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20年的“蜜月期”和10多年的调整期。潮起潮落，皆有其深刻的国际环境和中日相互作用变化的背景。

潮起：天时、地利、人和

1971年7月15日下午7时（美国加利福尼亚时间），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中美跨越太平洋的“越顶外交”，对执行“随美反华”政策的日本来说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就连佐藤荣作首相也是在三分钟前才得知了这一消息。日本各界惊呼遭到了“尼克松冲击”，被美国出卖的失落感弥漫着日本列岛。中国长期推动的“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对日方针，此刻在日本汇成了强劲的潮流——各界人士和新闻舆论纷纷要求政府一定要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邦交。

田中角荣正是乘着日中复交舆论的上升气流而当选首相的。田中1972年7月6日当选首相后发表谈话称：“要尽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9日晚，周恩来总理借欢迎也门代表团的机会做出回应：“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日本是否与台湾“断交”以及是否就侵华历史进行反省，成为中日能否复交的关键。在历史问题上，新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把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并从“不给日本人民增添负担”的立场出发制定了“放弃战争赔偿”的方针。在田中访华之际，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就推动中日复交的意义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解释和宣传。

田中首相曾说：“日中问题在日本，与其说是外交问题，不如说是国内问题。……日中问题解决了，国内争斗的三分之二就可消除。”自民党内的友好人士以及在野的和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都为推动中日复交做出了贡献。田中首相推动日中复交的方针得到了各界和舆论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右翼和亲台势力的阻挠。曾有许多日本右翼分子打电话威胁田中不要去中国进行复交谈判，否则会有生命危险。那次出访，田中破例拒绝女儿真纪子陪伴同行，并对她说：“万一我被刺杀丢了性命的话，你千万不要惊慌，要镇定地办理后事。我此行的目的是极为重大的，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日本的普通国民能够自由来往。”准备随访的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也受到了电话威胁，外相大平正芳也做好了承担生命风险的心理准备。

经过一系列事前磋商，田中一行终于在1972年9月25日踏上了访华的旅程。经过数日的高层谈判，中日两国于9月29日共同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恢复了邦交。日本就侵华战争进行“反省”、宣布与台湾“断交”，是中日得以复交的基本前提。另外，两国还就在钓鱼岛争端上采取“搁置争议”的态度达成了共识。

潮满：历史上最好的“蜜月期”

中日复交后，“和平友好”、“永不再战”成为两国的最大共识。中日关系从“以民促官”发展到“官民并举”、“以官带民”。

1978年底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中日经贸关系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共同发展”上升为两国间的主要议程。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口能力的不足制约着中日贸易的发展。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等人士向中国领导人建议引进日元贷款。进入1979年后，大平正芳首相及其阁僚们都对提供对华日元贷款采取了积极姿态。日本媒体上经常出现阁僚、政要和经济界人士的如下言论：“日中恢复邦交时中国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如今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时期，日本提供优惠的日元贷款进行协助是理所当然的。”1979年12月5日大平首相访华，向中方表明了提供对华日元贷款的决定。以日元贷款为主体的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在中国的交通、能源、通讯等众多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中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日本把中国视为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和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中国则把日本视为吸收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对象。如中日贸易1972年为11亿美元，1988年已超过了190亿美元，教育与文化交流也有了长足发展。

“世代友好”是中国领导人对日方针的立足点。邓小平在1982年和1984年会见日本领导人时曾说：“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长期的国策。”“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在中日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关系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日政府成员会议（1980年起）、中日外交事务当局定期协商（1980年起）、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1984年起）、中日民间人士会议（1982年起）等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协商机制不断完善。

中日友好的关键是人民之间的友好，而青少年之间的友好又是保证世代友好的关键。1984年，应胡耀邦总书记的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在9月底到10月初，对中国进行了半个月的访问。成员来自日本47个都、道、府，其中年龄最小的是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小演员小林绫子。如今，当年到中国访问的青年已经成为日本朝野对华友好的重要力量。在一些日本民间团体的努力下，500名中国青年在1985年乘坐“中日友好之船”回访了日本。1987年起，日本政府每年邀请100名中国青年到日本参观访问。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时表示，中方将在5年内每年邀请100日本青年来华访问，后来又延长了这一计划。

对于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追捕》、《阿信》、《生死恋》等日本影视作品和三洋录音机、索尼电视、丰田汽车等工业产品成为了解世界经济与文化发展潮流的重要窗口。高仓健、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等影视明星更是成了一代中国人的偶像。探讨日本现代化成功经验的动机，激发了年轻学子研究日本的热情，中国掀起了新一论留学日本的热潮。

但应该指出的是，“蜜月期”的中日关系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时而也泛起了阵阵波澜。“修改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阁僚失言”、“光华寮判决”、“钓鱼岛争端”等围绕历史、台湾、领土的政治摩擦时有发生。但中日两国及时进行政治对话，对这些摩擦进行了有效的控制、管理和缓解。对“宝钢合同纠纷”等经济合作中发生的摩擦，两国政府更是及时采取了积极措施加以解决。

上世纪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高了对华关系的地位，把它称之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欧美各国对中国发动了制裁。6月7日，宇野首相在众议院会议上说：“应当知道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有着以往与中国处在战争关系的过去，如今在中国发生混乱时应避免发表黑白论式的言论。”翌日他又在参议院会议上说：“采取制裁措施，是对邻国的失礼。”在7月中旬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主张把“避免中国的孤立化”的内容写入责难中国的宣言中。海部俊树于8月9日出任首相后，继承了宇野内阁的对华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对华正常来往的措施。

90年代初，日本开始使用“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1992年是中日复交20周年。4月6日至10日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日。10月23日至28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明仁天皇在中方宴会上致辞道：“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这个表态使日本对侵华战争的反省前进了一步。中日两国高层互访，把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

潮落：调整期的“政冷经热”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开始进入新的调整期，出现了政治摩擦频频发生、经贸往来却快速发展的“政冷经热”局面。

在“联华制苏”时代，美国曾默许和欢迎中日和好。但在苏联解体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美国力图寻找一个新的敌人，逐渐把中国视为下一个潜在对手，加大了“扶日抑中”的力度。日本也随之逐渐背离对华友好政策轨道，而开始转向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战略。

在日本国内，社会党在成为联合执政党的诱惑下放弃了其左翼政策的核心部分，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体保守化”趋势。在此背景下，右倾、鹰派势力得势，中日关于历史、台湾和领土问题政治共识底线不断受到了这股政治势力的冲击。

中日关系进入调整期，也与中日相互条件的变化具有密切联系。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出现“中盛日衰”之势，两国对外战略出现了“中稳日急”之差，中日“两强竞争”局面初露轮廓。2002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政策报告。报告认为，如今日本遇到了“如何对待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这一新问题”，“如何应对中国，是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中的最重要课题”。中日关系经过2000年的“中强日弱”、150年的“日强中弱”、复交以来的“中日友好”、近年来的“政冷经热”以及舆论和民众感情恶化等因素的合力，促使中日关系在理性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之间震荡和摇摆。

1972年以来形成的以“国家领导人的决断”、“各界人士的作用”、“友好关系渠道”等途径来解决分歧的机制与手法都日益难以应对两国关系新局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两国传媒和舆论的相互影响日趋密切化、复杂化、敏感化。上世纪90年代前期，先是日本“战后新生代”开始掀起对中国说“不”的舆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代”、“因特网一代”又开始对日本的强硬姿态说起了“不”。2005年，中国的因特网用户数已达9000万，手机用户达3亿，各种新闻媒体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日本对华政策的右倾化、强硬化在中国民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应，通过因特网和手机的传播渠道形成了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强大舆论。中国民众的对日“好感度”和日本民众的对华“好感度”都在持续滑坡。这一情况使得中日“政冷”局面变得更加复杂，改善起来也更难。

潮低：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

2001年4月上台的小泉内阁的对华政策，集中代表了欲修正1972年以来对华政策轨道的强硬派路线。

在历史问题上，小泉首相自2001年4月上台以来连续四年参拜了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日本政界、各路精英及主流媒体中，出现了一股否认侵略历史的逆流。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界的“台湾帮”正在推动日台关系升格化进程，对“台独”势力给予鼓舞、声援和协作。今年2月19日，日美外长和防长“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竟把“台湾问题”作为共同关心事项，其干预台湾问题的手法开始由以往的“模糊化”转向“清晰化”。

在安全问题上，日本自去年以来加大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力度。如发表“中国攻击日本的三种可能性”，一再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在新《防卫计划大纲》里写入“中国威胁论”。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从过去打“民间牌”、纵容右翼团体登岛制造“实效控制”的既成事实，转到由政府直接出面“租用”岛屿、把右翼团体建造的灯塔“收归国有”，以此进一步强化“实效控制”。

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在本国海域进行的天然气开发活动横加指责，并扬言将在其单方面主张的“中间线”以东的海域进行能源勘探。

在其他能源领域，日本以横插一杠的方式搅乱了中俄酝酿近10年的“安大线”输油管建设项目，并在世界各地区对中国处处拦截，争夺着能源开发权和进口来源。

在对华日元贷款领域，日本把这一经济合作问题日益“政治化”，把它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手段，并已确定了继续削减乃至在未来数年内停止提供的方针。

在周边关系领域，日本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手段多管齐下，试图拉拢韩国、东南亚各国、印度、中亚各国、蒙古、俄罗斯等国形成围堵中国之势。

目前，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则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就已完成了对欧美的“经济赶超”，而把工作重点转向旨在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形象的“政治大国”战略。

2005年4月23日，胡锦涛主席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席亚非会议期间，在下榻的宾馆会见了小泉首相。胡锦涛向日方提出了“严格遵守中日间三个基本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协商解决分歧”、“扩大民间交往”等五点主张。

最近，小泉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含糊其词，在亚非会议上表示要对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历史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日本决策层应把口头承诺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中日关系正处在走向恶化、还是走向改善的十字路口。经历了一个回合的潮起和潮落，下一个高潮将在何时到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