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多面評

張三一言

一、緣起

遠因是日本侵華的積怨。

潛在的近因是中共免除了日本對華賠償。基於罪責在中共，責共成本高風險大，故潛藏着，等待機會泄發。

明的近因有三。一是，民間保釣（魚島）從中共壓制到事實合法，反日之風隨之日盛。二是，日本入常，但中共態度曖昧，模稜兩可，群眾有氣無處出。三是，右派觀點入侵教科書，否定侵華罪責。

以上是民間原因。黨方原因則緣起於他為了所達到的目的。

潛在內部原因：民怨極深，社會矛盾尖銳，臨於暴發；為確保黨權，就要轉移、疏導和控制民意。為了轉移視線，樹立一個敵人最為方便，且是歷經運用效果顯著的方法；日本正好是首選敵人。拿他當箭把，只是慣技重施而已。

公開原因，大體與民間原因（除了對中共不滿部分）重迭。反日，正可消解民間一口氣，可緩和民眾對黨不滿的情緒。

實質的原因：《安保條約》日美結盟，把安保區域不僅“安保”日本，還包括朝鮮半島、最不可容忍的是把“安保”擴大到台灣和北太平洋地區。這當然冒犯了中國利益，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這是民主世界對中共專制獨裁政權的圍堵和施壓；這一“安保”已經確定了中共失去吞併台灣的可能，也確保台灣是“一個中國”中的民主部分這個法理和既成事實。對中共來說，最可怕的是這個在一個中國中的民主必然取代他的專制獨裁。對這個問題，中共是清醒的，也是最為害怕又無法改變的事。這就是為甚麼篡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釣魚臺爭議早已存在且在民間出現過幾次反對浪潮中共都加以壓制，而這次則加以鼓勵的理由所在。

二、實情

[一] “黨發”反日遊行示威

這次抗日運動是民眾“自發”的還是“黨發”的？

事實一：

中宣部向新聞工作者下達了兩點指示：其中第二點是新聞單位員工可以參加示威。了解“國情”的人都知道，這是指示（或是動員）傳媒工作者參加在黨指導下的反日運動。這是有檔案根據的事實。

事實二：

我曾查看憤青們在遊行示威前夕的議論。他們有一個共同心態是非常忌憚公安人員的阻止，互相提醒要小心提防，表露出不滿情緒。這些“被發”之外的自發者，完全沒有組織準備，全是烏合之眾。和整整有序的萬人遊行相比照，可以從側面推導出這些憤青並非這一次遊行主體；主體是由黨團組織操控的學生或“脫衣軍警”。

事實三：

下面是民間通過互聯網透露出來的訊息。

有人以深圳為例指出，脫下軍裝的軍警人員是這次遊行隊伍是為的主體。這還待進一步的證明。

我們且看下面一位參加遊行親身經歷。

「此時已經是2:20了，我…到建國門…再等待和海龍的隊伍匯合。人們可以在境界區隨便穿行，警察也不阻攔。我於是就問了一個警察‘你們為什麼不攔着大家呢？’警察說‘攔着幹什麼？你要是過去就過去吧，一會還能出來。’我故意說‘我不，我怕你們一會用水槍刺我’，警察說‘不可能，我們不會。’我發現他們其實並不討厭我們。4:00我回到大使館門前，這時候路邊已經停了20多輛大公共汽車，還有消防車，還在播放關於擾亂社會治安的廣播，大使館門前已經有７排密密麻麻的防爆警察戒嚴了。零星的傳來口號。忽然人們開始騷動起來，原來海龍的部隊終於來了，路邊的人們衝破警戒線，來到路中間和大部隊匯合，人們馬上沸騰了，各種口號接踵而來。憤怒的人們在使館門口焚燒了日本國旗，人們用手中的瓶子和路邊的石塊開始扔砸大使館，每當聽到‘嘩啦’玻璃破碎的聲音人們就會鼓掌慶祝。警察不斷用喇叭，疏散人群，讓大家流動起來，為了讓後面遊行的隊伍能近來，還不斷重複：‘同學們，辛苦了，請上路邊的公共汽車，送大家回學校。’…」（獨立評論：小膽刁民《中關村海龍抵制日貨遊行記》）由警員招呼，用警車接送的遊行，到底是“自發”的，還是“被灌輸的自發”、“被批準的自發”、“被控制的自發”？稍為正常的人都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在中國民間申請遊行示威，都要把你的口號、路線，向上申報的，而且100％不准。可這次遊行全無主辦人、申辦手續的報導。與過去所有真正由民眾自行發起的示威事前被阻擋恐嚇，事後被抓捕懲治的情況恰好相反，公安一反常態，為民開路，笑面相迎。現場布置了很多警察、急救車、急通訊車等，都是做了充分準備的，這套東西沒有一個強力部門的協調，是不可能的。這些準備不是用來對付遊行示威民眾，而是用來指導遊行隊伍的。中國的反日遊行得到了官方的操控、支持和許可是無可質疑的事。

[二] 黨控反日全程

這次遊行的特點是，要甚麼地方有行動就在甚麼地方有“民眾自發運動”。兩天后要叫停，“民眾自發運動”就無蹤無影了。

如果這次反日遊行真的是“民眾自發運動”，而且黨又能容忍他們遊行；按理起碼也得有相應的“媒體自發報導”。可是，中宣部向新聞工作者下達了指示：不可私發報道威。禁私發，又不“公發”，結果是所有黨辦媒體對各地反日遊行的一片沉默。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不止一次強調，內地連續出現的反日浪潮，是民眾自發的。新華社報導也說“聚集的人都是自發而來的”、“是民間自發舉行”。這些話對中國人來說陌生且刺耳。幾十年來在中國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在中共政權下，不可能發生民眾自發行為；那是反革命顛覆活動的大罪行。另一方面“發動和操控全民作假”則是黨的絕技。尼克松到廣州訪問時，黨“指導”全市人民集體作假。預告市民，當日市場擺滿菜肉，當尼克松到時，人們必須顯得自然輕鬆地買肉買菜，尼走後必須把肉交回給市場，否則紀律處分。並作如下預防指示：若只買了菜沒有肉而遇上尼克松，被問及為甚麼沒有肉時，就說多吃肉了想吃點清淡蔬菜。現在這種造假活動，不但沒有間斷地用來騙外國人，連自己的上司也屬必騙之列。中央頭目要到地方視察，鮮有不受地方擺布欺騙的；要看到實情，難矣。

在這種造假技能冠天下的國度里，要製造和操控諸如這次反日遊行秀，簡直是駕輕就熟，全無難度。這次反日遊行無可質疑是由黨全程操控下進行的。

三、性質

民眾有意見、有氣（不管它是非對錯）要用和平遊行示威來表達，是應有的權利。民間基於還原歷史真相，討回公道，要求犯了罪行的政權反省和道歉是符合正義的。但是由於這次示威遊行中共在背後操控，以謀取政治利益，損害了其正義性。這次遊行表現出很多不正常的地方。遊行和網上言論表現出來的民族自大、優越感，針對日本商店和日本人的暴力行為，消滅或者驅逐其它民族為訴求，是非正義的。若拿中韓兩國反日表現作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韓國人民反日主旨是爭取真正的權利和尊嚴，而我們的主旨是打倒或消減對方。我們反日的正義性比韓國人相差得太大了。

如上所述，這次遊行是基於民眾的愛國心、基於關心自身權利，還是奴性作祟，作馴服工具，順應黨的意願而為。很值得深入探討。

保釣無疑是民族正氣的表現。可惜的是，現今五十多年來由中共一手割讓給鄰國的土地比釣魚島價值高得多，比釣魚島面積大千萬倍，引起人們的憤怒情緒則沒有釣魚島的千萬分之一，甚至等於零。共產黨殺中國人比日本多，但怨怒聲比對日的少得不成比例。前兩年，印度尼西亞人姦殺我族人可算是我華族歷史上受到的嚴重屈辱事件之一，可是，一則因為殺些華人無損中共專權，二則為了與蘇加若這個的獨夫維持同志加兄弟的友良好關係，於是輕輕一句“尊重別國內政”了事。那些共奴憤青們也就鴉雀無聲了。日本篡改歷史當然該批，請問，掌權後的共產黨所寫的歷史有幾句是真的？中共明目張胆篡改歷史，人類史上古今中外無出其右者。單是一張開國大典畫就因時因勢因權變而數度公開改變；其它的，上安源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劉少奇；１９８９年天安門的和平示威是暴亂；大躍進沒有餓死人；美國入侵朝鮮半島挑起的朝鮮戰爭；國軍沒有抗日；日本投降是蘇軍進入東北所決定與原子彈無關。中共對自己歷史的篡改比日本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對中共胡作非為的抗議聲與對日本修改教科書比，真是牛髀（比）與蚊髀（比）。

這裡面可以見到：統治者害國殃民是可以遮掩得密密實實的，民眾是可以被統治者愚弄和驅使的。今天被奴化的人只願做不用付出代價的愛國秀、憤青狀，要付出代價去爭取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權，“千萬別搞我！”唯權是從成了這些人的內在文化、行動指南。堅決而強烈反對沒有可能成為現實的“當外國奴隸”；心安理得地做現實中已經做着的“當自己人的奴隸”。不管真的假的，歷史的現實的，只要是“外國人虧待中國人”就憤起千鈞棒打個稀巴爛；對自己人殺自己人，強辯說是為了正義，為了人民，理所當然，起碼也覺得那是不得不為之的必要之惡，總之是安之若素。

這種性格多多少少己經成為我們民族的特徵，這是我們民族的悲哀。這樣的民族離正義很遠。

四、效果

共產黨操控遊行的掌握如下分寸。

一是要外國人知道中共政府有可用之民氣。

二是要消泄一下某些大城市反日情緒。

三是，因為在目前需要上街遊行的事情很多，貧富分化、反獨裁專制、爭取民權、反對非法拆遷，總之有多少上訪理由就有多少上街遊行示威的理由，反日只是其中一個並沒有多少實際迫切性的理由。既然不那麼緊迫的反日也可遊行，那麼民間生死攸關的問題哪有不可遊行示威之理？在各種危機界臨沸點局勢下，趁機仿效反日遊行，出自民間內心的真正的抗議運動和引發社會動盪，可能性極大。所以，最為重要的是杜絕“遊行示威”這種意識、形式、擴散和失控。這就必須控制到如下火候：民眾必須相信黨的“民間自發”之“說”，但是，又必須心知肚明但口不得宣，是“黨組織發動”之“實”。

事實上轟轟烈烈的抗議行動，畢竟沒有一浪接一浪在各大城市出現，運動全在放收有序操縱自如中結束。證明黨的操控能力還是足夠的。反日遊行是以黨組織操控的為主力，加上臨時呼籲游離民眾參加，讓它在外表看起來是民眾參與的假像。這是無需懷疑的。

2005-4-12

首刊民主由國 www.chinamz.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