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首先不能夠說我國的政治制度是不民主的制度。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看不到什麼不民主的條款，每一位公民都有相應的權利。

因此，也就是只能說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如何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將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民主程度排一個名，那麼中國應當排第一位，其它國家都排在後面，而且差得老遠。

如果把這一點認識了，以後的討論就都容易了。

這裡要說明的是，“最民主”不等於“很民主”，有可能是矮子裡面拔將軍，有可能是大家都不怎麼樣，但相比之下中國稍好。

現在世界上存在着兩種民主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制度，和美國的民主制度。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種民主制度，是比美國的民主制度更先進，更完善的制度。或者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民主制度，是比美國的兩黨競爭，三權分立的制度更民主的制度，也是比前蘇聯的只有一黨的制度更民主的制度。

當然，有許多人聽到這裡覺得是笑話，是謬論。為什麼呢？是他們從小到大受到的教育薰陶，或者說帝國主義反動派，反華勢力們的反覆宣傳，洗腦的後果。也就是說，一個人成長過程中對於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民主，什麼是不民主，所受到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教育，對他這個人洗了腦，使得他心目中產生了一系列其實並非真理的所謂的“真理”，一種適應那個社會的好惡觀。

例如，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凡是現代國家都可以認識到，通姦並不是一種罪行。但是人類的前期，以及現在的一些非洲等國家，還是認為通姦是一種罪行。一個從舊中國的環境裡長大的人，可能認為通姦當然就是罪行，這是因為他成長過程中受的教育的結果。如果他成長過程中受到的是另外的教育，那麼他也就不會認為通姦是罪行了。

同樣的道理，就是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認為只有美國那種政治制度，政治結構才叫民主制度，他所受到的洗腦就是這樣，當然也就會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政治結構是不民主的制度。

那麼，在不同的意識形態環境長大的人，甚至在爭論中都是永遠無法爭論的，沒有辦法達成一致的。比如說，如果現在論壇上有一個人相信通姦是一種罪行，那麼我試圖說服他，說通姦並不是一種罪行，我可以提我的論據，但是他也可以提他的論據，他也可以洋洋灑灑一大堆文章來似乎是非常“嚴謹”地證明了通姦就是一種罪行。

或者說，如果我要和一個篤信美國制度才叫民主制度的人在爭論，那麼我相信我也永遠說服不了他，因為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下成長，當然受到的教育就都不同。

那麼，在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下，是不是就永遠沒有真理了呢？我認為還是有真理的。但是這個真理並不能夠事先規定。比如說事先規定“通姦是一種罪行“是真理，或者事先規定“美國制度是民主制度”是真理。

如果真的要探討真理，那麼還是要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入手，按科學研究的辦法來，即人類社會的運動，無非是一種物質運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人類首先要吃，穿，住，等等，然後才能夠從事其它的高尚活動。而要吃，穿，住，就必須生產，因此人類社會是在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前進的。而人們在生產中，為適應不同生產力的需要，就要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構成的生產系統，被稱作經濟基礎，需要一個稱作上層建築的系統加以支持。隨着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導致生產關係的不斷變更，而經濟基礎的變化或快或慢地推動上層建築的變更，這樣的一個過程，才是真正從科學的角度研究的真理。

而好年華先生滿腦子由於帝國主義長期反動宣傳造成的所謂的真理，卻並沒有提到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個基礎，象一個空中樓閣一樣地大談人權，缺少一個基礎性的東西。

而在談到人權問題時，馬克思主義其實更在意的是生產關係中的人權，即一個人在生產過程中，他有那些權利的問題，而這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學家們總是避免討論的問題。

比如說工作權，在社會上的每一個人，或者有一塊土地，能夠在上面勞動，生產糧食，或者沒有土地，但是有工作，每天工作，每月獲得薪水，這樣一個權利是最重要的人權。請注意毛澤東時代的頭幾年，那個時候的憲法是明確規定承認我國有五種所有制的，其中包括資本家所有制。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民中，有沒有人回顧說，他那個時候即無工作，又無土地的呢？我認為是沒有的。

實際上當一個人移民或者旅行來到一個國家的時候，他第一關心的就是工作權，能不能在這裡打工掙錢？這是他腦子裡第一關心的事情。當然，如果他是個有錢人另當別論。我就不相信他來到一個地方先關心的是有沒有言論自由，能不能結黨什麼的。但這個工作權正是資本主義國家侵犯得最厲害的人權。

從順序上看也是這樣，一個人先要有吃的，然後才能夠開口說話。如果連吃的都沒有，還說什麼話？那就是個死人了，死人能夠有什麼言論自由？

說到我國是最民主的制度，那麼，什麼標準呢？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上層建築的評價，就是看它能不能夠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在當今社會，越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就是越民主的制度。因此，民主當然是和經濟的發展有關係的。

再談人權，其實，任何一個人有上班時候的人權和下了班的人權，這二者中間，最重要的是上班的時候的人權，老闆能不能對你破口大罵？能不能對你性騷擾？能不能讓你去吃屎？能不能讓你無節制地加班？但是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們更關心下班的時候的人權，至於上班的時候一個人是怎樣地受到壓迫，他們是不太關心的。

另一方面，任何社會制度都有對人權的各種限制和規定。而社會環境也對人權有各種限制。資產階級社會學家不關心社會環境對人權的限制。但一個人實際享有的人權，是和社會環境有關係的，是社會制度和社會環境綜合的一個結果。比如說，一個人雖然在制度上似乎什麼權利都有，什麼人生自由都有，但是街上正在武鬥，一上街有可能被打死，這個環境就限制了他的人權。而政府實行戒嚴，鎮壓了武鬥，實行了宵禁，看上去政府在限制人權，但實際的效果，可能每個人感到更安全了，人權反而更多了。

也就是說，一個強有力的管理看似限制了更多的人權，卻導致了一個好的社會環境，使人們實際獲得的人權要多。反過來，一個鬆散的管理看似更加自由，但導致了一個惡劣的社會環境，使每個人實際獲得的人權更少。

比如說，俄羅斯的鬆散管理，導致議員頻頻被暗殺，命都沒有了談何人權？

就說對非典的控制也是一樣，如果政府不更多地限制旅遊者的權利，導致的結果有可能是大家都處於更大的危險之中。

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落後了，因此在成立之後一直處於或快或慢地追趕狀態。在這個狀態中，中國就象一個高速飛行的飛機，這種高速飛行當然要對每個乘客的安全負責。比如說在飛機上一遇到危險的時候要求人們繫上安全帶，似乎在限制人們的人權，而航空小姐們卻仍然能夠在客艙里走動，是因為她們要為乘客服務。

作為一個乘客，如果注意到飛機正在高速前進，則對於要求他繫上安全帶的作法就沒有什麼意見，這也是為他的安全着想。但是反過來，如果飛機根本就沒有前進，在機場呆了五十個小時，仍然要求乘客系安全帶，那麼乘客當然有理由掙脫安全帶破口大罵。

當然，對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雖然已經是世界上最好，仍然要不斷地改進，完善。但只要注意到這個“最好”，就知道改進和完善並不是向資本主義的獨裁制度靠攏，完全不必參照資本主義的制度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