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对中国有什么了解和认识呢？我们先来看看他在《国富论》中的论述。（所引页码用商务印书馆1972年译本）。

　　斯密在第一编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指出，“东印度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国东部的几个省，似乎也在极早的时候就已有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但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乎全然得自内陆的航行。”（上册，十九页）

　　在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斯密指出一国即使富有，但如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则不会有高工资，他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的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

　　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都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抢外来的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杀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不过，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有显然减少。所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显然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上册，六十五—六十六页）这是斯密关于中国最集中的论述，故全录于此。

　　在第九章“论资本利润”中斯密又论述了中国的停滞：“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八十七页）斯密说的制度指允许与鼓励投资的法律。

　　在第十一章“论地租”关于银价变动中，斯密论述了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于中国的瓷器……欧洲的消费额也以几乎同样的比例增加。”由于“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的价值，却比欧洲高得多”，“中国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役”，“中国和印度斯坦制造业上的技术和勤劳，虽不及欧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远”，“它们劳动的货币价格，既如此低廉”，利用发达的内河运输，成本低，“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就更加降低。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去”，“以前极有利，现今仍有利”。（一百九十—一百九十八页）

　　在第四编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斯密论述了中国的农业政策，“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者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度，对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证。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渔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下册，二百四十六页）

　　斯密解释了中国不重视对外贸易的原因，并指出改变这种政策的好处：“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改良。

　　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各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下册，二百四十七页）

　　斯密认为，“中国……的君主，其收入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得自某种地税或地租。……这样，此等国家的君主，当然特别注意农业的利益，因为他们年收人的增减，直接取决于农业的盛衰。”（下册，二百四十九页）这是重农政策的根源。

　　在第五篇第一章“论君主或国的费用”中，斯密还介绍了中国的交通：“在中国，在亚洲其他若干国家，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担当。据说，朝廷颁给各省疆吏的训示，总不断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这一部分训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决定其黜陟进退的一大标准。所以，在这一切国家中，对于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别在中国是如此。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但斯密也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他认为“关于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的报告，大都得自少见多怪的旅行者和无知好说谎的传教士”。（下册，二百九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