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根据理工科思维，是要讲百分比的。假如说，当了毛泽东的秘书，百分之之八十以上的都被枪毙了，那算是多劫难。或者，百分之六十的人都自杀了，那也算多劫难。因此，百分比是很重要的。那么，我这里当然知识不多，不妨假设《毛》一文中叙述的事实都是真的，根据文中提供的资料，我就得不出毛泽东的秘书多劫难的结果。

首先，文中列出了毛泽东的２６位秘书，我将他们的遭遇按文中粘帖原文照登如下：

江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长，1928)，文革前，江华已是浙江省委书记。文革开始之后不久，江华因病住院。1967年2月上旬，江华被造反派从上海华东医院里抓了回来，秘密关在浙江美术学院的“牛棚”里。幸被周恩来保护，江华被送至北京，未至严重迫害。但江华的妻子，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却被严厉迫害。当时江华夫妻分离，不通音讯。1967年1月19日17时左右，吴仲廉蹊跷地离开了人世。吴仲廉死后，法院内外大字报铺天盖地，说“吴仲廉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走资派、叛徒、对抗文革……”1月27日，省市造反派还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仲廉大会”。江华1975年至1983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审判“四人帮”。

古柏(1929—1933),曾挨王明整肃。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未能参加长征任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1935年3月6日在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因国民党军包围战死，年仅29岁。

曾碧漪(1929—1933), 古柏的妻子。

贺子珍(1929—1937)，毛的第三任妻子。

谢觉哉(1932—1934),1971年病逝。

李六如(办公室秘书长，1932一1938) ,“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含冤而死。著作有自传性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被译成英、日等多种文字传世。

叶子龙(初为生活秘书，后为机要室主任。1935—1962，共27年) ，如前述。

张子彬(1936—1938)

周小舟(1936．8—1938), 1953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书记。1959年在毛打彭中，因私下说了同
情彭的话，立即被打成彭集团，批彭后变为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调入中科院广州分院的周小舟即开始被批斗。1966年12月26日早上，

周小舟以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

李一氓(1936)，文革期间，李一氓被江青和康生等人迫害，投入秦城监狱。1974年，李—氓才结束6年的监狱生活，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邮当副部长。

张如心(1937),“毛泽东思想”一词的发明人之一。

李井泉(1938),曾任四川省委书记，三年大饥荒四川饿死人较多，原因在于他的极左思想。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一个儿子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

江青(生活秘书1938．8—1976．9)，毛的妻子，不必多说。

陈伯达(政治秘书，1939年春一1970，共31年)，如前述。
胡乔木(政治秘书，1942．2—1966．6，共25年) ，如前述。

王炳南(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文革前任外交部副部长，因被控“特嫌”受迫害，妻子自杀身亡。

田家英(1948．10—966．5，共18年) ，如前述。

罗光禄(机要秘书，1948一1963．5，共15年)

高智(机要秘书，1953年初一1962．4，共11年)

林克(国际问题秘书，1954一1966，共12年)

徐业夫(机要秘书，1957—1977)

李锐(兼职秘书，1959), 59年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不断批斗，遭受8年牢狱之灾。文革结束后，任中组部副部长。晚年成为毛泽东生平事迹的研究专家。
戚本禹(“文革”初期—1968年初)，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中央文革小组“小三”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 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 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高碧岑(机要秘书，?—1974)

张玉凤(机要秘书，1975年初—1976．9), 张玉凤曾是毛泽东专列的列车服务员，她正式调进中南海，是在1970年7月。后来，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分居，江青要见到毛，反而要求张。

那么，《毛》一文之所以要这样写，当然是似乎要把毛泽东往虐待狂的路子上推，而不简单地就是劫难，也是试图说明毛泽东的左的错误的严重性。但是，既然如此，有一些和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无关的劫难，比如说被国民党军打死，如古柏，那跟毛泽东的人品毫无关系，硬要加进“秘书多劫难里”，是不合理的。

另一方面，任何人的秘书，都有可能受到这个人的批评，或者严厉批评，或者受到某种处分，这在当任何私企的老板的秘书中都是常见的，如果说老板不训斥秘书，不命令秘书检讨，那对于大多数老板几乎是不可能之事。因此不能够认为一旦受到了批评，训斥，都叫受到了迫害。就迫害一词的原意，也不应当是这样的。

例如，文中讲到了叶子龙的麻烦源于所谓“窃听器事件”。但是我在网上搜索叶子龙的材料，叶子龙的回忆录中写到：“1962年春的一天，毛泽东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提出，你最好离开中南海，他说：“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他还说：“我快七十岁了，人活七十古来稀。你也不年轻了，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对你们的进步不利，走也好。”他还说：“我死以后，你会看到人们对我的评价，二八开，三七开，随它去！自有后人评判。你也是三七开，有缺点，这不要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么，今后改正就是了。”他最后说：“你自由了，我还要坚守阵地。你我一起这么多年，互相知底，就不多说了。”谈话后，他破例把我送出门外，并主动提出一起照个相。这是我二十七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单独合影。”

这说明了，叶子龙在离开毛泽东的时候，并不是敌我矛盾，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既然如此，那种挨批评的事情，不应当被认为是迫害。

因此，就在这二十六个秘书中数一数确实是因为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而受到了迫害的吧，那就是江华，李六如，周小舟，李一氓，李井泉，陈伯达，王炳南，田家英，李锐，戚本禹这十位。因此占二十六个秘书的百分之三十八，仍然是不多的。

而且，列出的二十六个秘书，我认为，有可能分母还小了。为什么呢？就说其中的一位，李锐，上面写着（兼职秘书），但是，好象这个列表中兼职秘书就此一位似的，让人怀疑，其实还有那么七八十位没有列入。如果真的能够在上面的名单中再加进七八十位兼职秘书，那分母一大那个文章的标题就更撑不住劲了。因为，既然１９５９年有兼职秘书，那么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等等就都应当有兼职秘书啊，为什么就此一个？

好，还是就假设二十六个秘书吧。上面的确是被认为是左的错误而导致了迫害。但是，仍然有几种情况。一种是那个秘书自己要担责任的，不干毛泽东的事情，那么，陈伯达应当算是一位吧？因为在文革结束后，陈伯达仍然算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接受审判，既然如此，就和毛泽东有没有迫害狂没有什么关系，是陈的确自己不好。还有戚本禹，是在文革结束后被依法逮捕和判刑的，那就和毛泽东更没有多大关系。

因此，这样的自找的事情，就已经去掉了两个人，因此只有八个人了，用八除以二十六，那就是百分之三十了。

但是，还是要考虑到，这八个人中，哪些是正在当秘书的时候倒的楣，哪些是已经不当秘书当了其它的大官倒的楣。在这里面当了其它的大官而倒了楣的，有江华，周小舟，李井泉，王炳南这四人。这样还剩下四个人，用四除以二十六，那就是百分之十五，那个比例就已经很少了。

那么有的人会说，那四个当了大官的在文革受到迫害，也是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所致。你说的对，没错。但是，就需要考虑，其它的相同级别的大官中，受到迫害的比例有多少？如果那个比例，和当了毛泽东秘书再当大官的比例，相比起来是差不多的，那么，你可以认为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严重，但是对于文章的这个假标题《毛泽东的秘书为何多劫难》就不切题了，因为这个题目要给人的印象，就是毛泽东这个人不好打交道，如果当他的秘书，就会多劫难。那你倒不如说在毛泽东手下当官的人都多劫难算了，何必专门拿秘书出来专门说事呢？

再说剩下的这最后四位，李六如，李一氓，田家英，李锐，也还是有说道的。例如，这个李一氓虽然在文革期间被捕入狱，但是，也是在文革期间被平的反，１９７４年就任副部级干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结局还是不错的。而李六如，文中讲到“含冤致死”是相当模糊的，总得有一个死法？坐老虎凳？或者其实就是病死？因为看来不是自杀。而且并没有讲到被捕，因此是不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都没有讲，因此存疑。因为，被后面的许多文人，将许多在文革期间正好病死的人都说成是迫害致死，这样的事情是常见的。而田家英，并没有断定他是敌我矛盾，因此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无非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权力角斗罢了，就好象一个大公司上层内部的权力争斗一样，如果没有违反规矩乱来，正常的权力角斗谈不上什么“多劫难”，自杀有一些过于极端，且并不是说被上了各种刑罚而自杀，而有才华的文人，是容易有自杀倾向的，例如海明威不也是自杀么？还有香港的著名演员，也自杀。

这么一来真正不存疑的（其实也存疑）倒了楣的也就是李锐一个人了，因此，当毛泽东的秘书，大多数人，还是安全的，好的，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根本就不想当官，也不在乎同行的挤压，也不干政，我敢说根本就特别安全。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秘书为何多劫难》一书，标题是不准确的，也无学术意义，除了有丑化毛泽东的意义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