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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東兵：《張春橋在獄中》（第12章——第14章）
作者: 望星海
日期: 2007-02-14 10:38
第十二章 他折斷了手中的自來水筆……
胡耀邦為了對付張春橋，特意從上海選了一個最為熟悉他的人。這個人就是曾經和張春橋共過事的楊西光。
楊西光也是一個筆桿子。文化大革命前，張春橋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時候，他是候補書記，主管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對理論也很有研究。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春橋直線上升。楊西光卻被打人了十八層地獄，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批得死去活來。一九七六年張春橋被捕後，楊西光卻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不久被調到北京擔任了《光明日報》總編輯。
歷史往往有時嘲弄人。一九六五年江青和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神神秘秘，但是一出來震動了整個神州，掀起了一場政治大風暴；一九七八年，任職不久的楊西光看到了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胡福明寫來的一篇文章，專講標準的唯一真理是實踐這個命題的。楊西光把文章推薦到胡耀邦那裡。胡耀邦作了精心的修改，最後徵得鄧小平的支持，以《光明日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掀起了軒然大波。這就是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的由來。這篇文章在最初的修改和發表過程中，同樣進行了種種保密。
鄧小平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上海的一個書記挑起，否定文革也用了原來上海的一個書記，這就叫一物降一物。歷史往往在諷刺着現實。”
“你認識楊西光這個人嗎？”有人問張春橋。
張春橋臉都不轉過去，只是冷冷地丟出一句話：“一個小丑。只知道抓住隻言片語作文章，根本不會從實踐出發找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他現在擔任了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就是他首先發現和推薦給胡耀邦、鄧小平，在全國展開討論的。”
“毫不奇怪，”張春橋站起來，走到窗口，又丟出一句，“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張春橋的記憶力特別好。監管人員很快地發現他對過去的事情不僅記得非常清楚，甚至，連日期和具體的數字都沒有錯誤。表面上，他在監獄裡什麼話都不想說了，看見了專案人員換了一次又一次，他就知道外面的政治形勢正在悄悄的、然而也是急劇地變化着。所以，他對前來問話的人更是連理都不理，但是他在默默地計算着他入獄的時間、審訊的次數和他每次對付他們的策略。一次，監管人員在詢問他的生活時，告訴他：“你大概不知道吧？現在中央要準備對你們進行審判了。也就是說，要從法律上解決問題了。”
張春橋的臉色微微變白，但是眼睛依舊不睜一下，撇了撇嘴唇，沒有吭聲。看得出來，他是很想了解一下外面的情況，但他知道這裡的人都是經過篩選又篩選的可靠的人，和他們談論什麼問題，無疑等於向當局露自己的底。所以，他索性閉口不言，把自己腦海里的十二級風浪都緊緊地關鎖在自己的心窩裡。只是到了關鍵的時刻，他才發泄一點自己的真情實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醞釀了好久的設計，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恢復過去的黨紀傳統，選舉成立了以陳云為首的由一百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會議還特別成立了一個臨時的機構：第二辦公室。專門負責承接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歷史案件的清查和審理，重點是林彪和江青這兩大案件的所有材料。
胡耀邦對新成立的“兩辦”人員開會說：“你們從現在起，就接管了林彪和江青專案組的所有工作，從黨紀國法上考慮怎樣處理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小平同志在和我談話時候，特別提了兩個人：一個是江青，另一個就是張春橋。他們都是死不認罪的人，對黨的危害極大。特別是張春橋這個人，他是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理論的人，毛主席過去是依靠他來征服了全國人民的思想的，是整個反革命集團中的精神支柱。不把他很好的處理了，就難以建立我們現在的理論基礎。怎麼處理？我看沒有法律依據不行。從現在起，我們必須逐步地走向依法治國的道路。”
胡喬木也說：“針對着張春橋鼓吹的那個理論，陳雲同志在三中全會上有個發言，具體地估價了毛主席的功過是非。他認為，大家對毛主席的功過，不論說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實的。他認為毛主席的一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都需要具體的分析：第一階段是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也就是到一九四九年為止，毛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應該給予全面的肯定；第二個階段是從建國到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為止，這裡有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雖稍有偏差，但成績大於錯誤，應基本肯定；第三個階段是從反右開始，經過三面紅旗的胡搞亂干，到一九六五年為止，毛主席退居二線，不大問事，經濟才有了轉機，但是毛主席當政的那一段，應予基本否定；第四階段是一九六六年到他死為止，那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悲劇，毛主席要負主要的責任。他的所有的活動要全部否定。張春橋就是利用毛主席的錯誤思想和錯誤理論而滋生出來的一個陰毒的反革命份子。對他來說，則是必須要依法嚴懲的。”
對張春橋來說，最不能令他容忍的，是新來的自稱兩案辦公室的三個專案人員當着他的面對毛澤東的評價。那天，他剛剛吃了飯，警衛戰士就把他提出去，說是要對他審訊。他們連問了幾個問題，遭到張春橋的沉默抵制後，其中一個五十多歲的瘦高個子就開始批判上了：“你張春橋不要以為你不開口我們就沒有辦法，我們是有辦法對付你的！你在監獄裡自以為你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什麼毛主席培養的理論家，就可以無視中央的存在和對你的處理，可以告訴你，你是沒有好下場的！”
張春橋轉過來，給了他個側面。這是不把他正眼瞧的意思。
“不錯，我可以毫不諱言地承認，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個人發動的。這在他審定的文章、社論、文件里，多次提到了這一點並加以頌揚。但是，我們要告訴你，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個人專制的登峰造極。他不僅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實際上違反了民主集中制，而且他的矛頭是對準了中央集體的。在準備發動文革的階段里，毛澤東支持江青和你張春橋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雖是誣陷吳晗的，其實也是借題發揮，你們批判‘單幹風’和‘翻案風’，實際上也是譴責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的。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設社會主義規律的高度，也是用以反對不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線的。你夥同江青搞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三次修改後批發全黨，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既是對整個文藝界的指責，更是對中央第一線的責難，既是文藝路線問題，更是政治路線問題。這絲毫不能說明你們的正確，而同樣是錯誤的。對毛澤東來說是錯誤，對你來說是罪惡！”
張春橋咳嗽一聲，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濃痰。
“我們審查了有關你和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和案件，可以肯定，你張春橋一開始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四位老革命家，其實不僅僅是對準這四個人的，而是帶有‘掃清外圍’的性質。你們的活動，都有對着中央第一線的特點。要不然，江青為什麼膽敢組織你和姚文元撰寫把矛頭指向中央第一線的《評新編歷史劇》？這樣一個違反黨紀的行動為什麼能得到毛澤東的肯定？毛澤東批准這篇文章為什麼不與中央第一線商量？為什麼不告訴有關部門？江青既未受中央委託，又未受中央軍委委託，為什麼極端秘密地在上海召開所謂‘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你張春橋要老實交代，為什麼這個座談會要對北京保密？座談會為什麼只是江青一個人主講？所議的問題為什麼遠不止部隊文藝工作，而是全國文藝工作？江青的非組織活動為什麼能夠得到毛澤東的支持？這些問題我們希望你張春橋能夠老老實實地給以交代和說明。”說到這裡，那人給張春橋遞過一支鋼筆，張春橋不接，他硬放到他的手裡，說：“這是你為數不多的機會了。你可要珍惜給你的這個機會呀！”
“你們放肆！”張春橋大喝一聲，猛地把那支鋼筆往地上一戳，鋼筆被他折斷成兩截。“你們如此攻擊毛主席，本身就是反黨、反革命！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你們就是地地道的右派政變！我不和你們說什麼，送我回監獄！”
又是一個已在預料中的不歡而散！
鄧小平對他作了評價：“你們不要對張春橋再報什麼希望了。依靠他是不會講出任何事情的內幕和過程的。他也不會向我們、向人民投降的了。我看，審理他們的問題還是要和毛主席的錯誤分開為好。混淆在一起，人民馬上接受不了。就是這些犯罪分子也會利用這樣的機會進行造謠詭辯，不利於我們下一步的工作。現在的問題是要把對他們真正罪行的審理和剛剛粉碎他們時給他們定的那些罪名區分出來。華國鋒他們搞的那些東西，有的根本站不住腳，有些是自相矛盾的東西。事實證明，越搞兩個凡是，就越說明不了問題。而只會把問題搞得更複雜。”
陳雲說：“這也難怪，他是最早接觸到毛澤東晚年思想的一個政治家。早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同志就在一次會議上說過：‘中央如果出現了修正主義，你們打算怎麼辦呀？我可以告訴你們，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各個省要頂住。’到了這年的六月十四日，他又說：‘你們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怎麼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的中央’這個時候，毛澤東同志把當時形勢看得非常可怕了。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毛澤東同志與康生等同志談話的時候，就發出了‘向中央進攻’的號召。這就明確地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黨中央了。這可不是我的編造，談話要點五月間上了中央的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進攻’這樣的字眼。這就是問題的全部要害。”
胡耀邦和兩案辦公室的人談話的時候，再次要求：“你們在審理兩案的時候，可以研究一下，歷史的責任究竟應該怎樣劃才比較公平合理？是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影響了張春橋這些人，還是他們這些人影響了毛主席？這是一個非要讓我們回答的問題！”
這時，兩案辦公室的一個人員說：“既然毛主席是以個人來反對中央集體，就必然會有許多的問題不能端到桌面上來，就一定要致使我們黨內出現許多反常的事件，這就不那麼奇怪了。有一個人這樣說：‘江青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一個探測器。她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她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所不能相比的。《清官秘史》、《武訓傳》、《紅樓夢研究》、《海瑞罷官》等問題，都是她先出面，她說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麼聰明，所以大家誰也沒有把她的話當回事。然後她回去向毛主席報告——‘他們不聽你的！’這就把問題搞得複雜了。但是，就算沒有江青這個人，是不是這場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搞了呢？我認為是不可能的。按照毛主席的那種性格和脾氣，就是沒有江青，那革命也會換一種形式來出現的，非出現不可！”
胡耀邦通過親自審閱有關的材料和案件，對文化大革命發動中和以後的一些情況已經有所了解。他認為，那時的張春橋就像一隻縮頭縮腦的老虎，一直在窺測着方向，和江青等人研究着一個又一個的計謀。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下達後，整個中國都在震動着。這時，引發了全國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五月廿五日北京大學以聶元梓為首的七人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毛澤東看到這張大字報後，立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打開了。”下午四時，毛澤東親自給康生和陳伯達打電話，要他們安排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這張大字報。這個動作來得特別猛烈，就連張春橋也感到意外。他趕到江青住地後，見她正和關鋒等人修改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大字報時要配發的評論。張春橋立即參與修改，建議加上了這樣的一段話：“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指示的，不論他們打着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他說：“我感覺到在這場運動中不這樣堅持這個原則，文化革命就有失敗的可能。”
江青說：“你講得很正確，這是保證我們的運動健康發展的一個關鍵。”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發表大字報和評論的同時，還發表了《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的社論，突出地強調了這樣一個觀點：“你是真贊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假贊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在怎樣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
那些天，張春橋把一系列的事件聯繫起來，作了認真的研究。他對姚文元說：“你看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是《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六月四日公開宣布改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同時北京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撤消了陸平和彭佩雲的職務，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大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用李雪峰的話來說，他們是要演一出《八大錘》的戲。這齣戲可是很有意思呢。”
“六月四日的《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兩篇社論，一篇是《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尖銳地指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負責人，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修正主義者。’另一篇是《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等於公開批判了彭真的那個黑二月提綱。六月五日，又發表了《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社論，對北大的問題作了翻案，再次支持了聶元梓。六月六日，公布了北京市委關於對《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和《前線》的決定，任命了一批新的報社領導人。”姚文元激動地說，“看這個樣子，可真是有點改朝換代的樣子了。”
張春橋馬上說：“可以肯定地說，毛主席發動這場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換代。改修正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王朝，換一個嶄新的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這就是我們這場革命的意圖。如果不達到這一點。哪裡還有革命的意義呢？”
通過毛澤東下令撤銷工作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學報等一系列的行動，張春橋感覺到了最高領袖的此刻的脈搏就是要衝破一切束縛群眾手腳的框框，要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起來革命了。在這個階段，誰要是抵制群眾起來革命，無疑是內找苦吃。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當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向街頭，走向社會，搞“大破四舊，大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候，毛澤東馬上給予高度的評價。八月廿三日．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發表《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揭露和批判黨內走資派為了保護自己，挑動工農群眾鬥爭學生的陰謀詭計，號召工農兵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和紅衛兵的行動。這就把當時的學生運動推向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高潮。
就連陶鑄在這個時候，也沉不住氣了。他在接見北京醫大紅衛兵的時候，公開這樣說：“我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正確的。現在誰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司令部，我是主張普遍地轟。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能懷疑外，其他的人都可以懷疑。一切都可以懷疑。”
八月下旬，當一些地方開展了大串聯後，陶鑄立即向毛澤東報告：“大串聯這個形式很好，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毛澤東立即表示支持。他對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和康生等人說：“可以讓外地的學生和紅衛兵分期分批地來北京進行大串聯嘛。一九五八年吃飯不要錢，現在學生坐火車不要錢，這可以使革命的青少年們在更加廣闊的天地里熟悉社會，熟悉群眾，熟悉階級鬥爭，推動文化大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澤東針對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組織工農反學生的情況，再次寫信給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人要求中央發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根據這個精神，中共中央於九月十一日發出明碼電報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工農群眾和革命師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發表了社論《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張春橋特意強調了這樣一段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絕對不是鬥爭一切領導幹部，也絕對不是鬥爭群眾。絕不允許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打擊革命的積極分子，挑動群眾斗群眾。”
這實際上，也是把打擊群眾、鎮壓群眾，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罪名正式扣到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頭上，從些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
當時，張春橋也和所有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一樣，認為徹底肅清劉少奇和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給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學生和教師們平反。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張春橋向大專院校的學生們宣讀了中央軍委的緊急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批示，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凡在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所謂“反革命分子”，所謂“假左派、真右派”的學生應宣布一律無效，立即平反，應該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要充分信任群眾，敢字當頭幹革命。這個精神，中共中央認為不僅適合軍隊院校，對全國縣以上的大中等院校都適用。
四天后，即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張春橋在接見福建省赴京學生代表時，講了這麼一條他認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話：“同志們為了革命受到了打擊和迫害，這說明這場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現在黨中央在毛主席領導下還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如果政權掌握在別人手中，那你們向誰控訴？所以，同志們，我們要把眼界放寬一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擊和迫害是暫時的，最後我們一定會勝利的。你們應當注意壯大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極少數派，左????蝗聳伲衷諫伲匆采伲鶼虢創蠹葉汲晌笈傘Ｂ碸慫肌⒍鞲袼構擦礁鋈耍怯∷⒒⑿怠⒙家艋兀康筆笨嗟煤埽∶饗彩欽庋＝槭罟膊車奈惱鹵讓∷木砘掛唷Ｃ饗ケ豢臣眉復危懷分埃ū話幔詈笳胬碓諑碸慫肌⒍鞲袼埂⒘心兔饗獗摺１焙降難凸ぷ髯檎勻玷岸曰埃詮攬莆趴詰攘碩頌於艘顧患Ｎ頤潛ǜ婷饗饗狄Ｋ共患：罄闖虜鍶盟〉窖Ｈヌ富埃等綣蛩濫鬮頁虜鐧置骨┝俗鄭⒘司鈄矗故遣桓胰ァＪ亂蝗趙諤彀裁懦鍬ド銜壹蘇勻玷埃退緶邸Ｎ一鵒耍運擔骸裁闖虜鐧幕澳悴惶饗幕澳鬩膊惶磕閽儼幌氯ィ魈煳液脫駒諞黃鴝氛悖 久牽恿亂蝗漳粼韉韌鏡囊徽糯笞直ǖ較衷諞丫母鱸鋁耍氛喬鄣模杈薜模欽飧霰浠怯蟹錘吹模揮姓庋饗穆廢卟拍蓯だ≌獾閬Ｍ頤塹耐久且歡ㄒ嶁牛 包br> 還是本着這條毛澤東制定的原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當上海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遭到上海市委的不承認、不支持、不表態的所謂壓制後，他們北上，攔截火車，要求中央支持他們炮打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趕到上海，在上海文化廣場發表了一個完全接受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的講話。
他的講話，連陳伯達於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時的電報精神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當時的陳伯達，在電報里還這樣講：“十日夜，我們聽到你們有幾千人要來北京，在安亭同鐵路管理局爭執不下。我們打了一個電報給華東局韓哲一同志，請他勸你們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以免影響本單位的生產任務和京滬鐵路運輸。如果你們不是在業餘時間裡搞革命，中斷生產，停止生產，那麼，你們的文化革命也不一定會搞好。並且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你們有多少道理，有這樣那樣的道理，有千條萬條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腳了，因為你們忘記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實上，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生產。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小組派張春橋同志回上海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
可張春橋在講話里，基本上是逐條逐句地接受王洪文等人的條件，他一出來就這樣講：“同志們，大家在這裡久等了，剛才在這裡和你們總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問題，現在說明一下。”他拿出已經簽了字的條子念道，“頭一個問題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否一個革命的合法組織，我認為是的。第二，十一月四日的大會後有人要到北京去控訴，這是一個什麼性質？我說這是一個革命的行動。在這個問題上我要講一點意見，以後再在這種問題上碰到這個問題，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為集體去會影響生產。第三，現在這個事情造成的後果你們的代表提出，這個責任應由上海市委和華東局負責，我也同意這個意見。我在這裡聲明，市委昨天已經發了通知，你們回去以後不應受到指責和刁難，工資照發，如果刁難你們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知道市委有這個通知，我們但是不能保證你們不被圍攻，我覺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採取這個態度，問題就好解決了。”
張春橋講到這裡時，王洪文特意強調：“我們更重要的是要求曹荻秋公開向群眾檢查，沒有這一條我們是堅決不答應的。”
“我同意。”張春橋很爽快地說，“這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曹荻秋當然不能例外。有的同志關心我的安全問題，我到這裡來沒有懷疑你們。我不是把你們當壞人，如果認為你們是壞人，我就不會一個人去安亭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問題，我希望有事講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檢查不行，可以來第二次。第二條，你們要求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提供方便，我也同意。不過我想提一點意見，就是咱們工人要發揚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要像那些組織，動不動就要汽車、錄音機、照相機等等。我們儘可能少用一些，堅持艱苦奮鬥的傳統。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為全國的模範。上海有二百萬工人，一向最熱愛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樣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會走到全國的前面。”
這就是張春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活動和思想。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本來是討論經濟話題，但是與會者最感興趣的還是政治問題。胡耀邦在很小的範圍內和一些人交換了意見，他說：“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以天下大亂為方針，以所謂革命左派即造反派頭頭為依靠力量，以所謂走資派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為革命對像，以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和什麼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為目標，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辯論的方法，開展全國範圍內的全國奪權．進行什麼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一切統統都是錯誤的。這樣就必然會被類似江青、張春橋這樣的反革命集團所利用。左的思想、左的理論和左的方針、政策和做法在實際工作中的泛濫，給黨和民族、國家造成了歷史上的空前災難和動亂。這個教訓一定要通過清算江青、張春橋這些人的罪行來達到撥亂反正的目標。這就是我們下一步的任務。”
這些，是囚籠里的張春橋所想象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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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紅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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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200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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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228547 2007-2-3 20:45:28 15 樓
第十三章 要用法律的武器來對付張春橋
鄧小平聽了辦公室的匯報後，生氣地說：“張春橋眼裡沒有我們，這是符合他的反革命邏輯的。大概他到目前還是認為，我們現在這個政權才是反革命呢，而他那個大左派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這不是他的一廂情願。所以對他沒有別的可講，就是要用法律的武器來對付他！”
是的，對這個憑着筆桿子起家，依靠江青而青雲直上的文革新貴，鄧小平從一開始就對他沒有什麼好印象。他們已經幾次交鋒了，每次交鋒，都給鄧小平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回憶。在他的眼裡，張春橋這個人仿佛像個冷血動物，對他們這些出生入死、南征北戰的老革命幾乎沒有多少感情，他，不近女色，不玩撲克，不貪財物，不接受別人送的禮品，所以把那些不拘小節，喜歡跳舞玩橋牌，收受別人的禮品的人統統打成“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都給那些人以下不了台。這樣的人，實在是難以接近。
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鄧小平聽到張春橋來到了北京，特意把張春橋叫到自己辦公室里，聽取他匯報毛澤東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指示，張春橋在匯報時，卻大肆反映了北京市委和彭真的問題：“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搞一對吳晗、鄧拓、廖沫沙的假批判後，當晚劉仁召開高等會議，布置由張文松、范謹、李珙等人組織力量，搜集關鋒、戚本禹和我們的材料，並進一步把矛頭指向了康生、陳伯達等同志。在他們召開的黑會上，決定：凡是群眾揭發彭真等市委領導的材料，都不登簡報只覆寫兩份材料送市委書記處傳閱……”
鄧小平不高興地說：“你怎麼現在就能說北京市委是在開黑會呢？這個結論你下得太早了，。結論應該內中央下，而不是你們下。”
到了這年的十月下旬，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檢查以後，在休息室碰到了張春橋，張春橋冷冷地問他：“你說，今年四月彭真死黨們的會議是黑會還是紅會？這下你可以下結論了吧？”鄧小平一怔，想起了那次談話的情形。於是只好點點頭：“看來你是有先見之明的。目前來看那個會是個黑會。”
張春橋得意地說：“這個結論是中央下的還是我們下的呢？小平同志，你不要動不動就以中央的名義在講話。現在你應該真正認識到，只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夠代表中央，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能代表中央的。現在你清楚了嗎？”
鄧小平不願和他糾纏，只好說：“過去不清楚，現在清楚了。”
這以後不久，鄧小平看到一份傳單，上面是張春橋在一次接見群眾組織時的講話，他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鄧小平這兩個人物在強大的攻勢下，相繼在會議上作了極不像樣的檢查，他們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百般狡辯，企圖蒙哄過關，伺機反撲。我們必須要發揚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縱容和姑息任何敵人。在今年的十四期《紅旗》雜誌上，我們發表了題為《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的社論，提出了這樣的號召：‘不破不立。不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清除這條錯誤路線的影響，就不能正確地貫徹執行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無論什麼人，如果再堅持錯誤路線，就會滑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這樣的話，對鄧小平這樣的人，同樣適用。我們現在將看他怎樣走路。”
鄧小平現在想，我今天就是要讓你張春橋好好地看一看我鄧小平是怎樣地來走路了！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放了炮後，本來不計劃再講話了。可是華國鋒在講到對那些揭批清查中的遺留問題時，提出“應由有關機關進行細緻工作，妥善解決”時，陳雲對鄧小平說：“老華在搞和稀泥。他實際上還是在搞‘兩個凡是’的路線。”於是，這個被鄧小平稱為“重型導彈”的陳雲再次發言，提醒中央對那些遺留的問題，包括影響大、涉及面廣的問題，要專門考慮和作出決定。他一連點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的叛徒案，陶鑄、王鶴壽案件，彭德懷案件，天安門廣場案件等重大事件，認為必須馬上平反，並說：“我認為康生是鬼不是人，對康生這樣的陰謀家和整人狂，如果我們不加以揭露和批判，中國的四化建設就沒有希望。已經關在監獄裡的張春橋就是活着的康生，他和康生是同樣類型的人。”
這個老政治家的放炮，就成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個中心內容。
全會後，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建議：“一九七九年的國慶，是建國三十周年的重大節日。我們應該給葉劍英同志準備一個十分重要的講話，正式回答舉世提出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幫’反黨罪行的問題，和過去對他們的批判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於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準備，一個江青集團的新的罪行行跡在這年的國慶講話里出現了。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九日下午。人民大會堂里傳出了葉劍英的聲音：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們的國家經歷了一場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對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當然必須時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對內壓迫人民、對外追求霸權的修正主義道路。問題在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出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麼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並且離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採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幫’之流出於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個錯誤，把它推向極端，製造和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他們實行‘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篡黨奪權，陰謀政變，企圖從根本上毀滅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摧毀共產黨的領導，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把全國重新投入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們進行的長達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壞，使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受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他們的這種反革命的陰謀活動，同我們黨所犯的錯誤，性質是截然不同的。他們是全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他們的問題不可能用黨內鬥爭的方法來解決。粉碎了‘四人幫’我們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掃除了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使各項工作重新回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開闢了我國歷史發展的新時期……”
張春橋從當晚的電視裡看到了葉劍英講話的神態和面孔，他對着電視裡的那位元老撇着嘴哼道：“說得多麼聳人聽聞，其實完全是個彌天大謊！當初不正是你葉劍英積極地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在軍內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嗎？當初你在毛主席面前積極地擁護文化大革命的那副臉譜跑到哪裡去了？現在嫁禍於我們，天理難容呀！”
張春橋不是傻瓜。他從今年國慶紀念會上的講話不是由華國鋒來作而是葉劍英出面再次宣布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所謂罪狀，就可以預料到中央最高層發生的微妙變化。加上隨着形勢的發展，他們給自己所加的罪狀也在不停地變化着。這次，葉劍英所講的‘他們的問題不可能用黨內鬥爭的方法來解決’就意味着要用法律來給他們壯威了。這從另一面證實了有人給自己的提醒。
表面上，張春橋坐在那裡泰然處之，其實他在關注着葉劍英講話的每一個字：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同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展開了激烈的、尖銳的、複雜的鬥爭。這是一場奪權與反奪權、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決戰。鬥爭的結局，是林彪、‘四人幫’徹底失敗了，是我們的黨和人民勝利了，是社會主義勝利了……”
張春橋緊咬牙關，強聽着他認為是顛倒黑白的這篇講話。在講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時，這位口口聲聲是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人，閉口不談毛澤東領導的對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的鬥爭，而是籠統地講“中國共產黨”，儼然把他們作為共產黨的化身，這實際上是在變着法術控訴毛澤東。張春橋聽完這篇講話後，第二天又仔細地研讀了報紙上刊登着的他的講話。把他給自己所定的罪狀一一地羅列出來，準備在適當的時候給予駁斥：
“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主要特徵是什麼呢？在思想上，他們完全顛倒了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的關係，極端誇大了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上層對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認為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對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進行所謂的變革或改造。他們宣傳天才決定論……”
張春橋最恨的，就是他所稱的當局把他們和林彪集團攪混在一起。明明我張春橋是和林彪鬥爭的，林彪想盡一切辦法殺的是我們，恰恰是你葉劍英在文化大革命和林彪等人勾勾搭搭、獻媚討好，企圖借林彪之手來對付我們，現在卻把我們和林彪打在一起。你們卻恬不知恥地裝扮成了和林彪鬥爭的英雄。這不是偽造歷史又是什麼呢？
“在政治上，他們捏造所謂‘階級關係新變化’的理論，鼓吹黨內已經形成一個資產階級，製造老幹部等於民主派、民主派等於走資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們黨、政府和軍隊的各級領導骨幹當成所謂‘繼續革命’的對象，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當成所謂‘徹底砸爛’的對象……”
張春橋罵道：“這是在變着法兒攻擊毛主席！是毛主席根據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和特點，作出了‘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科學結論，把黨內走資派作為繼續革命的對象。葉劍英用偷天換日的手法，變換概念，把走資派和黨、政府、軍隊的廣大幹部相提並論，本身就是挑撥和歪曲。‘砸爛舊的公檢法’，也是出自毛主席之口。他們不敢公開反對毛澤東，卻把這一切說成是我們的創造。一是當局的卑鄙，二是我們的光榮，讓歷史來給我們作證吧！”
葉劍英在講話中說：“在經濟上，他們反對發展生產力，用他們所謂的階級鬥爭代替生產鬥爭。他們攻擊四個現代化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把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改善群眾物質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擊為‘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把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先進技術和發展對外貿易攻擊為‘崇洋媚外’、‘賣國主義’……”
張春橋認為，把他們根據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而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歪曲成連低能兒都知道是錯誤的東西，是葉劍英這篇控訴的特色。他在報紙上批道：“可敬的先生們，你能舉出我們四個人中的任何一個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和什麼人談話或講話中有這樣的意思嗎？如果舉出一個，我張春橋自認為該殺，如果舉不出來，不正說明了你們是詭辯和捏造嗎？”
葉劍英的講話繼續說：“在文化上，他們打着文化革命的旗號，大規模地毀滅文化，在我國文化事業的許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他們在各個文化領域實行所謂‘全面專政’，取消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取消了人民的言論、出版、教學、研究、創作表演的自由。他們藉口‘反對封、資、修’，鼓吹‘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奇談怪論，任意消滅歷史上文化遺產和破壞社會主義文化。他們的文化專制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教育、科學事業倒退了許多年……”
張春橋在“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句話下，劃了一槓，打了個大大的問號，批道：“這話是誰說的？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會說這種只有低能兒才說出的言論。”他把所有對他們的批判都列為“歪曲、誣陷、污衊”。喃喃不休地說：“根本不值一駁！不值一駁！”
“在組織上，他們提出，‘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反動口號，破壞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破壞黨、政府和群眾團體的各級機構，破壞黨和群眾的聯繫，破壞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黨政軍民關係，煽動派性，使派別活動在黨內和軍內合法化，建立他們的幫派體系，實行以幫代黨。”葉劍英在講完這些後，抬起頭來，拉長音調，大聲強調：“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活動，一開始就引起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廣大幹部和群眾對他們的抵制。隨着鬥爭的深入，他們的陰謀日益暴露，愈來愈多的人識破了他們的面目，同他們展開了規模愈來愈大的鬥爭。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先是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隨後又對‘四人幫’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鄧小平同志、華國鋒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後在同‘四人幫’的鬥爭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葉劍英講到這裡，坐在旁邊的華國鋒站了起來，大聲地插話：“同志們，在這裡我要指出，我們的葉劍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幫’的鬥爭中是發揮了重大作用的，特別是在粉碎‘四人幫’時是出了大力的。”
張春橋當時在電視機旁，看到這些後，氣憤地站了起來，連說三遍：“不知醜惡的東西！不知醜惡的東西！不知醜惡的東西！”
就連監管人員也可以看得出來，張春橋對華國鋒的仇恨是遠遠地大於和超過了對鄧小平和葉劍英的仇恨。他認為，鄧小平和葉劍英怎樣處罰和對待自己，都是可以理解的。他們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政治主張基本一致。對他們來說，是正常的鬥爭。但是對華國鋒來說，則是標準的背叛！是典型的反革命兩面派的行徑！他說：“華國鋒曾經是毛澤東信任的人，我們這些人誰都沒有虧待過他，他如此對毛主席的一家，不但有悖良心、人情和道理，而且是禽獸不如的做法。這樣的行為，就是在任何朝代、任何階級的道德、任何集團和派別，都是要殺頭和聲討的對象！”
看到葉劍英這篇他認為是殺氣騰騰的講話，張春橋跟前總是浮現着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的情形。那時的毛澤東，大氣磅礴，指揮若定，很有一種排山倒海之勢！
毛澤東親自指示劉少奇就薄一波等人寫《反共啟示》的事情向中央寫檢查，遭到了劉少奇的拒絕後，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初，北京和全國各地都掀起了炮轟中央文革小組，公開為劉少奇鳴冤，公開反對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的潮流。原來的紅衛兵中，迅速分化，一部分公開地站在了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前列。這時，毛澤東不能容忍了，他對江青、張春橋、陳伯達等人說：“這些小傢伙後面有大鬼。這是一個信號，劉少奇們要急着復辟！他們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一定要作垂死的掙扎。你們要警惕這一點。”
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安排下，北京的造反派紅衛兵舉行了一系列的誓師大會，要把所謂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進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全黨在京革命派誓師大會上，江青發表了一篇講話：“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說為人民作了一點什麼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錯了，或者做的不妥當，你們有權力批評我。但是，就有那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我很不願意說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的名字從我嘴裡說出來就提高了他們的身份。我藐視他們，他們做不出什麼大的事業來，他們只會幹得出不可告人的勾當。”
江青指着的就是這些事情。
毛澤東這些天，連着找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和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等人談話，他說：“劉少奇不要再抱什麼幻想了，我對劉、鄧已經絕望了。要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要在全國進行大批判。”接着，毛澤東端出了他認為是同劉少奇等鬥爭的實質，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在於資產階級奪取勝利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走資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如劉少奇等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走什麼道路的問題，解放初期是這個問題，現在仍然是這個問題。”
毛澤東見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很注意他的談話，就更加來了興致，把手一揮說：“單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會變了，到那時候就晚了。過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整個階級鬥爭去做。文化大革命到了現在，我們必須當成階級鬥爭的大事業來做。一九六七年，我們要把它作為全國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
還在張春橋向毛澤東匯報他解決上海安亭事件的經過時，毛澤東就當面稱讚他說：“你做得是對的，所有責難你的話都不正確。在群眾鬥爭的經驗上，你比我們某些共產黨的大官們還要好。以我看，上海溝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群眾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我建議你要把工總司這支力量抓住。從工人中注意發現和培養好的人材。”
毛澤東還建議挑文遠通過解剖一個兩面派人物來警告所有的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他說：“你要親自動手寫文章，把你的筆桿子打出去。我就是要培養你這個紅秀才。文化革命嘛，沒有好文章怎麼行呢？”
於是，姚文元幾易其稿，於一九六六年底寫出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長篇文章，毛澤東看後，連聲讚嘆：“寫得好！寫得好！說出來了我要講的話，這就是兩面派是混入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敵人向我們進行鬥爭的一種策略。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他們只有用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辦法，才能混過去。我們必須學會識別兩面派型的人物。”
毛澤東還親自在這篇文章上加上了這樣一段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張春橋就認為他自己是這樣的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博得了毛澤東對他最大的信任。
毛澤東召集江青、他和周恩來、康生等人談話時，明確地說：“我看一九六七年要開展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根據目前的情況來看，用常規解決問題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說，通過開會，改組黨委或中央領導班子，撤銷一些人的職務等等，都不是好辦法。得採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辦法，充分依靠革命造反派，用奪權或接管的辦法解決當前各地同走資派、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的問題。這場革命既然叫二次革命，總得有個革命的樣子。”
張春橋面對現實，深深地摸准了毛澤東的思路。他料定這位偉大的領袖是不會向黨內那股保守勢力屈服的，他不會用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的那條組織原則來解決他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矛盾。他要選擇一條群眾鬥爭的方式，大規模革命的方式，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相結合的方式來向走資派奪權。這既是一條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新路子，就必須要抓出一個樣板來。
這次召見之後，江青給他傳達了毛澤東的口信：“主席希望你親自抓上海的鬥爭，搞出經驗來，學會抓生產和經濟工作。”
這時，葉劍英、陳毅、徐向前這些老帥們也在日夜研究毛澤東的思路。他們曾經多次向周恩來求教。周恩來曾經秘密地和他們這樣說：“也可能主席胸中有數，但是主席並沒有和我們講過。這場革命究竟是怎麼樣個革法？大多數同志並不清楚。我看主席也是在因勢利導。主席談話時把一九六七的任務歸納為：一是在工廠和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二是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三是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四是繼續開展對資產階級路線的大批判。把這四條結合起來看，全國可能還會有大的動亂。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就在這時，張春橋和姚文元準備回到上海，開始發動向上海市委的奪權了。新年前夕，上海市委支持的群眾組織“赤衛隊”為了抗議張春橋支持的王洪文這一派，組織北上告狀，遭到了工總司的追擊，造成了滬寧鐵路中斷，生產停頓。王洪文向張春橋匯報了此事，說：“上海的走資派企圖用破壞生產來逼迫黨中央、毛主席向他們低頭。”
張春橋回答說：“痴心妄想！他們不干，我們干！”
一九六七年元旦的凌晨一點，張春橋打電話給上海市委的主要負責人陳丕顯，讓他出面找各群眾組織商量解決上海的交通中斷的問題，他說：“如果你不出面或無力解決，我就要通知其他的造反派組織了，”然後，他又分別打電話給王洪文、徐景賢等人，說：“現在敵人企圖用破壞交通和生產的方式來破壞文化大革命，給毛主席施加壓力，我已經通知了陳丕顯，讓他抓生產。估計他不會真干，所以你們要立即行動起來。這樣我也是給陳丕顯一個機會，但不是支持他。他的帳，你們要清算，以後再算！”
張春橋和姚文元趕回上海之前，即於一月三日找王洪文等人談話，說“陳丕顯中央有人想保他，可是他硬是要和走資派站在一起，推也推不動他。我們商量過，還是要把他拉出來，他不出來就強迫他出來，讓他站到前台來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如果真心擁護毛主席，早就出來抓生產了！他拖着不干，你們就干！那就要奪他的權了！”
一月四日，就在張春橋回到上海之時，上海文匯報社奪權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在《告記者書》中宣言：“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鬥爭，從今天起，我們‘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接管了《文匯報》。”第二天，上海解放日報也奪了權。
一月五日，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等十一個造反派組織在《文匯報》發表了《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批判了陳丕顯等人支持的赤衛隊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號召全市工人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向所謂的走資派宣戰。就在這天，張春橋來到“工總司”，向王洪文等領導人發表講話，說：“現在的形勢方使我們不得不奪市委的權。否則，整個經濟就要崩潰。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打倒。把整個社會中壞的東西該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過來。”
一月六日，“工總司”、“機聯站”等造反派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發布了奪權的三個通令。然後，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相繼建立了“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保衛委員會”、“造反聯絡站”等機構，全面地奪了上海市委的大權。
對張春橋等人組織的這些行動，毛澤東歡欣鼓舞。他對周恩來等人說：“你看，轉機來了，只要造反派奪權，什麼辦法都來了。我們要堅決地支持他們，用這個辦法解決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矛盾。”
一月八日，毛澤東又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談話時說：“《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他們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書，可以轉載、廣播。他們的內部造反，過幾天，可以寫個綜合報道。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我從來就是這樣看問題的。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你們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渾毛豬，沒有的事。”他還對周恩來說：“這個張春橋呀，是個人才。我們要注意培養這個人，讓他到第一線去鍛煉，逼着他抓生產，管理國民經濟。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呀。”
這次談話，實際上成為在全國進行全面奪權的號召。《人民日報》負責人唐平鑄和《解放軍報》負責人胡痴根據毛澤東的審定發表出去。立刻成為全國大奪權的進軍令……
一月十六日，毛澤東批準的指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文章高度地評價了上海的奪權鬥爭。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裡再次指出：“從一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從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裡，把被他們篡奪了的各種權力統統奪回來，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勇敢地承擔起來的戰鬥任務。”
一月廿日，《人民日報》經過毛澤東的審定和批准，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文章指出：
“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捲全中國，震動全世界。”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節日來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喪鐘敲響了！讓我們高舉雙手，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造反派的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的飛躍。這是今年展開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一個偉大開端。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其偉大的創舉，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事，是關繫到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事……”
時隔十多年，張春橋在獄中回憶到這些的時候，心裡還按捺不住一陣陣的興奮。他覺得，自己沒有什麼錯誤，完全是百分之百地執行着毛澤東的指示，照着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路線辦事的。現在他們對自己的批判，是復辟狂的叫喊而已。
但是，他沒有想到，當初他們起來造反，是一種所謂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運動。如今。中國共產黨對他們的清算，是一跨法律的制裁。這，究竟是進步還是反動呢？恐怕他是連想都不願意想一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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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紅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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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200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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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228555 2007-2-3 20:56:42 16 樓
第十四章 緊鑼密鼓的前奏曲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五日至廿八日的中共第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剛剛平反不久的彭真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負起審理兩案的領導工作。
鄧小平開玩笑地對他說：“張春橋和江青是你最老的對手，你可要好好地再和他們打點交道了。審判他們可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為他們根本不認罪，胡攪蠻纏起來也夠你受的喲。特別是張春橋，非常熟悉我們黨內的重大機密，和他打交道不容易呢。”
彭真說：“能不能在江青和張春橋兩人之間再分化出來一個呢？如果江青能和他狗咬狗就好了。”
“天方夜譚！這兩個人是最成熟的罪犯。”鄧小平說，“一個不但不認罪，而且認為他們幹的都是大大的功勞。另一個是給你不開口，也就是說，他根本不把你們放在眼裡，你怎麼能分化得了。關鍵是對他們的起訴書要能夠站得住腳。”
到了開會的時候，人們議論最多的問題就是這次審判開不開殺戒的問題。彭真在向胡耀邦、鄧小平等人匯報的時候，說：
“最近有兩個政治局委員對我說，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是審幹時期講的，林彪、‘四人幫’是陰謀集團，不殺行嗎？我說，殺不殺，審查清楚再說。不過，究竟怎樣判？我主張一定要依照法律程序來走，要重證據。”
胡耀邦點頭說：“我同意彭真同志說的嚴格按法律程序辦事。時間不要限制太死了。同意王鶴壽同志說的這個案子要多從歷史的角度去考慮。判誰不判誰，書記處定不了，報政治局才能定。彭真同志掛帥，搞傳幫帶，我每次會議都參加。”
彭真根據幾次討論的情況，提出了這樣的原則：“起訴書應以證據作為後盾，以預審作基礎。四道程序把關。公、檢、法是三道關，中央領導小組是第四道。現在的起訴書還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問題中，有不少是路線問題。但是，我們的審判是審理罪行的，路線問題我們管不着，公檢法沒有資格審查黨的路線問題，這個要和大家講清楚。到時候，也不准過問黨的路線問題。所以，不論取證、預審，要一條罪一條罪地查問，‘四人幫’好比是一條狼，狼是銅頭鐵背麻杆腿。不過，張春橋和江青是中間，兩頭軟。中間硬是他們都打着毛主席的旗號。哪兩頭軟呢？一是毛主席沒有批示以前你們搞了什麼陰謀？比如劉少奇同志的案子，開始向毛主席匯報，要立案審查，趕出中南海，毛主席批示不同意，以後他們背着毛主席審查。第二是查清他們打着毛主席的旗號另外幹的事情。這樣就可以看出他們所有的陰謀活動。”
鄧小平說：“審判兩案，重點是江青和張春橋。要發動林彪集團的人起來揭發江青和張春橋。他們和江青、張春橋之間是有鬥爭的，是狗咬狗的鬥爭。即使這樣，讓他們互相咬，對我們也有好處。”
“小平說得很正確。”彭真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同王明路線鬥爭時，王明很頑固，可是博古、洛甫都站出來了，很有力。王明的錯誤造成我黨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敵占區損失百分之百。毛主席說，糾正王明錯誤路線時，如果博古和洛甫不站起來說話，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一九四五年‘七大’時。我就不想選王明當中央委員，李立三那時在莫斯科。毛主席動員我們選，講了分化瓦解的道理。最後我們才選了王明。正因為李立三路線有代表性，我們才選他。結果取得了團結一致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所以，我們一定要下功夫做好分化瓦解的工作。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分化出來也好。”
鄧小平哈哈地笑着說：“清華大學的那個蒯大富，在監獄裡揭發了張春橋不少的問題。讓他出來作證。那最能說明問題。蒯大富也是一個怕死鬼。要抓住他想立功的心理來讓他揭發江青、張春橋這些人。還有那五個大學生領袖。都讓他們站出來作證。這個最能打垮江青、張春橋的心理防線。”
彭真說：“為了把這次審判搞得具有威懾力，兩案的所有被告人統統都關在秦城監獄去，不要讓他們感覺到這是在和他們開玩笑。”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關於審判林彪、‘四人幫’兩案問題的紀要》。已經基本上確定了審判的時間：四、五兩個月準備，六月初開始，七月底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前結束。
彭真從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了，所以他對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系列問題並不清楚。但是為了審好這兩個案件，他必得熟悉大量的材料。有人給他說：“你知道二月逆流吧？那可是張春橋挑起來的，因為他的原因，打倒了一大批老同志，把葉劍英同志都給牽扯進去了。如果不把這條列入張春橋的罪狀里，那可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的。”
彭真對張春橋的這個情況很有興趣。又是一個二月，他自然要把他那個二月提綱聯繫起來了。他調來張春橋的案卷，注意研究他的這條罪狀：
一九六七年一月，張春橋在上海奪權之後，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他到北京時，毛澤東曾經親自到機場迎接他，使他的身份倍增。特別是那年一月廿八日，上海的紅革會的紅衛兵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浪潮，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鎮壓。就連毛澤東也說：“如果他們再開那樣的會議，就一定要抓人。群眾批評你們的手段不錯，前面抓後面放，這個不行。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嚴厲批評紅革會的電報我看了。寫得很好，有造反派的氣魄。炮打就是錯誤的。這點要和廣大群眾講清楚。”
張春橋支持王洪文等人搞了所謂一月奪權風暴後，經毛澤東批准，二月五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這是上海市的臨時權力機構。
這個機構的名稱是基於這樣的一個事實：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澤東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所以，張春橋說：“那麼我們上海的奪權鬥爭後的新生權力機構也可以叫做上海市人民公社。”
十天后，張春橋來北京匯報工作，參加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這個會議的議題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
會議剛開始的時候，譚震林進來了，碰到了張春橋，就問道：“為什麼陳丕顯沒有來？他有什麼問題？”張春橋明知他是保陳丕顯的，就故意說：“群眾不答應啊！”“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譚震林生氣地說。
張春橋這時可是神氣十足，和過去的他大不一樣了，他說：“現在的黨組織已經不管用了。在上海，舊市委的幹部大多都靠邊站了。我們經過做工作，群眾還是不答應，我們也沒有什麼辦法，只好放一放吧。”
於是，引發了一場大的鬥爭，就是後來稱之為的“二月逆流。”
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集體整理和核對了一個會議記錄《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後來，公開的這個材料經過了許多刪改，把譚震林等人當時激憤時說得很尖銳的話統統刪去了。彭真看到的，當然是當時全貌：
會前，譚震林提出要張春橋保陳丕顯。張說，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同志打斷話，大發雷霆，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呢！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你們的目的，就是整老幹部。你們要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把老幹部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高乾子弟統統挨整，見高乾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麼？就是用反動的血統論來反對反動的血統論。這不是形而上學嗎？
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從來的黨內鬥爭都沒有像這一次殘酷。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捕魚問題，連續逼我四次。說政治上造成很大影響，經濟上造成很大損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當着我的面說的。（謝富治插話：江青和小組的同志多次保譚震林同志，從來沒有說過什麼‘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站起來，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會場，說：我不該加入共產黨，不該革命，不該跟了毛主席四十年，從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讓你們這些人干，我不幹了。(周恩來拍了桌子，讓他回來。陳毅說：老譚，不要走，就在這裡跟他們斗！)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陳毅同志說：這些傢伙們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現在怎麼樣？當年赫魯曉夫吹捧斯大林，後來怎麼樣？劉鄧那些人沒有反對毛主席，那時他們根本沒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也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是誰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延安整風就是錯誤的！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發言：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麼行——
(謝富治不斷插話：文革小組經常講譚震林的好話，勸他不要這樣講法。)李先念同志說：不要和稀泥。現在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呢？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
譚震林同志說：我從來沒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說：我也哭過幾次。
譚震林同志說：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檢查一下，哪裡有一點反毛主席。(謝富治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局出發。)我不是為自己，是為了全體老幹部，為了整個黨。
先念說：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教育，還有什麼大串聯，老幹部統統打倒了。這樣做就是錯誤的。
彭真看到這些，特別是看到關於陳毅評論自己的那些話，就感到了問題的複雜了。
彭真想，如果把這一條作為張春橋整理譚震林等人的黑材料的罪狀，就會把更多的人卷進去。他還看到材料里有葉劍英批評張春橋的話：“你為什麼不經政治局會議同意，私自把上海市委改名為上海市人民公社？你張春橋還有組織紀律沒有？”後來毛澤東也對張春橋說：“新政權叫人民社不妥。如果那樣，我們的國家是否也改叫中華人民公社？我就成了社長了。那樣，誰承認你呢？蘇聯就不會承認。美國倒可能承認。所以，我看還是改叫革命委員會。”
這些根本不能作為起訴書裡的罪狀，只能劃在黨內路線之爭里。在書記處會上，他把自己的這個意見講出來，會議採納了。
經過彭真和其他領導人的反覆研究，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決定了不擬訴訟的十三件大事：對劉少奇同志的定案問題；文藝黑線專政問題；上海一月奪權的問題；二月逆流的問題；一九七零年七月十日的武漢事件問題；“文攻武衛”的問題；“楊、余、傅”事件；軍委辦事組代替軍委常委的問題；中央文革代替中央書記處問題；污衊周恩來所謂“十一次路線鬥爭代表”的問題；一九七六年誣陷迫害鄧小平同志的一些問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向維持克泄密的問題。
彭真說：“起訴書不寫這些問題，並不影響對江青、張春橋這些人的定罪和判罪。把這些列進去，反而會搞亂一些問題，使江青、張春橋這些人容易抵賴和推卸責任。因這些問題都多少和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甚至還有其他的中央領導人聯繫在一起，容易把問題搞複雜了。這十三件事情，很大的程度上都有周總理的責任。”
鄧小平說：“周總理做了違心的事情，也講了違心的話。當時他不這樣做和不這樣說是不行的。那樣就連他也保存不下來了。只有這樣，才能保護更多的幹部。這一點，我想大家都能夠理解他。”
彭真說：“他不那樣做，就跟我一樣進秦城監獄了。他是委曲求全，處境困難。我們都可以理解，這是公道話呀。”
“審這個案子，叫做‘投鼠忌器’。務必抓緊。要是不審，有人會說他們不夠定罪，再不說我們內部不一致。”鄧小平說，“這件事情就請彭真同志一抓到底，幕後指揮，把這場硬仗打好。外國已經叫我們這是最精彩的政治京戲了。”
等大多數的成員都發言後，華國鋒作了總結：“我覺得，一九八零年二月廿三日至廿九日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為劉少奇同志乎反的決議，已經為審判林彪、江青兩案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關於對十名被告的起訴書也已經作了反覆的研究和推敲。我沒有什麼大的意見，我看那就這樣決定吧。”
這個華國鋒，看到五中全會上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已經被解除了職務，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在公眾面前還是一派道貌岸然的英明領袖的姿態。他預料到通過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審判，一定會把他自己的一些問題拉扯出來。但是，現在中央最高層的格局，已經是眾怒難犯了。現在的華國鋒可不是三年多前的那個地位了。他得小心翼翼地看鄧小平等人的顏色行事。為了保住他那個空有其名的中共中央主席的頭銜，他是什麼樣的話都可以說了……
一切準備就緒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開始登場了。
一九八零年九月下旬召開的全國五屆人大第十六次會議，一個中心的議題就是聽取黃火青檢察長對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查情況的報告。
九月廿七日，黃火青出現在這次會議上。可以看得出來，不管人們內心怎樣地動盪，但是表情上都是板着一副嚴峻的面孔，認真地聽着這位新復職的檢察官的說明。
“一、中共中央對林彪、‘四人幫’案件處理是嚴肅慎重的。一再指出要實事求是，證據確鑿，以被告犯罪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黃火青講到這裡時，抬起頭來掃視了一遍會場，觀察着人們對此的表情。
其實，在場的許多人都知道，講這些話純屬多餘，已經沒有了多大的意義。被告死的死，抓的抓，有的已經在監獄裡關了四、五年甚至十年之久，報刊上對他們的批判已經使他們的狀況家喻戶曉。什麼證據確鑿，什麼要實事求是，不過是一種口頭上或紙面上的宣傳而已。
“根據中共中央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了對林彪、‘四人幫’案件審理領導小組，做了大量的工作。審查結果證明，林彪、江青一夥觸犯了刑律，應由司法部門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公安部於今年四月下旬對林彪、江青一夥在押犯，開始進行偵察預審過程。因為這是一個特別重大的案件，所以最高人民檢察院派出了工作人員，自始至終參加監督偵察預審過程。現在公安部對全案已經偵察終結，並將《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併移送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了材料，證據確鑿，準備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參加例會的人大常委們，絕大多數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有着一本斑斑血淚史。雖然有人認為這次審判不過如同演戲，但是他們還是感到了興奮。畢竟有了一個出氣或表示自己清白的機會。即使對對手們的懲罰是象徵性的，也是一種正義的伸張呀。所以氣氛是空前的。
黃火青報告的第二點，是就江青和林彪兩案的並列審判作了說明：“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是互相勾結，相互利用的，他們既有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和共同的反革命活動，又有各自的反革命野心和各自的反革命活動。‘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他們勾結在一起狼狽為奸，進行篡黨奪權、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犯罪的活動是糾纏在一起，分不開的。例如迫害少奇同志，首先策劃製造誣陷少奇同志材料的是林彪和葉群，後來江青直接控制專案組，濫捕無辜，刑訊逼供，誣陷迫害少奇同志。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國外逃摔死後，江青反革命集團搜羅林彪的餘黨，繼續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因此，這次決定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作為一案起訴……”
與會常委對此沒有再提疑義。曾經有人提出過江青和林彪是兩個勢不兩立的政治集團，怎麼能並列到一起去呢？但是講到了他們過去的一致性的活動。這些人誰也不再說什麼了。因為他們都知道，如果只說文化大革命中共同的東西，恐怕所有的人都會在劫難逃的。拉住任何一個在中央的人，都可以給他定上類似的罪名進行處理。
“三、在偵察預審和檢查的過程中，我們進行了充分的調查研究，重證據，不輕信，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依法辦事。對林彪、江青一夥的訴罪，我們依據的是經過檢驗的原始書證材料和原始物證如檔案、信件、日記、筆記、講話記錄和錄音等，從大量罪證材料看，林彪、江青一夥的罪惡累累，罪責難逃。”
“四、準備提起公訴的是林彪、江青一夥觸犯刑律的反革命罪行，不涉及工作中的錯誤，包括路線錯誤。林彪、江青一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所犯的罪行，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的災難是難以估量的，現在我們只準備起訴他們直接的、主要的犯罪行為，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五、鑑於林彪、江青一夥的犯罪，案情特別重大，建議人大常委會組成特別法院，特別檢查廳審理這一案件。請予審議。”
僅僅兩天，即一九八零年九月廿九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作出了關於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監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決定。這個決定特別有一條：“特別法庭的判決是終審判決。”
前不久。華國鋒在會見外國記者的時候，曾經就審判林彪、‘四人幫’兩案發表談話時說：“對所有的主犯，都不會判處死刑。”
但是，後來的宣傳輿論似乎是在否定了他的這種說法。圍繞着緊鑼密鼓的宣傳攻勢，彭真特意安排了一個技巧，請全國著名法學家、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張友漁就“特別審判有何法律依據”為名，於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一日來了個答新華社記者問。
張友漁說：“關於適用法律的問題，我國《刑法》第九條有這樣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按照這一條的規定……”
他的解釋是要追究法律責任的。但是國外許多的法律界人士卻認為恰恰是根據這條規定，不應當再追究江青、張春橋等人的法律責任。因為那時的法律和政策不僅不認為是犯罪，而恰恰認為那是革命。”
對此特別法庭當然是不屑一顧的。
新華社記者問：“國外大多認為審理林江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是事先確定他們有罪，法院只是決定量刑輕重，因而違反‘無罪推定’的原則，請問對此有何見解？”
張友漁回答說：“這是對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曲解。我們堅持的原則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我們的審判程序是保證貫徹執行這一原則的。法院在審理終結前，既不肯定被告有罪，也不否定被告無罪。而是在審判中根據事實來決定。根據這一原則，特別法庭在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理中，將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審訊程序，對被告有罪或無罪的判定，如果判定有罪，然後才能決定量刑輕重。”
當然，對這樣的解釋和說明，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幾乎沒有多少人予以相信。他們都說：“結論早已定了，只不過是一出精彩的鬧劇罷了。”
雖然如此，國內外的相當多數的人們，還是懷着極大的興趣，注視着這一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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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東兵：《張春橋在獄中》（第28章——30章）（全文完） - 望星海 [23042字節]〖點擊:113〗2007-02-14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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