域里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就是演绎角色的差异。科学的演绎发展，运用了很深奥、很复杂的数学技巧当作推论的工具。而佛学的演绎，就像所有其它的古典印度哲学一样，靠的是传统的、非常扎实的逻辑推理。依据这种推动方式，永远无法得到超越性的结果。相较之下，使用数学技巧的科学推理就不会受到同样的限制，而能达到很高层次的抽象境界。因此，一项立论的有效或无效，就完全由一个数学公式的正确与否来决定。由这方面来看，经由数学方式得到的一般性，比传统的逻辑方法所得到的一般性，更能到达较高的层次。数学在这方面的应用是如此成功，难怪有人相信数学定律是绝对的，数学是大自然的本质特性，是现实的真正语言。

　　就我看来，科学和佛学的另一项差异，就是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假说。这方面，巴柏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对科学问题的范围有严格的界定，这就是所谓巴柏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意思是说，任何科学理论里都应该有一项范围的界定，说自己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能是无效的。例如「上帝创造了世界」这个理论，就永远无法成为科学性的理论。因为它没办法设定一个范围，说在此范围之外，这个说法可能是无效的。如果我们严格遵守这项准则，那么很多关于人类经验的问题，如伦理、美学和灵性等，都将无法纳入科学研究的领域。相反的，佛学探究的问题并不局限于物质性的，它也包括个人经验的主观世界与价值判断。换句话说，科学处理的是我们可经验到的事实，并不包括那些形而上的玄学或伦理道德；而佛学对这三者，都能提出关键性的质问。

　　巴柏的可证伪性和部分方法论的主要原则，引起我这个受传统西藏佛学训练的人很大的共鸣。我们或许可以把可证伪性说成「否定范围的原则」（principle of the scope of negation）。这原则的重点是，「没有发现」和「发现它不存在」这两种情况，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也就是说，「不知道」和「知道它不是」完全不一样。如果我找寻某种东西，却一直找不到，这并不表示我找寻的东西不存在。为了调和「找不到」和「发现它不存在」这两种结果，搜寻的方法和想要搜寻的目标之间，必须有某种关连，而且要等量齐观。举例来说，你在书上没有看到蠍子，应该已足够证明在你看的书上，蠍子并不存在。如果书上有只蠍子，它应该会是肉眼可见的。但是，你在书页上看不到酸性，倒不一定能证明它用的纸张是无酸的；因为纸上的酸性并非肉眼可见，是需要特殊仪器才可以度量。同样的，十四世纪西藏哲学家宗喀巴（Tsongkhapa）就主张，推论所否定的命题和推论不能证实的命题，基本上是不同的。因此，分析无法确认的东西和分析后否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可能深奥难解，但是它会让人对于科学分析范围的认识产生重大分歧。例如，科学没有办法证明上帝存在的这项事实，对于长期接受「有神论」（theism）传统的人来说，并不等于上帝是不存在的。同样的，科学一直无法证实某些人对再生或转世的看法，也不表示轮回（reincarnation）是不可能的。在科学里，除了地球之外，一直找不到其它有生物的行星，这并不表示宇宙里的其它地方一定没有别的生物存在。

　　从一九八○年代中期起，我经常离开印度到各地访问，碰到许多科学家和研究科学方面的哲学家，和他们进行过许多公开或非正式的会谈。谈话当中，有些没什么收获，尤其是刚开始的那几次。有次在莫斯科，当时正值东西双方冷战最严重的年代。我和一些科学家讨论意识问题，却立刻被攻击说我有灵魂不灭的宗教思想，他们误会我在传扬自己的宗教。在澳洲，某位科学家一开口，就充满了敌意，说如果有人想拿宗教来对抗科学，他可以随时接招。到了一九八七年，我和科学之间的接触，发生了重大转折。就在这一年，第一届「心灵与生命」（Mind and Life）研讨会，在我的住所达兰莎拉召开。

　　这场研讨会是由瓦里拉（Francisco Varela）和恩格（Adam Engle）筹划的。瓦里拉是智利籍神经科学家，在巴黎受教育；而恩格是美国商人。瓦里拉和恩格跑来找我，提议找一群不同学门的科学家，就「心灵与生命」这个主题做一番不拘形式的探讨。大家可以拨出一周的时间来，做开放性的、非正式的私密对话。我对这主意雀跃不已。这是很难得的机会，让我可以学到许多科学的东西，知道科学思想最新的研究与进展。所有参加第一次大会的人是如此热烈，以致整个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每隔两年，就办一次为期一周的聚会。

　　我第一次碰到瓦里拉，是在奥地利的一场研讨会上。同一年，我们又有机会单独见面，很快就建立起友谊来。瓦里拉相当清瘦，戴副眼镜，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他的头脑清晰、逻辑正确、表达能力杰出非常，是罕见的好老师。他以极严肃的态度来看待佛学的哲学思想及冥想训练，但在演讲时，他发表的却是主流科学的思想，不偏不倚的呈现出事实原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对瓦里拉、恩格和贺许（Barry Hershey，他负责把这些科学家接到达兰莎拉来）这几个人的谢意。在这些对话当中，我也得到两位能干的翻译员帮忙，一位是美国的佛学专家华勒斯（Alan Wallace），另一位就是我的翻译图登京巴。
　　在「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开始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西方科学方法发展的整个过程。而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所谓「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想法，意即在某个文化当中，世界观的基本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所有科学认识上的冲击。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的，科学由原来的牛顿力学观念转变成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观念。起初，听到典范转移，我有点吃惊。我一直认为科学是对终极真理的持续追寻，每次有新发现，人的集体知识就有了新的扩充。这种过程进展到极致，就是我们终于有了一切最终极的完美知识。现在，我知道在特定的典范里，居然带有某些主观的元素。这也告诫我们，不要把科学当成完全客观现实的阶梯。

　　当我和这些开放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交谈之后，发现他们对科学的认识，在深层的本质上都有些微差异；他们也都认识到科学的知识有其限制。但在此同时，有很多人，不管是不是科学家，却都相信所有的事实都必须是科学能研究的东西。这里面藏着一种假设：当社会进步之后，科学会持续揭露我们信仰的虚伪，特别是宗教信仰。因此，最后会出现一个完全入世的、几乎没有宗教信仰的现实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的辩证方法，也是在一九五○年代，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打交道时，他们所持的论调。那次接触之后，我回到西藏研究了一阵子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观点里，宗教的许多论点都已经被科学给否决掉了，例如神、神的恩典以及永恒不灭的灵魂等等，都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思想的框架里，任何无法用科学证明或验证的事情，都是虚伪或不重要的。这种观点反映出它的支持者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偏见，甚至影响到他们哲学思考的假设条件。话说回来，正如我们必须避免科学上的教条主义，我们也必须确认灵性不会受到类似的限制。

　　科学能处理某些特定情况的现实以及人类的经验，它是由一连串特殊的方法构成的，包含由经验观察中产生的质疑、对事情的量化及度量、度量的可重复性，以及多数人能懂的验证方法。很多人都可以表示：「不错，我的确看到同样的问题，也得到相同的结果。」因此，有效的科学研究被限制在物理世界里，象是人体、天体，那些可以度量的能量以及其间的结构关系。这种方式产生的经验发现，是进一步实验的基础；而得到的一般性结论，则变成科学知识的一部分，使科学知识能更进一步累积，这就是目前科学结构的有效典范。显然，这项典范不会、也无法涵盖「实相」的所有面向，特别是和人类生存本质有关的部分。除了物质的客观世界之外（这是科学擅长且极力探索的领域），还存在着和感觉、情绪、思想、价值判断，以及期望提升灵性的各种主观世界。如果我们不认为它们也是构成实相的元素之一，我们自身的生存意义就变得非常贫乏，对现实的理解也就不够充分了。实相包含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意义，比起科学所能处理的物质，可是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