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對華“鴉片戰略” 獲得巨額毒品利潤

發布日期：2010年9月3日 12:25:05

中國人都知道中英兩次鴉片戰爭，但殊不知，在英國逐漸從中國的殖民舞台上退去之後，日本接替其成為對華鴉片輸入的最大東家。日本軍方斷言，“中國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將永遠是日本的附屬國。”

戰後的一天，江口圭一像往常一樣來到東京集中出售古舊書籍的神田町，在一家書店，他意外地發現了幾箱檔案，都是侵華戰爭時期駐“蒙疆”工作的日本官員沼野英不二留下的。

■日本最高決策層有組織實施

沼野曾在1941年6月至1942年10月期間，任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經濟部次長。令江口圭一感到驚喜的是，檔案中有一份《特別會計歲入歲出決定 計算書》，詳細記載了當時的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部分地區的鴉片生產和銷售情況，該文件以日元作為結算單位，其中預算支出包括“工資、保密費、鴉片購買費、鴉片工作費”等等50多個項目，鴉片及其製品則被分為“生鴉片”“規格鴉片”“煙膏”“海洛因”等不同級別。而這些鴉片的去處，則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廣東等地，僅《配給關系統計表》就有17頁之多。要知道，盟軍占領日本之前，日本方面銷毀了大量的檔案資料，關於“鴉片戰略”的一手檔案更是非常少見。

“鴉片戰略”是日本學術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華強制種植並專賣鴉片的行為的總稱。

之所以稱其為 “戰略”，是因為日本制定這一政策時，有極強的目的性和完整的政策措施。整個工作由軍部、特務機關，以及政府下屬的“興亞院”負責。興亞院是當時日本負責中國被占地區工作的部門，以日本首相為總裁，外相、藏相、陸相和海相為副總裁，後來逐漸演變為“大東亞省”。由此可見，“鴉片戰略”是由日本最高決策層負責並有組織實施的，並非侵華日軍的自發行動。

據江口圭一發現的“蒙疆”官員檔案顯示，在另一份名為《關於在大東亞共榮圈各地域確立鴉片政策》的文件中，“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次長”落合甚九郎向“興亞院政務部長”建議，由於“大東亞戰爭”的需要，需儘快在“大東亞共榮圈”推行鴉片政策，制定供需計劃，並特別指出應當發揮“蒙疆”一帶鴉片的生產能力。

■日本獲得巨額毒品利潤

由於鴉片生產的巨額利潤引發日本軍部和政府各勢力的爭搶（據江口圭一發現的“蒙疆”官員檔案顯示，僅1939年，偽“蒙疆聯合政府”的鴉片稅收入就達到1043萬日元，折合當時的250萬美元，占其歲入的36％），日本成立了“兒玉機關”和“里見機關”等專門的秘密機構，具體負責對各個地區的鴉片分配。三井商事和三菱商事也參與進來，負責從中東等地進口鴉片，鴉片成了日本政府、軍部、財閥、特務機關共同的牟利渠道，甚至連天皇的侍從武官也會經常問及此事。

根據 1943年“大東亞省”的調查報告可知，日本將中國的鴉片生產區域按照傀儡政府的管轄區劃分為“滿洲”“蒙疆”“華北”“中支”等四處，其中以偽“蒙疆” 政府轄區內的鴉片產量最高。日軍從中獲取的利潤對其侵略戰爭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以駐東南亞的日軍第25軍為例，其1942年第一、二季度預算中，50％以上的收入都是出售毒品所得。據日本學者推算，侵華日軍毒化機構——宏濟善堂在華開館5年盈利約10億日元，若用此款建造當時日本最新型翔鶴或瑞鶴級航空母艦（載重25675噸，搭載飛機84架，每艘造價8000萬日元），即可建造12艘之多。

在日軍侵華以前，鴉片買賣至少在名義上是非法的。然而日軍占領北京後不到數月，鴉片貿易就開始合法化。南京、上海等城市也都出現了類似情況。就這樣，通過強制推廣種植鴉片，日本保證了鴉片的供應；通過鴉片合法化，日本確保了鴉片的消費人群；通過鴉片專賣，日本獲得了巨額的毒品利潤，“鴉片戰略”成為掠奪中國民眾財富，削弱中國民眾反抗能力的重 要手段。

■毒梟戰犯供奉于靖國神社

戰爭結束時，為了防止盟軍發現日本戰爭期間很多不可見人的秘密，日本政府銷毀 了大量戰時的文件檔案，其中就包括相當多的“鴉片戰略”方面資料。在東京審判中，鴉片問題雖然被提出，但並沒有成為關注的重點。戰後，日本國內一些有正義感的歷史學者，對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前面提到的江口圭一先生，在日本收集了很多相關檔案和其它資料，使得很多寶貴的歷史資料免於湮滅。他寫的《日中鴉片戰爭》一書，以及整理編輯的《日中戰爭期鴉片政策資料》等史料集，都是研究這一時期日本鴉片戰略的重要參考文獻。一些當時的當事者戰後也幡然悔悟，留下了很多寶貴的歷史資料，當時負責將鴉片加工為海洛因的工程師山內三郎，在上世紀60年代便寫下了回憶錄《毒品和戰爭——日中戰爭的秘密武器》，當時負責在中國東北、華北等地指導罌粟種植技術的農技師二反長音藏，戰時被稱為“鴉片王”，戰後由其兒子執筆寫下了回憶錄《戰爭和日本鴉片史》。

但是，相比日本學術界的態度而言，日本官方對鴉片戰略採用的是一種沉默態度，對於這一問題並沒有清晰的表態，而日本輿論對這一問題也很少觸及過。一位曾經參與過日本某版本高中歷史教科書寫作的學者談到，他有若干次在送審稿中提到，“日本軍在內蒙古等地生產鴉片，在中國占領區出售。”但都被文部省在審查時刪除，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官方對於這一問題的態度，畢竟他們不願承認這樣的事實——靖國神社內的很多人，不僅是戰犯，更是不折不扣的毒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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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還採了一篇書籍介紹：

日本侵華“鴉片戰爭”罪證

2015-09-16 11:54

東京審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反法西斯同盟國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的國際軍事審判，因審判匯集的大量檔案文獻，以及審判留下的歷史紀錄，在歷史文獻方面具有很大的研究價值。

中國言實出版社新推出的《罪證：從東京審判看日本侵華鴉片戰爭》一書，首次系統梳理、整理與翻譯了東京審判庭審記錄日本“鴉片侵華”部分，並在翻譯整理東京審判庭審記錄日本“鴉片侵華”證據基礎上，以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有關日本“鴉片侵華”檢方證據文件、證人證詞等資料為考察中心，結合中外文獻資料、檔案報刊，參考、借鑑近年來學者對日本煙毒侵略中國的研究，全面敘述了二戰期間日本在中國東北、華北、華東等區域推行毒化政策的歷史過程、剖析日本在華進行毒化活動的實質與邪惡性。

書中以大量的事實證明：日本對華毒品戰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國家行為，是一種大規模的國家戰爭犯罪，是日本侵略者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罪行，也是對二戰期間遭受日本毒品危害的全世界人民犯下的戰爭暴行。

習近平總書記7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強調“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

《罪證：從東京審判看日本侵華鴉片戰爭》是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一份獻禮，也是為貫徹落實習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的實際行動。”本書策劃人王丹譽說，東京審判庭審記錄中有關日本“鴉片侵華”證據，是我們研究日本侵華期間在中國進行毒化活動的重要史料。整理、翻譯這部分史料，不僅能為研究日本 “鴉片侵華”專題提供一手史料，更為回擊日本右翼否認侵略罪行提供重要的歷史證據。

本書作者韓華曾翻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審判山下奉文：戰爭罪與指揮官責任》等書，對日本侵華毒品戰有深入研究。作者在書中指出，從甲午戰爭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控制台灣鴉片業開始，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其間，伴隨着日本的武裝侵略，開始大規模的向中國走私鴉片，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對華鴉片侵略更加猖狂，在東北、華北等廣大地區，肆無忌憚地從事着毒品犯罪活動。

這是一場有日本高層支持與參與、有計劃、有目的的對華毒品戰爭。這場毒品戰沒有聲響，只是陰暗的毀滅生命，但它與槍炮轟炸屠殺一樣，都是不人道的殺戮，是日本侵略者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罪惡，也是對二戰期間遭受日本毒品危害的全世界人民犯下的戰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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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的毒品戰略起步於“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群島，開始在那裡種植鴉片和銷售。眾所周知，民國前長期有鴉片泛濫，屢禁不絕。少帥張學良從小就染上毒癮，可見一斑，早就聽蜜蜂的姑父說過，抗戰前內蒙古地區亦有大規模毒品泛濫。現在明確，其源流都出自日本的“鴉片戰略”。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