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的“國難”

一中國知名青年學者

他們為什麼幸災樂禍？我們如何學習“愛國”？虛擬空間、匿名與邪惡真理、非暴力與我們當下的生活

“911”事件發生後，我寫了一篇題為“喪鐘為我們而鳴”的文章，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911’恐怖事件不僅是美國的國難，而且更是中國的國難”。文章發表後，我的觀點受到了普遍的攻擊和辱罵。面對這些，我儘量克制自己的憤怒。然而，無論受到怎樣的質疑和責難，我也將堅持這一觀點──這不僅是中國的國難，而且是中國自身邪惡的又一次嚴重的潰瘍。

在中國，打着“愛國”的旗號明確支持恐怖主義、對別國平民遭受的災難幸災樂禍的民眾數量之多，又創造了一個“世界第一”。這是一個身處苦難而又被苦難異化了的民族的必然反應，這是一個身處邪惡而被邪惡所吞沒的民族唯一的發泄。經歷了這次事件，中國的國際形像再次一落千丈，中國的未來也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國難已經產生，潰瘍已經產生，我們無法視而不見。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它們？還有沒有療救的希望？既然“愛離中國有多遠，民主就離中國有多遠”，那麼，如何從頭建構我們自己的充滿愛的現實生活呢？

他們為什麼幸災樂禍？

恐怖事件之後的一個多星期里，大部份的中國民眾表現出了漠不關心和幸災樂禍兩種心態，有些人的這兩種心態還相互交織在一起。密德拉施說：“落到一個人身上的痛苦，沒有不被另一個人從中利用的。”打個比喻：這種心態宛如一個長期以來嫉妒富有鄰居的窮人，他經常虐待自己的老婆，而鄰居卻多管閒事地干涉他。突然有一天，鄰居的老婆被壞人強姦了，於是，窮人立即興高采烈地吆喝起來：“看，這就是你的下場，看你以後還敢干涉我的家務事！看你以後還敢在我的面前擺闊氣！”請原諒我使用這樣一個粗俗的比喻。在這個比喻之後，我試圖更深入地探究那些幸災樂禍的中國人心理狀態的成因。

我們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若用兩個詞語來概括，那就是“專制”與“暴力”。幾千年來，我們從未享受過一天民主，我們也並非“熱愛和平”的民族。我們相互仇恨、相互撕咬、相互扼殺，卻從來不會伸出頭去仰望蒼天以及蒼天上的神，甚至以為這種生存方式就是最文明、最高尚、最自然的存在方式，也不想了解世界上是否還有其他的生存方式。晚近以來，中國的歷史進程風雲突變。然而，戊戌變法、辛亥共和、抗戰勝利……，好幾次走向文明社會的契機都被錯過了。最後，我們選擇了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中國最頑固的東方專制主義以及流氓無產主義交媾而產生的怪胎──毛澤東主義。這不僅在過去給國人帶來了更多的互斗和苦難，而且還向多數普通民眾展示出未來的無窮困擾。這種相互鬥爭、仇恨的社會政治環境不可避免地帶來心態的異化。因為自己長久以來生活得太悲慘，當觀察到更為悲慘的事件發生在旁人身上時，便會情不自禁地開懷大笑──一個由美國新聞署邀請訪美的中國記者團就是這樣做的：在聽到災難發生的消息後，他們中有人在公眾場合鼓起掌來。他們確實“情不自禁”，興奮得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他們太可憐了，可憐得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顯示自己“不那麼可憐”。

“看客”是魯迅注意到的中國人最顯著的國民性之一。這一次，是“有文化的人”表現出了這一特性，不少這樣的人爭先恐後地在網絡上發泄怨恨。對他們來說，“快樂”就是悠然地旁觀別人的遭殃。儘管別人的苦難並未給這些人帶來實際的好處，但這已足以讓他們滿意了。這些人怎麼也理解不了世界上還有其他類型的“幸福”，安德烈·紀德在《希望哺育我們》中說：“世上存在着貧困、絕望、痛苦和恐懼上的不可估量性，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經擁有了幸福而羞愧。……我的幸福在於增加他人的幸福。為了我成為幸福的，我需要一切人都幸福。”大多數中國人都會嘲笑紀德的“天真”，或者指責他的“虛偽”。這些人拒絕一切他們理解不了的事物。他們會猜測：紀德為什麼會這樣說呢？他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沽名釣譽，或者瞞天過海。他們最善於挖掘那些“幕後”的東西，因為他們自己從小就生長在黑暗裡，不知光明為何物。

在這個國度里，生命不是“自主”和“自足”的，生命只有在從屬於某種意識形態、某種黨派、某種族群的時候，才有其意義和價值。正是這種思路導致了我們的鐵石心腸，使我們對身邊消逝的生命熟視無睹──我們都是“文革”的兒子，儘管許多比我更加年輕的人是在“文革”後出生的。克萊瓦赫在《訓誡》中說：“對於鐵石心腸來說，不存在值得記憶的事物，除了牽連到的痛苦外，在當前不存在重要的事物，在它可能守望的或者準備的未來什麼也不存在，除了它陰謀進行的某種報復行動外。簡言之，把這一切可怕疾病的一切惡行歸之於一個基本點：鐵石心腸是遺失了對上帝的敬畏和人類的氣息。”

當我瀏覽完一個又一個的網站後，我無法掩蓋這樣的一個事實：我們是一群值得悲憫的人──儘管我們自己已然習慣了罪惡，儘管我們自己已然喪失了同情心。叔本華說：“對於一切有生命之物的同情是對品行端正的最牢固和最可靠的保證。誰滿懷這種同情，誰就肯定不會傷害人、損害人、使人痛苦，而是只要他能夠，就寬容地對待任何人、寬恕任何人、幫助任何人，並且他的行動會帶有公正和博愛的印記。”然而，“911”恐怖事件發生後，我們一些的同胞的所作所為，卻與之截然相反。

我們如何學習“愛國”？

僅僅因為表達對恐怖分子的譴責、僅僅因為表達對死難者的同情，我與一些朋友就被戴上了“漢奸”的帽子。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難道對恐怖分子表示熱烈支持、對死難者表示幸災樂禍，就是偉大的“愛國”行為？關於“愛國”，長期以來我們陷入了一個可怕的誤區：我們究竟是愛一個抽象的、理念化的國家，還是愛身邊每一個受苦受難的同胞？我們究竟是愛一個壽命短暫的領袖、政黨和政權，還是愛永恆的山水與土地？這本是簡單的常識。然而，在我們這裡，這一常識卻未能理所當然地成為“常識”。

那些在網絡上和在現實生活中發表醜惡言論的“愛國者”們，你們口口聲聲地說自己“愛國”，你們為“六四”慘案中被自己的政權殺害的公民們吶喊過嗎？你們為江西芳林小學中因鞭炮爆炸而喪生的孩子們吶喊過嗎？你們為廣西南丹被活埋在礦井下的礦工們吶喊過嗎？在河南鄭州，有一位名叫曹海鑫的農民，就因為替村民說了幾句話，被貪官污吏槍殺了；在廣州火車站，一位抱着布娃娃、充滿憧憬地進城的農村女孩蘇萍被警察關進了收容站，遭到了流氓們的輪姦；在深圳的工廠里，女工因被懷疑偷竊而被迫脫衣接受檢查……頂天立地的“愛國者”們，你們關心過他們的命運嗎？你們有沒有對這些悽慘的同胞施過一點點實際的幫助，哪怕僅僅是表達一下口頭上的支援、同情和悲憫？如果沒有，請收起你們的堂而皇之的“愛國”招牌來吧！說“愛國”這兩個字，你們還不配！

相反，在我的身邊，我的朋友們、那些有良知和勇氣的知識分子們、那些被你們辱罵為“賣國賊”和“漢奸”的人們，卻義無反顧地站了出來──斥責最高領導人的謊言、斥責地方官員的殘暴、斥責整個社會制度的不公正。因為發出獨立的聲音，許多人招致直接或間接的迫害：有的人漂流海外有家不能歸，有的人承受了漫長的牢獄之災，有的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

我是一個愛國者，但我堅決地反對以支持恐怖主義的方式“熱愛”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我絕不接受那種因為愛國就得像野獸那樣生活、就得放棄人類普遍的道義、放棄天賦人權的理論。對法西斯的統治有着深刻了解的意大利思想家克羅齊說過：“我們想用武器幹什麼？我們應當永遠像野獸那樣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至少要像這些野獸顯示出同樣的節制，因為它們從不在群內鬥爭，只是由於飢餓和其他困厄的驅使才相互戰鬥。相反地，人們為了一件小事而開始爭鬥。他們處於純粹的輕率態度相互進入戰場，不是一個人反對一個人，而是上萬人反對上萬人地進行鬥爭，並且面對堆得高高的屍體和血沃平原的景象而興高采烈。”愛國、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我是個愛國者，我更是個人道主義者、世界主義者。9月18日那天，我一邊寫下“喪鐘為我們而鳴”來紀念“911”恐怖事件中的死難者，一邊接連寫了3篇文章痛斥陰魂不散的日本軍國主義和恬不知恥的日本政界人士。我知道，如果不對這些潛在的威脅世界和平的力量保持警惕，所謂的“捍衛國家利益”只能是水中之月、鏡中之花。在我看來，愛國與追求世界和平、反對現存的極權主義（包括本國的專制統治）不僅不矛盾，而且是統一的。叫囂戰爭、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傳播愛心難。我願意選擇後者，正如克萊瓦赫在《論皈依》中所說的那樣：“愛好和平的人像孩子那樣容易使自己陷入狼狽的處境；這樣的人在當今惡劣的和有那麼多使人惱怒事件的世界裡不容易獲得幸福。有忍耐性的人是──就像聖經中所說的那樣──‘他們常存忍耐，就必須保全靈魂’。建立和平的人最後不只掌握他的靈魂，而且也還贏得了許多其他人的靈魂。”中國進步和富強的前提必然是一個和平的、人道主義占主流的國際環境。

有的人以為，愛國就必須反對美國（包括美國代表的價值觀念、甚至每個普通的美國人）。當他們把美國定義為“敵人”後，就自然而然地支持一切打擊美國的行為（包括駭人聽聞的恐怖活動）。然而，中國與美國只能成為敵人而不能成為朋友嗎？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離開了美國所創造的偉大的精神和物質文明，中國有沒有可能孤立地發展？我再進一步追問：是不是每個美國人都該死？陳納德和他的飛虎隊員們是不是美國人？當年他們來到大洋彼岸的中國，幫助中國人民反抗日本的侵略。今天，那些為中國抗戰犧牲的飛虎隊員的子孫是否也該被炸死？馬丁·路德·金這位把中國人當作兄弟的偉大的人權鬥士是否也該被炸死？在一次聖誕節演講中，馬丁·路德·金說：“任何人都是某一個人，因為他是上帝的一個孩子。而當我們說：‘你不應當死’，我們實際上是說，人的生活是太幸福了，不允許在世界的戰場上奪取一個人的生命。……雖然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在我們之間存在區別，但是越南人是我們的兄弟，俄國人是我們的兄弟，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而有一天我們不得不共同地坐到兄弟友愛的桌子旁來。但是，在耶穌基督那裡不存在猶太人或異教徒。在耶穌基督那裡不存在男人或女人。在耶穌基督那裡不存在共產主義者或資本主義者。在耶穌基督那裡不存在任何一種受束縛的人或自由人。在耶穌基督那裡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而如果我們真正地相信人的人格的神聖性，那麼我們將不會剝削任何人，那麼我們將不會用壓迫的鐵蹄踐踏任何人，那麼我們將不會殺害任何人。”馬丁·路德·金是個愛國者，儘管他被某些白人種族主義者看着是賣國者。我願意追隨他的道路。

近一個世紀以來，“愛國”這個詞在中國被高度政治化了，“愛國”成了一切迫害和鎮壓的藉口，成了愚民教育最強有力的工具。今天，國難降臨的時候，也該是我們虛心地、誠懇地、徹底地學習如何“愛國”的時候。

虛擬空間、匿名與邪惡

我發現，網絡上的言論比現實生活中的言論還要邪惡。而且，在網絡上發言的大多數都是受過高等教育、掌握最先進的資訊方式的年輕一代。這一現象這尤其讓我感到悲哀。

當我思考網絡上為什麼會聚集這麼多邪惡言論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原因：網絡世界是一個虛擬空間，是一個匿名的世界。因為虛擬，就有了遊戲的性質；因為虛擬，就不必追求真實。虛擬是一把最佳的保護傘。同時，因為匿名，不用為自己說的話承擔任何責任；因為匿名，可以肆無忌憚地發泄內心的黑暗；因為匿名，可以選擇所有非文明的、暴虐的方式說話。匿名者是怯懦者，不敢正視自己的內心骯髒；匿名者是自私者，不願考慮言辭對他人的傷害。匿名在網絡上發言的人，正如“文革”時代混在人群中毆打老師的紅衛兵一樣，當事過境遷之後，他們竭力迴避自己的罪惡，而試圖把所有的罪責推到“大家”的身上──既然是“大家”干的，“我”就從容地逃逸了。匿名在網絡上發言的人，正如“六四”時舉起槍口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的士兵一樣，他們可以毫無懺悔之心地說：戰友們都開槍了，我也開槍，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開槍！更何況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這樣輕鬆地就卸下了對真理和人道的承擔。

匿名，意味着逃避責任；匿名，意味着“法不責眾”；匿名，意味着放棄人類自身的尊嚴。匿名的行為本身，就說明了匿名者對自己說的話毫不自信，對自己內心深處不可抑制的邪惡充滿着恐懼。正是出於對匿名者的厭惡，我對李敖、李寒秋、李憲源、閻學通諸君還存有最後一絲敬意──雖然他們說的話已經超越了做人的倫理底線，但他們畢竟留下了自己的真實姓名，這說明他們多多少少還願意為自己的觀點承擔責任。

匿名者是一群遠離愛、遠離勇氣的人，是一群沒有良知和良能的人。匿名是網絡文化的一個顯著標誌，也是我絕不接受的標誌。我不願意參與網上討論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原因。我不會與一個匿名者討論任何問題──一個連名字也要隱藏起來的人，你怎麼可能奢求他真誠呢？孔子說：“名不正，言不順。”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網絡上那些天女散花般的言論的實質──它們十之八九都是語言垃圾。我一直認為，人是有責任感的動物，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重要一點就是對自身責任的自知。所以，無論在何時何地，我都一如既往地表示：我對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寫過的每一個字負道德和法律上的全部責任。而匿名者們卻是一群躲藏在網絡的黑暗中的老鼠和蝙蝠。

匿名者們高喊戰爭、歌頌戰爭、宣揚暴力、崇拜暴力，但是當戰爭和暴力真正來臨的時候，我相信，他們全部都是縮頭烏龜──他們連自己言論的責任都不敢承擔，怎麼可能有“保家為國”的膽量呢？匿名者們無法面對馮·鹿特丹在“在所有民族那裡受到譴責和鎮壓的和平所作的控訴”一文中的追問：“一個士兵怎麼能夠在這一祈禱中誦讀祈禱文呢？當你要想扼住你兄弟的咽喉時，你沒有感覺的嘴敢於稱他為父親嗎？當上帝的名字由於在你們中間這種暴動而遭受更多的褻瀆時，你的名字會變得神聖嗎？你祈禱通過大量流血建立你的暴力統治，你的帝國就到來了嗎？上帝要和平，而你準備戰爭，你的意志──在天上以及在人間──實現了嗎？你燒掉你兄弟的種籽，並且甚至寧可讓它腐爛而不願從中得到好處，你是每天向上帝祈禱求麵包嗎？你現時應當用人的嘴說這種話。我們的罪責寬恕了我們，正如我們寬恕了我們的罪人一樣，你就急急忙忙去殺害兄弟？你請求在誘惑的危險面前得到保護，同時你卻通過你的危險的遊戲把兄弟引入這一危險？你要求從惡行中解放出來，而你考慮的卻是最嚴重的災禍？”

那些一邊匿名，一邊熱衷於戰爭和暴力的傢伙，就如同心靈色情而生理殘缺的太監。連一向溫和的馬丁·路德·金也忍不住斥責他們為“廢物”。馬丁·路德·金在一次演講中說：“我的朋友，我們已經太久地走着所謂可以通行的路，但是這條路無情地把我們越來越深地引入迷誤和混亂。歷史充滿了那些專注於仇恨和暴力的廢物。如果我們想要拯救我們的人民和人類的話，那我們就必須選擇另一條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應當放棄完美的正義的鬥爭。我們應當為使我們的民族擺脫種族隔離的桎梏而竭盡全力。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允許放棄我們對愛的責任。因為我們雖然反對種族隔離，但是我們必須愛各種種族的人。”誠如馬丁·路德·金所說，愛是需要責任感、需要勇氣和健全的思考能力的。這些，匿名者們無一具備。

長期以來，網絡上的許多言論一直充滿着暴虐和血腥的氣味。本來，網絡應當給信息不暢通、新聞不自由的中國帶來一股清新空氣，並進而建構一個平等交流、自由討論、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文化平台。然而，以上正面的功能遠未實現，網絡卻日漸凸顯出毛式語言、毛式思維占主導地位的危險情勢來。可見，假如我們不在心靈結構和思維方式上來一次脫胎換骨的變異，即使我們能夠熟練地運用最先進的科技成果，我們依然是一群生活在石器時代的野蠻人。

當我面對網絡上充滿邪惡氣息的言論的時候，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個作家的日記》中寫過的一段話：“‘只有為之流血的事物才是強有力的！’──無賴漢們僅僅忘記了，並不是那些使人流血的人們證明是強有力的，而是那些為之流血的人們證明是強有力的。而這，恰恰是這，是世上血的規則。”

今天，在我看來，網絡是一個黑暗的“狼區”。這裡什麼都是虛擬的，只有洶湧的邪惡不是虛擬的。邪惡是如此地真實，當我坐在電腦前面的時候，我分明感覺到了、傾聽到了“惡狼”們那陰險的喘息聲。迴避不是最好的辦法──並不因為你迴避了，這些鋪天蓋地的邪惡就不存在了。我認為，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文化人必須從當下開始努力，致力於把“狼區”改變成“人區”，。讓我們像基爾施說的那樣開始吧：“我們想要把狼區創造成如兄弟般友好，我們的目光點燃了對某些事物的信仰。”

真理、非暴力與我們當下的生活

恐怖事件發生之後，古巴、利比亞、北韓、伊拉克等美國的宿敵先後發電錶示對死難者沉痛哀悼。而我們的某些“正義之士”卻一相情願地歡欣鼓舞──因為這次恐怖事件為這些“深受美國壓迫”的民族和國家“討回了正義”。兩相對照，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在我們幸災樂禍的時候，我們背離了真理。什麼是“真理”？人們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在這裡，我採用甘地的定義──這次事件，再次顯示出“甘地在中國”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在甘地看來，真理就是非暴力。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非暴力？甘地說：“非暴力是我們人類所遵循的自然法則，正如暴力是野蠻的動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則一樣。對於動物這一精神蟄伏於體內，反映出來就是只有體格強壯才能生存這一法則。而人的尊嚴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則，即服從於精神的力量。”他又說：“非暴力不是逆來順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與強權的鬥爭，是以仁愛同情對待敵人。”“暴力只是打着解決問題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種子，最終落得兩敗俱傷。非暴力則是用愛來解決所有的難題，最後讓敵對雙方都走向幸福。”

非暴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它是柔弱的還是強大的？甘地說：“非暴力像活動中的鐳。無論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腫瘤的生長就將無聲、平穩而又永不停息地發揮功效，直至將有病的肌體組織完全轉化為健康的組織。同樣，一點點非暴力也會微妙無聲地發揮效力，並從不知不覺中使整個社會日新月異。”

那麼，非暴力的鬥爭對象是什麼？甘地說：“東西方的暴力往往是東西方文明的差異造成的，其實，非暴力不是要消滅對手而是要把對手變成朋友。非暴力的基本出發點是對一人運用的原則便可用於萬物。人類從本質上是相似的，於己可行則人人可行。”他又說：“真理力量不像暴力那樣將對手排斥在問題的解決之外；相反，它重在改變對手，讓他參與到問題的解決之中並從中獲益，從而使雙方共同升華。真理的力量不是把對手看作一個要攻克的敵人，而是一個攜手探尋消除爭端的至真辦法的夥伴。真理的力量不是試圖消滅對手，而是要將對手爭取到真理的一邊，要他棄暗投明。”“如果一個人不能在人際交往中運用非暴力，那麼他就徹頭徹尾錯了。非暴力如同博愛寬容一樣必須從內部做起。”

非暴力的目的性是什麼？甘地說：“不管怎樣，非暴力是工具，真理是目標。工具必須觸手可及，所以非暴力是我們至高的責任。只要我們注意方法，我們終有一日會達到目標，一旦我們掌握了這一點，最終的勝利勢必屬於我們。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無論遭受多大的挫折，我們都不會放棄對真理的渴求。”

以上就是甘地一生尋求並用生命來捍衛的真理。這也正是中國人最需要的真理。中國的歷史是“成王敗寇”的歷史，是“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歷史。幾千年來，暴力在中國上升為一種信仰、一種對成功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幾乎所有的“歷史的勝利者”都是暴力的服從者和實施者。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紀，暴力更是披上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的美麗外衣，侵入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毛澤東是暴力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最可怕之處就在於讓我們懷着激情接受並實施暴力、讓我們所有人都成為被他所催眠的“烏合之眾”──直到今天，他的催眠術依然在對我們發揮着強大的作用。我們的日常生活完全地“暴力化”了。

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魯迅就天才地發現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其實是“吃人”的歷史和文化。所有的文化典籍和現實生活都可被置換成“吃人”這兩個字。既然都是“吃人者”，對大洋彼岸發生的恐怖事件表示一點幸災樂禍又算得了什麼呢？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對中國太陌生了，與中國文化幾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要想重建我們當下的生活，重建我們對愛、對真、對善、對美、對人性本身的信心，我們必須吸取甘地給我們留下的這一丁點“鐳”。

我想，通過這一次的“國難”，如果有更多的朋友和同胞能夠意識到改造我們當下的生活狀態的重要性、能夠對真理煥發出追求的熱情、能夠開始認識“非暴力”的價值，那麼，這一次的“國難”就不再是一次“歷史的無用功”；那麼，這一次的“國難”就有可能是我們重生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