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六·四，又见六·四

八九·六·四转眼就要２６年了。

海外民运们平常不见身影，埋头挣大钱。每到六·四前夕，纷纷走马站台，高声大嗓，慷慨激昂，变换手法，争相吸引大众眼球，生怕世人忘了他们。90年代中期的一个六∙四的前夕，大概是觉得总在美国抗议没有什么新意了，吾尔开希跑到日本，高调声称六∙四时要冲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六∙四那天，日本的各电视台早早地就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前架起了摄像机，实况转播全过程。日本警察如临大敌，排在大使馆门前。吾尔开希站在大使馆门前，看看四周的准备都已就绪，就大喊一声，一头扎向站在大使馆门前的警察。日本警察等个正着，高喊着“妨碍公务”，把吾尔开希给摁住了。日本警察也没难为吾尔开希，表演结束后，就把他放了。

众人走马灯一样，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要求中国政府为六·四平反。

这就让人纳闷了，这么多年了，民运们怎么就一直没搞清楚这个逻辑关系。民运们要求政府为六·四平反，就说明民运们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否则不合法的政府做出的决议有什么意义。既然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就应该遵守这个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六·四前政府发布了戒严令，现在的海外民运们，当年的学运领袖们（这些领袖们似乎不是民选的，没有体现民主精神，是你吹我，我捧你，互相搀扶上去的）无视戒严令，鼓动学生和市民们为他们上街挡军队。不遵守政府发布的法令，就是无视政府的存在。既然当年不承认这个政府，为什么２６年来又要死要活地要求政府给平反。记得当年马悲鸣就这个问题著文解说，招来民运们和粉丝们的一片恶骂。如果当时老马站在众人面前，难逃被众人活剐的下场。民运们提倡民主，却容不得不同意见，一旦与自己的主张相违，则不比当年的国民党逊色地，毫不手软地给对方扣上共党特务的大红帽子。1998年4月王丹在监中保外就医，来到美国。“2003年《TVBS周刊》发表文章称，王丹乃是因为谎称“患有严重脑部肿瘤”而获释，此说被王丹指为不实。”（维基百科“王丹”词条）（如果真是撒谎，当然不能承认。）到美国不久，民运在哈佛大学借了一个教室，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开始前，王丹和另两个民运领袖坐在台上聊天，你夸我勇敢，我赞你英雄，互相吹捧，令人肉麻。座谈会开始后，有一个女学生提问：为什么你们在清场前已经离开了广场。三个人勃然大怒，露出学霸嘴脸，严斥这个女学生年轻不懂事，必须回去好好学习。吓得女学生唯唯诺诺，不敢说话了。海外民运们不仅对外斗，为了争权夺钱，还窝里斗，大会小会上脸红脖子粗地学泼妇骂街，以至遭主子嫌弃，众人远离。民运领袖们在内部几十人，几百人的会议上都能因争权夺利而互相谩骂，大打出手，谁又能保证一但他们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不会对反对他们干坏事的大众们动刀动枪。他们现在信誓旦旦地说不会发生这种事是因为他们的屁股还没坐在权利的位子上。

如果如民运们的辩解，六·四一声枪响，使中国政府失去了合法性，那美国政府出动军队驱赶不为民主，只为求基本生活保障的越南战争退役的美国老兵时，美国政府是否就变成不合法的政府了？民运们投靠不合法的政府一事又当何解？难道打着“民主”的旗帜就可肆意妄为，为了生活去请愿就可以被屠杀吗？

海外民运们缺少最基本的反省精神，从来也没有检讨过在这场学运中自己有什么错误。错的都是对方，是别人，自己百分之百地正确，所以自己的任何主张都是不可以反驳的，谁有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对民主。“反对民主”这顶大帽子是可以把人压死的！前不久，当年的学运领袖之一的柴玲公开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马上招来所有海外民运们的一片愤怒指责，其声势大有要把柴玲乱石砸死方解心头之恨。慌得柴玲紧着解释自己原意不是要宽恕中国政府。民运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想法呢？这难道不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搞专制吗？民运们实在并不明白民主为何物，只以为民主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谁都管不着，其实骨子里还是流淌着几千年留下来的中国封建专制的残余，一旦面对异己的时候本质就毫无遗漏地表现出来。六·四中死者基本上是市民，这些市民是听从了学生的鼓动而死去的。对这些死者，政府有责任，学生就没有责任吗？学运领袖们难道不欠对死者家属的一个道歉吗？２６年了，没听见一个学运领袖对因为要保护他们而死去的人们的一声自责。被学运领袖们蛊惑，真诚地以为自己是在为保卫学生和他们的领袖而死去的市民们，如果地下有灵，知道学运领袖们已先学生逃跑，现在已为自己赚得钵满锅溢，他们在地下也会挺直腰杆，向学运领袖们讨一个公道。

有个网友写道，“我认为，六·四参与者没有什么英雄。领头闹事的几个，最后是被通缉了，结果没有一个当了烈士，要么早就准备好了船票；要么不幸被捉，坐几年牢之后被当局礼送出境，多数在国外以打嘴炮为生。真正在事件中的死难者，没有一个是这些领头的，都是无辜群众。他们也并不是如何高尚，只是没有认识到会遇到真的子弹。”

学生们最初是反腐败，把中央大员们的孩子们编成顺口溜贴在校园里，其中赵紫阳的儿子是倒彩电的，所以赵紫阳也在被打倒之列。直到六·四前夕学生们才发现赵紫阳是支持学生的，误伤了自己人，但为时已晚，赵紫阳已经失去权力，无能做为了。后来赵紫阳的儿子倒不倒彩电也没人追问了。因为老赵是咱们自己人，所以他儿子就是倒了彩电也没关系。是不是这样啊？赵紫阳至死也没认识到，或许是不愿意承认他是被学运和他的智囊团忽悠了。赵紫阳在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把邓小平抬出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把老邓推倒，给赵紫阳起草讲话稿的鲍彤当然不能认帐了，“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甚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整个一副无赖嘴脸。

六·四之前，政府已经放下姿态，和学生进行了多次对话。但因学生各派之间争权夺利，把政府当成一口肥猪，都要为自己割下最大的一块肉，捞到最大的利益，从而不断地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致使对话陷入僵局。而到六·四前夕，学生领袖们已经希望政府动手，流血了，当然不是流他们自己的血，是用别人的流血造成事件升级，使自己捞到更多的政治资本。８８年，８９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并开始着手进行。这场学运，因为各学运领袖互相之间谁也不服气谁，没有一致的见解，只能靠不断给学运升级来维持自己的权利，导致六·四事件发生，并导致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片甲不留。当年的学运领袖，现在的海外民运领袖们从没有认识到，更没有反省到恰是因为当年他们的顽固，无知，自大等等以及政府的愚蠢对应导致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停滞，民主在中国实现的进程的停滞。

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2６年后已经拥有一支有力量的武装和大片根据地。共产党PK国民党的几十年中，合作，斗争，再合作，再斗争，无数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也没哭着喊着要求国民党平反。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共产党人在49年之前，特别是在建党初期，深入到农村，工厂，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发动群众，从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六·四之后的2６年中民运们都干了什么呢？除了每年六∙四时发发声及隔三差五地做一场秀，什么实际事也没干。很多民运领袖们这些年倒是将自己的钱包塞得鼓鼓囊囊了。

笔者学运后期与在天安门广场最外围拉防线的一个外地学生有过一段对话，

问：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答：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的目标是什么。还是反腐败吧？我们来了好几天了，根本见不到学生会的头儿。

问：你们为什么不去工厂做宣传？首钢有十万工人呢。

答：听说前几天有几个人去了首钢，首钢把大门关了，没进去。

学运领袖们总是悲叹：中国人不懂民主。他们从来没有向广大群众宣传民主为何物的想法和作为，只是站在安全的地方要求国内的民众和政府对抗。他们想着等民众们把中国政府推翻了，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去做皇帝了。他们从没想过那时候国内的民众是否会接受他们。中华民族不是好斗的民族，人民更看重平和的生活，不会欢迎埃及版，泰国版，乌克兰版的民主。

万维网有一篇文章写道：民运领袖们“只有着看似正确的口号，却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六四到底留下什么 中共民运都要思考更”2014-06-05多维）民运们如果对此论述怒火中烧，板儿砖得向万维拍哟！

前两年有一个民运（名字不记得了），拿着自己的护照回中国看亲属。在中国海关时被滞留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放行了。该人以为当局没发现他，挺得意的。回家后的某一天，他外出时，一个陌生人过来对他说：我们知道你回来了，好好在家陪陪亲友。该人回美国后，周围的民运们纷纷赶来与他弹冠相庆，庆祝他创关成功。实际上政府现在已经不把民运们太当回事了。说起创关，这20多年来，民运们多次持假护照要进中国，都在海关被拦住。用假护照在哪个国家都是犯法，民运们难道连这点儿基本常识都不懂吗？这些人被赶回来后还哭着喊着说中国政府不让他们回被他们自己抛弃的家。面对这种厚颜无耻的事，真是无言！去年六∙四前夕，前学运领袖，美国人周峰锁回到北京，感慨万千。他说他想做这样，干那样，最后什么也没做。政府不在意一个美国人来中国，中国人也不需要一个美国人来对他们指手画脚。

民运领袖们和粉丝们为了证明89学运的正确，经常说：学运期间连小偷都没有了。说这个话想说明什么？想说明因为学运的正确性，甚至连小偷都良心发现，不操旧业了？文革初期和学运期间（89学运只有3个月的寿命，所以只能拿文革前期与之相比）缺实很少见到小偷。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文革或学运的正确，是小偷也是人，也要活命！平常时期，小偷作案被抓住，一般会被送到派出所之类的执法机构，最多送去劳教，不致送命。文革期间和学运期间，没有了法规法制，长安街上看不见了交通警，学运的学生和文革的红卫兵如出一辙，站在长安街十字路口的台子上，大旗往左一挥，车辆就往左边走，大旗往右一指，车辆就往右边开。这个时候小偷如果被抓住，只要有一个人大喊一声：这种时候还敢偷东西，打死他！这个小偷就看不见明天了。西方国家的监狱不敢虐待犯人。中国的小偷在无法时期没有人权，只得选择歇业了。

维基百科有一个“六四事件”的词条，用的是繁体汉字，很可能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设立的。因为内容比较客观，可以推测不是民运们设立的。如果是民运设立的这个词条，百分之百会是谩骂中国政府的内容。不利于民运的内容有：“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華門處，要求中國共產黨領導高層與學生之間進行對話。警方隨即限制學生進入建築物內，而學生則決定原地靜坐示威以表達不滿。”（美国政府时有不利于民运的言论，哪个民运领袖敢于拉起一帮人到白宫门前静坐抗议，要求美国总统出来对话？）“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經準備和中國政府展開對話，但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领袖不願意由代表團單方面控制整個抗議活動。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個人魅力的學生领袖呼籲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學生领袖認為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藉由絕食抗議便能作為籌碼來迫使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此外絕食獲得社會大眾廣泛的同情，進而使得學生邉映蔀橐环N道德行為並且受到群眾的追捧。”（８９学运和台湾太阳花学运的领袖们一直就没搞清，市民对他们的援助不是对他们的政治诉求的支持，而是出于对年轻人的同情。谁家都有孩子，看到别人的孩子就想到自己的孩子，再不济也得施碗粥呀。太阳花学运就是因为引起了市民的不满而不得不撤退了。）“侯德健建議學生領袖進行公開選舉以選出學生邉拥陌l言人，但是遭到學生團體的反對。”“隨著派系衝突日益增加，各個派系開始爭奪位在廣場中央的學生廣播中心，期望能夠藉由控制擴音器的方式掌握學生邉拥目刂茩唷８鱾�派系也開始派遣一些學生前往火車站迎接來自全國各地聲援的學生們，並趁機將他們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獲得支持。學生團體開始指責其他派系的成員別有用心，這包括有勾結政府成員並且試圖藉由學生邉右垣@得個人成就。”“（６月４日）上午12時30分时吾爾開希則指控一名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在晚間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之後吾爾開希便因為昏厥而被救護車帶離廣場。”（时候选得真是合适！）“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擴音器呼籲學生準備對抗「無恥的政府」。”民运们或是忙于赚钱，或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查询信息的系统，应该没看见过这个词条，所以也让我们多了解了一些事件真相。任何人都可以修改维基百科里的词条的内容，维基百科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民运们也可以自己，或雇人把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删除，加入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燕遯符写道“在校生仍属半大孩子，不宜直接卷入政治。丧失人伦底线的政客才专爱拿半大孩子打前阵当炮灰。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上许多大事件，都是这样操作的。”李敖对台湾太阳花学运的评论对８９学运也同样有效。“这些学生有个“定心丸”，就是“我闹事，你不敢开枪”。”“群众路线的要价是没底线的，你答应他，他还会加码提要求。”有个网友写道，“学生运动向来是充满热血、激情而缺乏理性的，“五·四”如此，“六·四”也是如此。”胡适先生说：“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六·四与太阳花学运都是学生挑战政府权威，所不同的是，六·四学运的领袖们不见流血不罢休，太阳花学运的领袖们则因失去了市民的支持，及时撤退了，但临走时不忘壮门面：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回来的。如同古代临刑之人最后一声呐喊：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多年的仗。民运领袖们认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乌尔开希和王丹在美国待得没意思了，一头扎进国民党的怀抱。据说王丹还有领取阿扁的津贴的前科，人证物证齐全，只是王丹不肯认账。太阳花学运时，乌尔开希和王丹现身示威现场，以“学运领袖”的身份为学生打气。不过太阳花学运的领袖们不肯大权旁落，不买老“学运领袖”的账。二人叹息，廉颇老矣，无人慧眼识珠。８９学运反专制政府，这理由还可以拿到台面上。台湾是民运们推崇的民主圣地，马英九是民选总统，台湾学生要马总统下台，打着民主反民主，乌尔开希和王丹也站台支持，是否没有是非观了？是否只要是学生发起的运动，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运动的目的，学运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