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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泽东提议三峡建坝 周恩来主持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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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建政后，长江中下游屡受洪水威胁，毛泽东开始考虑治水。1954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毛泽东欲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1月，中共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提出了三峡建设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并委托周恩来亲自抓三峡工程。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三峡工程被搁置。

三峡工程酝酿阶段 兴建荆江分洪工程

　　长江流域1949年遭遇大洪水，荆江大堤险象环生。毛泽东开始考虑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当听说工程使用寿命只有二十年时，毛泽东说了一句：“二十年够了。”当即拍板定案。该工程于1952年动工建成。但在毛泽东看来，荆江分洪工程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救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只要根除水患的治本工程建成之后，这一治标工程就可以弃置不用了。

　　而治本之策就是在长江上游的峡谷地区筑坝建水库，将多余的洪水拦蓄在山区人烟较少之地，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威胁。

　　1953年2月，毛泽东南下，特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到“长江”舰上长谈，毛泽东当时指着三峡口上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这次谈话之后，林一山即组织专人调查研究，看看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四大河流兴建水利工程代替三峡工程，究竟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结果发现，四河工程只能控制长江上游的局部地区雨洪，而从四河工程到宜昌的大约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如发生雨洪则无法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仍然存在。结论：三峡工程对根除长江水患有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对于毛泽东来讲，当时还只是提出和思考三峡工程的问题，还没有急急上马的意图。在他的思想上，三峡工程尚处于酝酿阶段。

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1954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形势急转直下。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虽对江洪有所缓解，但中南重镇武汉仍然危在旦夕。数百万军民昼夜奋战，拼死抗争，终于保住了武汉，免除了灭顶之灾；但长江、汉江干堤仍有64处溃口，损失十分严重，仅湖北境内受害农田就达两亿多亩，受灾人口九千多万，死亡三万多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正常营运一百天。

　　在这种严重的灾情面前，毛泽东在长江大水之后亲临武汉视察。他挥笔写道：“庆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洪水”。毛泽东欲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了。

　　1954年12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汉，急召林一山面谈。在列车赴京途中，毛泽东与林一山主要探究了三峡工程的技术可能性问题。这表明，关于三峡工程问题，毛泽东不只是在“思考”，而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1956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说：“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此时，协助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研究三峡工程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华工作，三峡论证已全面展开。

毛泽东委托周恩抓三峡工程

　　在1958年1月，中共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三峡建设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并委托周恩来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当时，毛泽东伸出四根手指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来抓三峡工程，一年抓四次。”

　　受命抓三峡工程的周恩来很谨慎，1958年2月27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参加的三峡工程会议在武汉长江江面上的“江峡”号客轮上举行。因为是一边考察，一边开会，所以被称作“三峡现场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长江三峡大坝选址。

　　当时，摆在周恩来面前的有三个坝址方案。

　　一是美国专家萨凡奇的南津关方案。二是苏联专家德米特里也夫斯基的猫儿峡方案。三是中国专家林一山等提出的三斗坪方案。三斗坪位于长江庙南宽谷南岸。

　　会后，周恩来等从武汉溯江而上，视察荆江大堤和三峡规划中的坝址三斗坪。几天后，在成都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展示了他实地考察带来的中堡岛岩芯，三峡坝址确定选在三斗坪。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周恩来做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还视察了葛洲坝坝址。

　　1958年6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次科研会议在武汉召开，82个相关单位的268人参加，会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科学技术研究会议的报告》。

　　同年8月，周恩来主持了北戴河的长江三峡会议，更具体地研究了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设要点报告。会议还明确指出：“为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从这一年开始，军事部门开始做长期的、大量的工程防护试验研究工作。

　　1959年5月，在武昌对《三峡初设要点报告》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讨论，一致通过选用三斗坪坝址，大坝可按正常蓄水位两百米设计。

　　1960年4月，水电部组织了水电系统的苏联专家18人及国内有关单位的专家一百余人在三峡查勘，研究选择坝址。同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广州召开经济协作会，讨论了在“二五”期间投资四亿元、准备1961年三峡工程开工的问题。由于暂时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影响，三峡建设步伐得到调整。8月苏联政府撤回了有关专家。

　　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珍宝岛事件”导致边境冲突，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准备打仗!”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这些成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三峡工程问题便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阁。(图：1958年2月27日至3月5日，周恩来视察长江三峡，和水利专家一起到三峡两岸研究未来三峡工程坝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