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没有号召打砸抢，毛泽东却号召了文革暴力

马悲鸣

达赖喇嘛不是所谓的“达赖集团”成员。毛泽东才是“毛周小集团”成员。什么是“毛周小集团”？

就是中共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反党集团。其成员首脑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把几乎全部战争年代参加进来的共产党老干部整了个不亦乐乎，连康生、张春桥和江青同志都遭到了清算，唯独毛周两人例外。既然他们两人与全党为敌，自然是反党小集团。

这“毛周小集团”是“林老学（指活学活用）”和“伯达同志”都倒了台以后，一家国内地下广播站，“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播电台”发表评论时的用语，自然指的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小集团，被我在无线电干扰覆盖不了的上山下乡之地收听到，都是字正腔圆的京片子。

伊斯兰教最有名的祈祷辞开篇第一句是∶“安拉是唯一的主宰，穆哈默德是他忠实的使徒。”

“毛周小集团”也是如此∶“毛泽东是唯一的主宰。周恩来是他忠实的使徒。”

最近西藏拉萨又暴发了打砸抢暴力事件。中共不但将境外组织者说成是达赖叛国集团，而且直指达赖本人。达赖喇嘛百口莫辩。

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受崇拜的地位有如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样，是无从挑战的，故两人都不会因自己的地位不稳而发动权力斗争。两人的不同仅在于一个是有性繁殖，另一个是无性繁殖。就和天皇不参与日本国会和内阁的选举、成员任命和执政一样，达赖喇嘛也不会参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这些工作。

达赖喇嘛不具体管理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也不对西藏流亡政府的行为（包括组织打砸抢）负责，就如天皇不干涉日本政府的工作，也不应对日本政府（包括军部）的行为后果负责。但天皇还是在日本战败之际，挺身而出，替日本政府和人民承担了责任。他在迎接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时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是日本天皇，我对日本人民的战争责任负总责。”

仅此一句，便感动了占领军司令，而导致麦克阿瑟修改了占领计划，没有废除日本的天皇制度。

毛泽东则不然。他不但直接参与党中央工作，而且党中央以及中国政府的工作几乎全都是在推行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推行毛泽东本人的个人意志。故他理应为他所发动的一切政治运动的后果负总责，可他从来不负，到死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更何况毛的权力是打下来的。彼可取而代之。故毛随时都有权力地位不稳的危机感，随时提防周围同事，故权力斗争不断。

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指责达赖喇嘛策动了拉萨打砸抢事件，可至今拿不出直接的证据。但毛泽东发动文革导致广泛的打砸抢却有记录在案。

其中之一便是「八一八」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时，问到给他戴红卫兵黑字袖章的宋彬彬的名字。当问明是“彬彬有礼”的“彬彬”两字时，半开玩笑地说了三个字∶“要武嘛。”

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武嘛”给刊登了出来，导致后来愈演愈烈的打砸抢风潮，蔓延十年，死人一百七、八十万，却从未听说这些打砸抢分子和致人死命的凶手因此而受到刑事追究，连确认被群殴暴打致死的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事件至今也不被中国法院受理。那可比这次拉萨打砸抢烧死的人惨多了，那可是活活打死的呀！

四十年后，当年亲自给伟大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本人在卡玛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当着镜头澄清，她当年并未改名“宋要武”，也从来不曾写过《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事先也从无人知会她会有一篇文章要以她的名义发表。她本人与全国读者一样，也是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该文以后才知道的。

由此可见，该策动全国文革“要武嘛”的党报文章是出自高层之手。按照目前中国政府给达赖喇嘛扣帽子的这种逻辑，文革打砸抢死人事件的总幕后策划者是毛周小集团控制的党中央，其直接的号召者正是毛泽东本人。

按照目前中国政府制裁西藏打砸抢刑事犯罪的办法，应该彻底追查一切文革打砸抢以及武斗和私设公堂逼死人命的参与者，从速从严地将这些不法分子捉拿归案，绳之以法，重价赔偿一切文革受难者，还全天下一个公道。

现在海外最著名的文革打砸抢分子是郑义和王希哲。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四十多年来多次上法庭起诉，却被以追溯期已过而不予立案。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直到1984年我去国以前，文革死难者从无司法追究。许多平反者遗属提出的刑事起诉都以“文革的事按政策办，法院不受理”为名拒绝。逾期是政府制造的，并非受害者家属拖延起诉，责任自然在政府。

美国二战时期间出于安全考虑，把所有日裔都关进了集中营，尚且无人权迫害。四十多年后在老布什任内获得政府的赔偿和总统签名的道歉信。加拿大歧视性地征收华人人头税，直到八十年后的今天，也得到了政府的道歉赔偿。旅居加拿大的纳粹战犯直到战后六十年的今天仍被捉拿归案。

这种大规模的人权迫害案永无逾期可言。这是文明国家的公道。而共产党中国没有，也不懂什么是文明，更无公道可言。

这就是中国与文明世界的区别。今日中国，从执政党的政府到平民，与拉萨「三一四」打砸抢暴徒的野蛮愚昧程度差别不大。

22008年3月30日满山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