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 多数中国人认为分封必乱，举例有三，汉景帝之乱， 西晋八王之乱， 明朝朱棣之乱。 其实里面大有争论的余地。 这里只谈明建文逼反朱棣。

朱棣篡位后，继续了建文削藩的政策，但只削实权，不削待遇。朱棣之后，明朝诸王实际被圈养在封地，成为另一大祸害，但朱棣削藩成功之举，至少说明只要措施得当，削藩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说削藩，武帝小小推恩令就在分封诸王和诸王诸子之间打进楔子。

从大局而言，即使分封，中央有大义名分，实际势力也强于地方。 地方诸藩野心再大，在诸藩都有一部分实力的情况下，实力远弱于中央。所以从几率而言，夺权成算并不高。 如果有人认为中国人个个野心极大，不管成功成算，只要是藩王就必然要造反，那么至少要问为什么中国能孕育如此多之“猪头”。 一般而言， 我觉得即使野心家也还多少有点理智，总还要盘算成功的可能，成了得到什么，败了有失去什么， 各有多高的可能。 越是神明英武之人，大概就越不会轻举妄动。

朱棣夺权，一大依靠兀良哈三位，另一大依靠是宁王诸军和朵颜三卫。

宁王朱權多才善谋，雄心远图。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十三歲的他被封為寧王，二年後到北方邊境的軍事重鎮大寧（今內蒙古宁城就藩，「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騎兵皆驍勇善戰」。 1399年建文畏惧宁王助燕，诏宁王入京而宁王不从。 才有燕王和宁王见面， 燕王趁宁王出城为他送行伏兵夹持宁王，收大宁驻军和朵颜三卫（蒙古骑兵）为己用。 如果宁王站在建文这边，燕王还有多大把握造反呢？

分封制的要点是平衡和互相制约。 建文削藩，一味唯力是从，过激过快，不给被削者任何退路,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朱元璋去世，七月建文废周王庶人，元年四月废齐，湘，代三王为庶人，湘王举家自焚，六月废岷王。 建文做事太绝，削藩常常望风捕影，名不正言不顺（比如削周王，湘王），逼得诸王无路可退。

洪武末年駐守北方邊境的九位邊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 辽王为建文招到北京，改易荆州， 宁王为燕王所夹持， 谷王在1402投降燕王， 代王被建文所废， 老晋王，老秦王都在建文登位前病故，庆王封在宁夏，肃王于建文元年自请内徙， 在某种意义，燕王坐大是建文搞出来的，也是建文逼出来的。

燕王能造反，一则是建文一系列措施让他能打出请君侧的旗号，争取到诸王的中立，二则是北方没有能制衡他的军力。 建文提拔文臣过急过快，疏远武人，让武人感觉没有出路，某种意义让燕王把皇位之争变成诸王生死之争，文臣武臣之争。

如果没有这些，燕王未见得敢于发起造反。

当然，建文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措施，比如放还燕王三子，让燕王没有后顾之忧。 建文如果能改封燕王诸子到南方，也比放他们会北京好得多。

日本封建时代多有人质制度。 有人说野心家从来不顾及亲属生死，人质制度是件没有用的制度。 但日本人质制度不只是用亲属生死要挟野心家，它还有一个微妙的功能， 即当野心家要造反的时候，幕府可以废大名，让大名嫡子继位。这等于对大名属下提出了一种保证，让他们有新的效忠对象。

造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一个世界只有两个野心家，也许冲突是必然的。 如果一个世界上有三五十个野心家，中央有大义名分，那三五十个野心家也许都要权衡自己成功几率，压抑自己的野心。 如果野心家首先还有一大批野心家，那么多数情况下，野心家造反是件成算不高对自己相当危险的事情。

很可惜，中国没有多数人明白这个道理。 建文帝的臣子非要把几十个野心家压缩成两个野心家的局面，只能说是可悲可叹的一件事情。 政治运作需要耐心，需要经验，需要自律，很可惜很多文臣缺少经验，缺少耐心，缺少自律，志大才疏，言高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