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回顾：朱镕基支持外资并购被骂“卖国贼” 热 荐 ★★★
改革回顾：朱镕基支持外资并购被骂“卖国贼”
作者：吴晓波等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4171 更新时间：2008-2-16
改革回顾：朱镕基支持外资并购被骂成是“卖国贼”
《1998闯地雷阵》(三)胶卷业身先士卒的国退民进
节选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在朱镕基提出的施政承诺中，“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是最让人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年，财政部的新闻发言人曾在一次情况通报中公布了一个让人不无绝望的现实：国有企业不得不通过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该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年~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81％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发言人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所有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而，出乎所有观察者意料的是，朱镕基竟如期总现了他的承诺，他动用的办法就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
最能体现朱镕基“国退”决心的事例发生在中国的胶卷产业。
就在发表了“地雷阵”演讲的5天后，朱镕基签署了一个看上去很疯狂的计划，中国政府同意全球胶卷业的老大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根据协议，中国胶卷业的7个企业将全部与柯达建立合资企业，柯达承诺投入10亿美元，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术带到中国，这个轰动了国际商业界的协议被称为“98协议”。
柯达的计划萌生于1994年。当年秋天，新上任的柯达总裁裴学德在杭州求见朱镕基，第一次提出这个动议。当时的柯达正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这家因发明了感光乳剂而百年不衰的老牌公司受到了日本富士的强力冲击。在欧美市场，柯达节节败退，背负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当裴学德上任的时候，他的新同事讲了一个正在柯达流传的黑色幽默：柯达与泰坦尼克号有何区别？答案是：泰坦尼克沉船的过程中有交响乐相伴。在中国市场上，柯达同样是一个落后者，富士占据着70％以上的市场份额，如果通过常规的市场竞争，柯达几无胜出的概率。
因此，当裴学德在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突然对中方提出“全行业收购中国胶卷企业”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荒诞不经，这是预先没有讨论过的话题，甚至连裴学德的高级随从们都是第一次听说。然而，只有朱镕基不觉得异想天开，因为、在他的心里，正盘算着另外一局棋。
如果说柯达的现状是焦头烂额的话，那么，中国胶卷业则算得上是走投无路了。与家电、饮料等行业一样，1978年之后的中国胶卷业改造也是从成套设备引进开始。从80年代初开始，各地政府争相立项，相继从柯达、富士和德国的爱克发引进了成套的彩色胶卷生产线，其中，厦门福达与柯达的引进项目投资15亿元，汕头公元与富士的项目费用更高达40亿元。在短短10年内，中国建成了7家胶卷工厂，成为世界上拥有胶卷企业最多的国家。国营企业的所有痼疾都在胶卷业集中地暴露出来：巨额的重复投资，缺乏技术消化能力，市场竞争乏术，机制僵化而管理混乱。到1993年前后，国内胶卷企业全数亏损，行业总负债超过100亿元。面对这样的局面，连治乱高手朱镕基都有点束手无策了。便是在这样的时刻，同样身处困境的裴学德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裴学德的方案是诱人的：“在中国政府改革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柯达将带来三样东西，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世界级的管理，一个是至少10亿美元的投资。”同时，裴学德的要求是排他性的：“我们请求不要允许任何国外的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因为我们要重组现有的老企业，而他们却可以从头开始建造新的工厂。”
柯达的构想无比巧妙地契合了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造乏术的现实，这让朱镕基在第一时间就下决心冒险一试。他当即同意了裴学德的动议，并承诺亲自督办此事。
柯达方案从一开始就面临两大障碍：一是国内胶卷企业的反弹，二是日本富士的抵制。
将一个重要的产业全数转托于一家跨国企业，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做法，且不说各企业早已有不同的合作伙伴，在利益上犬牙交错，在市场上矛盾重重，其实这一动议本身，就意味着民族胶卷产业的全军覆没。1996年前后，国内本土企业勃然兴起，振兴民族工业的呼声不绝于耳，柯达方案一时间面临搁浅。1997年3月，中方提出新方案，只将负债最大的福达和公元两厂拿出与柯达合资，并决心“集中精力支持河北乐凯的发展，使其具有竞争力。”
在这个过程中，朱镕基始终是全行业购并的支持者，他甚至因此被人骂成是“卖国贼”。在一个视察场合，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所谓的“几个胶卷”，自然是针对柯达收购案而言的。
来自市场占领者日本富士的抵制则更是可想而知了，柯达动议明显带有行业垄断的意味，一旦定案，便毋庸置疑地意味着富士从中国市场的出局。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在中国竟找不到同情者。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多年的骄横。当年，汕头公元厂以40亿元的巨资从富士引进设备，1993年前后，公元发生经营危机，时任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带着公元厂的管理层飞赴日本，希望获得帮助。但是他们要会面富士领导层的要求竟然遭到拒绝，日本人认为，公元危机是中国人的事，跟他们没有关系，朱森林一行在东京干等数日，结果是双手空空，悻悻而回。这个“拒见事件” 很快在中国政界和企业界流传开来，让不少人咬牙切齿。因此，当富士试图抵制柯达案的时候，竟很难找到愿意为之出面的有力人士。①富士之后在中国的表现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被逐年蚕食。2002年，《中国经营报》披露，富士涉嫌大规模胶卷走私，有相当部分甚至与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有关。富士对此沉默应对。同年11月，国家经贸委下发文件，认定由富士参股的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未经审批和备案”，被勒令停产。至此，富士在中国的产销渠道均遭遏制。
1998年3月23日，裴学德在罗切斯特柯达总部宣布，柯达以10亿美元收购中国胶卷全行业的协议定局，华尔街的柯达股票应声大涨。在朱镕基的全力支持下，北京专门成立中央协调小组，由“两委三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化工部、轻工部和外经贸部组成，吴邦国副总理任协调小组组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李荣融具体协调。
在后来的5年里，柯达对收入囊中的企业进行了大手术。它对公元、福达和无锡阿尔梅三厂相继投入上亿美元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柯达的全球制造基地，对挽救无望的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和辽源胶片三厂则进行经济补偿，将之关停并转，三厂员工都按工龄长短获得了相应的安置费用——按工龄长短计算职工的遣散补偿，是当时流行的做法，一般是每年工龄获得的补偿为500元~2 000元不等，据《跨越——柯达在中国》一书作者袁卫东(博客)的调查，被遣散的一千多名上海感光厂职工获得的最高安置费为7万元。
在朱镕基看来，柯达的表现是让他满意的，因为它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造的两大难题，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尤其是后者。1999年4月13日，朱镕基访美期间，在纽约美中贸易委员会的晚宴上说到，“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当年我会见柯达公司的裴学德，请他的柯达公司到中国来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人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进入中国大量投资，促进了中国胶片工业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已经在最近对我讲，他以前错了……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2002年，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称，“我有两个成功的案例。一是柯达公司重组我们的影像行业，这是一个双赢的案例，第二个例子是尼桑与 东风汽车的全面合作。重组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下决心推进这样的重组。”
中国政府与柯达的“98协议”，在2003年完成收官之笔。10月，柯达与一直以来对购并最为抵制的河北乐凯公司签约，以总值1亿美元的现金、设备和技术，换取乐凯20％的股份。至此，中国胶卷工业的7家企业全数与柯达合资。在全球市场上，被富士打得晕头转向的“黄色巨人”终于在中国找回了尊严。到2005年前后，柯达每年60亿美元的全球采购，有1/6来自中国，95％以上的柯达数码相机在中国生产。柯达还把全国9 200多家彩冲店中的2 000家改造成为数码影像店，打造了一张无比庞大的数码彩扩网络，把中国市场变成了柯达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在30年的中国企业史中，由一家跨国公司对一个重要产业进行全行业性的购并，仅此一例。在1998年，面对局势委靡的国有企业改造，朱镕基签下与柯达公司的合作协议，无疑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大手笔。
附件一：
必须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2007年12月25日 世界知识
江涌
2007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文章，即《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学习与贯彻十七大精神。文章在第三部分的结尾强调，“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曾副总理的文章清楚表明：中国经济安全态势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发严峻，其中对外开放的主动权逐渐旁落，已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
中国发展的指导方针遭遇挑战
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集中体现在一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安全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而且更重要的反映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民素质和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尚处于成长期，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尤为重要。而政府进行有效调控与治理的前提是独立自主决策，自主决策同时也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必然要求。因此，自主决策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正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这不仅使中国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1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刊登文章，介绍了著名学者威尔•赫顿的新著——《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般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非凡的经济成就是自由市场的胜利；而赫顿新著阐明，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毛泽东奠定的基础之上。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使当今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十七大报告对挑战与风险给了全面陈述。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与深化，各类利益集团逐渐生成，利益集团通过各类代言人与代理人对相关政府与人大部门的渗透，对政府的决策乃至国家的立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有步骤、有秩序推进开放，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改革开放成效的衡量标准明确，那就是“三个有利于”。如今，我们的开放早已偏离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开放政策与进程不是出于增进自身利益的动力，而是解决一个又一个摩擦的境外压力，或是在利益集团影响与诱导下被动开放。正因如此，新开放政策带来的实践效果越来越背离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竞争力的初衷，开放收益越来越远离人民大众，开放成本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身上。这表明我们正在丧失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对外开放主动权受到侵蚀
随着利益多元化，中国境内的利益集团也形形色色。但是，由于天然基础不同，成长条件制约，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存在严重不均衡。强的超强，弱的过弱。当今，最为突出的有三大利益集团，一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包括在华的各类代言与代理人；二是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垄断集团；三是在房地产、信息业等领域迅速成长的民营利益集团。在本人看来，国有垄断集团与民营利益集团的博弈是兄弟之争，利益分配依旧在家中进行。但是，境外利益集团则不然，他们给我们创造了好看的GDP，却拿走了关键的利润，留下的是资源与环境灾难。很清楚，他们是有利争抢而有难决不会同当的过客。在西方国家，对利益集团尤其是境外利益集团的境内活动都有明确的法律限定。但是，在中国，相关制约与监管长期失缺，导致境外利益集团已经与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团体与个人的利益紧密交融，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概括起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掌握话语权。跨国资本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通过境内外媒体刻意包装、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成为行业精英，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高级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影响我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后者则投桃报李，为跨国资本积极代言。如“以境内经济代替民族经济”（即凡是在中国境内的都是中国经济），“以外资企业接管民族企业可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等早已被拉美国家证明为十分荒唐的观点在中国却大行其道。近年来，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引进战略投资者，一方面使中国的巨额财富加速外流，另一方面使得国企逐步沦为外企并购的对象。
二是直接游说。跨国资本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恰当利用各方人脉，进行强力公关。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总管熟谙中国政治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接近与拜会我政府与国家领导人，进行政策游说，中国很多政策与规定因此而被突破；即便不能成功游说，但与高层近距离接触，最次也可作炫耀的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花旗银行请出与中国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外交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花旗因此不仅名义持有广发20%的股份，实际已经控股，而且还赢得广发的经营管理权。
三是进行诱导。近年来，随着国内党政干部出国（境）学习培训的热潮兴起，跨国资本纷纷展开活动，竞相出资出力，使相关党政干部进入本国学习培训，以图在中国的政治明星中培育起亲善本国的政治力量。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为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期赞助数百万计美元，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上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学者与官员的，由此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借机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美国正是通过香港新世界组织大陆高官赴美培训而积极开展政策引导、思想渗透工作，“港股直通车”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兜售给中国的。
四是直接施压。全球化并没有模糊国家的经济边界，跨国资本利益与母国的国家利益有着越来越多的交集，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清晰地代表着母国的经济扩张力与控制力。当东道国难以满足跨国资本利益时，跨国资本便会通过母国政府向东道国施加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资本市场巨大发展空间潜藏着丰厚的获利机会。本来，中国已经按照“入世”承诺的开放要求向跨国金融资本开放金融市场，而且一些开放已经超出了承诺范围。但是，跨国金融资本求利心切，近年来，不断通过母国向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市场开放压力。由此，一些西方国家借机生事，制造一系列摩擦。一年一度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早就被明眼人笑谈为“战术训话”，宣扬什么对话重点着眼于两国长期性、战略性、宏观性的经济问题，那只是中方的一相情愿。来日无多的布什政府以及保尔森财长，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美国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中国争取最大的金融利益，一切经贸摩擦只是“敲门砖”而已。
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不仅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而且还积极介入中国法制化进程，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立法、执法，使其在华利益（包括不当利益）法定化。
2005年7月，在中国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通过代言机构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CAPEC）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工委会向全社会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一些外企驻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美国商会等）迅速行动，积极游说。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资”相威胁以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
2006年8月，中国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跨国垄断资本通过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呼吁美国政府抵制新《条例》，敦促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国资本甚至还直接参与我法律起草。商务部在争取到直销法的部门立法权后，迅即就直销立法与安利等外资直销企业反复沟通，甚至还请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拟直销法。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颁布，直销市场正式开放后，近千家直销企业只有13家获得获直销牌照，其中外资企业就独占了10家。业内专家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完全是为外资量身打造的。
主动权受侵蚀的严重后果
正是因为中国的自主决策受到了严重侵蚀，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外贸与金融领域的纷乱状况）日益令人堪忧。对外开放主动权的旁落，战术与战略的误导，已经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一系列恶果。
迷信外贸拉动“GDP增长”，迷信外汇储备的“战略价值”，不惜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等代价进行出口与创汇，实际换回的是国外印刷的纸张，如今货币电子化，换回的只是些电子符号。一方面，外汇储备倚重美元，美元大幅贬值，导致外汇储备实际价值大量缩水；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经、外贸乃至外交受制于人。
中国储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资银行存差数万亿，但迷信外资为所谓“高功能货币”，即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增加本土市场的竞争活力，从而长期给予各种优惠吸引外资。由此，导致外资对内资日益严重的替代与排挤，流动性严重过剩，国民经济严重扭曲，金融泡沫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
迷信“以市场换技术”的偏方，迷信“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理念，满足引进“适用”技术，放弃自主研发，最终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关键技术、高新技术没换来，但市场丢了，原有技术与研究团队没了，“运十”飞机、汽车行业等悲剧一再发生，自主创新之路异常艰难曲折。
自轻自暴自弃，迷信“外来和尚念好经”，迷信人家所标榜的独立、公正与科学，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证监会颁布一纸文书，要求上市公司融资时，财务报告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由此迅速占领并控制了我国审计高端市场。同样是在提高我们管理经验的口号下，商务部不仅认同家乐福、沃尔马等外资零售企业主导了中国大城市的商业零售，而且还坐视这些外资企业向中小城市进军。
政府的声誉、公信力因此不断受损。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与地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与优越法人的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高盛、花旗、华平投资、凯德置地等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价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涨，宏观调控政策因此落空，严重损伤中国政府的威信。深入透视此轮宏观调控之所以成效不彰（说白了就是失败了），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调控作用的对象可以获取与依赖境外资源，因此可以无视乃至蔑视中央政策，另一方面调控政策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已经无多大科学性可言。如今，在中国的金融市场，摩根士丹利与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的报告比我们相关监管机构的报告更有影响力，金融大鳄罗杰斯的讲话比我们政府总理的讲话更能调动投资者的情绪。
中国正在陷入增长快速、发展迟缓、矛盾凸显的困境。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创造了骄人的经济增长的成绩，国家综合力量有了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但是，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带来财富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人们的幸福指数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与治理能力的同比例增长。后者不仅没有同比例增长，反而态势在不断恶化。在靓丽的经济数字背后，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占有与控制的比例不断提高、金融风险急速上升、资源环境迅速恶化、普通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牺牲严重以及两极分化日趋扩大，不和谐因素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中国势必会落入境外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代理人在拉美造成的“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境。因此，“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这是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必然选择，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
附件2：高梁：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情况的资料
/Article/Class16/200706/20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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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 评论内容 评论时间 打分
【古镜】 朱镕基贪的有点太过分了。 2008-3-14 20:10:33 3分
【p-n结】 ‘……厦门福达与柯达的引进项目投资15亿元，汕头公元与富士的项目费用更高达40亿元……到1993年前后，国内胶卷企业全数亏损，行业总负债超过100亿元’
----“厦门‘引进15亿’+‘汕头40亿’”：至少有55亿‘交学费’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连治乱高手朱镕基都有点束手无策……’
----‘治乱高手’：(劳力者制于人/劳心者制人)????.慷国家之慨‘交学费’，出了乱子、没办法收拾了则利用朱溶基的‘治乱本领’作‘挡箭牌’(‘摆平一切’)
----按照当时中国胶卷企业的处境，朱溶基当时的努力似乎也大致上无可厚非等(但仍然不排除替别人‘背黑锅’之可能性，要不然如今其也用不着在网友面前背负那么多‘骂名’)
----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至少还符合‘浏阳河’(坚守/坚持)社会主义(底线)的立场和态度(1997金融危机后坚持确保人民币不贬值大致上仍然是为国家大局着想)
2008-2-18 0:37:28 3分
【宗隗】 先搞垮国营企业,再来个整体爆破. 2008-2-17 22:28:18 3分
【红枫树】 朱就是卖国贼！ 2008-2-17 13:58:52 3分
【红枫树】 朱某人,恨不得吃你的肉！ 2008-2-16 23:46:59 3分
【古镜】 陈良宇与朱镕基的区别，
陈良宇贪的是“社保金”，朱镕基贪的是“劳保金”。一字之差。
陈良宇用房抢钱，朱镕基直接盗抢住房款。手段之差。
陈良宇盗了3000万，朱镕基盗了数万亿。数字之差。
陈良宇无权让“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朱盗基能够让“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权力之差。
2008-2-16 23:23:18 3分
【adsl90】 胡闹巴西都的猪！ 2008-2-16 23:08:48 3分
【天才】 分明是叛国 2008-2-16 16:18:45 3分
【GGhask】 到现在居然还有人为朱某人的贱卖国企叫好，难道不知道三千万老工人都想生啖其肉吗？
KODAK再好也是给美国人攫取利益的跨国资本家，在“精英”的眼里，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大腿总要抱住一条，在他们的字典里是没有“自力更生”这个词的。
2008-2-16 14:53:06 1分
【古镜】 朱镕基这些做法，目的都是为了最终能够顺利的实施“盗抢国民保险金和住房款案”。 2008-2-16 12:57:45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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