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二字：是“理論”，還是信息？
——對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再追問
武振榮

把50年前發生的那一場“文化大革命”里的“革命”二字，不是當成一種“理論”，而是看成一種信息，那麼，我們對它的研究就可以突破現有陳舊水平，亦可以拋棄那些陳詞濫調，上到一個新台階。

我不否認，在1966年的毛澤東那裡，革命的確是一種理論——是一種要想“掌握”“人民群眾”的理論，但是對於不是理論家並且對理論一竅不通的“7億”（當時中國的人口數字）“人民群眾”來講，它絕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信息。人民如果要接受一種理論，必須要有一個學習、領會和消化的世紀過程，而且要具備相應的理論知識和理論的修養，所有這一切，1966年的人民根本就不具備（現在的人民也不具備），但是，人民在接受一種信息時，你說他們不會處理，不會消費，那就不對了。

因此，更接近實際的分析法是：與其說當時的人民群眾是要“學習”和“落實”“毛主席的革命理論”，不如說是要處理革命的信息。此處，假設我個人同意那些鐵杆“文革反對派”的觀點，認為1966年的中國人民是“愚蠢”的“群氓”，根本“落實”不了革命的“理論”（又假設人民對此“理論”一無所知），退上一步講，假設他們不人，而是“螞蟻”（法國就有一個研究中國“文革”的人提出了“7億紅色螞蟻說”），“螞蟻”難道就不會處理信息嗎？其實依據現代生物學的觀點，螞蟻社會的生存和延續完全是一個信息化的過程。

1966年革命的信息傳播的途徑是自由式的，它主要的形式是“廣播”——典型的大眾媒介，用當時的話講叫“紅色電波”，這樣的傳播途徑如果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線，那麼，他們能夠發現的價值就不多了。而我在回憶和研究1966年中國政治大事變時，對此一點記憶尤深。眾所周知，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17年”（1949-1966）中，所有的中央文件都紙質的，從上到下,逐級往下傳達的。譬如1963年的“23條”（《中共中央關於目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出現的若干問題的通知》）傳達過程，很能說明問題，文件每到一級，都有一個嚴格的保密期限（儘管很短），有一套嚴格的程序控制，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差池。為了方便讀者們，我把我自己接到《23條》時的全過程復原如下：

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西北局黨委——陝西省黨委——咸陽市地委——興平縣縣委——興平縣文教局黨委——興平縣於仟中學（我所在的學校）黨支部，學校黨支部在接到這個“紅頭文件”時，先進行“內部消化”和討論，然後召開全校師生大會，由支部書記“宣讀”傳達。傳達完了以後，由學校布置，分班展開討論，並且討論的情況要由班主任匯總，上報學校黨支部，黨支部然後逐級上報……。

而在1966年8月中旬，正值“文化大革命”關鍵時刻，情況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8月8日，由中共中央8屆8中全通過的《十六條》（簡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於8月10以廣播的形式直接向社會傳達，越過了中共中央以下的各級組織，一下子傳達到了“人民群眾”中去，被時人稱之為“一竿子插到底”。這樣的情況，在中共建國後的17年中，是頭一次，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啊。

那時，我以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在西郊中學舉辦的“興平縣中小學教師學習會”，和學習會的全體師生坐在大操場上，收聽了《十六條》的廣播，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主辦“學習會”的興平縣委副書記（主管文化教育）——張世龍和學習會的其他領導，也坐在大操場上，於同一個時間裡，和大家“收聽”《十六條》。可見，在“接受”《十六條》文件這個問題上，張世龍和全興平縣人民是“平等”的，也就是說，他失去了以往“中央文件”在他辦公室停留的特權和先知權，不僅如此，他還失去了非常重要的“傳達文件”的權力和與之聯繫在一起的對文件享有的各項主動權。

這是那個年代中的一次變化，乍看起來，它似乎是一點小的變化，可是呢？由此而引出的事情的後果卻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後的研究認為，它是1966年正在進行的“共產黨運動文化大革命”轉化成為“人民運動”的一個轉捩點。所有研究1966中國大事變的人如果忽視了這一點，那麼，他們研究是不得要領的。

我們一般稱為“理論”的東西，它首先是一個知識體系的構成；其次，體系內存在着組織上的邏輯性；最後，理論本身蘊含了邏輯開展所需要的演繹空間。所以，就最簡單的方法看，一個被看作是理論的體系，實質上是一個知識的組織單位。就此來講，理論在這裡已經具有了獨特性，具有相應知識的人才可以“占有”它，或者說“掌握”它。

對於特定的人群來將，理論具有組織性，特別是對於現代革命的政黨來說，理論所具有的組織性是不言自明的。於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一個革命的政黨，在特定的條件下用特定的理論組織人群的事情，大家都熟悉的，我不再多言。

可見，我們分析一種革命的理論，就會發現，它事實上存在着一種少數人優先占有的問題，而占有的行為事實上又關聯着特權，所以，在一個革命的政黨內部，特權的分割也就自然地造成了科層化的等級制度現象，而對於革命黨的外部來說，這個問題就更為複雜了。如果說一個革命的政黨占有了一種革命的理論，那麼，這種行為對於普通人民來講，所產生的後果卻是嚴重的，無論怎麼說，理論在這裡對人民群眾來說，有着極大的利害關係：首先是人民群眾“沒有”理論；其次他們要“學習”理論，最後領導他們學習理論的人又判斷他們到底能不能“掌握”理論，“掌握”了或者“沒有掌握”理論？總之一句話，人民群眾如果和“理論”聯繫在一起，他們便永遠是“理論”的奴隸，不管那種理論是什麼？

對於人民群眾來說，沒有革命的理論，怎麼去搞革命的運動呢？怎麼可以成為“革命”的人呢？諸位，在1966年的8月份“文化大革命”的緊要關頭，社會意識和人民群眾的思想都沒有超越出上面我所說的“邏輯”問題，只是，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情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一向被共產黨人奉之為金科玉律的理論體系，忽然間變成為一種信息。

如果說理論傳播的方式主要是靠“學習”和“灌輸”的話，那麼，信息的傳播則主要靠媒體。上面，我已經說道，1966年是中國廣播時代，《十六條》用廣播向社會發表的情況，有力地促進了“理論”向“信息”的轉變。那時，我和我們的“戰友們”（其實是“同學們”）口口聲聲地說“紅色電波”的話，可是，就沒有人可以看出其中變化之奧妙。

在這裡，我要強調，我們雖然沒有看出上述的奧妙，可是，我們已經處身於那種“奧妙”的變化之中了。正因為如此，我們身上出現的那種奇怪而又奧妙的變化，自己卻全無感知。過去一個黨支部書記就是神，我們反對他，就是反對黨，這樣的——數也數不清的事例，我們誰沒有親眼看見過呢?可是，眼下呢？情況竟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反對黨支部和支部書記的行為不但不是“反革命的”，而且是非常“革命的”，所以，很快地，我們由反對黨支部，發展到反對黨委，由縣一級黨委反對到省（區）一級黨委，由省（區）一級黨委，反對到“中央局”一級黨委，最後反對到國家主席劉少奇（兼黨中央副主席）和鄧小平（黨中央副主席）那裡。這就是1966年，共產黨“理論體系”坍塌後，“革命”“信息”促成了我們行為的最大變化！

以前，我們見到了當權派（哪怕他個芝麻官），都對之點頭哈腰，恭維奉承都不及，我們今天竟然當着他們的面，斥責他們“變質”、“變修”，並且指着他們的鼻子，大聲地斥責他們啊！我在一份材料發現，任仲夷（文革時，任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務書記）事後承認，文革中“我被鬥了2400場”。

在1966年那一場人民對當權派的鬥爭中，說人民一方“掌握”了“理論”，那是不真實的，絕對的不真實。但是，當時的人民都這樣認為，說是“革命的理論”“掌握了人民群眾”，或者說“人民群眾被革命的理論武裝起來了”。時隔50年，我對上述語言的真實性是持懷疑態度的。我已經說明理論是一個系統，再簡單的理論都是一個複雜的建構體系，都有其邏輯的內在運動軌跡，同時，也完全維繫在特定理論所指向目的坐標上。可是，在1966年，人民之於理論，哪有這麼複雜的關係啊。

就拿我們——在文革打頭陣的被《十六條》稱之為“勇敢的革命小闖將”的——中學生們來說吧，能夠“掌握”多少理論？如果說理論在被我們“掌握”前有一個長期的學習和灌輸的過程，那麼，情況就更不妙了。真實情況是，在文革開始的那一個月（5月份），我們這些“被資產階級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俘虜了”中學生們，正在“白、專化”的道路上瘋狂地奔跑着，滿腦子裡的都是“數理化”，誰個沒有說過：“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話呢？特別是我們（畢業班）初六六級學生，為了中考，幾乎個個都“開夜車”，“通宵奮戰”，以至於，學校每到夜晚12點，用“斷電”的方式強迫學生睡覺。

有的學生為了刺激自己，竟然過量服用麻黃素（那時沒有毒品），以至於我們的石祥老師在學校高聲呼籲：“危機，危機啊！南位公社醫療站的麻黃素，被於仟中學的學生都買光了！救救學生啊，麻黃素吃多了會破壞神經系統啊。”那時，如果中考落選，根本沒有第二次機會了，我們這些“農村娃”“一輩子就是打牛下半截了”。想一想，就是這樣的一屆中學生們，他們在接受所謂“革命理論”的前一個月裡的現狀竟是如此啊！

因此，我作為1966年學生運動的當事人，負責任地告訴大家，我們在那一場匆匆而來的運動中，根本沒有“學習”、“消化”和“掌握”所謂“革命理論”的事情，因此，在運動中，我們標榜自己“掌握了革命理論”，“被老革命家”“掌握得還要牢靠”的話，完全是“吹牛”，地地道道的“自我吹噓”。

但是，那是個允許“吹牛”的時代，經我們自己一吹，我們自己也信了，社會也信了，甚至連那些以往的“老革命家”也給信了。在我們和他們的“大辯論”中，他們幾乎都承認我們“革命小將”被“他們的覺悟高，”被他們的“理論水平高”，所以“革命”和我們最配稱。我記得，就在我們那伙帶着紅衛兵袖章的上百號造反派中學生衝進縣委大院，（就興平縣文化大革命問題）找張世龍辯論時，這位“38式”的“老革命”，左一個“向革命小將學習”，右一個“你們理論聯繫實際的水平被我們高”的話，不至於都出於恭維。

我的文章如果寫到這裡，便戛然而止，就等於白寫，我是要給出一個結論的：是說當年參與運動的“數以億計”的人民，雖然不是“掌握了革命理論”，也不是“被革命理論所武裝”，更不是人民在“理論上”高過當權派“一頭”，只是，人民接受了“革命”的“信息”，他們的行為的全部意義和基本的價值是人民“自由”地（打倒了當權派所獲得的）處理革命的“信息”。

中國革命的“信息”不是在1966年才產生的，它在中國社會有着一個相當長的歷史存在時期，具體的說，它和1949年共產黨革命運動，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運動、1917年的護法運動、1919年的“五四”運動及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關，更遠地它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傳統革命也息息相關。因此，它在1966年的特別運動中獲得“史無前例”的表現，就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了。寫作了《法國革命史》的米涅說：“革命從來不是一種心血來潮的結果，一個民族絕不會為了無足輕重的細故鬧得天翻地覆”。

1966年的中國人民一旦接受了革命的“信息”，剩下了的事情就是“敢干”，而法國大革命的一位英雄——聖茹斯特曾經高聲說道：“敢幹，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法國革命史》。
2016年4月25日
《博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