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向大家奉献一篇陈经先生的好文。文章见解深刻独到，分析鞭辟入里

都等着中国买单：中国如何发家变成全球大阔佬

信源：陈经/和讯

商品期货的平均价格过去四年涨了一倍。几种明星商品原油、铜、镍，锌等涨得更多，经历了历史罕见的暴涨。这些主要商品中，中国进口原油排第二，其它是绝对第一。从增量角度来说，中国的份额更加可观，某些商品，其它国家的需求实际在下降，中国的增量占比超过100%。所有数据无可争议地表明，中国需求是商品期货价格上涨的头号“真实”动力。

投资者陆陆续续知道了，商品期货因为中国需求这个头号原因将大幅上涨。最后，所有人都知道了。中国的明星交易员刘其兵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在铜价1500美元的低水平建仓。这很可能因为他对中国经济更熟悉。铜价如所预期的涨至3500美元。涨幅已经“很高”了，他在这个价位转手放空单。可惜的是，世界经济却并非如他所想象。

中国效率不断提升的世界工厂慢慢成形，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配套齐全的低成本工业体系。世界各国通过贸易、投资、产业迁移，与这个体系的合作不断加深。发达国家原来的高成本工业体系慢慢转移到中国，有些是个整个产业，有些是部分环节。这个过程中，全世界享受到了中国商品物美价廉的实惠，各种层级工业成品的价格不断降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因为这个基本面的变化，相当容易控制。传统宏观调控理论需要加息来打低通货膨胀率，现在多了一个选择，就是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加息会损害经济增长率，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似乎没有什幺了不起的障碍（中国遇到的反倾销之类的贸易摩擦虽然是新闻热点，但只占总出口很小一部分）。在一个需要财富需要增长的世界里，如何选择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以及911袭击带来的恐慌情绪中，经济增长显得那样可贵。

于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 WTO。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把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接下来的好年头里，世界经济一片兴旺之景，全球经济增长冲上 5%的可观数字。四年中，中国的贸易额年均增长
28%，是过去十年的一倍。世界各地股市纷纷探底回升，新兴市场更是一轮壮观的超级牛市。

这样一片荣景中，低利率导致的“流动性泛滥”成为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当一个政府发现印更多的钱并没有通货膨胀，那么它当然会印。无论是国际货币美元还是本地流通的人民币都是如此，你争我赶印钱，消费社会更多消费，投资社会更多投资。低利率，借钱成本低，投资买基金炒股票炒期货，太容易赚了。利息低，资金存银行而不去投资显得很傻。实物生产，发达国家早过了这个阶段了，占GDP百分比不高，金融资本，才是最高级的经济。低通胀低利率高经济增长，非常合适的炒作空间。全世界的有钱人太多了，钱生钱的游戏产业化的程度已经到了吓人的程度，地球上越来越多的聪明人在这个行业里折腾，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说服人们投资才是更聪明的理财方法。

这样一个图景里，银钱的供给增加了，流动成本降低了，人们的投资意愿高了，一切因素都有利于“流动性”向更高发展。一来二去，就成“流动性泛滥”了。各国的政府、基金、阔佬们都觉得钱不是问题，用钱做什幺事才是问题。

在中国，各级政府领头，全国都忙着 “钱变物”。利息也确实低，但与世界的通行逻辑不一样，这并非投资冲动的主要原因。外贸顺差加FDI再加热钱，每年从外国涌进很多钱，发生输入型的流动性泛滥。中国可怜的股票市场，因为政府错误的理念，被利益集团玩死了，成为国企圈钱场与内幕人士的发家黑洞，九成五以上散户赔钱，已经失去吸引力。期货市场关注的人不多。往境外投资更是不可能，开放手续还差很远。笼统地讲，就是“钱生钱”的行业不发达。所以，有钱多半是存银行了。再加上人民消费信心不足提前储蓄，一举弄出了世界超高的储蓄率，银行利息高低地对国民储蓄意愿影响不大。在这种奇怪的逻辑下，房地产因为有块地有实物放在那里又较为值钱，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唯一炒作场所。但即使是房地产，由于盘子仍然不够大，一会就炒到令政府警觉的价位加以调控，吸收不了多少资金。因此，资金的流动性的大头，通过银行表现为政府投资。中国流动性泛滥的主要故事，在内部表现出来不是炒房，而是政府投资白热化。

由于中国的外汇管理机制，流动性泛滥的对外表现就是外汇储备超高。这些钱从原理上来说已经归政府所有，而且只能在境外使用。但中国政府似乎对此局面准备不足，也没有经验，手头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于是仍然按照过往安全性的原则，即使搞些投资，也只是买低风险的外国债券，是一种鸵鸟式的应付政策。对外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实物经贸往来上。对内对外忙的都是造东西买东西卖东西。在世界市场上买卖期货，中国政府也小小地干一下，但基本是用最简单的“套期保值”逻辑，锁定一些利润，并不会主动兴风作浪。都是人民的钱，挣了到好说，亏了算谁的？那股票期货价格上上下下波动剧烈得很，没经验，不敢。

但在世界范围内，敢于兴风作浪而且经验丰富的人多得是。象中国政府这样搞“钱变物”太保守了，增值太慢。既然流动性泛滥钱来得容易了，再不搞“钱生钱”，那就是脑子不行。只要有场所，有由头，有人气，“钱生钱”的游戏就能开搞，聪明人捞钱太容易了。

传统的“钱生钱”场所，是股票市场。但有一个麻烦，就是想象空间不大。都炒几百年了，人都比较熟悉了，各国的投资机构都拿股票当主力市场。前面才刚玩了个 “网络”花头，才过去没几年，要风云再起只
怕还要天时地利人和慢慢积聚。所以，全球主要股票市场是“恢复性”地上涨。但也有例外，就是“新兴市场”，这个还有不少想象空间。到底啥是新兴市场，一般投资人哪里知道，还不是听新闻吹，听大投行大分析家引领风向。高盛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天才地设计出一个 BRICs，金砖四国，除了中国不让炒没炒成，都炒上去了。不久前又弄出一
个N20概念，next 20，又列出20个“有希望”的中等国家。

但新兴市场容量还是太小，远不足以吸收巨大的流动性泛滥。全球股票市场吸收的资金和从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黄金名气很大，但通共也没有多少在市场上卖，炒炒高也就那么回事。真正有革命性变化和革命性影响的，是商品期货领域。以前的国际商品期货市场，虽然也有炒作，但相对来说是起稳定价格作用的，有了期货生产厂好锁定利润，能提高生产营销的效率，这方面是主要功用。偶尔爆出一个尖波，一般是国际局势突发事件影响。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在商品期货市场上扎堆厮混的资金有了数量级的增长。一些金融机构可能从前都没有干商品期货的部门，现在一般都有了。在投行里搞商品期货分析的人也是数量级增长。如前所述，中国是对商品期货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所以上档次的机构也得有专门分析中国动向的高手。中国经济增长固然可观，但是这些年在国际上热成这样，商品期货上的放大效应脱不了干系。温家宝2004年上半年小小的加了一下息，其实只是个姿态性的动作，可能他都没想到国际市场反应会那么大。

当先知先觉的刘其兵在铜价3500美元兑现利润，按照常规动作转手作空时，他这个小鱼没有想到，大鱼正在后头。而中国，就是猎物。

中国政府对自己的金融实力信心非常差。到不是没钱，而是金融监管投资技术等软实力不行。机制遗留问题大，缺人才，动不动就吃亏，历史证明确实是不行，不是妄自菲薄。所以干脆就关门自搞，肉烂在锅里。金融大锅里的肉的确被利益集团搞成了烂肉，由此引发的财富分配问题很大。好在还知道关门，经济大势也不错，资本外逃没有致命，挺过去了。加入 WTO时，金融货币自主权是头一个
要顶住的。货物贸易作了些让步，金融上基本顶住了。到现在股票只开了个QFII要审查意义不大，货币没开放，升值慢得象爬，外资买房要资格，不正经的外资要进来，渠道七歪八扭不太顺。一句话，中国政府不配合，国际资本炒中国炒得很不痛快。

但中国政府再怎幺小心，与实物进出口有关的大宗商品被人狠剁一刀是逃不了的。这几年着实多付了不少原料钱。国际投行们的逻辑是，中国政府在大搞建设大搞生产又缺资源，手里钱还偏偏真不少，还没经验不会弄，是“钱多人傻速来”的头号苦主。刘其兵在3500美元放了巨量铜空单被基金抓住逼空拉上4000美元时，人都消失了，局势本来是很清楚的（前文有误，他1500美元买的20万吨铜是现货，没有兑现利润而是放在国储局）。但中国方面无论是舆论还是管理者都显得经验不足或者不知深浅。

2005年底国储局大张旗鼓在国内搞了两次储备铜拍卖，并且短暂地打下了铜价。国内有些媒体据此说什幺“基金惹祸上身”，完全是不知死活的昏话，当时我就觉得要糟糕。国储局开始摆出的“查无此人”的赖帐姿态到是能让期货交易所与逼空基金头疼，但如果对中国政府的行事作风有所了解，就知道赖帐影响太坏，长远损害更大，也是不可能的。后来铜价直线突破到8000美元去了，以前拍卖掉的都亏了。国际基金的人得意地讽刺说，“不要卖你没有的东西”。

中国政府只能说是稍作抵抗，在国内卖了些储备铜储备糖，媒体上放些发现大油田之类的“好消息”，外面虚张声势谈两下，最后也没起多大作用。铁矿石谈判年年失利。无论是铜还是糖，这边中国刚卖储备，那边就是一通狂涨，成反向指针了。战术上基本不值一提。这我们必须老实承认，不能粉饰自吹，各种原材料让别人把价格拉上去了，中国方面资金做空没挡住还亏了不少，宣传上也不是对手。中航油的陈久霖，中储局的刘其兵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倒下了，各留下几亿美元亏空。还有更早的株冶事件，也是卖空锌，最后闹得要朱镕基组织全国收罗现货交割。面对基金的炒作，中国政府实际已经认怂了，明令派驻境外机构只许套期保值，不许炒了，并没有象一些人幻想的那样拉开架势大打出手。现在基本就是死猪样，仗着外汇储备够多，皮糙肉厚准备硬挺了。

不玩金融花招了，回归到经济本原一看，其实也没特别严重。是亏了些原材料钱，但经济模式没被破坏。生产商买的是一样的东西，原材料涨价中国的综合生产要素还是最好，出口一搞，原材料亏的钱能补回来一些。我们的生产竞争对手更痛苦，规模小，综合素质不行，想要消化原材料高价的影响，不容易。基金的抬价行为对出口的影响很难评定，但我估计是有利于中国商品扩大市场份额的，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确实仍然很高。原材料涨价我们具体亏了多少钱很难算，反正基本不影响经济增长，外汇储备仍然是月月暴增。一般根据前后两年买入均价的差值乘一下，就算个400、500亿美元的损失出来。这肯定太粗了，一些加工贸易我们反正是买来原材料加工后又卖出去，留下加工增值部分，不能说进价涨了就算是损失了。做空亏的钱却是可以算清楚的，不会多过10亿美元。

中国方面战术上基本退场了，这个以中国需求为由头的商品期货市场却仍然资金盘踞。按照一段时间的统计，中国方面花多少钱进口原材料，就有四倍的资金在炒对应的期货商品。

在金融市场上，大多数时候管用的是人们普遍“相信”的理由，至于真相到底如何，并不重要，越是短期还越是如此。商品期货市场上的“中国需求论”是个相当有说服力的理由。和历史上所有泡沫背后的疯狂逻辑比起来，“中国需求论”还是相当合理的。“买中国需要的一切东西”这样的口号，话里话外透着“让中国买单” 的意思，中国也确实忍气吞声掏钱买单了。

中国亏了不假，可流动性泛滥的金融市场的一个特征就是“狼多肉少”。有钱的机构多的是，商品期货好挣，一会儿功夫，就全都来凑热闹了。合力拉升把中国为首的小股做空资金打爆的时候，可以一片欢腾。再往后，就面临“僧多粥少”的利润分配问题。中国不做空了，市场失去了头号斗争对象。这么回头一看，泡沫的味道非常重。局面很清楚了，加进来的资金都等着中国买单，但中国最多也只能买一小部分，挣钱不是想象中这么容易。

期货市场价格拉得再高，最终利润结算还得回到现货市场成交上才能算得清。2006年前八个月，中国进口铜比上年跌了24%，只有190万吨。算一吨亏 2000美元，共交出38亿美元给市场瓜分。这些钱铜生产
商得捞去一部分，有些直接就是合同供货不走期货市场，留给炒作者的又少了一大块。这就没几个钱了。网络泡沫那阵子，随便一个鸟网络公司的市值就可以多过这个数。把逻辑上很强大的“中国需求论”拋开一看，这次商品期货的大牛市还是老套的资金推动。热情高涨的时候，都来捞，投入资金越买越高，还有人觉得涨了四倍多的8000美元铜价只是起点。中国方面螳臂挡车一般架势却不小的做空卖储行为，给市场喜剧性地增添了更多的热情。

等热情冷却一些了，很多资金已经留在过去根本不敢想的高价上等待奇迹。经典的高位震荡开始了。无论是油价还是铜价，过去几个月都是上窜下跳，再不是气势如虹的单边上涨了。如同所有的泡沫一样，提前行动的机构已经把丰厚的利润兑现了，高盛的报表上着实挣了不少。买单者并不是宣传中的中国人，而是新加进来的炒作资金。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已经注定有一些高位介入的资金要倒大霉，问题只是什幺时候发生。估计已经有一些国际机构亏损不小，但不好意思说。这个行业还在拿 “过去三年年均收益30%”之类的话在宣传。

现在，是考虑泡沫如何崩溃收场的时候了。

中国政府在期货战场上基本退出，虽然说是避免了更大损失，但再怎幺说也是吃了败仗。中国的事往往是这样，微观战术层次不行，得靠宏观战略补回来。

我注意到这个事是从2003年底开始，那时油价刚开始涨，当时只敢说，油价永远不可能回到20美元以下。现在看来这个预测保守了。就是那时开始，我个人感觉中国领导人对外出访明显增加了总体经贸合作的内容，准备从战略层面应对这个问题。

以前的江朱时代，虽然政府没有明说，但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对美外交是重中之重，是外交战略的核心，重大外交事件基本与美国有关。炸馆对撞机，老江老朱两次重要的访美，克林顿的回访（接待仪式是近年来最夸张的），WTO谈判中与美国讨价还价，相当的热闹。到现在还有一些谜团未解，很多人的愤怒情绪到今天还未退去。从经济角度来解释，这是因为中国要搞出口导向，要利用世界市场，经济实力按现在的标准还不太行，国际社会也不拿正眼瞧，只能是有求于人。由于美国在世界市场的支配性地位，中国甚至自降身价让人民币与美元挂勾，成为采取这种货币政策的最大经济体。我的感觉是，滔光养晦，已经到了实质上不要面子的程度，但是民族情绪又要面子，政府在这里搞平衡，经常弄得很尴尬。

胡温当家以后，可以明显感觉到外交重心的转变。我认为现政府已经把实质重心转到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了。这是因为，对世界大国的外交，基本进入稳定期，经贸往来的大框架已定。一方面我们也再不能多捞到什幺好处，别人的禁运与技朮控制不易松动。另一方面，我们实力暴涨，不怕人搞大吓唬，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别人想要突破框架获取额外利益就是双输。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常谈得不顺头脑一热就双输对搞，西方阵营利益权衡之后行为相对理性（不是说它能单赢的时候不动粗）。所以，这方面也不易出事。中国与大国的往来虽然更见频繁，胡锦涛一年见小布什好几次，但已经是常规性的，不用在中南海反复推敲商量。

相反，经济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这方面简直形势一片大好，意义也非常重大。不夸张的说，我们要领着第三世界国家闹国际经济革命。与毛泽东时代的亚非拉外交相比，这次中国政府没放高调，但手里动作很大，实质影响也会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炒家一样，也在“都等着中国买单”。

最近G7、IMF、WB之类的国际组织忽然高调指责中国在非洲“乱贷款”，是一个信号。我觉得这说明发达国家经济体已经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估计以后会越炒越热。种种迹象表明，以前中国政府是“闷声发大财”猛搞了一阵，基本没引起注意，发达国家对此关注得已经有些晚了。

发展中国家从政治层面上分析，相当落后。我个人认为，西方国家运营良好的社会体系还是相当了得的，社会功能模块结成完善的网状组织，这才是西方社会的根基。表面的民主用来解决一些虚头巴脑的问题，怎幺选择都差不多，并不重要。没有这个民主体制，也不会差，社会有自我管理运行的感觉，哪个政治集团灭亡都不要紧。中国复杂历史背景形成的很难分说明白的政治体系是一个很不相同的“中心驱动”模式，也运行得起来，和西方的自组织系统相比各有利弊。但无疑这两种都比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僵尸状态要强。发展中国家政治有一种“无人负责，无处着力”的感觉。不少国家是实质分裂连统一政令都没有，管不着的地方很多。就算国家统一政局稳定，政府也多半是我以前说的 “维持会”状态。除了约定俗成的维持
事务，想要做什幺事，就缺这少那，没有做事的机制。民主体制相对来说好建立，也许是因为实质上不管用也不重要，所以弄个架子不难，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以民主为核心概念的宪法。

以前的殖民时代，如果我们不管政治正确性地评价，西方殖民者给殖民地强加上一个主心骨，还是可以做一些事的，很多基础设施都是那时建起来的。以至于中国有些人弄出了“殖民三百年论”。后来世界革命一闹，很多国家独立运动赶走了殖民者，号称是“自主”，但实际上既没有自我管理运行的社会，也没有强力的中心驱动机制，根本没有自主。不少国家弄得越来越穷。

二战后，世界上多了很多独立却没有 “自主”的国家。我们也不能说西方老牌殖民国家仍然在这些国家掌权，世界潮流所向，搞殖民确实就是名声太恶，西方人陆续从统治结构中彻底退出了。这些国家没有“自主”，并不是说被“他主”了，而是“六神无主”，不知道要搞些什幺，要怎幺搞。要做事，只好回头又把以前的殖民者请回来弄，就这样，才搞了一些经济建设。

这种状态是最差的，单从经济建设的效率来说，还不如殖民地时期由西方人规划主导搞。发展中国家又想自己搞，又只能请人来帮搞，磨来磨去，弄得很不象话，连占了便宜的西方人都觉得烦。我个人以为，不能脸谱化地认为发达国家就是想把发展中国家吸光榨干。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对方能够过得好点，也是人之常情。英王储查尔斯在97香港回归典礼的讲话，说英国把香港管理得不错，就透着这种意思。中国从老毛开始一向有一个“斗争中合作”的辩证法，也不是一味疾恶如仇。但一般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状态实在太糟糕，贪腐横行，根本没有规则可言，自己也没有能力与发达国家用正确的方式斗争。这种情况下，交往中起作用的只能是发达国家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恶的一面，而不是注重规则、讨价还价、理性博弈、合作双赢这些较为温和的一面。就象以前写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请西方人搞项目，借发达国家的钱还不上，经济危机这一套，惨事很多。最后到20世纪末的近半个世纪里，交出宝贵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反倒欠了发达国家很多钱，成为臭名昭著的现象。

发达国家就说问题出在没有民主，规则建立不起来，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得从这些方面着手。因此，就把经济行为包上很多政治条件，越弄越僵。一些西方人甚至暗示靠武力解决推行理念。发展中国家左派把问题归结为黑心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打着伪善的旗号掠夺穷弱国家。

我从感情上是倾向发展中国家的说法的，但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没有意义，而且发展中国家政治状况也的确要负些责任。成天在国际组织上吵着说被剥削了，要求大规模免债，要求更多援助，并不解决什幺问题。免债已经有几次了，机制不变，一会又抗上一堆债了。从经济原理上说，低价出卖资源换高价工业品就是不等价交换，没法积累，再搞搞事稍一折腾就会背债。无论是贪腐，还是想发展搞投资，或者两者同时搞，不折腾是不可能的。现代化生活的渗透力太强，不想被科技生活强奸的是极少数，越是有权有势越想折腾。

以前理想主义的解决办法是闹全球革命，国际主义，大家共产。对比较有激情的人，这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想法。西方国家日本不少年青人也受影响，到现在全世界穿切格瓦拉套头衫的还有不少。可是理想主义总是这样，能闹出很大动静，却难于真正成事，再牛的人也不行。理想主义不结合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较量起来，终归是要失败的。过去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不服气不行。

但现在有一个好机会了，各种资源价格维持高位已经不短了，中国又有了一个慢慢发展壮大的低成本工业社会，基本面有了完全改变的希望。我们公平地说，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从本质上来说都远不如毛泽东时代那样重义轻利，道德优势早已经没有了。以前大力援助的国家，后来不肯继续援助闹翻的不少，说起责任又是一笔糊涂账。中国商人要有机会狠宰亚非拉穷哥们一刀，并不会手软。中国政府也是想办法把资源合同价格弄低，高价格是大势所致。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高调早不唱了，现在是明算账无利不早起。我不认为中国人和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就比西方人更有道德，当然，也不接受西方人的恶心伪善的道德指责。

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搞笑，以前重义轻利自己勒紧裤带对外援助，不少国家最后反而弄成翻脸不认人。这回基本摆明了是奔着利益去的，却是形势一片大好，到处开花纷纷跑来合作。说到底，经济原理还是比人们的美好心灵更能起作用。以利益为基础的合作，看似不近人情，但更合乎人性。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大公无私肯为对着想的人，想通过“我为人人”达到 “人人为我”的境界，是理想
主义的幻想，命门太多。中国年年出大钱援助朝鲜已经很长时间了，人家并不领情，反而唧唧歪歪搞小动作。我觉得也不能说就单是朝鲜人忘恩负义。问题是出在这种单方面援助的模式上，不讲利益讲感情，影响感情的因素相当复杂，易生事端。明算账的利益模式相对简单，有利开搞，没利散伙。

这次的利，可能是历史上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机会。

中国向世界推出的是一个称为“和谐”的大框架。这个大框架的发端，即几年前的“和平崛起”理论遭到了很多中国强硬派的嘲笑。但我认为，确实应该“与时俱进”，不能总是从武力的角度去解读世界。

由于人类武器系统的大发展，战争导致两败俱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大国之间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把战争本身的破坏力迅速扩大传播至全球，让战争成为不可想象的巨大灾难，有时还没开打，巨大损失就已经落下了。如果中国被迫对台湾动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任何经济危机都不能比的。因此，中国军事建设的目标应该是恐怖平衡，而不是以武力为根本手段达到强国的目的。我并不在乎“穷兵黩武”之类的指责，我们的财力足够支撑军力进步，军事建设主要是技朮与时间问题，多花钱并没有太大用处。因此，正如过去近十年证明的，在国防上投大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建设，可以放心投入。但我们的目标要清楚，最终解决问题是靠经济与文化这些软实力，军事建设是防止别人来硬的，目的是把对手逼上和平的解决路线。如台湾问题，我认为最终的解决方式是经济与文化式的。我们最终不会大打出手，但如果台湾不肯就范，大陆会用产业封锁之类的经济手段把台湾变穷，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谈判，最终用文化统合解决问题。如果台湾不肯投降，我更愿意看到有意思的经济斗争，而非不可控的战争，这样对全体中国人都有好处。一个大国，最重要的实力将是经济与文化。

这也是美国的痛苦之处。它的军事霸权优势远大于经济与文化霸权，虽然后二者美国也不弱。这种军事能力日益显得大而无当，无用武之地，最终反而成了经济与文化的拖累。这个世界毕竟不同于二战前赤裸裸武力至上的殖民时代，表面上还要讲些仁义道德。它全球到处防核扩散，但能够和美国恐怖平衡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国家就不提了，开战就是两败俱伤。就算是单方面压倒优势的战争，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并不是很容易开打。萨达姆与本拉登给了美国两次非常好的机会，因此打了几仗，获得了一些表面上的利益。但这有点碰运气，不由美国主观决定，最终到底是利益还是包袱也难说。现在的国家越来越精，美国人靠战争获大利似乎越来越难。不要脸了硬上靠战争掠夺，太过吓人，是反人类的罪行，美国普通民众也不会支持，政治人物想干得找各种堂皇的理由。我认为美国最终得回到经济与文化模式上来维持霸权，并认识到小布什式的穷兵黩武四处出击是战略性的失误，直接导致美国道德优势沦丧，全球反美阵营隐约成形。

因此，中国已经推行了相当长时间的 “和谐”模式，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我们和绝大部分周边国家划定了边界，南海也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从教育宣传上的国土最大化的原则出发，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中宣部并未申张，基本上悄悄把事办了。但这并非中国软弱可欺，而是顺应历史潮流。如果相邻国家都把国土最大化当政治正确，历史现实一通扯，谁都不是全没道理，最后只能武力解决了，全球会打成一团乱麻。因此，务实地协商是正确的方向。中国是大国，如果以武力为根基谈判，似乎可以多占些便宜，没占到便宜就觉得吃亏。这种思维还是没理解“和谐”的要义。我们追求的是合作双赢，这是获取国家利益的根本模式。短期内靠威胁获得了小利益，长远的合作双赢大利益可能就没有了。如果别人来威协我们，自然顶回去没有话说，这时不能用“和谐”模式，而要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模式，我们经验也不差。但在中国占优的场合，对方往往是僵尸状态的无能政府，我们应该主动担起推动双赢模式的责任。由于中国实力越来越强大，斗争模式用得慢慢少了，和谐模式渐渐成为主流。这些年中国的经贸外交发展得相当顺利，就是这个模式的成绩，也坚定了中国政府继续推行和谐双赢的信心。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相信双赢的政府，是和谐模式的领导者。相对来说，虽然已经比过去好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是经常带着疑虑的眼光猜测中国政府邪恶的意图。

从以上背景可知，中国政府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绝不是短期的互利行为。表面上原材料价格高涨，中国商品廉价，所以两下合作很自然很符合经济原理。但中国政府与发展中国家大力合作，推进和谐模式，早在本轮商品期货价格大涨之前。发展中国家现在高价卖原材料，低价买中国商品，当然得到不少实惠，但这并非多了不起的大利。这种利益并不能持久，什幺时候原材料价格又跌了，或者中国商品涨价了，都是有可能的事。真正的大利，在于和谐双赢模式的长期推行。现在中国商人经常唯利是图全球乱窜卖假货次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灾难重重，对和谐双赢理念接受尚浅疑虑重重，两边都不能说作好了准备。但我相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一定能发展出可长期推行的双赢模式，这是历史潮流，也将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眼里，就国家能力而言，中国就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它们国家能干什幺，中国就能干什幺，至于中国本身与发达国家差距多大，对它们来说这种问题没意义。IMF或者世行的贷款，中国政府照样能提供，还要宽松得多，从中国来的旅游者不比哪国少。按照有奶就是娘的原则，中国钱多还肯花，就多讨好中国。从表面上来看，无非如此。西方媒体煽风点火，把中国的行为说得和过去的西方殖民者差不多，又不好自己骂自己，所以写起来特别虚伪，但意思是清楚的，希望发展中国家明白，和中国打交道没什幺好下场。

中国政府从另一方面耐心说服这些国家，什幺才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长期合作双赢。从经济基本面来说，原材料涨价可以认为是中短期波动，但是中国造工业品价格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这后一个因素，才是合作双赢的基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是不是包藏祸心，我们可以不管，但无论如何，发达国家是一个高成本工业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来往越多，不等价交换越厉害，就算发达国家有大善人象盖茨巴菲特一样往外白送钱，不过是九牛一毛。由于工资成本实在相差太大，有一到二个数量级的差距，再怎幺搞都只能是暴利模式。发达国家再怎幺让步，自己人民也不肯当雷锋自降生活水准全球大扶贫。发达国家的底线规划是，农业产品需要发达国家人力较少，养活全球人是应尽之责也是可以做到的，但全球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发展中国家自己折腾，直说了就是不希望更多人加入工业化社会分资源。一些国家穷人反而大堆胖子，穷国富国都有这种现象，就是这种趋势的表现。发展中国家穷得大把人饿死的其实是少数，失败国家因为种种因素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经济崩溃，惨得很。大多数国家是希望工业化，种粮食养活人自己就可以做到，所以对西方的态度很不满意，农业因为补贴问题反而要和发达国家死拼到底。所以，就是个僵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法达成合作双赢协议，WTO多少回合也谈不拢。

但对中国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我们和很多国家的合作协议签了一个又一个，并没有多大的麻烦。中国的蓝领白领工人工资并不比发展中国家对应阶层高多少，有时还要低不少。中国的工业化相对优势，不是体现在人均工资比别人高很多，而是工业体系要齐全得多，综合工业能力差距在数量级以上。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低价工业化整体输出的能力。

这个整体输出，相当了得。我们以前无私援助亚非拉的时候，确实相当尽心，自己人饿着都先顾着国际大事业。但综合能力实在不行，输出的是点状的工程，自己能干个啥，派一堆人到别人国家里整铁路桥梁之类的孤立工程。这类工程要生出效益回头造福中国，不知要哪年。这就不能称之为整体输出，主要的效果是拉关系，以经济代价换取政治利益。但现在的整体输出那气势不一样了。不怕你一穷二白，只要交给我们干，保管出东西。印尼全国的电力扩能，我们80亿美元包了，这不是点状的单个电厂，而是面状的整个电网。不少发展中国家全国的电信网都是中国公司包建的。对方没钱，我们有出口买方信贷管够。以前我把这叫“包搞基础设施”，现在觉得称为“工业化整体输出” 更合适。

发达国家，也有“工业化整体输出”的能力。但问题在于，怎幺回本。这个整体输出本来就相当的花钱，发达国家成本还特别高。和中国比，首先成本就高上去了一大块。就算建成了，成体系运行起来也要大把钱。准备怎幺收回成本？一个是穷国买自己的贵东西，二个是拿穷国的资源抵。既然是穷国，第一个方法就是靠发展中国家的富人阶层，主要还是第二个方法靠资源抵。因为开始成本高，这资源就得相当丰富才容易回本。所以发达国家去穷国搞建设，都是瞄着资源条件最好的那些地区。吃甘蔗吃芯，其它的边角料发达国家吃起来没劲。发展中国家资源条件特别好的并不多，所以发达国家把好吃的那几块你争我夺占了不少，边角料就留给了中国。发展中国家条件再困难，总还是有些资源的，以中国的吃法，一般能吃出利润来，有一些国家还真只有中国有兴趣去搞。中国去把基础设施搞搞好，低价的电视摩托手机之类的就可以卖过去了，普通民众都有份。这个就是“做市场”，而不是卖单一商品。时间一长，该国就等于加入了中国经济圈，大家都是低价社会，好融合。

中国这个模式没有本质的困难。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能卖伪劣商品欺负人家，失了信誉就不好长期合作了，这方面要注意提高，商务部已对此有所关注。二个是提高别人的工业能力，授人以渔，别老要中国公司手把手管着。伙伴国工业能力强了，更有能力与我们合作，发展到抢我们饭碗的能力需要的条件太多，不用担心。从长远来说，一些我们不要的产业转移出去的时候，也容易找地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