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帝王将相，名君昏君，强大与衰落，一代又一代，一轮又一轮。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发展的历史很有特性。在西方打败中国之前，特别是从汉到清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基本上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一个圆，一个立着的圆：某股势力相对于当权的朝代处于绝对弱势，然后逐渐强大，接着夺取政权，实心宽松的与民休息政策，结果国家慢慢变得繁荣昌盛，到达圆的顶点，随后，君臣开是昏庸贪腐，国家积弱，从圆顶点逐渐下降，最后被另一股新兴势力取代，开始另一个循环。

几乎在每个朝代的最后几十年到近百年，都会出现礼乐崩坏，道德沦伤的景象。然后在每一个新朝代开始和中兴过程中，似乎都伴随着尊孔与崇儒的行为。

中国大陆目前道德沦伤，已是不争的事实。从顶上层国家领导人到到最基层村长村支书，大官大贪，下官小贪。富人为富不仁，穷人麻木不仁，尔虞我诈，见死不救，以往相对比较纯净的学术界，也变得污浊不堪，抄袭，出卖良心说假话，为小利成为官僚和奸商欺压普通百姓的帮凶，这样的故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为了解决中国道德问题，虽然目前的政权打着马列的旗号，但是他们仍然希望从老祖宗孔子那里得到荫庇。所以，目前的中国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尊孔读经的热潮。

由于孔子自著的《春秋》和其弟子收集孔子论述的《论语》叙述比较简洁，所以，后人通过对这些经典的注释，来加入自己的东西。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董仲舒发展成＂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而我认为，孔子强调的刚好相反，即君首先作出表率，臣再＂以道事君＂。而＂以道事君＂也并不是一味的服从，而是按照一定的规范来忠君，包括符合国家（君）利益的犯上直谏。而这种被本末导致的儒学自汉以降，统治了中国近２０００年。董仲舒还从孔子及其学生的著作中总结出＂五常＂仁、义、礼、智、信，来调整和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而漏掉了孔子曾反复论述的＂勇＂。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重文轻武。中国人变的越来越不尚武，越来越积弱，应该说与此存在很大关系。

儒家可以解决目前中国的道德问题么？

尽管目前中国名义上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但实际上封建社会的思想还根植在很多人的心中。例如，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就公开自称＂自己是一个忠臣，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就是不忠于老百姓。所以，如果大家都按照儒家所规范的行为准则来做，中国的道德至少会比现在好很多。

我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孔子治国的核心之一，最首要的是＂君＂要首先作出表率。这在孔子的许多对先贤明君的反复论述中可以看得出来。但问题是在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的，至少明君还知道，只有老百姓过好日子，他的江山才能得到传承。所以，聪明的皇帝还知道以身作则，带头遵守道德和礼仪。由于他们自己作出了表率，臣子和国民的教化就容易一些。目前的中国，名义上国家属于人民，所以，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都不认为国家利益与自己有多大关系。他们也没有想到国家和民族，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在有权的时候，尽可能多的搜刮民脂民膏。从邓小平，赵紫阳开始，到李鹏，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胡景涛，都是自己手握大权，在台上演戏，号召老百姓爱党爱国，牺牲自己，奉献国家，而家人和亲戚朋友在台下收集老百姓奉献的血汗钱，装进自己的口袋。这些领导人的家属贪的一个比一个多。邓小平和赵紫阳是千万到亿级，李鹏，江泽民，朱镕基是亿和十亿级，而温家宝的家属已经到了几百亿。恐怕很快就要到千亿了。上梁不正的结果，就是中国官僚阶层的全面贪腐。而老百姓当然也就跟着学坏，结果就出现了自己摔倒后路人好心救助，结果帮人者反被摔倒者讹诈。也出现了假装溺水，让救人者溺毙，然后捞尸挣钱，绑尸索价。所以按照儒家观点，中国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出爱国、清廉、爱民的表率。

但由于自私的基因作怪，要想人自动的利他几乎不可能，那么，怎样才能让国家领导人作出表率呢？至少有两种方案。

第一是恢复帝制，重新让一个皇帝来统治中国。这样，因为国家就是皇帝的，所以，皇帝会全心全意地经营这个大家。但这个风险太。帝制国家得以很好的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皇帝必须是明君。而要保证每个皇帝都是明君的概率基本上是０。所以，恢复帝制显然行不通。

有很多人开始怀念７０年代以前的日子，认为再来一次文革也许可以消除这些道德问题。我觉得他们怀念的，是文革中老百姓所具有的监督官僚阶层的权利，而不是文革本身。所以，这另一个选择就是实行民主，让广大老百姓来监督这些领导人。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最好的选择。但这个选择的最大问题是目前的既的利益集团不会愿意。首先，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希望利用权力榨取更多的利益，其次，他们害怕民主以后人民对他们进行清算。所以，这也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民主，依靠儒家来解决目前中国道德问题的设想和愿望最终可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