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一篇报导文章：“小岗村的“公司+农户”模式，经过近两个月三次开会讨论，１０８户家庭中绝大多数同意了村委会的计划：村民以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将当年承包的１４００亩土地以集体的名义按每亩５００元的价格租给上海一家畜禽养殖公司，支持其建设商品猪养殖基地，村民参与养猪业分红，而且还可选择成为企业的工人，每月领取６００元左右的薪水；不愿在企业打工者，可选择外出打工。据安徽省财政厅派来的村支书沈浩预计，推行这一项目，通过土地租金收入、养猪分红、公司工资以及４００亩葡萄园的收入等渠道，４７６人的小岗村可达到人均年收入６０００元，高于２００５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２５５元水平。

从这篇报导中，我们知道以下几个信息：小岗村拥有108户居民，人口数量为476人，平均户均4.4人，1983年拥有1400亩集体土地（不包括后来垦荒增加面积和村民自留地），户均13亩耕地，人均3亩耕地，2005年人均收入3255元，户均收入14300元，土地产出效益比为1107元/亩/年。

我们再来看看南街村的介绍（http://www.nanjiecun.cn）：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1991年率先摘取河南省“亿元村”桂冠，而后年产值突破16亿元

其中反映出的信息：户均3.75人，户均1.17亩耕地，人均3分耕地。1991年户均资产达到11.8万元，此后更超过了188.8万元的户均产值，土地产出效益比为160万元/亩/年。

小岗村相比较南街村，在资源方面肯定是占有先天的优势，在土地、人口方面的优势更是得天独厚，人口数量是南街村的六分之一，土地面积是南街村的1.4倍，人均土地面积是南街村人的10倍，户均土地面积是南街村人的12倍，真可称的上是地广人稀。像小岗村这样的资源优势除了内蒙、黑龙江等少数地区外，即使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可是在这样的资源优势下，小岗村村民却没有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产值，2005年小岗村户均产值仅仅为南街村十三分之一，1991年的时候的差距恐怕更大，土地资源在小岗村产出的经济效益比仅为南街村的一千四百四十五分之一。

众所周知，小岗村和南街村是走的两条完全不同的改革道路，小岗村是集体土地联产承包制（私有化-分）道路，南街村走的是集体土地集约制（公有化-合）道路，在这一分一合之间，难道产生的效果差距就会这样大吗？当然“人心齐泰山移”，把相对分散的人的力量集合起来创造出单干无法完成的创造因素是决定性的，但我认为也不仅仅局限于此。

用小岗村前村党支部书记的话说“承包前，村民抱着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思想，‘懒惰’情形比较严重，很大的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说的这话我是很愿意相信的，毕竟没有其他信息说那时的小岗村民非常“勤劳”。小岗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很明确，就是承认“公有体制下的生产机制制约了社员和村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和调动起他们对主动生产的渴望，这使得小岗村的整体发展落后于整个地区”，于是在十几位村民的“歃血为盟”下就分了家。

不过现在看起来，分家之后的小岗村的整体发展也并没有走在整个地区的前列，似乎分家能调动生产积极性的效果根本没有体现出来。相反，小岗村的发展反而在整个地区的发展排名的总资产拥有量更趋垫低，甚至走到了要接受他人“救济”才能维护“改革第一村”颜面的地步。当然这间接的说明，在分家之后，小岗村民并没有治疗好“吃大锅饭造成懒人”的状况，似乎懒的依然懒着，并没有因此“分家了、私有了”而勤快起来。

但是，我并不愿意相信小岗村人民是“懒人”的说法，现在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我始终坚信小岗村村民和全国各地劳动人民一样，都是勤劳勇敢、辛苦劳作的人民。今天小岗村没有发展起来不是因为懒，过去要“分家”也不是为了根除懒的作风，而是另有原因。

1980年前后的人们，思想是单纯的，那时的农民的思想更是质朴得像碗清水，能一望到底。所以我考虑，或许小岗村民分地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目的很单纯，就是要把田分到自己的名下，而不是像一些骚客处于各种目的写的那样，什么调动积极性，什么打破大锅饭，什么划时代，什么冒砍头的危险……根本没有这些泛政治的原因。

至于说小岗村民简单的分家行为为什么后来被赋予了那么多传奇色彩，这大概就是有人要借这些农民简单的行为，去完成一个复杂的处理化过程，被人为的“添枝加叶”经过了技术处理，然后无限拔高到政治需要。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签名档
为我的祖国和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