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智囊建立合法性新论述背后

亚洲週刊郭立青/中共智囊俞可平发表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罕见大胆地讚扬多年来中国政坛上几成「禁忌」的民主，震惊海内外，被视為中国将推行政治改革的重要风向球，但却不能在主流大报刊登。种种跡象显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遭遇宣传不听指挥的危机。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胡锦涛对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笔桿子」几乎已经失控，中共政权最重要的宣传舆论大权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在他手里。(????)

久违了，民主！最近，北京部分党报刊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不但老百姓耳目一新，海外媒体也震惊不已，发现中共试图拓展另一个空间。该文更被视為北京政治风向的重要指标，显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枷锁，準备為执政合法性展开新论述，从而开�糜忠桓稣�治空间。(????)

但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北京的种种跡象却显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正处於宣传不听指挥的危机中。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胡锦涛对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笔桿子」几乎已失控，中共政权最重要的宣传舆论大权实际上并不掌握在他手里。在表面风光﹑地位无人挑战的假象中，胡锦涛目前正面临四十年前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十四年前中共改革教父邓小平都曾碰到的困境。(????)

四十年前，在中共党内地位至高无上的毛泽东，因為北京的舆论阵地已不掌握在他手里，在北京已经没有地方发声，於是跑到上海策动姚文元、张春桥批判新编歷史剧《海瑞罢官》发动文革，也因此把《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门上。一九九二年初，同样是党内地位至高无上的邓小平，同样在北京讲不了话，只能藉外出南巡，於当年一月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一日，到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找当地党政负责人谈话，表达对当时改革状态的不满，说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硬话。(????)

毛泽东、邓小平和胡锦涛所面临的困局，暴露了中共体制的弊端，表面上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实际上是利益集团割据，各行其是。很明显，北京的宣传舆论阵地已不是总书记胡锦涛所能控制，而掌握在分工负责的政治局常委手里。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舆论控制大权，打著「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压制舆论对贪腐官员的监督，对胡温新政形成了牵制，而最大的受益者事实上则是各级地方的贪腐集团。(????)

他们抵制中央反贪腐的战略部署，据称连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吴官正有关反贪腐的文章，也只能刊登在发行量不大的《求是》杂誌或中央党校报纸《学习时报》上，而不能堂堂正正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或由新华社发通稿。俞可平这篇《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只能由地方报纸或网站发一发，不可能登《人民日报》的「大雅之堂」。(????)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胡锦涛、温家宝和曾庆红等，似乎都对官方《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主流喉舌表示失望。据称胡锦涛在最近出访越南、老挝、印度和巴基斯坦四国行程中，要求每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必须经过跟随胡锦涛出访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寧签发，似乎表达了对《人民日报》处理有关消息的不放心。(????)

俞可平这篇文章，原為閆健编写、零六年十月出版的新书《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的序言。零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以《关於「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為题登载该文，同时又经北京日报集团旗下的「京报网」和中央的人民网和新华网转载，并在日前由中共中央党校属下《学习时报》第三百六十七期转载，终於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也使俞可平顿时令人刮目相看。不仅是因他深刻论述民主，更因為他身踞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高位，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竟有如此敢言的风格。当然，也有人怀疑他的文章是否代表中共高层在发出某种信号？(????)

俞可平在一千八百多字的行文间，深刻地阐述了民主的实质和内涵，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更被认為是中共党内最新思潮的体现。他谈论民主的优点，也谈了民主的缺点，更点出了一些人对民主认识的盲点。不过，他仍认為，「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因為「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这番话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零六年在华盛顿向世界所作的宣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事实上是一脉同源。(????)

结合中国现阶段贪腐成风的实际，俞可平在文中指出，「对於那些以自我利益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產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為所欲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因此，俞可平的这篇文章，似乎象徵著他作為政府官员，也要和人民一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和实践，让中国人民「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海内外舆论关注的，其实并不是该文在民主内涵和民主理论上有什麼突破，而是从中看到了原来在中国被颠覆了多年的东西，终於又被重新翻转回来，一些普世认同的价值，此时此刻终於获得了中共高层官员公开的呼应和认同。(????)

中共正在準备大论述(????)

而且，透过俞可平对民主的论述，可以发现中共高层领导人及中共理论界人士，此时此刻正在為建立中共执政的大论述进行积极準备。尤其是透过这些年来，中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变化，更可以发现这个转弯的过程，发现俞可平文章的出现其实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準备。(????)

这些年，北京当局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不再忌讳「人权」和「民主」这样的词匯。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史天健，与俞可平是北大校友，在杜克大学也有接触。史透过多年的量化研究，发现中共对「民主」、「自由」及「人权」等关键字，在态度上「有一个急转弯」，终於从中发现北京当局似乎有在政治上要与「普世价值」接轨的重要变化。(????)

三年来，史天健对北京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有关报道内容进行密集的分析，对当局对某几个词的态度进行抽样检查，「用词时是用贬义还是褒义」。结果发现中共对待「民主、人权」的态度有三个阶段的转变，即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是第一个阶段；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五年為第二阶段；从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二年是第三阶段。(????)

中共逐步接受人权观念(????)

史天健的研究方法是，对这些年份的《人民日报》每年随机抽选三分之一内容，发现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的第一个阶段之前，比如「人权」这个字眼就根本没有。一直到八八年，「人权」这个字才开始出现，但大部分文章认為「人权」是有阶级性的，是资產阶级的用词。实际上直到二零零二年，中共才在这个问题上產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日报》七成以上有关文章，开始承认「人权」的普世价值，同时表示中国正努力改善人权状况，但由於经济方面因素的制约，承认有些应该做的，现在还做不到。(????)

而这样的说法，与当初把「人权」说成是资產阶级的用词，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样的，对於「民主」这个词，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虽然就在《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不少，比如「社会主义民主」、「资產阶级民主」，「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比资產阶级民主更加民主」等，但民主的概念却被调包，进行「偷樑换柱」。但到一九八八年，《人民日报》提「社会主义民主」就比七八年少了，只是提「我们也追求民主」，但重点是决策民主，包括工人参与决策、老百姓参与决策等，却没提到民主内涵里一个很重要的程序性竞争的概念。(

一九九五年，有关民主的程序概念开始在《人民日报》出现。尤其是二零零二年胡锦涛上台执政，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对民主的态度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中共开始承认民主是其追求的目标，但由於中国经济条件的限制和老百姓的素质等因素，能否做到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此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共已开始把民主「作為好东西」来承认，体现在《人民日报》的大部分有关文章中，对民主的概念呈现正面的反应。(????)

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天健认為俞可平的这个说法不代表中共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而是中共党内一种思潮的总结，代表中共党内对民主的态度產生的重大变化，「从原来说这个东西不好，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飞跃」。史天健表示，中共的这个新变化至少让人们看到一个追求的目标，而俞可平的文章与此是一脉相承。(????)

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论述，从根本上颠覆中共之前有关自由民主人权的片面认知，从而拨乱反正，既把中共带回与普世价值接轨的正确轨道上，也為中共重新建构詮释自由民主人权的正当性，要在经济全球化和资讯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澎湃的经济力与社会力已经与世界密不可分的今天，与普世价值真正接轨。但更重要的，或许可以把俞可平的民主论述，看作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讯号，看作是中共要為其执政合法性建立大论述的开始。(????)

史天健认為，俞可平文章的更重要意义，实际上开啟了中国大陆在共產党执政之下一个新的政治逻辑。根据中共原来的意识形态论述，很多原来是不对的、反动的，现在成了正确的、进步的；很多原来不合法的，现在变成合法；原来被认為是离经叛道的人物，现在佔据了道德和理论制高点。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变化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

他说，因為从此之后，「老百姓可以根据你的这个逻辑来挑战你」。比如今天在中国一波又一波的维权运动，就是在中共对「人权」的态度產生变化之后开始的。所以，只有在中国对「人权」的标準倒转回来之后，老百姓才可以因為人身权利或财產权利等基本人权受到伤害时需要维护，需要向当政者讨一个说法，需要得到纠正，从而佔据了道德和法律的制高点，毫无畏惧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争取利益。(????)

作為长期关注中美两国政治发展的政治学者，史天健认為，俞可平的文章其实代表了这些年中国的大趋势。虽然条件不一定成熟，但中共的确在朝民主这个方向迈进，所以可以把俞可平对民主的论述，和中共舆论这些年的变化，尤其是二零零二年以后，把民主当作其基本论述中「正面的东西」，当作是中共这个大论述的其中一部分，也看作是其舆论準备的一部分。(????)

中共今天的这个变化，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引导，不如说是社会推动的结果，造成了今天的转变。据认為，这些年来，民间和学界自下而上的推动，是中共高层逐渐接受民主概念的重要推力。在这样的动力压迫下，一些新的说法，比如「三个代表」等，一一被推上台面，而民间和学界，以及中共党内各派也在积极回应，形成新的游戏规则，彼此都在争夺有关的詮释权。而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中共对「民主人权」认识的转弯过程。(????)

其实，中共对「人权和民主」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害怕到不怕的过程。(????)

多年前，当中共壮胆接过「人权」的说法之后，经过实际操作发现其实并没有什麼大碍，对其统治也没有构成什麼威胁，因此也就放弃了恐惧的心态。多年前，当时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啟正曾经在华盛顿与美国政要谈到人权问题时，就理直气壮地表示，中共早在六、七十年前，就在积极争取「改善民生，反饥饿，反压迫，争人权……」(????)

当然也是在那个时候，不少有志青年，投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战场上，他们出生入死，冒著枪林弹雨，不少人倒下之前，喊出的最后一句口号就是「為了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前进」。(????)

但当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执政之后，「自由民主人权」却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反动口号」，其当年為之奋斗的理想成了忌讳甚至「反动」的符号。(????)

就这样，中共长时间处在一种自欺欺人﹑自我矛盾的论述中，始终摆脱不了理论漩涡，更无法自圆其说。对此，零二年接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也有一种无力感，尤其在其任上，中国大陆媒体遭遇前所未有的高压﹑舆论收紧，媒体记者遭到镇压和拘捕。(????)

根据法国「记者无国界」和美国「保护记者协会」的统计，中国大陆这些年拘捕的记者创下歷史的新高。国际舆论纷纷把这些责任归罪於胡锦涛。(????)

而胡锦涛也因而在国际上留下了一个矛盾的形象。相比之下，江泽民统治十三年的新闻环境似乎更加宽鬆一点。北京一位前副部级高官也有同感：「现在确实比以前收得更紧，十多年前可以发表的文章，现在想都不要想。」(????)

但香港中文大学财经教授郎咸平认為，中国大陆最近几年媒体收紧控制﹑拘捕迫害媒体记者与胡锦涛无关。郎咸平现身说法：「我在上海电视台的节目《财经郎闲评》零六年二月被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在陈良宇授意下关闭，就不能说是胡锦涛所為，而是地方政府腐败官员為了欺骗中央、误导中央、欺骗社会大眾、欺上瞒下的结果。」(????)

压制媒体，最大「受益者」是谁？郎咸平研判：「说胡锦涛控制媒体，我不同意，我最有发言权，因為媒体受压制之后的最大受益者是谁？不是大眾，不是胡温，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层地方贪腐势力。我当时就是要在节目中揭露上海地方的贪腐，结果节目马上被停掉。」(????)

但让郎咸平感到诧异的是，在上海陈良宇贪腐集团垮台之后，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在零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向世界表明反贪腐是「关係国家发展全局、关係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係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并向全世界作出「中国政府将继续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这样的宣示时，中国各级地方媒体，还是继续受令於中宣部，不准谈上海的腐败问题，理由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要「考虑党的形象」。(????)

郎咸平认為，中宣部这种做法是与胡温要以反贪腐、以追求社会公平為前提、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背道而驰。(????)

郎咸平以《财经郎闲评》被关為例说：「上海的有关官员曾告诉我，当时关掉这个节目时，曾经请示中宣部，得到了同意。」(????)

可见，今天中国大陆媒体万马齐諳的局面，不是胡锦涛的责任，而是中央分工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是实际操作的中宣部。郎说：「中宣部必须给我一个回答，為什麼不贯彻胡温的施政方针，不支持中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路线，不准谈反腐？」(????)

所以，中共要进行理论创新，必须突破原来的意识形态教条，去除「八股」腔和「八股」之人；要建立执政合法性新论述，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政治改革，懂得珍惜好东西，用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