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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與趙紫陽
送交者: diogenes 2005年01月19日08:54:1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民運與趙紫陽


對趙紫陽的死訊沒太大的感覺,也沒興趣看相關的評論和悼文,基本上同意人之初的觀點,即民主人士不應自作多情。有關趙與八九民運的瓜葛,我所知的有以下幾點:

一、由於經濟改革遇上瓶頸,趙要按鄧小平的指示硬闖物價關。當時出台的所謂“價格兩軌制”,造成了惡性通脹和官倒猖獗的現象,令趙成為黨內保守派批評的對象。以陳云為代表的保守派一向反對趙的急進路線,主張所謂“鳥籠經濟”。趙因處理經濟問題失當,出了岔子而備受批評,早在六四前已經大權旁落的說法,雖無鐵證,但也有一定的可信性。

二、趙搞的“新權威主義”,是旗下智囊團參考國際知名的強勢領導人,如里根、撒切爾、戈爾巴喬夫和李光耀等政要的管治作風,特別度身訂造來鞏固趙的個人威信,以助推行改革。這種強人政治的管治方針,基本上是一種精英主義,與民主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說趙是開明派基本上沒錯;說趙支持民主就似乎有點牽強。

三、據香港的媒體報導,趙與經濟學家張五常及其恩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時有接觸,並在重大的經濟問題上聽取兩人的意見。有傳言指張五常及弗里德曼都認為腐敗有利,主張趙讓腐敗成為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張五常時常吹噓自己曾多次向國內領導人出謀獻策,卻甚少談及他為中國經濟開的到底是什麼藥方,所以很判斷傳言是否真確。但張五常和弗里德曼所屬的芝加哥學派,一般對民主思想持批判或否定態度。張五常就曾多番發表演說,指陳民主思想如何缺乏效益和有礙經濟發展。相信張五常及弗里德曼的言論會對趙有一定影響。

四、八九學運初期有學生喊口號,說“趙紫陽的兒子倒賣彩電”。六四過後,趙的兩個兒子趙大軍和趙二軍都因“官倒”而被查,但最後不了了之。顯而易見,運動初期反對的主要是官倒,而非要爭取民主,而趙本身其實也是被群眾批評的對象之一。至於學運領袖和同情學運的人士如何胡裡胡塗成為了爭取民主的積極分子,我認為主要與香港支聯會的介入以及廣泛散布帶有誤導性的宣傳有關。詳情請參看拙作《港支聯與八九民運》。

港支聯與八九民運


轉眼十多年光景,關於“六四”的炒作大概已經沒有市場了。大部分華人社群對當年發生的事不是已經淡忘,就是不願再提。對六四依然念念不忘的華人社群,除了經常瀏覽互聯網討論區的熱心人士外,碩果僅存的就只有每年主辦大型集會的香港支聯會。

經歷解放後的逃亡潮,目睹四九年以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再親歷國內文革引發的六七年暴動,存在香港人骨子裡的反共潛意識,不難理解。中英就香港主權談判,決定收回香港後,香港人的反共潛意識又演變成盲目的“恐共心態”,引發八十年代接二連三的移民潮:“中共收回香港主權,香港完了。”、“深圳大亞灣建核電廠,香港完了。”、“解放軍操過深圳河,香港完了。”而這種惶恐的背後就是冷漠:直至八九民運前,香港人普遍對大陸和大陸同胞懷有偏見,對國內的政情漠不關心。支聯會就是在這種氣氛下誕生的。

不少香港人把“民主運動”和“反共運動”劃了等號,他們認為共產黨代表邪惡,民運人士代表正義,民主運動是一場正義和邪惡之間勢不兩立的鬥爭。在這種簡單二分法的影響下,“六四”成為了港人集體記憶中的圖騰,其實際意義早已變得非常模糊,只有支聯會每年仍舊繼續主辦紀念活動,慨嘆當年一場大好的民主運動,竟未能把殺人集團逐出政治舞台。支聯會要趟渾水掙政治資本,本來無可厚非,可是同情民主運動的香港人就是不明,即使支聯會如何努力聲討李鵬和鄧小平等人,甚至把中共上一代的領導都說成是十惡不赦的罪人,都不能以此證明支聯會本身的立場正確。

支聯會當年的行動,說白了,不過是一次政治投機。他們曾有一段時間押注在趙紫陽身上,可是,當知道趙大勢已去,便構想如何製造流血慘案,從而阻止香港回歸。於是他們利用各種方法,包括供應源源不絕的物資到廣場上,與學生領袖秘密協商,出謀獻策,以及散播種種未經證實或純粹捏造的資訊,企圖唆使和鼓勵廣場上的學生堅持下去。“李鵬中槍”、“鄧朴方哭求父親不要開槍鎮壓”、“多位中共元老寫信給鄧小平表示同情學生的行動”、 “戒嚴部隊出現內鬨”。一時間謠言在廣場上漫天翻飛。據當時在京的五位香港記者事後分析:“部分北京學生及市民,得悉香港流傳‘李鵬下台’等消息,對大局的估計出現偏差,一邊沉醉於勝利的氣氛,一邊執着和非理性地堅持不撤出廣場。”

六四期間,在香港甚囂塵上的傳聞,是天安門廣上有學生被軍車輾斃(其中一個版本出自柴玲之口)。可是傳聞畢竟是傳聞,與事實有很大出入。真正發生軍車輾人的地點是六部口,但只是個別事件,而不是戒嚴期間的普通現象。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戒嚴部隊的坦克在夜深時分飛快地開入天安門廣場,不由分說地駛向學生睡覺的帳篷,把數以百計的學生輾成肉醬。”這種以訛傳訛、完全與事實不符的傳聞在香港被廣泛報導,不能排除是有人故意憑空捏造,誇大中共的血腥殘暴,想藉此證明鄧小平政權的“法西斯”本質。(六四天安門廣場清場的實際情況,可參看卡瑪.欣頓(Carma Hinton)的紀錄片《天安門》或參閱劉曉波所著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可是,民眾和傳媒對事實的真相不感興趣,以致當時挾持民意的人只需要一個icon,就足以挑動民眾的情緒。

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數只不過三數百人,傷者只有三數千人。與中共過去的整肅運動比較,又或者跟中國曆朝歷代的政治運動比較,都不是特別驚人的數目。以此來誇大鄧小平政權的殘暴,並不公正。(鄧雖然是個堅持己見的人,但他不搞個人崇拜,不搞思想改造,也不會為意識形態、路線鬥爭而濫殺無辜。他的錯誤是在眾目睽睽下動用不必要的武力去達到清場的目的。)事發前政府早已宣布戒嚴,不遵從的民眾對自身安全亦有一定責任;更何況當時確實有人被號召前往阻止戒嚴部隊執行任務,並作出燒軍車、打傷軍警等暴力行為。戒嚴頒布之後,即使參與抗爭運動的學生和知識份子認為法令不合理,都應該遵守公民抗命的基本原則,不應以激動的言論煽動民眾以危險的行為,例如以血肉之軀去堵軍車,去阻礙政府人員執法。

最後,所有參加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和民運領袖,都是經特殊渠道,先平安護送到香港,然後出走歐美。這足以令人相信,支聯會的所謂“黃雀行動”不僅是人道救援行動,而是早有預謀,蓄意影響局勢發展的部署。

六四事件後,有些香港人主張提走中資銀行的存款,也有人呼籲外國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卻沒考慮到經濟制裁的受害者只會是老百姓。試問這些主張對推動中國的民主發展有什麼好處呢?香港人對祖國從沒太大的歸屬感,對九七回歸的前景的憂慮令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八九民運上。其後塵埃落定,得知大勢已去,便由興奮轉為恐懼,由激情轉為理性,於是當九一年華東發生水災,便有人發起賑災籌款活動,以示港人關心祖國,不再對國家懷有敵意。可是這種忽然愛國的熱情並不持久,到九四年華南出現更嚴重的水災時,早已在九一年“表態”的香港人,對國內同胞的命運,已經不再關心了。

一直以來,支聯會的立場可簡單地概括為:(一)“邪惡”就是中共的本質;(二)“六四”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三)“民主抗共”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這種立場所導致的錯誤,至少有以下四點:(一)以激烈的言論,鼓動群眾情緒,利用群眾的熱情,激化矛盾和對立;(二)把參與民運視為政治投機,拿人民的生命作賭注,並採用值得爭議的手法,企圖影響抗爭運動的方向和結果;(三)為了面子和意氣,拒絕從現實角度考慮人民大眾的利益,堅持視中共為死敵,不肯作任何和解、妥協;以及(四)拒絕承認中共改革開放以來進步的一面,卻又提不出任何對民主改革有利而又實際可行的建議。 (海納百川 www.hjclub.com)

要推動中國發展民主,不應採取處處跟中共對抗的態度。多年來支聯會高喊的口號,如“打到鄧、李、楊集團”、“血債血償”、“追究屠城責任”、“釋放民運人士”、“結束一黨專政”以至“要求平反六四”等,對解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衍生的問題,可謂毫無助益。拒絕探討歷史真相,將一個值得反思的歷史事件說成“偉大、光榮、正確”的民主運動,拒絕一切質疑和批判,將中共作為血債的追討對象,如果這就是支聯會所說的“薪火相傳”,那麼,一年一度紀念“六四”的活動,恐怕再沒必要搞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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