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如果要评选出一个最经久不衰的时髦词汇，大概就非“革命”莫属了。因为从清末开始，随着西方“民主、科学”概念一起进入中国的同时，又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也被一部分读书人“加塞”带进了中国。更因为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跟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经常是通过农民起义的造反（也就是后来被说成是“革命”的）手段、方式来实现的规律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所以很容易引起一部分对社会现实不满，且思想较为激进、极具蛊惑力的读书人的“共鸣”。因此很快就被各种政治理念不同、目标却一致（夺取政权）的“胸怀大志”者（如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等）所接收，争着拿过来作为披在自己身上、以唤起民众的“大旗”。于是“革命”就成了类似战国时代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周天子”。一时间炙手可热到连鲁迅小说中的白痴般无赖阿Ｑ，都要以自己是“革命党”为荣的地步，由此可见一般。到了六十年代，连文化都被毛泽东利用来，从肉体上革掉了许多“不听话”甚至反对自己的老战友的“命”。以至于到了今天，还有许多对现实不满的人，还把希望寄托在某种“革命”的手段上（包括改革或“民运”），居然看不到从秦代的陈胜吴广揭竿起义（革命）开始，到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就从来没有真正从本质上“革”出过一段新篇章来。虽然有人会以物质文明或GDP数据，甚至用
“由量变到质变”的强词夺理，来反驳这个结论。这恰恰说明他们自己已经颟顸或愚昧无知到、连数学或物理常识中的“矢量原理”都不懂的地步。其逻辑或智力的水平，只能拿来跟故事中的非洲“食人族”酋长、以“用刀叉吃人肉”来证明自己已经“文明了”的行为来相提并论。因为拿当前中国社会的法治不彰、贪赃枉法、腐败成风等具体行为表象，来跟过去相比，充其量只不过是『穿名词的“新鞋”走历史的“老路”』而已。那么，中国的“翻葱油饼式”的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问题就出在错误理解了西方所谓“革命”这一词汇的真正含义上。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也是受惠于一档电视谈话节目的启发，才恍然大悟的。原来“革命（Revolution）”一词，在西方概念中，有将事物“颠覆或颠倒过来”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逻辑上有着“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错就对”的高度原则性概念，只能用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比如对赵高的“指鹿为马”、或认为“天圆地方”、以及主张“种族优越论”或“人之初性本善”之类概念的纠正），是不能像万金油或消炎药膏那样、可以随便到处乱涂的。现在中国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中国一向没有“尊重生命”的概念（所以佛教才会强调“不杀生”），甚至不知“人权”为何物（所以社会才有“人命关天”之说）？所以历代帝王都视人命如草芥，可以随性予取予夺。终于带头养成了从肉体上“革人性命”的习惯。更被后来所有想“取而代之”者继承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就为这个结论，提供了无可辩驳证据（“枪”者、杀人之器也）。

所以，当法国的“巴黎公社”和苏联的“十月革命”等消息传到中国，再受到日本的翻译影响，“Revolution”一词，就理所当然地被译成“革命”，并不求甚解而顺理成章地，将『“革命”就是取人性命』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被无知的红卫兵学生，将其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自己亲手“革”掉了包括傅雷、老舍等，卓越知识分子在内的许多无辜者的生命，甚至更无可挽回地、“革（毁）”掉了无数包括佛教塑像在内的珍贵文物的“命（永远消失）”。

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对“革命”一词的不准确翻译以及后来进一步的误解，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是中国近代史上，不断制造动乱、纷争、窝里斗甚至杀戮的根源或罪魁祸首。而这样的“窝里斗”从本质上来看，只不过是一种“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不同集团，类似帮派之间的“利益分配权”之争（不信的话，自己随便从近代史上挑一个时段来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可以认为，这是由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在最高层次上的“庸人自扰”。

如果不是“当局者迷”的话，找到这个问题的“病根”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因为中国人从电脑的发展和应用中的经验体会，应该可以联想到一个“软、硬件必须同步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台电脑必须配备一套与之匹配的操作软件”，否则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甚至无法正常运行。社会也一样，它就像一台由许多个人电脑（社会人）一起并联运行的超级电脑，以及一套与其性能相应的操作软件系统。而且随着电脑硬件性能的不断发展、提高，操作系统也一定要与时俱进地升级。这个“操作系统软件”，就是在某种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理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今天人类社会之所以出了问题，其实就是社会理论出了问题』事实正是如此，因为已经有无数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实践证明，这些问题不是直接由现有的社会理论所造成、就是靠这些社会理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问题日益严重。因为这种社会理论原来就是『建立在“兽文化”基础上，只能为“286”级别的电脑（高等动物）提供支持』的操作系统。而且当中国社会、这个由没有解压缩前的中国文化操作的“超级电脑”，现在也加入进来一起运行时，操作系统间的不兼容所造成的相互干扰或影响，必将更为严重和错综复杂，矛盾百出。这难道不正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呈现出来的现状吗？现在。既然问题的根源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当然也就寓在其中了。那就是只要对理论或观念的“颠覆或者颠倒”，而不要“（生）命”的“Revolution”。

对西方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检讨、批判、颠覆并彻底摒弃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有一百八十度方向、原则性错误的现有社会理论。代之以一个正确、科学且“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可以跟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地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并取得预期成功结果的，新的社会学理论。

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在正确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同时，对文化中的传统观念或习惯，进行一次梳理。扬弃胡乱解压缩产生的糟粕，重塑核心之精华，把颠倒的价值观再颠倒过来，最后形成一套可以在哲学层次高度上“以理服人”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向下兼容”能力的高级版社会理论。然后跟新的西方社会理论一起，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到那时，人类社会还有什么现象不能认识？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这绝对不是夸夸其谈的乌托邦式空想，而是一场真正西方意义上的“革命（Revolution）”。我们完全可以一方面仿效古代墨子在其“攻城”一文中的做法，在约定的“游戏规则”前提下，靠“以理服人”的手段，来打一场“精神战争”；也可以采用“试验田”的方式，找一些有典型代表性的事物，进行实践的尝试，来检验或证明其效果。

这是一件理论上一定能够办得到的事，其可行性是毋庸置疑的。除非未来的事实证明，今天包括精英读书人在内的“大众皇帝”们，都是连古代帝王都不如的“昏君”，那就只能等着接受大自然的惩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