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今日之域中，何处黑得发亮？

芦笛

国内医院从茶水中查出人体红白细胞的丑闻爆出后，我写了《国内最黑暗的去处不是官场而是医院》，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批评。这主要还是因为我没说清楚，盖我在揭示马悲鸣亟待申请特殊泊车证问题上花了主要篇幅，最终说到正题上时，自然只好草草了结，所以有必要再追补一篇文章。

一、什么是今日中国的特色？

到现在我似乎也没看见有人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一言足以蔽之：全社会发烂，无一处可以幸免。这不但是区别中国和外国（含前苏联那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突出的特点，而且是区别“新”中国和“旧”中国的最突出特点。

我早就说过了，外国或旧中国的腐败是有局限性的，一般只发生于官场，并不会无孔不入地扩散到全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只有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才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齐齐腐败的壮丽奇迹。洪洞县里无好人，无论是党、政、军、警、特、传媒、学术界、文化界、医疗卫生界、教育界……，统统烂到不能提，甚至就共产党的反对派雏形（含国内异议人士）也如此。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波澜壮阔、无所不包的、如此坚决、彻底、全部、干净的全社会道德崩溃。

二、全民彻底丧失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

程映虹女士指出，共党极权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社会的“原子化”。这“原子化”导致的社会均一化便构成了如今全社会同步腐败的组织基础。

何谓“社会原子化”？一个常态社会乃是由若干迷你社会交联形成的。例如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乃是朝廷和士绅集团形成联盟，真正管理社会的其实是相对独立的士绅阶层。这算是社会主流组织。此外还有许多非主流组织，例如各种帮会、同乡会、宗法组织、宗教组织等等。所以，传统社会其实是官府和这些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交织缔结起来的一个庞杂的复合物。

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性。所以明神宗罢工几十年，朝廷官员缺额达到２／３，国家也能照样运转。在乱世，它更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例如元朝末年官军根本就失去了镇压暴动痞子的能力，真正和红巾军作战的乃是士绅集团组织率领的民军。曾文正公以民间办的团练取代腐烂入骨的绿营正规军去剿灭发匪就更不用说了。

到了近代，这些民间独立组织就更加发达了。除了工会、农会由共党大规模渗透而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外，中国历史上还首次出现了学生会、各种社团组织、商会甚至附属武装组织商团。这些民间社会的存在及其强大的潜在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多元性，特别是价值观的多元性，从而使得社会不至于成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步社会。

我党上台后进行的最大的社会改造，就是把整个社会投入“球磨机”中（对不起，老芦工科呆鹅脾气发作，情不自禁地使用了理工比喻。所谓球磨机是一种粉碎机。例如若要把矿石粉碎为粉末，就把它投入球磨机去，机器旋转起来后，里面巨大的钢球就会不断地落下来，把矿石砸成非常均一的粉末），彻底扫荡了所有的民间社会，铲除了一切独立组织，使得社会完成了绝对的“一元化”。国内再没有哪个角落可以有独立的组织，信奉独立的价值观念，全社会沦为一个绝对均一的兵营，社会成员成了不能组成“分子”，再进一步组成组织的“原子”。

这种毫无独立角落的空前均一的“原子社会”如同液体，到处一模一样，只需撒进一把盐去，没多久那一锅汤都是同样的咸。在这种社会中，什么都是“全国一盘棋”，永远以同一步伐前进。一旦腐败起来，当然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盗曹”，其腐败程度基本是均一的，分不出什么高下来。

打个通俗比方：“旧”社会如同船舱分隔为水密舱的轮船。这种船哪怕触礁，也无非就是一个舱进水，并不会导致全船沉没。而“新”社会就一个大统舱，根本没有分隔，只有我党作单一的船壳。一旦船壳破裂，则不旋踵就是灭顶之灾。这就是我党统治中国造的最大的孽，也是他们有恃无恐、要挟人民拥戴到底的威力强大的流氓手段。打破这种危险局面的唯一途径，乃是在中国来个全面彻底的“独立运动”，使得政府、法律、军队、警察、学术、科研、文化、传媒、教育等各行各业从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变成独立实体。

三、全民腐败的根本原因

这早在《犬儒篇》和其他旧作里反复讲过了，乃是我党上台后彻底破除了传统道德伦理，破除了宗教提供的道德震慑作用，代之以违反人性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虚伪的“共产主义道德”与此同时，我党更把仇恨当成最高的道德原则反复向所有的被原子化的子民灌输，使得人民进入凤姐描述的美好境界：“一个个都成了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彻底败坏了人民的心术。

在以仇恨立国凡３０年后，我党突然改为“以钱为纲”，几乎在旦夕之间便翻转了人民的价值观。过去是以艰苦朴素为荣，以富裕为耻，如今则是以大富大贵为荣，以贫穷为耻。与此同时却丝毫不进行起码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教育。相反，全社会沿袭了毛共时代传下来的“奖伪罚诚”的奖惩标准，以此强化人民的病态的耻荣观，“诚实”成了“愚蠢”的同义词，而狡诈成了大智大慧。如此倒行逆施２０多年，社会当然要烂成臭泥潭。

四、为什么说医院最黑暗？

论腐败，如今中国没有一个角落是干净的，连天安门城楼前的那俩石狮子都浑身流着血和肮脏。老芦当年去国时的情景，比起现在来，算得上是唐虞盛世了。在马悲鸣公开披露我的隐私前，我几乎每年都要回国，每次回去都“当惊世界殊”，每次都免不了“海外方七日，域中已千年”之慨。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说医院最黑暗？我已经在答网友时讲得清清楚楚了。虽然各行业腐败程度难分轩轾，但这里有个客观效果的巨大差距。不是所有的腐败都会祸害全民，例如学术界腐败，乱封院士教授，到底关普通百姓何事？教育界腐败，无非是乱收学费乱招生，那第一，不是家家都有被宰的羔羊。第二，被宰无非是出血，并不会死人。媒体腐败就更不用说了，无非是为贪官巨贾肥肉上添膘，并不会来贫民的鸡脚上刮筋。党政腐败当然祸延全民，但那一般不会有直接致死后果，也一般不会让家属倾家荡产。

医疗界腐败可就是直接杀人的利刃。药厂乱造乱卖假药，不知道害死了多少无辜生灵。近年来，肾功能衰竭的发病率极大增高，就是拜那些狼心狗肺之徒之赐。我虽然没有翔实的统计数据，但我出国前在国内度过快４０年，从未听说过熟人朋友有谁是害这病死的。自从药厂开始乱卖假药后，至今我已经有三位朋友或亲戚害上了这病。其中一位作了肾移植，其余两位因为交不出几十万的现金，受尽折磨后死去。

大夫们更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禽兽，其牟取非法暴利的手段当真是匪夷所思。任何人只要走进医院，在大夫眼中便成了一头待宰的肥羊，那下手之狠，态度之蛮横，简直就不容你有任何抗辩余地。

先严住院时，已经是癌症晚期，又是九旬高龄，根本就毫无希望。在那种情况下，有点人味的大夫都该知道采用所谓“姑息疗法”，亦即尽可能在减轻病人痛苦的情况下维持生存，让病人少受折磨，去得没有多少痛苦。但他们却不放过一切机会拼命捞钱，不但天天开检查（检查个Ｐ，那病因又不是不知道），而且逮住空子就死命开无益有损，让病人受尽折磨的贵重药物。

本来，他老人家已经是晚期，既无法作手术，又无法作什么放疗化疗。大夫也倒不敢作手术──那明摆着上去就下不来，肯定要影响他们的奖金，但愣要开那些伤害性极大、副作用特别强的化疗药物，毫无必要地增加病人痛苦。国外进口的抗癌药还贵得蝎虎。到最后，整个问题竟然变成了如何从那群白衣禽兽的毒手之下抢救病人，让他少受折磨！我们找了许多关系，送了许多礼，不求别的，就求那主管大夫手下留情，不要再折磨无法治疗的老人了，但那家伙就是不理，哪怕他的上司科主任给他打了招呼都没用！世上怎么就会有良心如此之黑的衣冠禽兽？！

我家是个大家庭，子女都很有出息，都是有房有车阶级。先严有病，自然是大伙分担。可顶到后来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每天平均消费基本在３千元左右，除非是家有金山玉柱，受薪阶层如何能够长期维持这种可怕的消耗水平？那些丧尽天良的禽兽贪得无厌，竟然害得子女最后不是为亲人行将辞世而伤心，而是为了金钱问题日坐愁城，最后便在他们的心底留下永远无法卸去的负罪感。

有的网友说这是公平交易，愿打愿挨，其实就这点最显出大夫的卑鄙：兵法所谓“攻敌之所必救”，竟然被这些禽兽用来巧妙地讹诈病人家属。仗恃着病人有求于你，绝对不敢得罪你，便肆意妄为，爱怎么宰割人家都行，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要脸、良心更黑的“公平交易”么？这种交易，我看比当年大英贩卖黑奴还卑鄙。黑奴还只是一人受害，哪像大夫的受害对象遍及全家：折磨死了病人，害得家属倾家荡产，最后两手空空，只剩下满腹怒气与负罪感。饶是如此，下次有病还得乖乖再进那屠宰场受刀，这就是公平交易？ＴＭＤ比母夜叉孙二娘开的人肉包子店还丧天良！

有的网友说我冤枉了大夫。我怎么冤枉了？我认识的大夫，恐怕不比你少。不但我堂姐堂兄是退休了的名医，我中学同学也有当了主任大夫的。医生可不是你说的什么低薪阶层，平均收入在所有的专业人士里不算最高，也算是比较高的。七八年前我回去，我那老同学就有车有房了。我去他家玩，只见他家里堆得满当当的全是病人送来的礼品。据他说，他和太太从来不在家里开伙，都是下馆子去享受关系户的优惠待遇。这算是低薪阶层么？

这还不光是主任大夫一级，主治大夫的收入也远远超出同级的讲师、工程师的收入。医生已经组成了知识分子中有车阶级的大头，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吧？国内讲究的乃是看不见的灰色收入，而大夫的灰色收入乃是最多的。这就是为何他们那么富。

医院的腐败绝对不光是乱开检查，而是千方百计为你找“病”“治病”，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借口让你住院，逮住一只肥羊就死开好药、贵药、补药，不但因此增加病人痛苦，还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冤魂来。光我知道的就有个感冒病人。他本来毫无必要住院，最后让大夫想方设法弄进去，为他开进口的人体白蛋白，引起严重过敏反应，几乎丧命。后来为此打了半天官司，最后还是医院赢了。你说天理何在？天良何存？难道不拼命说服人家住院，那感冒病人就会和你打官司不成？

五、治本与治标

要根治全社会发生的腐败，当然得针对它的根本病因下刀。有点头脑的人都该知道，咱们需要的不是道德教授，需要的是根除社会的病态，先造出一个如同西方那样“赏善罚恶，奖诚罚伪”的社会环境来。做不到这点，便再空喊什么“第一原则，对绝对正义的想象”也是废话。就连白吃都该知道，论“对绝对正义世界的想象”，什么也比不上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社会，可惜恰恰就是这背时想象使得今日中国成了不折不扣的豺狼之邦。如果嚷嚷几声“反对犬儒主义”、“利己主义要不得”的毛时代的陈词滥调，就能让全民完成道德重建，那学雷锋也就不会让全国人民变成伪君子了。

因此，离开社会制度改革就绝无可能重建社会道德。而最根本的改革，还是改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病态社会制度。换言之，我党改恶从善，是全社会改恶从善的必要条件（当然并非充分条件）。而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一天天烂下去就是咱们的destiny。

话虽如此，也不是说万事都不可为。我早在旧作里提醒过胡锦涛同志了：医疗制度改革既不会得罪中共官僚资本财团那多头凶龙，又能在极大程度上缓和沸腾的民怨，为自己挣来政声。如果连这种治标的小动作都不敢采取，则我看胡总还是趁早洗洗睡吧，要不就去申请以“天下第一庸主”的身份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200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