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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本没有民主，说的人多了，便似乎有了民主，而许多人也便因此相信真有民主。也许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民主”，然而这样的“民主”总是以短暂的民主始，以长期的独裁终。所以说这世上本没有民主。乔姆斯基所提及（推崇）的近来在波利维亚所进行的“真正”民主，不能长久，最终逃脱不了以某种形式的“独裁”告终的命运。美国的民主本质上是“金钱”民主，最终选上的人往往就是那些筹款最多的人，老百姓手中的那张选票只有象征意义，因为所有候选者都是少数人利益意志的代表而不能代表大部分人，这些候选人之间的分歧只是那少数人内部之间细微分歧的一个映像。
资本自由流动，但劳动力却不能自由流动，这不是真正的全球化。这是打着全球化幌子的全球性贫富两极分化。在这个全球性贫富两极分化体系当中，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发达”国家位于“富”的一极，其他国家则位于“贫”的一极。在“富”极内部，也存在着相对意义上的贫富两极分化，即在“富”极内部也存在着相对意义上的“富”极和“贫”极。而在“贫”极内部，存在着绝对意义上的贫富两极分化，即存在着绝对意义上的“贫”极和“富”极。相对意义上的贫富两极分化指的是在 “富”极内部，已经基本没有那种连生存都困难的绝对意义上的贫穷，有的只是相对的贫富差别。绝对意义上的贫富两极分化指的是在“贫”极内部存在的事关存亡的贫富差距，富者富得流油，贫者几无立锥之地。
这种所谓“相对”“绝对”意义上的贫富两极分化，本质上是由“富”极主导的国际国内思想政治经济次序所造成。这个国际国内思想政经次序安排至少包括：各种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说、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北约、以及各国内部的各种主流思想制度架构等等。
在这个政经次序安排中，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人员流动却受到极大限制，最终导致全球财富向 “富”极集中，向“富”极中的“富”极，以及“贫”极中的“富”极集中，简言之，最终大部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富”极中的“富”极，由于掌握了大多数财富和资源，使得它可以作出“仁慈”“人性”的姿态，匀出一小部分财富来照顾“富”极中的“贫”极，从而限制了绝对贫穷，这样的照顾有助于稳固现有国际政经体系，也造成了“富”极中的相对“贫”极与“贫”极中的绝对“贫”极之间的对立。
“贫”极中的“富”极，由于掌握的资源财富有限，无力匀出一部分来照顾本极内部的“贫”极，绝对贫穷由此产生，从而令“贫”极中的“富”极直接感到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状况。这种不稳定的境况，导致“贫”极区域中的“富”极有向全球“富”极区域流动的趋势。同时他们也拥有流动的实力和手段，比如投资移民非法洗钱等等。“贫”极中的“贫”极，虽有向“富”极流动的渴望，但苦于资源财富的缺乏，成事者少之又少。而这少数成事者的绝大部分，并不会为他们原来所处的“贫”极说话，最终在思想上或快或慢为“富”极所招安。
“富”极中的“富”极与“贫”极中的“富”极，易于并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合作，共同维护这个有利于他们的政治经济次序。如果说“富极”中的“贫”极，由于得到“富极”中的“富”极某种程度上的“照顾”，从而还可以维持某种较为“体面”的生活的话，那么“贫”极中的富极，就没那么幸运。无论是“富”极中的“富”极，还是“贫”极中的“富”极，均不可能“照顾”得到如此庞大的人口群体。所以现有国际国内政治经济体系所造成的一切恶果，往往由这部分人承担。九七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苦果，最终是由东南亚的劳动人民吞下；而当下，人民币的这一波“外升内贬”行情，正由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默默体会品尝。
历史上，贫富分化最终必然导致剧烈变革或者革命。但有另外一样东西可能延缓贫富分化从而延迟变革或者革命的到来。那是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对贫富两极分化具有反作用。反作用的大小，取决于科技进步速率的快慢和贫富两极分化速率的快慢。历史事实是，科技进步的速度往往赶不上贫富分化的速度，所以变革（革命）总是贫富分化的必然宿命和最终结果。将来科技进步的速度能否超越贫富分化速度从而杜绝剧烈变革（革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也许直到人类灭亡也达不到。
联合国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只是这个全球性贫富两极分化架构的一个附属品，对这个架构中的“贫”极只起到聊胜于无的作用，且往往被这个政经架构所利用来作为美化自己的装饰点缀。
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是为大多数人说话的学说，而是为少数人、为强权霸权、为“富”极说话的学说，本质上还是帝王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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