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民主不能從零開始

民運之自我檢討：

具有20多年歷史的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到今天，為什麼還是處於如此薄弱的狀態呢？我們非但沒有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構成強大的威脅，甚至連1999年才走上反對共產黨道路的法輪功信眾都不如。法論功雖然不是一個政治團體，但是由《大紀元》所寫作的《九評共產黨》的政治文章卻已經“領”了反對共產黨潮流之“風騷”；在對比之下，我們民運隊伍中的那麼多的知識分子和專家學者們的那麼多的作品似乎顯得蒼白不堪。

也許正因為我們的隊伍在組織上或者思想存在着重大的問題，所以，我們作為中國政治上的一支最具有正義性的力量卻是打不開專制社會的哪怕一個陣腳，我們中的最有英雄氣概的領袖們想用實際的行為在專制政治的防線中沖開一個缺口，他們殺會中國，可謂勇者，但不幸身陷囹圄，接下來我們的隊伍中有人又發出了用“組織民軍”的方式搞“武裝革命”的宣言，主張到“江河湖泊，崇山峻岭”中去“打游擊”，……如此等等現象的背後無不暴露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作為現代化運動中的人卻穿戴着過了時的“冷戰時代”的“盔甲”，並且運用着已經被世界的文明進程所淘汰了的“冷戰時代的武器”，因此，我們自己的行為就有些象唐詰呵德，顯得古怪和離奇。的確上，在政治的問題上我們是在同“風車”作戰，就在我們這樣作的時候，今天，一直居住在台灣的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卻乘飛機去了南京、北京，打破了60年的海峽兩岸隔離狀態，此舉被輿論評為“一笑泯恩仇”！把這樣的情況和近期出現於我們民運隊伍中的鼓勵對共產黨的復仇意識的動向聯繫起來思考，我們的問題到底屬於什麼性質，此間的問題豈不發人深省？

中國民主運動是在共產黨壓迫之下發生的，因此這樣的運動帶有“仇共”、“反共”的意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說民主運動被人故意地要組織在上述的意識的基礎之上，那麼，就完全的偏離了民主的大方向，也正是“大方向”出現了問題，所以民主運動一蹶不振的現象就易於理解的了。

民主價值的矯正和重新安排：

在說到政治問題與一個人自身的成長問題時，法國的偉大政治家克雷孟梭曾經說過：“一個人30歲以前不相信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30歲以後繼續相信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就在他說這番話的時候，“冷戰時代”的概念還沒有出籠，因此人們在思考問題時就沒有可能染上那個被我們現在叫作“冷戰思維”模式的影響，只是當我們的中國民運人士在被共產黨的變相的“流亡政策”象政治垃圾一樣地“輸送”到海外時，我們自己才被迫地立足於一個過時了的“冷戰立場”上了。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這個被迫立上了的“冷戰立場”不是我們的錯誤的話，那麼造成錯誤的地方就在於我們不願意和不樂意脫離它，以至於我們之間的“中堅人物”認為只有站在這個立場上我們才有可能打敗共產黨。

筆者不承認上述觀點的正確性，而認為要能夠最終地打敗共產黨我們必須跳出上述立場，站立在真正的民主的立場之上，或者說把一個“仇恨主義”的立場轉化為民主的立場，若不是這樣的話，我認為我們最後成功是沒有指望的。

站在公正和平的立場上看問題，情況有可能如下：如果你在過去的時間中經歷了左翼運動，也受到了左翼思潮的影響，而你自己卻沒有在其中拿到如何一點兒價值，以為所有的價值都在此前被糟蹋掉了，那麼你的心智一定有問題；又如果你在過去的時間中拿到了手的價值是現成的，用不着任何的再造和改造，那麼你也是沒有拿到價值，因為你拿到的東西不過是價值的外客，就如蛇皮蟬蛻一樣。

有了上述的一個最基本的估計，回過頭去看我們的問題，我們對待過去的那個“否定方式”雖然“否定”了共產黨“一貫光榮偉大”的歷史，但是也同時地“否定”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在批判共產黨的“不民主”的問題上，我們固然可以亮出自己的成績，但是這樣的“成績”如果被迫我們立足於無歷史之境地，那麼它值得不值得肯定——也還是一個問題。從這樣的事情中，我們如果能夠使自己認識到民主價值的一般的特徵的話，就有可能促使我們轉變原先的觀念，以接受新的思想。事實上在過去的時間中，我們接觸到的民主價值是一個毛坯型的東西，它有着一個價值與非價值的結合。因此，當我們在政治上的成熟足以保證我們可以價值處置它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擺脫那種“冷戰時代”思維之羈絆，從而使我們在自由的事業上自己先得自由。

民主不能從零開始：

如果說我們現在這些民運人士對民主的認識應該有一個突破的話，那麼，民主不能從零開始的道理我們是應該明白的。正是這一點使我們認清了我們的前邊有一個漫長的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的歷史，而我們的作為——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都是它的延長和繼續。在這個意義上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詩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只因催灝在上頭”的意思是值得我們品味的。現在，我們對於我們“上頭”的“景”（歷史）到底能夠“道”出多少，的確成為問題，於此極不相應的是，我們許多人竟然不認為這個問題可以成其為問題。

1989年底，我在寫作《我們的經驗與教訓》的手稿時就已經提出了站在民主運動的立場上如何看待我們在過去的時間裡的歷史的問題，我的觀點是，我們雖然在一個突然的時間中以“革命造反派”的身份從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現實衝殺了出來，但是我們對於被我們“造反”了的制度和社會的認識還是停留在毛澤東允許的階段。因此，在“造反運動”失敗之後，我們對自己的行為的評價和批評就不出毛的那一套。於此相應的是當毛的那一套被鄧小平的一口痰給“否定”之後，我們就把自己當年的行為捆綁在了毛的錯誤上了，以為我們普通人也犯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如果說也正是在這個“文化大革命的時間內”，我們“用筆桿子造反”的行為是世界上最標準的民主行為的話，那麼，我們對這個偉大行為的“動亂”式的批評和批判，已經把民主放到了“歷史的錯誤”的那一欄中去了。這樣，我們要求民主的行為就必然地面臨着一個“從零開始”的問題，如果說這樣的行為無意識地重複了共產黨的“歷史錯誤”的話，那麼運用“共產黨式的錯誤方式”反對“共產黨的錯誤”不就竹藍打水一場空嗎？

站在總結歷史經驗的立場上，我們對於民主的理解如果僅僅是書本性質的或者是道聽途說式的，那麼，我們對於自己所經歷的民主運動的性質把握不准，就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事情，只是這樣的事情如果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得不到有效的解決的話，就有可能造成極為不利的後果。每一個人如果都把民主的事實後推到自己拿到了民主的選票的那一刻，民主的進程和民主的過程就不得不包括神話的內容了。可是，民主理論不是文學或者浪漫詩學，它是一種政治的科學，是容不得我們任意發揮的，一個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態度是最基本的和最基礎的東西。

在我們中國的近百年的歷史上民主曾經與我們中國人民有過主要的這麼幾次交往，第一次，我們叫它辛亥革命，是一場由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國民革命”，主要的形式是“槍桿子”式的，這樣的革命在當時的“國民革命意識”尚處在蒙昧狀態時，當然不會成功。於是這種革命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就難免會發生分裂，在革命的陣營里產生出各個相互獨立的以軍事實力構成單位的“新的軍閥團體”就成為一個自然的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革命的民主性質就不得不面臨完全喪失的危險，誠如孫中山所言，打倒了一個皇帝之後，數十個小皇帝產生出來了。這樣的局面在理所當然地擱置了革命的民主意義的時候，民主革命行為所引發出來的“社會大動亂”就情形決定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未來的性質。

就革命的意向而言，它是要造就一個民主的共和國，但是當革命已經引起的“社會大動亂”的災難降臨到中國的時候，革命的真實意義只存在於它的“理想”之中，因此，如果說在這樣的時間中“革命理想”中的民主總是沒有完全地失去作用的話，那麼“新軍閥戰爭”和“政黨戰爭”被“民主革命”所“包裝”的事情就不是我們所可以簡單的“否定”的東西了。在這裡如果我們用“假民主革命”的這個模式去分析它，肯定也是不成功的。

正因為存在着上述的第一個問題，所以我們中國人民第二次與民主革命的交往可以在國共兩黨的戰爭中去尋找。在30年代之前，國共兩黨之間所進行的“你死我活”的戰爭破壞了革命的“脈息”，但是40年代出現的國共合作又在某種意義上恢復了革命的一絲元氣。在這裡，如果國共兩黨不是在戰爭中都已經變化成“新軍閥團體”，那麼你就會在這個時候的中國發現我們現在所說的“多黨制”或者“兩黨制”。就一般的方式和方法來看，這是一個民主失卻的時代，但是“失卻”中的民主不為國共兩黨所把握的事情並不就意味着它在全中國人民中間是一種“空白”；進一步講，如果說這種由歷史形成的“空白”在某個時期中表現不出意義的話，那麼在另一個時間中它以人們不能夠想象的方式表現它自己的存在，就是我所說的“第三次”交往，這個時間就是1966年（見拙文《論1966年》）。

現在，我們中國民運人士有能力處理民主同我們中國人民的“第一次交往”，但是卻沒有能力處理“第二次交往”和“第三次交往”就是今天民主運動“搞不上去”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的經驗與教訓沒有被我們所鑑戒，因此在共產黨已經“翻了車”的那個地方我們也幾乎也要“翻車”。

關於共產黨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之於我們的問題

按照最正常的觀點看待問題，如果我們把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們的“敵人”（在這裡我不談“非敵人”性質的政治），那麼我們自己如果作為戰爭中的指揮員，你應該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敵人”——情況不就是清楚的了嗎？你必須要了解你面前的敵人的部隊的番號、編制，它的歷史以及它的成員的祖籍省份，戰鬥的經歷、戰鬥的表現等等情況，甚至你還得要了解你的“敵人”的作戰的特點，是善於打正規戰，還是游擊戰，是善於在平原作戰還是善於在山地作戰，這一切都包括在“知己知彼”這條戰爭指導的鐵法則之內。因此，戰爭對你的最起碼的要求是不要輕視你的“敵人”，更忌諱把你的“敵人”“妖魔化”。但是，在目前我們和中國共產黨所展開的這一場政治較量中，我們卻犯了“兵法”上的大忌，千方百計地把我們的“敵人”“妖魔化”。

20世紀末，在中國人民反對共產黨的隊伍中出現了一支非常有實力的法輪功隊伍，他們在反對共產黨的事情上作出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我個人一直為他們的英勇行為所感動，也多次地鼓勵我們身邊的一些生活在韓國的朋友們象他們學習，但是，我所主張的學習是學習其精神，而不是其方式和方法。我認為法輪功反對共產黨的方式和方法的最大缺點是把共產黨“妖魔化”，而從以求達到“全面否定”共產黨的目的。就表面上看，這樣的目的肯定是很激進的，但是這個目的性的東西恰恰是從共產黨那裡“學來的”或者“借來的”。情況即就是這樣，我還是要指出廣大的法輪功信眾走上這麼一條路是共產黨“被迫”的結果，也許不是他們的“主觀選擇”。誰都知道法輪功本身是一個組織得很好的氣功團體，在其存在的時間中曾經受到到共產黨官方的多次肯定甚至表揚，只是在1999年的事件中，法輪功信眾以正常的民主方式要求一種意見的表達時，才受到了極不公正的鎮壓；也正是這種專制式的“鎮壓”才被迫他們走上了反對共產黨之路。在這裡正義的法則可以解讀為“逼上梁山”。

共產黨鎮壓法輪功的唯一的方式是把法輪功“妖魔化”，說它是“邪教”，並且以國家的力量動用現代媒體的手段，象動畫片公司製造動畫片一樣地成功地製作出了法輪功“邪教”形象，也正是面對這樣的侮辱，法輪功信眾才迫不得已地“用其人之道以還治其身”，也把共產黨也“妖魔化”，出現了“一個針鋒相對”的反抗局面。因此我們認為即使這樣他們的行為在民主的過程中也不會失去意義和價值的，特別是對非政治性質的社會團體來講，情況更應該是這樣。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民主運動中，反對共產黨的方式和方法的多元化也允許這樣的反對存在，所以我們作為要求民主的人，作為民主運動中的人對這樣的反對也不應該發出怨言；相反我們應該看到這也是一種很好的反對共產黨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所有這一切如果意味着我們中國民運人士在批評、批判共產黨的事情上也應該採用上述的方式和方法，那就不對了。同法輪功對比，我們這個由政治人士所組成的政治團體擔當着中國政治革新和改造的歷史任務，也是歷史道路上的人，和半路出道的法輪功組織不同，因此，我們如果也採用法輪功的那個方式和方法來反對共產黨，我們要帶領同路人走向民主的事情不就是變化成了另外的一件事情了嗎？

民主的道理在這裡表現為我們對法輪功行為的贊成、同意並不必須地要表現為我們應該照着他們的做法去作我們的事情，相反，我們的事業要求我們要有一個民族的胸懷、民族的責任、民族的思想及民族的情感，所有這些東西都不是某一個社會團體或者政治集團利益所能夠定位的。因此，我們對我們所反對的對象——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就不應當因出於一時的義憤而忘記了歷史的經驗與教訓。

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坐大的歷史如果有一種敏銳的觀察的話，就會發現它同歷史上許多的古典革命一樣，都有一個“成事”的理由和一個“敗事”的原因。就“成事”的那一段歷史來看，共產黨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時間內調整了自己的做法和政策，回到了“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國基礎上的事情我們就沒有注意到。因此，在這個階段上出現的“毛澤東思想”沒有受到我們的認真的研究和認真地對待，這樣的情況決定了我們在反對共產黨的時候，就只能簡單地站在共產黨的對立面，用同共產黨不同的調子來反對共產黨。今天，在民運人士中間出現的主流的思想就是這方面的代表的例子；而恰恰是在這個階段上共產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拋棄了從蘇聯共產黨那裡學來的“馬列主義”，在“毛澤東思想”的名義下現實了向中國“三民主義”的全面的靠攏，如果說這樣的靠攏行為打着美國羅斯福總統赫爾利特使的“聯合政府”的幌子的話，那麼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式的“大紅旗”被毛澤東為首的一伙人換成了美國色彩的資產階級的“杏黃旗”的行為就意味着共產黨對中國民主的“回歸”；正在這種“回歸”才造成了共產黨不斷坐大的歷史。

在“回歸”的路上，毛澤東拋開了同中國國民黨的恩恩怨怨，明確表示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民主革命”具有“資產階級”（而非無產階級）的性質，以便從理論上證明“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是親兄弟”而非死對頭。所以共產黨把國民黨作為“革命的對象”的事情是發生在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之後的事情，如果說在這個事情中共產黨把國民黨對中國的統治和被統治的中國變成了一會事的話，那個“風掃殘雲”式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寬容性才決定了共產黨的歷史進入了“敗事”階段。也就是說，在“成事”階段，共產黨的包容、忍讓接受了“大動亂時代”的可憐巴巴的價值（這本身就是一個缺乏價值的時代），而在“敗事”的階段它幾乎否定了國民黨時代的所有的價值，不僅如此，它在1966年它還對於自己在1949年之後的歷史採取了一種“全面否定”的態度和做法，也正在這個時間上，人民政治大造反運動的興起才把中國共產黨做為一個“反動的階級”幾乎是“全面”地給“打倒”了。

在這裡我其所以不耐其煩地要提及這樣的事情，是遵照“殷鑑不遠”的古訓，我們從共產黨“翻車”的地方起事的情況決定了我們一定要吸取共產黨“翻車”的教訓。但是非常遺憾，我們中間的一些人對於這樣十分迫切的問題卻沒有一個認真的態度，好象以為人類的歷史在我們的身上似乎會表現出格外的恩惠，全然不知道歷史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黨都是一視同仁的。現在我們不能夠成功地從共產黨“成事”的歷史中學到經驗的事情又正好驗證了我們有可能跌在了共產黨“敗事”的階段。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將要最後地消滅政治上的“敵人”的時候我們卻死死地抱住一個死板的“敵人的觀念”不放，仿佛丟了它就好象丟了法寶似的，這樣的行為能夠證明我們是可以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人嗎？

民主之路存在於不民主的歷史之中

我們如果對於歷史的問題有着深刻的理解的話，那就應該懂得民主之路存在於不民主的歷史之中這樣的最簡單的道理。就認準了這個道理，我們在搞中國民主運動的時候就不至於迷失方向。你不能僅僅站在反對專制的立場上給出民主一個破壞的意義，民主就我個人的理解來說，有着一個比破壞意義更高的建設性的意義，所以如果認識不到我們在發展民主、推進民主方面所肩負的任務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就同我們所擔當於肩上的任務有了矛盾。因此在民主的話語權的運用和發揮問題上，我們只能出示非常消極的內容。

到今天為止，我們在這裡一方面作得很不夠，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充其量把自己作為一個消極的共產黨制度和共產黨人事的破壞者，經我們之口說出的話，是一朝非常消極的否定性的語言，以至於我們的話語權所可能包含的內容好象是一壇酸白菜似的東西，又苦又酸。這樣的情況如果得不到及時的糾正，那麼我們所能夠帶給中國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品味就只能是酸苦味的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也是一個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人民，因此，我們如果真正地想要為這個國家和人民作事的話，那麼我們自己目前所扮演的否定性角色適合不適合這這項事業之需要，就不能不成為我們關心的一個問題。

中國民主之路——不是我們個人的路，也不是我們當中的一部分志向相同的人的路，而應該是我們民族之路——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因此，如果我們僅僅站在個人的立場和角度上看待民主的問題，那肯定是不好的。在這裡值得說明的是，在民主的運動中個人的立場不是沒有價值，也不是從個人立場上就沒有民主可言，而是要組織民主運動這樣的事情必然要迫使我們去體驗和研究“人民”這個概念中所包含的內容，若不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就作不了民運人士。正如我們一再指出的，民運人士和異議人士、專家學者或者一般人的區別就在於民運人士以創造中國的民主運動為己任！

就權利的觀點來看，任何人都有權說民主，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不存在“標準式”的民主理論，任何一家之言都有成立的理由，只是當民主的運動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因素的時候，民運人士的言論才有可能表現出獨立的價值。就從這一點談起，民運人士就必須服從於一種約束，生活在一個自律性很強的秩序之中。也正是這種事情決定了民運人士要研究那些與他們自己的愛好、偏好極不投合的問題和事情。本文中所說的中國民主之路的就屬於這一類，當然類似的問題在民運人士中間何至一兩個？說到這裡，我並不認為這類的問題對於其他的人也有同樣的重要性，下面我就以法輪功的問題可以作為一個例子來論述。

法輪功作為一個民間氣功組織的出現，是在中國的前毛澤東時代的統治“皮筋”被鄧小平的政策“放鬆”之後的環境下的產物，因此它的出現根本就沒有一個反對共產黨的故意或者意圖，相反它的“出世”行為已經為“放鬆政策”作了一個肯定性質的腳註；這種“腳註”的內容如果被我們可以解讀出來的話，那麼它作為一個非政治的社會團體在這個“放鬆”的環境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發展就是一個事實；這樣的“事實”肯定不會發生在前毛澤東時代統治“皮筋”硼得很緊的空間中，因此它的存在意義可以用“共產党進步”了這樣的方式作出來就一點兒也不錯誤。在這裡我並不否認現在的法輪功是堅決反對共產黨的，但是，我認為法輪功其所以走到了這一步是由1999年7月共產黨鎮壓法輪功的行為所致。作如下的一個假設恐怕並不難：共產黨若對法輪功的鎮壓推後5年或者6年，那麼法輪功反對共產黨的時間也會自然地後退5、6年。

問題就在於我們如果可以通過分析，整理出法輪功反對共產黨的線索的話，我們對民主意義的多元化就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就是說在反對共產黨、要求民主這樣的事情上，法輪功也有着自己的一個歷史，也有着自己的一條道路，這樣的事情如果不能夠促使我們民運人士對於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之道路的卓有成效的探索的話，那麼在反對共產黨的事情上，我們作為一群政治人物卻落後於法輪功信眾的現象又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地方呢？

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不是任意或者任何一個社會團體、政黨所能夠“占有”的，它在原則上說來，是我們民族的運動，因此也是我們民族的歷史；如果說這個歷史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話，那麼我們民族要求民主的行為就不單是一個反對共產黨的內容所能夠囊括的，它是我們民族100年來的那個“民主之夢”的繼續，它要永遠永遠地做下去，即使在我們中國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後，這樣的“夢”也不會結束，而只會作得更好、更圓滿！

在過去的時間裡，人們認為夢可以從零開始，但是隨着精神分析學的問世，人們發現了夢原來也有一套意義的裝置，在一個完全沒有意義的夢中，人們似乎可以發現隱蔽着的意義。如果說從這樣的事情上對我們的精神能夠有所啟發的話，那麼我們中國人民已經作過的那些追求民主的“夢”的意義到底有沒有被我們解讀出來難道不值得我們思考？

http://www.cdjp.org/gb/article.php/3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