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上又有一颗蹿红的新星升起，那就是以在电视或网络视频上讲授“历史”出名的袁腾飞老师。直到最近，笔者才慕名上网去看（听）了几段袁老师授课的实况录像。果然被他生动、丰富的语言所吸引，有“想接着听下去”的意愿。甚至觉得自己当年的中学历史课，要是遇上这样的老师，历史知识一定会远比现在更丰富的。所以认为值得已经或即将准备走上教学岗位的文科老师或学生们参考、借鉴。

但是，事后如果再回味一下袁老师的讲课形式或内容，就不难发现，他和之前同样被追捧的易中天、于丹老师一样，走的是一条类似“戏说”或“评书（一种曲艺）”之路，绘声绘色地把历史或国学呈现在学生（听众）面前，受到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把古代历史当做一般的知识或常识，这倒也无所不可。因为胡适早就说过『历史（其实国学也一样）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老师当然可以将其打扮成会受学生喜爱的“芭比娃娃或无敌机器人”等、来投其所好，以达到教学目的。至于历史自身，本来就无所谓“真相”，就算把各朝各代的史官都从坟墓中请出来写“回忆录”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早就学会要为圣、贤、尊者、甚至为自己可能有过的劣迹“讳”了。正所谓“假作真来真亦假”，任何“还原历史真相”的诉求，客观都只能被看成是有意无意的折腾或忽悠，这只要比对一下当代人在“回忆录”（甚至档案资料）中，对同一事件的截然不同描述就知道了。这就是《新理论》认为『历史的“是非”比“真伪”更重要』的理由。正因为成为过去的历史，已经没有真相可言，而我们又不能否认“以史为鉴”的重要性。甚至连毛泽东都发出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最高指示”。无不都强调了历史经验或教训对当前或未来社会的不可忽略性。所以我们今人真正需要的，是要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为是非的“判断标准”，对一个个特定时段或朝代被记载的重要社会行为（不论真假），就事论事地作出“孰是孰非”的结论，目的就是要为自己社会未来的走向，树立一个可以作出“有所为、有所不为”取舍的参照标准或依据。这样，除非真有“狗仔队的挖屎癖”，否则读书人就没有必要再把宝贵的时间或精力，放到图书馆里去查资料，跟屁虫般捕风捉影地去做没完没了的翻案文章，打那些永无休止的文字官司了。就以文化大革命为例，老一辈革命家之间，当年的是是非非和“恩怨情仇”，现在谁也说不清、道不白了，任何情绪化的描述（比如袁腾飞老师对刘少奇在文革中遭遇的写实描述），都只能为今后埋下萌发怨恨的种子，就让它“一笔勾销”吧。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对文革发动者的错误决策，和学生造反派毫无人性的所作所为整体罪行，都必须从道德和法理上，加以彻底清算和批判，一定要让全社会对那次“史无前例”的荒唐行为的集体错误（甚至是犯罪），有清晰明确、毫不含糊的“是非”认知。这样今后一旦有人还企图打着老人家旗号“如法炮制”时，就可以真正自发的“民主”力量和觉悟，来加以有效阻止。否则，理论上就很难保证这段不堪的历史，不会在将来某一个时间段上再重复一次。这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千年总是反复轮廻的特征！

可以认为，这几位老师（或教授）的出现和迅速走红并非偶然，而是有其“顺天时、合地利、有人和”的必然性。因为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在面临一个“此路不通、何去何从”的选择，中国自己更遇到似乎“进退维谷”的处境，以至于根据“聪明人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的格言，想参照从历史中找到一点可以“以史为鉴”的启发。而这几位就因自己具备的专业学识、口才（可能还有外表）应运而生，在媒体和网络的刻意宣传运作下，真是想不红都难了。

这本来并不一定是坏事，中国文化中早就有“寓教于乐”之说，让大家在愉悦的心情中受到教育，应该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防止走向另一个“寓教唆于乐”的极端，结果就只有“事与愿违”了。而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可以从他自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掌权生涯的所作所为（如反右、大跃进或文革）中，找到许多他仿效历代封建帝王统治权术的痕迹，只不过比起那些帝王来，他的手段更高明、更巧妙（或者更狠毒）而已（比如对付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的手段）。所以笔者以为，仅仅客观地复述本来就未必真实的历史是不够的，必须配合以正确文化价值观标准作出的客观是非判断，才能起到正确指导社会实践的作用。否则仅凭个人的思想或价值观倾向，或迎合各种“领导意图”以及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好恶而为之，都是不对的，不能形成正确有效的社会导向。其所能起到的作用或效果，充其量只不过是像搓“香港脚（一种脚气病）”搓出血来的感觉一样--痛并快乐着，虽然可以缓解一时之痒，却毫无根治疗效，反而有感染发炎的危险，到头来反而害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