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是我的北大校友,现在在中国广州一所大学当教授,而且“勇于”反美. 他曾勇敢地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将美国大选称为 “一地鸡毛”,并感到恶心. 在一篇回应读者的文章中,庄礼伟还颇为矫情地宣称：“我比较喜欢做的事，仍然是对各种成为‘中心’的现实事物‘冷嘲热讽’，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污迹和鸡毛。这是我个人的作战岗位。”读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我想反问的一点是：难道对美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正面评论，在中国成了“中心”和“主流”吗？看看中国大陆的央视和《环球时报》，这些御用媒体哪天不在丑化和攻击美国?
在此背景下，庄礼伟一边故作公允地作旁观的哲人状，一边又把自己打扮成“战士”的模样，仿佛自己真的有一个“战斗岗位”似的。其实，与其说他是在真诚地战斗，不如说是在作一种表演式的战斗——在中国批评美国，从来就不需要勇气，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批评美国而受到中国政府的惩罚，庄先生能够给我举出一个例子来吗？我倒是可以举出一长串因为揭露中国社会的真相而被打压的学者和媒体工作者的例子来：秦晖、刘军宁、何清涟、钱理群、袁伟时、李大同、卢跃刚、昝爱宗、王光泽……庄先生为何不向他们好好学习呢？

庄礼伟的“恶心”显然是用错了地方。包括庄礼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公民，迄今为止连选举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的选举权都还不能完整地运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乃是一纸空文；就在庄礼伟生活的广州，像孙志刚这样一位无辜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随身带暂住证，就被警察抓捕，在收容遣送所里被活活打死。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历来就喜欢对美国鸡蛋里挑骨头，却漠视自己身边可悲、可怕的现实。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庄礼伟本该为自己身边发生的种种邪恶事件感到恶心和愤怒，却偏偏对美国大选感到“恶心”——这种“恶心”也未免太过于矫情了吧？

当然，这不是庄礼伟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被偏见、被意识形态的教条所束缚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方面的研究，仅仅是讨好“今上”的御用学术。因此，辱骂西方和美化自己是这个领域的学者们惯用的伎俩，惟其如此，方能获得来自当局的研究经费，才有机会出入中南海成为“南书房行走”。当然，其真正的学术价值也就几乎为零。

在舞台上表演京剧，当然不是战斗。骂一个根本不会回击的对手，当然也不是战斗。在我看来，对于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战斗，是为那些矿难中遇难民工的权益呼喊，是关心每一个被凌辱和被虐待的同胞，是谴责那些暴虐的官僚和警察。真正的战士、真正的作战岗位，不是色厉内荏地指出美国的“鸡毛”，而是指出中国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的“不和谐”之处，并对这个“太平盛世”发出“盛世危言”——这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庄礼伟愿不愿意冒着失去学术地位的风险来试一试呢？我想这名位子差不多坐稳了的大教授大概是不会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的.

(本文作者为余杰.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