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許多類似討論中的一篇，希望也有參考價值）

為什麼漢語的思維速度比其他語言快

2015-01-11 人到中年    文 / 阮次山[①]

    中國人心裡有這樣一種成見；認為漢語遲早要被英語所淘汰。記得有一次，大概是胡野碧[②]在辯論時乾脆把它清楚地說了出來。前幾天‘世紀大講堂’請了一位學者李銳[③]也認為全球化的結果是讓英語統治世界。只有阮次山在一次‘大時代，小故事’中談到漢語的思維速度比英語快。但是，他又提出一個問題；既然由於漢語使用了‘聲’使得漢語的思維速度比英語快，那麼，由於廣東話中的聲比普通話多，是不是廣東話的思維速度比普通話更快呢？我的回答是，廣東話雖然使用的聲調多於普通話，但是，廣東話有兩個缺點，第一、它的文字規劃得不好，文字表達欠佳，且有閉音節的聲音存在。第二、它的聲音利用率不高，普通話有21個聲母、35個韻母和四聲，連乘的結果是2900個聲音，但是能夠被利用的是2500個，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話中的僅1200個。廣東話有九聲，即使它的聲母和韻母與普通話一樣多，那麼它實際使用的聲音也應該是普通話的兩倍多才對，但是，廣東話中實際使用的聲音僅有1500個，與普通話相差不多，而它的利用率比普通話小了幾乎一倍。利用率小，就說明難學。因為同樣的一個聲母或韻母，每次的使用實際上也是一種練習的過程，利用率高的聲母或韻母必然容易記憶、容易掌握。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凡是常用的語言元素，包括聲母、韻母、漢字和單詞等，越是經常使用的越容易掌握。語言的好壞其實取決於兩個方面，第一、是不是能夠用很少的記憶來掌握，第二、是不是能夠在有生之年掌握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識？用一句極限的話來講應該是：最好的語言是不學而知，但是所掌握的知識又最多的語言，或者說，學少而知多的語言。

    英語與普通話相比則不同，國際音標中，英語有20個元音和20個輔音，所以英語的聲音種類不會超過20×20＝400個；反過來說，不在這四百個聲音之內的任何聲音都不被英語所承認，或者被認為是不正確的發音；這裡所說的不是‘音節’。比較一下就會看出，漢語的發音種類是英語的3倍，兩者的比值遠大於廣東話與普通話的比值。

    下面要說一下，為什麼聲音種類越多，思維速度就越快。

這個問題，去年我在‘北大中文’論壇討論了一個月才使大家弄清楚，在這裡我希望儘量說得簡單。假設有一個僅會發兩種聲音的人，具體地講，他就會發a和b兩個音。根據電腦的理論，我們知道，他用這兩個符號依然可以表達整個世界。再假設，世界上僅有400種事物需要表達，那麼，一個英國人可以用每一個發音來表達400種事物中的一件，而僅會發兩個聲音的人，有時就不得不用九個發音來表達400種事物中的一件，因為二的九次方才大於400。比如，英國人用‘i’代表‘我’，而僅會兩個聲音的人可能要用abbababba代表‘我’這個概念。一般人每發一個聲音大約需要消耗四分之一秒的時間。比較兩者就會看出，僅會兩個聲音的人，不但表達得慢，而且還費力氣。在表達‘我’這個概念的時候，英國人使用四分之一秒的時間，而僅會兩個聲音的人使用了二又四分之一秒。如果兩個人總以這樣的比例生活一輩子，他們一生中所享受到的所有信息將是它的反比9：1。

實際的情況中，最明顯的是日語與漢語的對照，我們知道，日語使用了100種不同的聲音，而漢語使用了1200種聲音，因此很多漢字讓日本人一念就必須用兩個或者三個聲音來表達。我們假設日語中所有的字都用兩個聲音來表達，那麼豈不是說，日本人一生所能夠享受到的信息僅僅是中國人的一半嗎？我曾經思考過，這是不是與日本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偉大的思想家有關。我們知道，思維實際上是一種心裡說的過程，如果在說話時表達得快，那麼，思維的速度也應該跟着快。具體的例子是趙元任[④]曾經比較用英語和漢語背誦乘法口訣的速度，漢語使用了30秒，而英語使用了45秒。因此，如果兩個人同時用英語和漢語來背誦的話，到了30秒的時候，漢語使用者一定想到了九九八十一，而英語使用者則一定到不了這裡，說不定，他想到的僅僅是七七四十九。這就證明了使用發音種類多的語言比使用發音種類少的語言思維速度快。這一點曾經被國、內外許多學者所證實。至於思維速度快是否就代表聰明這個問題是被很多學者所承認的。

    我的證據是解釋一個歷史上的‘謎’古希臘人為什麼比其他人更聰明？因為希臘的文化來自古菲尼基人，我們知道菲尼基人發明了人類的拼音字母，就聲音的分解來說，這是一大進步，就思維速度來說，它是一大倒退。因為，為了篩選容易區分的聲音元素，菲尼基人僅僅使用了22個輔音，這樣，它的表達速度當然比現在任何語言都慢，而希臘人則採用了元音，我們知道元音與輔音結合以後，聲音種類等於增加了好幾倍。事實上，菲尼基人的聲音中也有元音，否則他們是發不出來的。所謂的22個輔音是說他們僅承認這22個輔音為信息栽體，也就是，ma、me、mu、mai、muo在他們的耳朵里與一個m沒有任何區別就像me的四種聲調對於英國人來講沒有任何區別一樣。由於聲音種類的突然增加使得希臘人的思維突飛猛進，造成了後來的現象。論壇上曾經有人問漢語的聲音種類依然多於英語，為什麼沒有英國先進。我的回答是，當聲音種類突然增加的時候就有新思想出現，反之，當聲音種類減少時，思想就趨於保守，而元朝以後，中國的聲音中失掉了一個‘入’聲，中國的衰弱正巧從那時開始。最後，在討論尼安德特人的時候，人們也發現，使用聲音種類少的人種會被歷史淘汰。

    我之所以認為漢語必定戰勝英語的根據還不在這裡，關鍵是要解決人類目前所面臨的知識爆炸問題。我們知道，目前的英語單詞包括各種生物名稱及專利發明的新術語已經超過了數百萬，如果考慮到英語中有一些可以推導和聯想的成份；比如前、後綴和複合詞等，它所需要記憶的基本單詞也有一百萬個。而所有這些單詞在漢語中都可以用四千個漢字來表達。根本的原因還是英語的發音種類不夠。

    比如pork這個詞，在英語中代表豬肉，它和豬pig、肉meat沒有任何關係而僅僅代表它們的一個聯合體而已，如果把豬肉pork、羊肉mutton、牛肉beef、豬油lard、羊油suet和牛油talon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的話就發現，英語中所有的聯體詞都是一個與其中任何一個分解詞毫無關聯的新符號，而它們卻構成了英語詞彙的主體，英語中幾百萬的單詞就是這樣來的。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如果將pork改成pig和meat連在一起的形式，那麼就要發音四次而pork僅僅發音兩次；所以聯體的詞能夠節省發音卻要增加記憶，而分體的詞，無需記憶可是卻增加了發音次數。設想，一位屠夫，每天要用到‘豬肉’這個詞上千次，使用兩次發音的單詞要比使用四次發音的詞節省兩千次發音，何樂不為？但是遇到不常用的詞的時候，英語還是和漢語一樣，使用分解的詞，比如驢肉就用donkey meat來表達。因為不常用的詞，即使設立了符號形式，別人也記不住。漢語能夠將英語中聯體詞彙分解的功能，非常有用，它使所需要記憶的詞彙大大地減少；不僅如此，它還能夠將詞彙在人們頭腦中的位置整理得清清楚楚。達爾文主義的誕生就是建立在林奈的雙名法[⑤]的基礎之上的，這種方法使得各種印象在腦子中由原來的平面，變成立體的。比如，在林奈以前，人們給所有的生物一個名字，結果，由於種類太多，同一種生物可能有兩種名字，而另外的生物，可能沒有名字。林奈則將所有的生物先分類，並且給出一個類名，然後在類名的下面放一個詞，兩者組成雙名法的名字。這樣不但清晰，而且大大的減少了需要記憶的符號；比如原來有一萬個名字，現在分成一百個類，又在每類中分成一百種，我們所需要記憶的僅僅是一百個類名和一百個種名，共二百個，而不是原來的一萬個。隨着知識爆炸的問題逐漸惡化，人類就有必要將其他的術語也仿照這個方法改造，而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按照漢語的結構進行改革。而原因還是在於發音種類的數量。

    這個現象最先是德國的萊布尼茲[⑥]體會到的，他認為漢語是自亞里士多得以來，西方世界夢寐以求的組義語言。但是，他沒有看到聲音的真正特性，卻由於漢字的數量上的性能而定義漢字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字。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知識爆炸的世界，他一定會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廢除拼音文字而採用漢字。

    最後，談一下關於人的一生中到底能夠記住多少單詞或符號的問題。中國人所使用的漢字通常在三到四千，而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僅有三萬個單詞，他本人能夠全部掌握。但是，到了丘吉爾時代，他的單詞量依然是三萬個，可是，那個時候的英語已經擁有近百萬個單詞了。所以，我認為，莎士比亞使用英語單詞的熟練程度是後人根本無法達到的。我曾經在網上向很多英語中高等教育的語言機構請教，到底學習英語應該掌握多少單詞才成，但是，他們的回答總是含糊不清，或者扯一些別的東西。後來，在一些無法避免這個問題的文章中我發現，語言學家們對於英語單詞的要求是：一個受過教育的英語使用者應該掌握五到二十五萬單詞，不但差距範圍很大，而且，用這個標準來衡量，莎士比亞和丘吉爾都應該是文盲，至少是沒受過教育的人。我認為，這是任何推崇英語的人的軟肋，只要他們能夠躲過別人問這個問題，其他的方面 ......

    我的觀點曾經在北大中文網上討論過。但是，可以看得出來，不知道的人還有很多，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劣等民族和劣等文化。所以，在鼓舞中國人的信心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大家努力。其實，只要大家能夠恢復信心，中國人在很多事情上早就應該領先於世界的。可是我們太愛鑽牛角尖，總是當外國人設立一套標準的時候，我們拼命地追呀趕呀。為什麼，我們自己不能夠設立標準，也讓他們換換口味？我記起幾年以前，西方國家有一個喜歡指手劃腳的毛病，那時，我也有一個毛病－－喜歡掣肘拖腿。美國有一份cox報告，內中例舉了大量的對比，用以說明中國人不可能通過三、四十次的核實驗取得與美國一千多次核試相同的成果。唯一的解釋就是中國盜竊了美國技術。有人也稱這次事件為李文何事件。我那個時候給美國所有的參議員各發了一封電子信件。內容是說，如果他們希望徹底調查此事，就應該設立另外一個調查小組，好好研究一下漢語和英語在思維上面的差異。只有這樣才能夠弄清楚，為什麼中國三、四十次的核試所取得的進展與美國一千多次核試的進展相差無幾。在信的後面又附上了我的對於兩種語言對比的計算書。後來，接到了不少回信，要求我告訴他們我的真實地址才肯繼續考慮。

    ……我也明白，不會有哪個美國參議員會提出任何有關的議案的，因為，任何有關議案的提出，其本身都是對於漢語的一種變相宣傳，都是對於英語的貶低。沒有任何美國人願意辯論它。道理非常明顯，如果辯論下去，必然牽扯到語音和語言學中的諸多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是他們的一塊傷疤。目前，美國一直要求中國降低人民幣匯率，但是，態度依然沒有超出禮貌的範圍，所以，這套理論還不適合。一旦他們超出了理性，那麼，非常容易扯到語言學的問題上來。換句話說，是：由於英語的思考範圍狹窄，所以不能夠從更加長遠的利益來考慮問題。但是，這話我還不敢說，至少不敢對美國人說。因為我是學工科的，工程上的事情我有點把握，可是一碰到經濟問題，我心裡沒底。

    類似的事情還有就是找世界語bbs進行辯論。誰都知道，世界語實際上是將英語改頭換面設計的語言，當然不懂得使用‘聲調’。我的問題是，英語的單詞已經遠遠超過了常人的記憶極限，世界語有什麼辦法彌補這個缺陷嗎？當時有人回答我說，世界語中使用派生的結構比英語更加明顯。可是，當我將漢語中的聲音種類，以及‘聲調’的利用方法向他們解釋以後，再也沒有人發言了。

    還有就是美國有一個‘只說英語運動’english only曾經向全世界爭求意見。可想而知，我的意見是什麼了。我告訴他們，你們一意推行英語實際上是將美國文化推向深淵，是在摧毀美國文化。拯救你們的方法只有重新選擇一門帶有‘聲調’的語言。對於這些沒學過漢語的人來說，他們一般不懂得什麼是‘聲調’，所以，只好用唱歌時候的音階來向他們解釋；任何一個英語‘音節’都可以跟隨音階變化出至少八種不同的聲音，這和‘聲調’的作用差不多。上述所說的實際上就是美國人的軟肋，沒有必要的話，我是不會亂碰的，影響團結。而且，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加，我們可以說的也越來越少，因為說多了，就給人藉口說中國威脅他們。

[①] 阮次山（英語：Anthony Yuen，1946年－）華裔美國人，祖先來自中國海南儋州，出生於中國廣西。現任香港鳳凰衛視資訊台總編輯兼時事評論員，他同時還為新加坡《聯合早報》撰寫專欄。2002年，阮次山受聘為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2004年，阮次山受聘為武漢理工大學兼職教授，2006年12月，阮次山受聘為哈爾濱工程大學客座教授，2010年4月，阮次山出任中國西華大學鳳凰學院名譽院長兼首席教授，2010年5月，阮次山受聘於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座教授，2010年6月，阮次山受聘為中國礦業大學客座教授，2011年6月，阮次山受聘為西北工業大學客座教授。-維基百科

網上評論他：名字像越南人，長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灣人，護照是美國人，其實是黨的人。詳南都周刊的“阮次山，究竟什麼人”。

[②] 胡野碧是著名的中國投資銀行家。胡野碧曾在湖南大學攻讀電子工程，北京理工大學攻讀企業管理研究生，後赴荷蘭皇家管理學院攻讀MBA。他是首批到港的海外專才，近年來事業發展順遂。他從教書先生走上金融之路。

[③] 李銳，當代小說家。生於北京，祖籍四川自貢。作品《厚土》獲得過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李銳是海外知名中國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譯為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蘭文等多種文字出版。 維基百科

[④] 趙元任（Yuen Ren Chao, 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5日），字宜仲，江蘇省常州府陽湖縣人。 1892年11月3日生於天津。是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哲學家、作曲家，亦是中國語言科學的創始人，被稱為漢語言學之父，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1921年5月25日，趙元任和楊步偉開始結婚準備工作，草擬並印製結婚通知書；自擬並手書結婚證書，貼四毛錢印花；到中央公園自拍多張合影，挑選在格言亭一張作為結婚照；租了北京東城小雅寶胡同四十九號作為結婚用的房子，一樓一底，房間極舒適，還有屋頂花園。5月31日，趙元任和楊步偉適當布置房子後，當晚請了胡適和女醫生朱徵在客廳共進晚餐。飯後拿出結婚證書請兩位朋友作為結婚證人簽名。為了合法化，貼了四角錢印花稅。趙元任回憶說：在我們寄給親友的通知書上，我們說，接到這項消息的時候，我們已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結了婚。除了兩個例外，賀禮絕對不收，例外一是書信、詩文，或音樂曲譜等，例外二是捐給中國科學社。第二天，北京《晨報》以特號大字標題《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婚後，楊步偉捨棄了自己擔任的醫院院長和婦科主任職務，當起了相夫教子的賢妻。二人和睦相處，一對恩愛伴侶相攜走過60多年。他1938年再次應邀赴美國講學，從此留居美國，先後任敎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中國清華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先後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1946年）、加州大學（1962年）、俄亥俄州立大學（1970年）頒發榮譽博士學位，並擁有美國國籍。曾獲文學法學、人文學等博士學位；擔任過美國語言學會會長、美國東方學會會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語言組主任等。1973年、1981年，兩次回祖國大陸探親訪問。1982年病逝於美國麻省劍橋黃山醫院（Mount Auburn Hospital），享年89歲。 維基百科

[⑤] 卡爾·林奈發明了將物種根據其共同特點，按照科學分類的方法進行分類。瑞典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和醫生，瑞典科學院創始人之一併擔任第一任主席。他奠定了現代生物學命名法二名法的基礎，是現代生物分類學之父，也被認為是現代生態學之父之一。

[⑥] 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德意志哲學家、數學家，歷史上少見的通才，被譽為十七世紀的亞里士多德。他本人是一名律師，經常往返於各大城鎮，他許多的公式都是在顛簸的馬車上完成的，他也自稱具有男爵的貴族身份。 萊布尼茨在數學史和哲學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