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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第12章——第14章）
作者: 望星海
日期: 2007-02-14 10:38
第十二章 他折断了手中的自来水笔……
胡耀邦为了对付张春桥，特意从上海选了一个最为熟悉他的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和张春桥共过事的杨西光。
杨西光也是一个笔杆子。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时候，他是候补书记，主管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对理论也很有研究。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直线上升。杨西光却被打人了十八层地狱，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批得死去活来。一九七六年张春桥被捕后，杨西光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久被调到北京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
历史往往有时嘲弄人。一九六五年江青和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神神秘秘，但是一出来震动了整个神州，掀起了一场政治大风暴；一九七八年，任职不久的杨西光看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写来的一篇文章，专讲标准的唯一真理是实践这个命题的。杨西光把文章推荐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作了精心的修改，最后征得邓小平的支持，以《光明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由来。这篇文章在最初的修改和发表过程中，同样进行了种种保密。
邓小平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上海的一个书记挑起，否定文革也用了原来上海的一个书记，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历史往往在讽刺着现实。”
“你认识杨西光这个人吗？”有人问张春桥。
张春桥脸都不转过去，只是冷冷地丢出一句话：“一个小丑。只知道抓住只言片语作文章，根本不会从实践出发找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担任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就是他首先发现和推荐给胡耀邦、邓小平，在全国展开讨论的。”
“毫不奇怪，”张春桥站起来，走到窗口，又丢出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张春桥的记忆力特别好。监管人员很快地发现他对过去的事情不仅记得非常清楚，甚至，连日期和具体的数字都没有错误。表面上，他在监狱里什么话都不想说了，看见了专案人员换了一次又一次，他就知道外面的政治形势正在悄悄的、然而也是急剧地变化着。所以，他对前来问话的人更是连理都不理，但是他在默默地计算着他入狱的时间、审讯的次数和他每次对付他们的策略。一次，监管人员在询问他的生活时，告诉他：“你大概不知道吧？现在中央要准备对你们进行审判了。也就是说，要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了。”
张春桥的脸色微微变白，但是眼睛依旧不睁一下，撇了撇嘴唇，没有吭声。看得出来，他是很想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但他知道这里的人都是经过筛选又筛选的可靠的人，和他们谈论什么问题，无疑等于向当局露自己的底。所以，他索性闭口不言，把自己脑海里的十二级风浪都紧紧地关锁在自己的心窝里。只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才发泄一点自己的真情实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酝酿了好久的设计，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过去的党纪传统，选举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还特别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机构：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承接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历史案件的清查和审理，重点是林彪和江青这两大案件的所有材料。
胡耀邦对新成立的“两办”人员开会说：“你们从现在起，就接管了林彪和江青专案组的所有工作，从党纪国法上考虑怎样处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小平同志在和我谈话时候，特别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江青，另一个就是张春桥。他们都是死不认罪的人，对党的危害极大。特别是张春桥这个人，他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理论的人，毛主席过去是依靠他来征服了全国人民的思想的，是整个反革命集团中的精神支柱。不把他很好的处理了，就难以建立我们现在的理论基础。怎么处理？我看没有法律依据不行。从现在起，我们必须逐步地走向依法治国的道路。”
胡乔木也说：“针对着张春桥鼓吹的那个理论，陈云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具体地估价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他认为，大家对毛主席的功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他认为毛主席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需要具体的分析：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一九四九年为止，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应该给予全面的肯定；第二个阶段是从建国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为止，这里有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基本肯定；第三个阶段是从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一九六五年为止，毛主席退居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是毛主席当政的那一段，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是一九六六年到他死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悲剧，毛主席要负主要的责任。他的所有的活动要全部否定。张春桥就是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而滋生出来的一个阴毒的反革命份子。对他来说，则是必须要依法严惩的。”
对张春桥来说，最不能令他容忍的，是新来的自称两案办公室的三个专案人员当着他的面对毛泽东的评价。那天，他刚刚吃了饭，警卫战士就把他提出去，说是要对他审讯。他们连问了几个问题，遭到张春桥的沉默抵制后，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子就开始批判上了：“你张春桥不要以为你不开口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是有办法对付你的！你在监狱里自以为你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毛主席培养的理论家，就可以无视中央的存在和对你的处理，可以告诉你，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张春桥转过来，给了他个侧面。这是不把他正眼瞧的意思。
“不错，我可以毫不讳言地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这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里，多次提到了这一点并加以颂扬。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个人专制的登峰造极。他不仅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实际上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而且他的矛头是对准了中央集体的。在准备发动文革的阶段里，毛泽东支持江青和你张春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虽是诬陷吴晗的，其实也是借题发挥，你们批判‘单干风’和‘翻案风’，实际上也是谴责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的。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高度，也是用以反对不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线的。你伙同江青搞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批发全党，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既是对整个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责难，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这丝毫不能说明你们的正确，而同样是错误的。对毛泽东来说是错误，对你来说是罪恶！”
张春桥咳嗽一声，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浓痰。
“我们审查了有关你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和案件，可以肯定，你张春桥一开始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位老革命家，其实不仅仅是对准这四个人的，而是带有‘扫清外围’的性质。你们的活动，都有对着中央第一线的特点。要不然，江青为什么胆敢组织你和姚文元撰写把矛头指向中央第一线的《评新编历史剧》？这样一个违反党纪的行动为什么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批准这篇文章为什么不与中央第一线商量？为什么不告诉有关部门？江青既未受中央委托，又未受中央军委委托，为什么极端秘密地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你张春桥要老实交代，为什么这个座谈会要对北京保密？座谈会为什么只是江青一个人主讲？所议的问题为什么远不止部队文艺工作，而是全国文艺工作？江青的非组织活动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你张春桥能够老老实实地给以交代和说明。”说到这里，那人给张春桥递过一支钢笔，张春桥不接，他硬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你为数不多的机会了。你可要珍惜给你的这个机会呀！”
“你们放肆！”张春桥大喝一声，猛地把那支钢笔往地上一戳，钢笔被他折断成两截。“你们如此攻击毛主席，本身就是反党、反革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你们就是地地道的右派政变！我不和你们说什么，送我回监狱！”
又是一个已在预料中的不欢而散！
邓小平对他作了评价：“你们不要对张春桥再报什么希望了。依靠他是不会讲出任何事情的内幕和过程的。他也不会向我们、向人民投降的了。我看，审理他们的问题还是要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为好。混淆在一起，人民马上接受不了。就是这些犯罪分子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造谣诡辩，不利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对他们真正罪行的审理和刚刚粉碎他们时给他们定的那些罪名区分出来。华国锋他们搞的那些东西，有的根本站不住脚，有些是自相矛盾的东西。事实证明，越搞两个凡是，就越说明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陈云说：“这也难怪，他是最早接触到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政治家。早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同志就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中央如果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打算怎么办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个省要顶住。’到了这年的六月十四日，他又说：‘你们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把当时形势看得非常可怕了。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毛泽东同志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就发出了‘向中央进攻’的号召。这就明确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党中央了。这可不是我的编造，谈话要点五月间上了中央的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这样的字眼。这就是问题的全部要害。”
胡耀邦和两案办公室的人谈话的时候，再次要求：“你们在审理两案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历史的责任究竟应该怎样划才比较公平合理？是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影响了张春桥这些人，还是他们这些人影响了毛主席？这是一个非要让我们回答的问题！”
这时，两案办公室的一个人员说：“既然毛主席是以个人来反对中央集体，就必然会有许多的问题不能端到桌面上来，就一定要致使我们党内出现许多反常的事件，这就不那么奇怪了。有一个人这样说：‘江青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探测器。她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她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所不能相比的。《清官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等问题，都是她先出面，她说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么聪明，所以大家谁也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然后她回去向毛主席报告——‘他们不听你的！’这就把问题搞得复杂了。但是，就算没有江青这个人，是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搞了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按照毛主席的那种性格和脾气，就是没有江青，那革命也会换一种形式来出现的，非出现不可！”
胡耀邦通过亲自审阅有关的材料和案件，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中和以后的一些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认为，那时的张春桥就像一只缩头缩脑的老虎，一直在窥测着方向，和江青等人研究着一个又一个的计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下达后，整个中国都在震动着。这时，引发了全国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五月廿五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毛泽东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开了。”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给康生和陈伯达打电话，要他们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这个动作来得特别猛烈，就连张春桥也感到意外。他赶到江青住地后，见她正和关锋等人修改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大字报时要配发的评论。张春桥立即参与修改，建议加上了这样的一段话：“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他说：“我感觉到在这场运动中不这样坚持这个原则，文化革命就有失败的可能。”
江青说：“你讲得很正确，这是保证我们的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大字报和评论的同时，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突出地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那些天，张春桥把一系列的事件联系起来，作了认真的研究。他对姚文元说：“你看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六月四日公开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同时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撤消了陆平和彭佩云的职务，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用李雪峰的话来说，他们是要演一出《八大锤》的戏。这出戏可是很有意思呢。”
“六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尖锐地指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另一篇是《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等于公开批判了彭真的那个黑二月提纲。六月五日，又发表了《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对北大的问题作了翻案，再次支持了聂元梓。六月六日，公布了北京市委关于对《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的决定，任命了一批新的报社领导人。”姚文元激动地说，“看这个样子，可真是有点改朝换代的样子了。”
张春桥马上说：“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改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王朝，换一个崭新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这就是我们这场革命的意图。如果不达到这一点。哪里还有革命的意义呢？”
通过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学报等一系列的行动，张春桥感觉到了最高领袖的此刻的脉搏就是要冲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要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了。在这个阶段，谁要是抵制群众起来革命，无疑是内找苦吃。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当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向街头，走向社会，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毛泽东马上给予高度的评价。八月廿三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农群众斗争学生的阴谋诡计，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红卫兵的行动。这就把当时的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潮。
就连陶铸在这个时候，也沉不住气了。他在接见北京医大红卫兵的时候，公开这样说：“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现在谁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地轰。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能怀疑外，其他的人都可以怀疑。一切都可以怀疑。”
八月下旬，当一些地方开展了大串联后，陶铸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大串联这个形式很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他对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和康生等人说：“可以让外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分期分批地来北京进行大串联嘛。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学生坐火车不要钱，这可以使革命的青少年们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推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针对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情况，再次写信给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要求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于九月十一日发出明码电报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张春桥特意强调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绝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的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这实际上，也是把打击群众、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名正式扣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头上，从些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当时，张春桥也和所有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样，认为彻底肃清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学生和教师们平反。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张春桥向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批示，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凡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分子”，所谓“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应宣布一律无效，立即平反，应该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要充分信任群众，敢字当头干革命。这个精神，中共中央认为不仅适合军队院校，对全国县以上的大中等院校都适用。
四天后，即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张春桥在接见福建省赴京学生代表时，讲了这么一条他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同志们为了革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这说明这场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党中央在毛主席领导下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如果政权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你们向谁控诉？所以，同志们，我们要把眼界放宽一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和迫害是暂时的，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你们应当注意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派，左�????蝗耸伲衷谏伲匆采伲鹣虢创蠹叶汲晌笈伞Ｂ砜怂肌⒍鞲袼构擦礁鋈耍怯∷⒒⑿怠⒙家艋兀康笔笨嗟煤埽∶飨彩钦庋＝槭罟膊车奈恼卤让∷木砘挂唷Ｃ飨ケ豢臣眉复危怀分埃ū话幔詈笳胬碓诼砜怂肌⒍鞲袼埂⒘心兔飨獗摺１焙降难凸ぷ髯檎匀玷岸曰埃诠揽莆趴诘攘硕颂於艘顾患Ｎ颐潜ǜ婷飨飨狄Ｋ共患：罄闯虏锶盟〉窖Ｈヌ富埃等绻蛩滥阄页虏锏置骨┝俗郑⒘司钭矗故遣桓胰ァＪ乱蝗赵谔彀裁懦锹ド衔壹苏匀玷埃退缏邸Ｎ一鹆耍运担骸裁闯虏锏幕澳悴惶飨幕澳阋膊惶磕阍俨幌氯ィ魈煳液脱驹谝黄鸲氛悖 久牵恿乱蝗漳粼鞯韧镜囊徽糯笞直ǖ较衷谝丫母鲈铝耍氛乔鄣模杈薜模钦飧霰浠怯蟹锤吹模挥姓庋飨穆废卟拍苁だ≌獾阆Ｍ颐堑耐久且欢ㄒ嵝牛 �
还是本着这条毛泽东制定的原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当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遭到上海市委的不承认、不支持、不表态的所谓压制后，他们北上，拦截火车，要求中央支持他们炮打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赶到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发表了一个完全接受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讲话。
他的讲话，连陈伯达于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时的电报精神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时的陈伯达，在电报里还这样讲：“十日夜，我们听到你们有几千人要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里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不一定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实上，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可张春桥在讲话里，基本上是逐条逐句地接受王洪文等人的条件，他一出来就这样讲：“同志们，大家在这里久等了，刚才在这里和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他拿出已经签了字的条子念道，“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是的。第二，十一月四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第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在这里声明，市委昨天已经发了通知，你们回去以后不应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我们但是不能保证你们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张春桥讲到这里时，王洪文特意强调：“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求曹荻秋公开向群众检查，没有这一条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我同意。”张春桥很爽快地说，“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曹荻秋当然不能例外。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你们。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去安亭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可以来第二次。第二条，你们要求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我也同意。不过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动不动就要汽车、录音机、照相机等等。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走到全国的前面。”
这就是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活动和思想。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本来是讨论经济话题，但是与会者最感兴趣的还是政治问题。胡耀邦在很小的范围内和一些人交换了意见，他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天下大乱为方针，以所谓革命左派即造反派头头为依靠力量，以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革命对像，以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目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辩论的方法，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全国夺权．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一切统统都是错误的。这样就必然会被类似江青、张春桥这样的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左的思想、左的理论和左的方针、政策和做法在实际工作中的泛滥，给党和民族、国家造成了历史上的空前灾难和动乱。这个教训一定要通过清算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的罪行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标。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这些，是囚笼里的张春桥所想象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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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红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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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228547 2007-2-3 20:45:28 15 楼
第十三章 要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张春桥
邓小平听了办公室的汇报后，生气地说：“张春桥眼里没有我们，这是符合他的反革命逻辑的。大概他到目前还是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政权才是反革命呢，而他那个大左派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这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所以对他没有别的可讲，就是要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他！”
是的，对这个凭着笔杆子起家，依靠江青而青云直上的文革新贵，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已经几次交锋了，每次交锋，都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在他的眼里，张春桥这个人仿佛像个冷血动物，对他们这些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几乎没有多少感情，他，不近女色，不玩扑克，不贪财物，不接受别人送的礼品，所以把那些不拘小节，喜欢跳舞玩桥牌，收受别人的礼品的人统统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都给那些人以下不了台。这样的人，实在是难以接近。
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邓小平听到张春桥来到了北京，特意把张春桥叫到自己办公室里，听取他汇报毛泽东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指示，张春桥在汇报时，却大肆反映了北京市委和彭真的问题：“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搞一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假批判后，当晚刘仁召开高等会议，布置由张文松、范谨、李珙等人组织力量，搜集关锋、戚本禹和我们的材料，并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康生、陈伯达等同志。在他们召开的黑会上，决定：凡是群众揭发彭真等市委领导的材料，都不登简报只覆写两份材料送市委书记处传阅……”
邓小平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现在就能说北京市委是在开黑会呢？这个结论你下得太早了，。结论应该内中央下，而不是你们下。”
到了这年的十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查以后，在休息室碰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冷冷地问他：“你说，今年四月彭真死党们的会议是黑会还是红会？这下你可以下结论了吧？”邓小平一怔，想起了那次谈话的情形。于是只好点点头：“看来你是有先见之明的。目前来看那个会是个黑会。”
张春桥得意地说：“这个结论是中央下的还是我们下的呢？小平同志，你不要动不动就以中央的名义在讲话。现在你应该真正认识到，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够代表中央，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能代表中央的。现在你清楚了吗？”
邓小平不愿和他纠缠，只好说：“过去不清楚，现在清楚了。”
这以后不久，邓小平看到一份传单，上面是张春桥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时的讲话，他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个人物在强大的攻势下，相继在会议上作了极不像样的检查，他们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百般狡辩，企图蒙哄过关，伺机反扑。我们必须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纵容和姑息任何敌人。在今年的十四期《红旗》杂志上，我们发表了题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这样的号召：‘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无论什么人，如果再坚持错误路线，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样的话，对邓小平这样的人，同样适用。我们现在将看他怎样走路。”
邓小平现在想，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张春桥好好地看一看我邓小平是怎样地来走路了！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放了炮后，本来不计划再讲话了。可是华国锋在讲到对那些揭批清查中的遗留问题时，提出“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时，陈云对邓小平说：“老华在搞和稀泥。他实际上还是在搞‘两个凡是’的路线。”于是，这个被邓小平称为“重型导弹”的陈云再次发言，提醒中央对那些遗留的问题，包括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要专门考虑和作出决定。他一连点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的叛徒案，陶铸、王鹤寿案件，彭德怀案件，天安门广场案件等重大事件，认为必须马上平反，并说：“我认为康生是鬼不是人，对康生这样的阴谋家和整人狂，如果我们不加以揭露和批判，中国的四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张春桥就是活着的康生，他和康生是同样类型的人。”
这个老政治家的放炮，就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内容。
全会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一九七九年的国庆，是建国三十周年的重大节日。我们应该给叶剑英同志准备一个十分重要的讲话，正式回答举世提出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问题，和过去对他们的批判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一个江青集团的新的罪行行迹在这年的国庆讲话里出现了。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九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传出了叶剑英的声音：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的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张春桥从当晚的电视里看到了叶剑英讲话的神态和面孔，他对着电视里的那位元老撇着嘴哼道：“说得多么耸人听闻，其实完全是个弥天大谎！当初不正是你叶剑英积极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军内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吗？当初你在毛主席面前积极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那副脸谱跑到哪里去了？现在嫁祸于我们，天理难容呀！”
张春桥不是傻瓜。他从今年国庆纪念会上的讲话不是由华国锋来作而是叶剑英出面再次宣布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所谓罪状，就可以预料到中央最高层发生的微妙变化。加上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给自己所加的罪状也在不停地变化着。这次，叶剑英所讲的‘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就意味着要用法律来给他们壮威了。这从另一面证实了有人给自己的提醒。
表面上，张春桥坐在那里泰然处之，其实他在关注着叶剑英讲话的每一个字：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斗争的结局，是林彪、‘四人帮’彻底失败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胜利了，是社会主义胜利了……”
张春桥紧咬牙关，强听着他认为是颠倒黑白的这篇讲话。在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这位口口声声是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人，闭口不谈毛泽东领导的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的斗争，而是笼统地讲“中国共产党”，俨然把他们作为共产党的化身，这实际上是在变着法术控诉毛泽东。张春桥听完这篇讲话后，第二天又仔细地研读了报纸上刊登着的他的讲话。把他给自己所定的罪状一一地罗列出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驳斥：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的变革或改造。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
张春桥最恨的，就是他所称的当局把他们和林彪集团搅混在一起。明明我张春桥是和林彪斗争的，林彪想尽一切办法杀的是我们，恰恰是你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和林彪等人勾勾搭搭、献媚讨好，企图借林彪之手来对付我们，现在却把我们和林彪打在一起。你们却恬不知耻地装扮成了和林彪斗争的英雄。这不是伪造历史又是什么呢？
“在政治上，他们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
张春桥骂道：“这是在变着法儿攻击毛主席！是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结论，把党内走资派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叶剑英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变换概念，把走资派和党、政府、军队的广大干部相提并论，本身就是挑拨和歪曲。‘砸烂旧的公检法’，也是出自毛主席之口。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这一切说成是我们的创造。一是当局的卑鄙，二是我们的光荣，让历史来给我们作证吧！”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张春桥认为，把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歪曲成连低能儿都知道是错误的东西，是叶剑英这篇控诉的特色。他在报纸上批道：“可敬的先生们，你能举出我们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什么人谈话或讲话中有这样的意思吗？如果举出一个，我张春桥自认为该杀，如果举不出来，不正说明了你们是诡辩和捏造吗？”
叶剑英的讲话继续说：“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上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张春桥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下，划了一杠，打了个大大的问号，批道：“这话是谁说的？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说这种只有低能儿才说出的言论。”他把所有对他们的批判都列为“歪曲、诬陷、污蔑”。喃喃不休地说：“根本不值一驳！不值一驳！”
“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党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叶剑英在讲完这些后，抬起头来，拉长音调，大声强调：“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阴谋日益暴露，愈来愈多的人识破了他们的面目，同他们展开了规模愈来愈大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随后又对‘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叶剑英讲到这里，坐在旁边的华国锋站了起来，大声地插话：“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时是出了大力的。”
张春桥当时在电视机旁，看到这些后，气愤地站了起来，连说三遍：“不知丑恶的东西！不知丑恶的东西！不知丑恶的东西！”
就连监管人员也可以看得出来，张春桥对华国锋的仇恨是远远地大于和超过了对邓小平和叶剑英的仇恨。他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怎样处罚和对待自己，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斗争。但是对华国锋来说，则是标准的背叛！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行径！他说：“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信任的人，我们这些人谁都没有亏待过他，他如此对毛主席的一家，不但有悖良心、人情和道理，而且是禽兽不如的做法。这样的行为，就是在任何朝代、任何阶级的道德、任何集团和派别，都是要杀头和声讨的对象！”
看到叶剑英这篇他认为是杀气腾腾的讲话，张春桥跟前总是浮现着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的情形。那时的毛泽东，大气磅礴，指挥若定，很有一种排山倒海之势！
毛泽东亲自指示刘少奇就薄一波等人写《反共启示》的事情向中央写检查，遭到了刘少奇的拒绝后，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初，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炮轰中央文革小组，公开为刘少奇鸣冤，公开反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潮流。原来的红卫兵中，迅速分化，一部分公开地站在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列。这时，毛泽东不能容忍了，他对江青、张春桥、陈伯达等人说：“这些小家伙后面有大鬼。这是一个信号，刘少奇们要急着复辟！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一定要作垂死的挣扎。你们要警惕这一点。”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安排下，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举行了一系列的誓师大会，要把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全党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江青发表了一篇讲话：“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为人民作了一点什么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错了，或者做的不妥当，你们有权力批评我。但是，就有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很不愿意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份。我藐视他们，他们做不出什么大的事业来，他们只会干得出不可告人的勾当。”
江青指着的就是这些事情。
毛泽东这些天，连着找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等人谈话，他说：“刘少奇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我对刘、邓已经绝望了。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在全国进行大批判。”接着，毛泽东端出了他认为是同刘少奇等斗争的实质，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如刘少奇等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见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很注意他的谈话，就更加来了兴致，把手一挥说：“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整个阶级斗争去做。文化大革命到了现在，我们必须当成阶级斗争的大事业来做。一九六七年，我们要把它作为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还在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他解决上海安亭事件的经过时，毛泽东就当面称赞他说：“你做得是对的，所有责难你的话都不正确。在群众斗争的经验上，你比我们某些共产党的大官们还要好。以我看，上海沟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群众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我建议你要把工总司这支力量抓住。从工人中注意发现和培养好的人材。”
毛泽东还建议挑文远通过解剖一个两面派人物来警告所有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他说：“你要亲自动手写文章，把你的笔杆子打出去。我就是要培养你这个红秀才。文化革命嘛，没有好文章怎么行呢？”
于是，姚文元几易其稿，于一九六六年底写出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篇文章，毛泽东看后，连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说出来了我要讲的话，这就是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我们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
毛泽东还亲自在这篇文章上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张春桥就认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博得了毛泽东对他最大的信任。
毛泽东召集江青、他和周恩来、康生等人谈话时，明确地说：“我看一九六七年要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用常规解决问题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通过开会，改组党委或中央领导班子，撤销一些人的职务等等，都不是好办法。得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办法，充分依靠革命造反派，用夺权或接管的办法解决当前各地同走资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的问题。这场革命既然叫二次革命，总得有个革命的样子。”
张春桥面对现实，深深地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料定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不会向党内那股保守势力屈服的，他不会用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那条组织原则来解决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矛盾。他要选择一条群众斗争的方式，大规模革命的方式，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相结合的方式来向走资派夺权。这既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路子，就必须要抓出一个样板来。
这次召见之后，江青给他传达了毛泽东的口信：“主席希望你亲自抓上海的斗争，搞出经验来，学会抓生产和经济工作。”
这时，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这些老帅们也在日夜研究毛泽东的思路。他们曾经多次向周恩来求教。周恩来曾经秘密地和他们这样说：“也可能主席胸中有数，但是主席并没有和我们讲过。这场革命究竟是怎么样个革法？大多数同志并不清楚。我看主席也是在因势利导。主席谈话时把一九六七的任务归纳为：一是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二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三是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四是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路线的大批判。把这四条结合起来看，全国可能还会有大的动乱。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就在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准备回到上海，开始发动向上海市委的夺权了。新年前夕，上海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赤卫队”为了抗议张春桥支持的王洪文这一派，组织北上告状，遭到了工总司的追击，造成了沪宁铁路中断，生产停顿。王洪文向张春桥汇报了此事，说：“上海的走资派企图用破坏生产来逼迫党中央、毛主席向他们低头。”
张春桥回答说：“痴心妄想！他们不干，我们干！”
一九六七年元旦的凌晨一点，张春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让他出面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解决上海的交通中断的问题，他说：“如果你不出面或无力解决，我就要通知其他的造反派组织了，”然后，他又分别打电话给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说：“现在敌人企图用破坏交通和生产的方式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给毛主席施加压力，我已经通知了陈丕显，让他抓生产。估计他不会真干，所以你们要立即行动起来。这样我也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不是支持他。他的帐，你们要清算，以后再算！”
张春桥和姚文元赶回上海之前，即于一月三日找王洪文等人谈话，说“陈丕显中央有人想保他，可是他硬是要和走资派站在一起，推也推不动他。我们商量过，还是要把他拉出来，他不出来就强迫他出来，让他站到前台来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如果真心拥护毛主席，早就出来抓生产了！他拖着不干，你们就干！那就要夺他的权了！”
一月四日，就在张春桥回到上海之时，上海文汇报社夺权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告记者书》中宣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也夺了权。
一月五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在《文汇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批判了陈丕显等人支持的赤卫队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号召全市工人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向所谓的走资派宣战。就在这天，张春桥来到“工总司”，向王洪文等领导人发表讲话，说：“现在的形势方使我们不得不夺市委的权。否则，整个经济就要崩溃。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把整个社会中坏的东西该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过来。”
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发布了夺权的三个通令。然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相继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联络站”等机构，全面地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
对张春桥等人组织的这些行动，毛泽东欢欣鼓舞。他对周恩来等人说：“你看，转机来了，只要造反派夺权，什么办法都来了。我们要坚决地支持他们，用这个办法解决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
一月八日，毛泽东又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谈话时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他们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的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我从来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没有的事。”他还对周恩来说：“这个张春桥呀，是个人才。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个人，让他到第一线去锻炼，逼着他抓生产，管理国民经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
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根据毛泽东的审定发表出去。立刻成为全国大夺权的进军令……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地评价了上海的夺权斗争。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里再次指出：“从一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
一月廿日，《人民日报》经过毛泽东的审定和批准，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文章指出：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时隔十多年，张春桥在狱中回忆到这些的时候，心里还按捺不住一阵阵的兴奋。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完全是百分之百地执行着毛泽东的指示，照着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办事的。现在他们对自己的批判，是复辟狂的叫喊而已。
但是，他没有想到，当初他们起来造反，是一种所谓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运动。如今。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清算，是一跨法律的制裁。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反动呢？恐怕他是连想都不愿意想一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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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228555 2007-2-3 20:56:42 16 楼
第十四章 紧锣密鼓的前奏曲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五日至廿八日的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刚刚平反不久的彭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负起审理两案的领导工作。
邓小平开玩笑地对他说：“张春桥和江青是你最老的对手，你可要好好地再和他们打点交道了。审判他们可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不认罪，胡搅蛮缠起来也够你受的哟。特别是张春桥，非常熟悉我们党内的重大机密，和他打交道不容易呢。”
彭真说：“能不能在江青和张春桥两人之间再分化出来一个呢？如果江青能和他狗咬狗就好了。”
“天方夜谭！这两个人是最成熟的罪犯。”邓小平说，“一个不但不认罪，而且认为他们干的都是大大的功劳。另一个是给你不开口，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你怎么能分化得了。关键是对他们的起诉书要能够站得住脚。”
到了开会的时候，人们议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这次审判开不开杀戒的问题。彭真在向胡耀邦、邓小平等人汇报的时候，说：
“最近有两个政治局委员对我说，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是审干时期讲的，林彪、‘四人帮’是阴谋集团，不杀行吗？我说，杀不杀，审查清楚再说。不过，究竟怎样判？我主张一定要依照法律程序来走，要重证据。”
胡耀邦点头说：“我同意彭真同志说的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时间不要限制太死了。同意王鹤寿同志说的这个案子要多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虑。判谁不判谁，书记处定不了，报政治局才能定。彭真同志挂帅，搞传帮带，我每次会议都参加。”
彭真根据几次讨论的情况，提出了这样的原则：“起诉书应以证据作为后盾，以预审作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还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的问题中，有不少是路线问题。但是，我们的审判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这个要和大家讲清楚。到时候，也不准过问党的路线问题。所以，不论取证、预审，要一条罪一条罪地查问，‘四人帮’好比是一条狼，狼是铜头铁背麻杆腿。不过，张春桥和江青是中间，两头软。中间硬是他们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哪两头软呢？一是毛主席没有批示以前你们搞了什么阴谋？比如刘少奇同志的案子，开始向毛主席汇报，要立案审查，赶出中南海，毛主席批示不同意，以后他们背着毛主席审查。第二是查清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另外干的事情。这样就可以看出他们所有的阴谋活动。”
邓小平说：“审判两案，重点是江青和张春桥。要发动林彪集团的人起来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他们和江青、张春桥之间是有斗争的，是狗咬狗的斗争。即使这样，让他们互相咬，对我们也有好处。”
“小平说得很正确。”彭真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同王明路线斗争时，王明很顽固，可是博古、洛甫都站出来了，很有力。王明的错误造成我党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敌占区损失百分之百。毛主席说，纠正王明错误路线时，如果博古和洛甫不站起来说话，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一九四五年‘七大’时。我就不想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李立三那时在莫斯科。毛主席动员我们选，讲了分化瓦解的道理。最后我们才选了王明。正因为李立三路线有代表性，我们才选他。结果取得了团结一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做好分化瓦解的工作。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分化出来也好。”
邓小平哈哈地笑着说：“清华大学的那个蒯大富，在监狱里揭发了张春桥不少的问题。让他出来作证。那最能说明问题。蒯大富也是一个怕死鬼。要抓住他想立功的心理来让他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还有那五个大学生领袖。都让他们站出来作证。这个最能打垮江青、张春桥的心理防线。”
彭真说：“为了把这次审判搞得具有威慑力，两案的所有被告人统统都关在秦城监狱去，不要让他们感觉到这是在和他们开玩笑。”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问题的纪要》。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审判的时间：四、五两个月准备，六月初开始，七月底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结束。
彭真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了，所以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清楚。但是为了审好这两个案件，他必得熟悉大量的材料。有人给他说：“你知道二月逆流吧？那可是张春桥挑起来的，因为他的原因，打倒了一大批老同志，把叶剑英同志都给牵扯进去了。如果不把这条列入张春桥的罪状里，那可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彭真对张春桥的这个情况很有兴趣。又是一个二月，他自然要把他那个二月提纲联系起来了。他调来张春桥的案卷，注意研究他的这条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他到北京时，毛泽东曾经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使他的身份倍增。特别是那年一月廿八日，上海的红革会的红卫兵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镇压。就连毛泽东也说：“如果他们再开那样的会议，就一定要抓人。群众批评你们的手段不错，前面抓后面放，这个不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批评红革会的电报我看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派的气魄。炮打就是错误的。这点要和广大群众讲清楚。”
张春桥支持王洪文等人搞了所谓一月夺权风暴后，经毛泽东批准，二月五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是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
这个机构的名称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所以，张春桥说：“那么我们上海的夺权斗争后的新生权力机构也可以叫做上海市人民公社。”
十天后，张春桥来北京汇报工作，参加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个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会议刚开始的时候，谭震林进来了，碰到了张春桥，就问道：“为什么陈丕显没有来？他有什么问题？”张春桥明知他是保陈丕显的，就故意说：“群众不答应啊！”“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生气地说。
张春桥这时可是神气十足，和过去的他大不一样了，他说：“现在的党组织已经不管用了。在上海，旧市委的干部大多都靠边站了。我们经过做工作，群众还是不答应，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放一放吧。”
于是，引发了一场大的斗争，就是后来称之为的“二月逆流。”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一个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后来，公开的这个材料经过了许多删改，把谭震林等人当时激愤时说得很尖锐的话统统删去了。彭真看到的，当然是当时全貌：
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整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就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从来的党内斗争都没有像这一次残酷。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我不该加入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周恩来拍了桌子，让他回来。陈毅说：老谭，不要走，就在这里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对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李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为了整个党。
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彭真看到这些，特别是看到关于陈毅评论自己的那些话，就感到了问题的复杂了。
彭真想，如果把这一条作为张春桥整理谭震林等人的黑材料的罪状，就会把更多的人卷进去。他还看到材料里有叶剑英批评张春桥的话：“你为什么不经政治局会议同意，私自把上海市委改名为上海市人民公社？你张春桥还有组织纪律没有？”后来毛泽东也对张春桥说：“新政权叫人民社不妥。如果那样，我们的国家是否也改叫中华人民公社？我就成了社长了。那样，谁承认你呢？苏联就不会承认。美国倒可能承认。所以，我看还是改叫革命委员会。”
这些根本不能作为起诉书里的罪状，只能划在党内路线之争里。在书记处会上，他把自己的这个意见讲出来，会议采纳了。
经过彭真和其他领导人的反覆研究，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定了不拟诉讼的十三件大事：对刘少奇同志的定案问题；文艺黑线专政问题；上海一月夺权的问题；二月逆流的问题；一九七零年七月十日的武汉事件问题；“文攻武卫”的问题；“杨、余、傅”事件；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的问题；中央文革代替中央书记处问题；污蔑周恩来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代表”的问题；一九七六年诬陷迫害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问题；“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向维持克泄密的问题。
彭真说：“起诉书不写这些问题，并不影响对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的定罪和判罪。把这些列进去，反而会搞乱一些问题，使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容易抵赖和推卸责任。因这些问题都多少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甚至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容易把问题搞复杂了。这十三件事情，很大的程度上都有周总理的责任。”
邓小平说：“周总理做了违心的事情，也讲了违心的话。当时他不这样做和不这样说是不行的。那样就连他也保存不下来了。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更多的干部。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他。”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我们都可以理解，这是公道话呀。”
“审这个案子，叫做‘投鼠忌器’。务必抓紧。要是不审，有人会说他们不够定罪，再不说我们内部不一致。”邓小平说，“这件事情就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幕后指挥，把这场硬仗打好。外国已经叫我们这是最精彩的政治京戏了。”
等大多数的成员都发言后，华国锋作了总结：“我觉得，一九八零年二月廿三日至廿九日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乎反的决议，已经为审判林彪、江青两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关于对十名被告的起诉书也已经作了反覆的研究和推敲。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我看那就这样决定吧。”
这个华国锋，看到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在公众面前还是一派道貌岸然的英明领袖的姿态。他预料到通过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审判，一定会把他自己的一些问题拉扯出来。但是，现在中央最高层的格局，已经是众怒难犯了。现在的华国锋可不是三年多前的那个地位了。他得小心翼翼地看邓小平等人的颜色行事。为了保住他那个空有其名的中共中央主席的头衔，他是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说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开始登场了。
一九八零年九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第十六次会议，一个中心的议题就是听取黄火青检察长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九月廿七日，黄火青出现在这次会议上。可以看得出来，不管人们内心怎样地动荡，但是表情上都是板着一副严峻的面孔，认真地听着这位新复职的检察官的说明。
“一、中共中央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处理是严肃慎重的。一再指出要实事求是，证据确凿，以被告犯罪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黄火青讲到这里时，抬起头来扫视了一遍会场，观察着人们对此的表情。
其实，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讲这些话纯属多余，已经没有了多大的意义。被告死的死，抓的抓，有的已经在监狱里关了四、五年甚至十年之久，报刊上对他们的批判已经使他们的状况家喻户晓。什么证据确凿，什么要实事求是，不过是一种口头上或纸面上的宣传而已。
“根据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领导小组，做了大量的工作。审查结果证明，林彪、江青一伙触犯了刑律，应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于今年四月下旬对林彪、江青一伙在押犯，开始进行侦察预审过程。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案件，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了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加监督侦察预审过程。现在公安部对全案已经侦察终结，并将《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了材料，证据确凿，准备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参加例会的人大常委们，绝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有着一本斑斑血泪史。虽然有人认为这次审判不过如同演戏，但是他们还是感到了兴奋。毕竟有了一个出气或表示自己清白的机会。即使对对手们的惩罚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正义的伸张呀。所以气氛是空前的。
黄火青报告的第二点，是就江青和林彪两案的并列审判作了说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互相勾结，相互利用的，他们既有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和共同的反革命活动，又有各自的反革命野心和各自的反革命活动。‘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他们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进行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犯罪的活动是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例如迫害少奇同志，首先策划制造诬陷少奇同志材料的是林彪和叶群，后来江青直接控制专案组，滥捕无辜，刑讯逼供，诬陷迫害少奇同志。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国外逃摔死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搜罗林彪的余党，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因此，这次决定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为一案起诉……”
与会常委对此没有再提疑义。曾经有人提出过江青和林彪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怎么能并列到一起去呢？但是讲到了他们过去的一致性的活动。这些人谁也不再说什么了。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只说文化大革命中共同的东西，恐怕所有的人都会在劫难逃的。拉住任何一个在中央的人，都可以给他定上类似的罪名进行处理。
“三、在侦察预审和检查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事。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诉罪，我们依据的是经过检验的原始书证材料和原始物证如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录音等，从大量罪证材料看，林彪、江青一伙的罪恶累累，罪责难逃。”
“四、准备提起公诉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触犯刑律的反革命罪行，不涉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所犯的罪行，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现在我们只准备起诉他们直接的、主要的犯罪行为，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五、鉴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犯罪，案情特别重大，建议人大常委会组成特别法院，特别检查厅审理这一案件。请予审议。”
仅仅两天，即一九八零年九月廿九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作出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监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这个决定特别有一条：“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前不久。华国锋在会见外国记者的时候，曾经就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发表谈话时说：“对所有的主犯，都不会判处死刑。”
但是，后来的宣传舆论似乎是在否定了他的这种说法。围绕着紧锣密鼓的宣传攻势，彭真特意安排了一个技巧，请全国著名法学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友渔就“特别审判有何法律依据”为名，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一日来了个答新华社记者问。
张友渔说：“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我国《刑法》第九条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按照这一条的规定……”
他的解释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但是国外许多的法律界人士却认为恰恰是根据这条规定，不应当再追究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法律责任。因为那时的法律和政策不仅不认为是犯罪，而恰恰认为那是革命。”
对此特别法庭当然是不屑一顾的。
新华社记者问：“国外大多认为审理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是事先确定他们有罪，法院只是决定量刑轻重，因而违反‘无罪推定’的原则，请问对此有何见解？”
张友渔回答说：“这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曲解。我们坚持的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的审判程序是保证贯彻执行这一原则的。法院在审理终结前，既不肯定被告有罪，也不否定被告无罪。而是在审判中根据事实来决定。根据这一原则，特别法庭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中，将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讯程序，对被告有罪或无罪的判定，如果判定有罪，然后才能决定量刑轻重。”
当然，对这样的解释和说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几乎没有多少人予以相信。他们都说：“结论早已定了，只不过是一出精彩的闹剧罢了。”
虽然如此，国内外的相当多数的人们，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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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 - 望星海 [151477字节]〖点击:197〗2007-02-14 09:21
转贴 - 转贴者 [2192字节]〖点击:48〗2007-02-14 09:56
何不把第六章至第十章也转贴过来呢? - 水陆洲 [空]〖点击:9〗2007-02-14 14:28
第六至十章： - 2006912 [74988字节]〖点击:81〗2007-02-14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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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老师，望星海未贴上的都补齐了。请您帮助整理一下。另请问一句： - 2006912 [86字节]〖点击:19〗2007-02-14 15:28
谢谢你的关心，正在整理中，春节后将陆续贴出。 - 水陆洲 [空]〖点击:12〗2007-02-15 14:12
电子书出版最好，就像《邓小平晚年之路》方便打印。new - 论坛梅花 [空]〖点击:12〗2007-02-16 10:29
这些问题谁能赐教？new - 阅读者 [1495字节]〖点击:17〗2007-02-16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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