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对中共来说实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种种仪式化、庆典式、纪念性（有的中共愿意铭记，有的则希望淡忘）的历史时刻实在不胜枚举，因此所谓“敏感时期”成了“转型期”以后的一个新名词，其内涵也颇为丰富。特别是随着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的相继爆发，社会利益分化的加剧以及思想的多样化。用“多事之秋也”实不为过之。

就目前看在2012年之前，民主化不会推广，上层的确不好下定决心，此为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事，成功了是中华民族的大功臣，甚至是世界民主史上的牛人，但是如果失败了，那不仅是他自己，甚至连中华民族都要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另外，中国的经济、社会、阶级也未有充分准备，如果现在强制推行民主化，以目前事实上的中产阶级的缺失，其结果很可能是一场灾难，成为拉美那样左右摇摆的政局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在这个国家全民的民主时代估计要等到第三步才能走。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中共所所说的党内民主，但这么多年下来，党内民主的步伐迈得很小，只在基层和一些地方在做若干试验，但一直没有推展开来。仅在小范围内试验，在村级推行之，的确很难有起色。首先农村的经济还不能支撑起真正的选举，所以各种贿选，变相收买选民层出不穷；其次，农民本身可能是中国各阶级中民主诉求最弱的一个阶层，与其说需的是政治参与，还不如说需要经济利益；第三，中国腹地的农村，传统文化，传统习俗根深蒂固，只要经济上突破不了，文化上不易改变。故而，家族势力，父子当政等等屡见不鲜。

不过也不能说中共推展基层民主是纯粹作秀。众所周知，中国之大，国情也的确复杂，东南富庶之地与广大内陆腹地实在不在一个时代。但是内陆腹地是国家的根本（人口、战略位置上），没有一个稳定的内陆，或者仅仅推行适合发达地区的政策很可能会撕裂这个国家。因此往往基层的、落后的反而是中国真正的基本国情。虽然农村、农民已经被卷入了经济社会的大变革，但他们到底是稳定剂还是助燃剂也实在很难把握。

但是经济的飞速前进，资本的迅速积累已经腐蚀着这个政党和国家乃至其各个阶层。　事实上，中共对自身为防范可能的蜕变和腐败，历史上经常采取的手段是加强党员教育和整党。现在看来，整党的效果不是很好。49年以来，反腐控制战略方针，经历了群众运动，从重从严，到说教式的反腐，再到空前提高纪委地位、实行派驻制度等等。前者的弊端毋庸赘言，说教式反腐反而带来了更多虚伪的应付。学习香港或是古代加大监督的权限，但从这个国家的历史看，监督部门权力的增长不仅没能制约原有的腐败，反而成了新的腐败机构，并且许多监督机构一旦常设，最终必然走向越俎代庖，最终还导致政出多门之虞（历史上的东西厂、锦衣卫）。60年的经验说明，反贪腐，不能靠群众式运动也不能靠理论的说教，增设类似于“廉政公署”一样的监督机构也不可行。所以，还是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才能治理腐败。而如前文所述，不管“大民主”还是但内民主其成本都过大。近期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建议由人大选举产生国家反贪机构。这一提法的确有所新意。按照中共的特点，这是否是一种“吹风会”的形式？

以笔者看来，不如索性实行国家反贪机构的全民选举，各地纪委也进行各地选举。以此作为民主的“第一步”，走出一条成本较小且可控的民主道路和反腐新政。人民即可由此进行民主和选举的培训，又可杜绝监督部门也被腐蚀的历史悖论。而选出来的监督部门有任期，对选民负责。防患于未燃，甚至可以规定卸任后不得再从事公职活动。若能推广开来也不失之为另一条新路，或许有拯救万民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