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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胡鞍鋼先生的“改革成本論”
送交者: 邵道生 2005年06月02日22:07:5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近日媒體報道:“200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部部長賀國強曾經透露,中央擬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初步建立起領導幹部實績考核評價體系。”這一評價領導政績的考核標準之新穎之處,就在於首次提出了要對政績進行“成本分析”。

  的確,領導政績要看成本,那麼,改革要不要看“成本”呢?要不要進行“成本分析”呢?

  現任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胡鞍鋼先生,最近在“我們需要對改革進行反思”一文中提出了“改革要講成本”的“改革成本論”。

  “政績成本論”、“改革成本論”這樣的觀點,提得好,提得對,提得中肯,的確是到提的時候了。文中的觀點、數據、論據都很有說服力,不僅對我這個搞社會學的人來說是受益匪淺,而且對各級領導幹部來說,只要你真心實意地讀一讀這篇文章,也肯定會有相當大啟發的。

  多年來,灌輸進我們頭腦里的是:“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犧牲的”,“改革的力度越大,所要付出的代價、犧牲就越大。”至於這個“代價”、“犧牲”究竟應該付出到什麼程度?誰來付出這筆“代價”?誰來承受這筆“犧牲”?我們的社會誰都沒有這樣去想,亦沒有人敢做這樣的研究,因為多年形成的一些“左”的思想習慣是不允許人們去進行這類方式的思考的。在“左”的詞典里,這類思考方式是“否定改革”的同義詞。需知,在當今中國,“否定改革”這四個字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相當於過去的“反革命”和“不革命”一樣重。

  正是由於思想上這種猖獗的形而上學,因而我們的一些領導將凡是自己想搞的事都貼上“改革”的標籤,而且是不計成本地實現領導的“政績”,不計代價、不怕犧牲地實施某類“改革”。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政績工程”打水漂了,這些領導就會輕描淡寫地說一句話:“改革嘛,哪有不付出代價的?”

  所以,如果我們的經濟學家做這樣的研究——這類“水漂式的政績”、“水漂式的改革”造成了多少個億的經濟損失,我想,得出的肯定會是一個天文數字,而且是一個讓你永遠也說不清的天文數字。

  譬如,在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猛唱國企改革成果的讚歌時,我們就不難感覺到這樣的畫外音:即,國企改革的成果是巨大的,至於那些因國企改制而造成的工人下崗、減員增加就是一種改革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而且在他們看來,讓4050代3000萬工人承受這種代價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是天經地義的,是不能指責的。誰如果對此懷疑、指責,就是懷疑改革,就是反對改革……

  然而,胡鞍鋼先生的“改革成本論”卻告訴我們另一個事實:“國企包括集體企業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崗、減員增加形成了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從1996年至2002年,國有、集體單位在崗人員累計減少了5500萬人”,“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從微觀經濟角度看,這也許能夠增加效益,但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我根據奧肯模型計算,當實際失業率超過自然失業率時,就形成了所謂‘奧肯損失’。下崗人員越多,失業率越高,造成的經濟損失就越大。回過頭來看,1997年因下崗和失業引起的奧肯損失占GDP比重為5.2%-5.6%,1998年為5.6-5.7%,1999年為5.9%-7.2%,2000年達到7.4%,最近幾年估計在7%-8%之間。儘管目前下崗高峰已經過去,但下崗失業已經形成了人力資本或人力資源損失,即奧肯損失。我們只能在事後才能估計出這些損失,即國企改革的經濟成本,這還不包括對下崗失業人員及其家庭造成的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

  我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會做奧肯模型的計算,但是,根據我的常識性判斷和推理,可以相信,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發生的大規模“農村圈地運動”所造成四千萬“三無農民”這一結果來看,恐怕因“農村圈地運動”形成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源損失”、“國有土地資源”的損失,即奧肯損失,亦不會低於胡鞍鋼先生對國有企業改革進行統計得出的數字的。

  用“改革成本論”一計算,必然導出以下這樣一個問題:即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是由誰來承受?又是誰來吞噬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

  答案是再也簡單不過的,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的承受主體是廣大的4050代5500萬工人,是4000萬的“三無農民”,是無法統計的、無權無勢的城鎮居民……而且經過這樣的“改革”,他們很快地發生了“身份轉換”,即從過去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的主人”一下子變成了連生活都無着落的“弱勢群體”;而吞噬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的“主體”除了看不見的、隱性的“浪費”之外,說得明白一點,大都是一些“有權人”和“有錢人”結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和“腐敗利益集團”。

  所以,可以這麼說,也許正是我們的社會付出了不應該付出的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才使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因為過去的有些改革沒有達到“多贏”,少數人贏,多數人輸了,結果民怨升級,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衝突加劇、深化,使社會矛盾越發地“凸顯”出來。

  所以,正是由於我們廣大的老百姓已經再也無法承受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才使廣大民眾充分理解、支持、讚揚、擁護“胡溫新政”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

  所以,正是由於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之結果是“利益走向”出了問題,是“一小部分人越來越富、大部分人越來越窮(包括‘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是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因而我們必須拋棄不計改革成本的改革觀,必須對過去進行的改革進行反思。

  不要以為胡鞍鋼先生的“改革成本論”是衝着“改革”去的,這種看法是大錯特錯的。對改革,胡鞍鋼先生是熱忱的支持者,他以極大的熱忱讚揚了初期的改革,他說:“中國改革初期的經驗是成功的經驗,是最寶貴的經驗。例如,1978至1985年的農村改革就是雙贏。為什麼呢?因為首先,1978年至1985年的改革是使大多數窮人受益。1978至1985年農村人口的人均純收入增長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農民消費增加,這在人類發展歷史上是空前的。其次,通過這一改革,中國地區差距縮小了,各地區人均GDP總支出呈下降趨勢。第三,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到1.5億人,7年時間減少了一億絕對貧困人口,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

  總之,作為各級領導同志,應該看一看媒體關於“領導政績要看成本”的報道和胡鞍鋼先生的這篇文章,而且一定要記住,領導推行的任何一項“政績工程”、推行的任何一項“改革”,都一定要有“成本意識”,評價“政績成果”、“改革成果”,亦一定要有“成本意識”,“政績成本論”、 “改革成本論”本身就是“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永遠記住不計“政績成本、“改革成本”的發展觀永遠不是“科學的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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