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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治批判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送交者: 武振榮 2005年06月19日09:55:5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1、問題

作為中國人誰都不能夠否認在中國共產黨統治時期,我們“全面”接受了一種統一的政治教育,這樣的教育別說在中國歷史上是完全沒有的事情,就是在世界範圍內,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事例。因此今天,我們作為中國民運人士在認識、分析和評價這種教育所形成的後果和遺留下來的東西時,依然有許多有待于澄清的問題。

就一般情況而言,這種教育既說不上是民主的,也談不是自由的,是一種典型的專制教育,因此對這種教育我們抱一種批判的態度那是沒有疑問的,問題僅僅在於我們應該如何行使政治批判權利,如果我們認為這種批判是說“壞”或者說“不”,那麼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現象就是正常的,沒有什麼值得批評的。在中國生活的時候,制度和社會壓制我們,使我們在公開的場合下不敢說半個“不”字或者“壞”字,一旦我們出了中國,擺脫了近半個世紀的壓制、壓迫機制,我們的批評性言論就如同打開了龍頭的高壓水泵中的水一下子給“泵”了出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會發現一個因久久缺乏自由的人一旦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中的表現是什麼了,不就是想着要把心裡中那些“不滿的苦水”統統給倒了出來。在這裡,一個發泄性質的自由就是好象等於自由本身或者說是全部的自由。

我的看法是這樣,作為一個剛剛在海外獲得了自由表達權利的人的上述作為是沒有任何值得批評的地方,不但是這樣,而且我還認為對上述情況的同情是民主的一個基本意義。民主如果對於人的自由表達無動於衷,那麼,這樣的民主有什麼價值可以變成我們爭取的對象哩?可見構成了問題的東西只在於:如果已經具有了20多年歷史的中國民主運動的整體水平還處於“發泄”的階段,那未免太令人失望,本文的寫作也正是針對這個問題的。

2、把政治批判轉化為道德批判

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批判共產黨的時候往往把政治批判弄成了道德的批判,以至於造成了這樣的局面:好象共產黨所犯的錯誤完全是“道德”性質的。其實這是一種我們認識問題時所形成的一種錯覺,是由我們看待問題時所持的片面性所造成,因此這樣的情況如果得不到及時糾正,那麼批判最後所可能導致的結果只能是我們在過去的時間內只受到了“壞人”的統治,如果說這樣的情況也最後地把我們包括在“壞人”之內的話,那麼我們自己的歷史同共產黨歷史到底有多少區別,顯然是一個說不清楚的問題。問題豈至於這些,當我們在把政治的批判完全轉化成為道德的非難之後,政治批判的最後的價值就失去了其建立所需要的基礎,於是,我們同共產黨的政治鬥爭就會落個竹藍打水一場空的下場。

如果我們這些已經被認為是民運人士的人,同法輪功修煉者一樣,沒有政治的目的,那麼我們的未來的行為同我們所批判的“邪靈附體”的共產黨人可以劃清界限,也許問題不大,可是呢,我們是政治人士,我們在不久的將來要同共產黨一樣地執掌政權,因此,如果我們若不是本着殷鑑不遠的教訓的話,那麼,在那個時候,我們重犯共產黨的錯誤就是一個可以論證的事情了。如果說這樣的情況使我們聯想起了在過去的時間中,共產黨也企圖從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治失敗中尋找教訓,他們之所以沒有作到這一點,反而在國民黨所犯錯誤的問題上走得更遠的情形就更值得我們深思。

就共產黨的願望和道德而言,在50年代甚至60年代的確存在着一個為中國人民服務的強烈動機和思想,但是這一切沒有導致出為人民服務的事實,反而造成了對人民的新的壓迫的原因不是共產黨自己可以尋找出來的,因此,我們繼共產黨之後的政治人士就不能夠迴避這樣的問題,就必須把他們要解決而不能決定的這些政治問題給預解決。所以說到底,對共產黨政治問題的最後的清算也還是要靠我們。但是我們如果象目前存在的情況那樣,把政治批評和政治批判這樣非常嚴肅、非常複雜、也是非常艱苦的工作轉換成為道德上的說“壞”說“不”,我們豈不是迴避了問題。對於我們來講,一個最明白不過的事情是,我們中國人民的政治發展問題也可以同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相比較,所以在需要我們整理出我們中國人民自己的政治發展歷史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地看待它的問題就同我們應該怎樣的評價和批評我們自己在兒童時代學習說話和練習走路的時候所“犯下”的那許多的“錯誤”一樣,這裡,最困難的問題是我們在不自覺狀態下的那些作為的價值的評價問題。

當我們在不能夠獨立地以自己的方式對共產黨的政治提出批評和批判時,最現成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它說成是“壞”的,如果說這樣的說“壞”行為所說出來的話,都是道德上的“惡”的話,那麼顯然可見,對“惡”的譴責和對“惡”的批判就代替了政治的批評和政治的批判。在這裡,問題的焦點在於我們作為在中國的民主人士,本來在應當劃清政治與道德界限的地方卻自己把兩者混淆起來了,殊不知這樣的混淆恰恰是共產黨政治的最錯誤和最要害之處。在共產黨統治的最紅火年頭上,黨想把每一位中國人變成為“活雷峰”的事情的教訓還不深刻嗎?在共產黨那裡政治和道德混在一起,用政治的方式和政治的方法去追求一個道德的社會和道德的目的就是他們錯誤的核心部分,今天我們如果在反對共產黨的行為中,若還沒有發現這樣的核心錯誤,以至於我們自己也分不清楚政治與道德的界限,那怎麼能夠指望着最後戰勝共產黨呢?

如果我們可以從理論上對民主的政治和專制的政治作一個明顯的區分的話,那麼民主政治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是它脫去了傳統的道德主義的束縛,而形成了自己的新道德系統和新道德觀念。因此評價和看待民主政治時人們就必然要脫離傳統的道德的立場,而給出民主政治行為的全新的意義。譬如,在傳統政治中,“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就是最不道德的行為,因此這樣的行為在傳統政治中被看成是最大的“惡”,但是在民主政治中,同樣的行為卻是關繫着政黨制度和多黨制度的最核心的問題,“結社”自由實際上就是“結黨”自由,雖然字面上有區別,其實都是一回事;又譬如在專制政治中,說某個人有“政治野心”就算是一條“最大的罪狀”,就這麼的一條,便可以致某人與政治上的“死地”,但是呢?同樣的“政治野心”在民主的政治中它就同政治上的“雄心壯志”混為一體了,因此誰也不會對民主政治中的數也數不清的“候選人”參加選舉的行為作出“這人有野心”的評論,對比地看,在我們中國過去50多年的政治中,那些政治上的失敗者們的“罪狀”中誰個沒有“野心家”的這一條呢?從高崗、劉少奇、鄧小平,到林彪、華國峰、趙紫陽哪一個被認為是沒有“政治野心”的人呢?

今天,當我們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推動者在來批評和批判共產黨政治的時候,也運用道德的方式把他們這些人作為“缺德者”來批,我們又能夠抓住多少價值呢?在這裡政治問題如果被我們不自覺地轉化為道德問題,那麼,我們對共產黨就不能夠進行卓有成效的政治批判和政治批評,而在這樣的批評和批判的過程中,我們也不會尋找出我們自己在專政時代的政治發展的線索,相反我們完全有可能把那些本來屬於我們的政治發展所必須的代價性質的因素替換成為專制主義的東西。現在這樣的行為在我們中間已經是大量的存在着,因此,我們即使決心要同共產黨鬥爭到底,想同他們劃清界限,也是很難如願以嘗的。

在共產黨時代,我們中國人所犯的一個最大的政治錯誤是,我們以為政治利益是一種如同“物質的客觀存在”一樣的東西,有待於一個階級或者一個政黨所支配的權力機構的公平分配,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它之中的許多東西是一類非物質的價值和價值資源,其分配的情況也遠遠不是“物質”分配可以比擬的。因此,民主制度分配價值和價值資源的手段只能夠藉助於公平競爭的原則的事情是我們原先所不了解的。因此我們以為只要有了一個好的階級或者一個好的政黨作為政治利益的分配者,每一個人的政治之應得就存在於其中的了。在作出這樣的理解的時候,我們無意中假設了人與人之間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感觸是一致的這樣一點,而完全地忽視了每一個對於政治的實際感觸和感受的個性,於是,“哲學”上的物質的一元化就混同於“生活”上的、政治上的一元化了。

在上述局面形成之後,我們事實上也遇到了多元化的現象,也還是解讀不出它的意義,於是,使多元化最後地消解在一元化中就是我們經歷過的事情。今天當我們自認為是民運人士時,我們連中國民主運動的本來面目也辨認不清,有什麼資格談論“民運問題”呢?1966年以前,幾乎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不認為派性是一種好東西,但是,當1966年的政治大解放運動把每一個中國人造就成為“派性纏身的人”的時候,為“捍衛”自己的派性而戰鬥的行為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的現象到底應當怎麼解釋不就是一個大問題嗎?不錯,毛澤東對於這個現象有自己的解釋,起初他認為這種在“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派性是“無產階級”的,後來過了沒有幾個月,當他在對它作出“資產階級派性”的解釋時,他反對它的行為才構成了真正的“毛澤東錯誤”。他面對的是一種多元化的政治局面,只是當他認為這樣的局面是“資產階級的派性在作怪”時,他要結束這個多元化的局面,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元化局面中去就是我們應該批判的東西。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同鄧小平等人一樣把毛澤東在運動初期擺脫共產黨傳統做法轉而支持人民造反的行為看成是錯誤的,那麼,我們就是把毛澤東罵上一千遍,也談不上是毛澤東的批判者。

在這裡我們如果進一步地分析毛澤東的政治錯誤,就會發現他對政治運動作出了道德解讀是其錯誤的主要原因。他沒有發現運動中的那個“老子天下第一”的精神象支柱一樣地支撐着人的價值,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考慮在這樣的“支柱”性的東西倒塌之後,人的整個的價值就面臨着崩潰的可能的問題,與此相關的是,毛澤東把政治上的普通人的“自立”現象看成是人的驕傲,這樣他在用反對驕傲自滿的方式和方法來反對人民的政治“自立”,並且用道德的說教在企圖復活傳統的共產黨一元化統治局面時,他就是1966年人民運動的真正反對者了!我在過去寫作的《論毛三篇》的文章中已經論述到了這個問題,說毛澤東的錯誤不在於同情和支持了1966年的人民政治造反行為和政治解放運動,而在於他對這樣的東西作出了錯誤的理解和錯誤的解釋,由此而引出的結果是他運用道德的方式消解了這個運動,所謂的“鬥私批修”、“和資產階級派性作鬥爭”、“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等等就是最典型的做法。這樣的議論無非是要提醒我們注意,政治和道德應當是二元式的存在,如果它被“一元化”了,那就是非常危險的事情。這樣的情況對毛澤東、共產黨是如此,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毫不例外!

在現代政治生活中,沒有一個道德的高峰是可以供我們這些民運人士站立的。因此,我對於共產黨的不道德行為所進行的批判並不必然地就意味着把我們可以鑄造成為道德的人,又如果認為 道德上的“惡”有許多是屬於歷史的問題,那麼沒有一個正確的歷史觀是不可能有價值的評論這些歷史事件的。就因為存在着這樣的問題,所以我認為,民運人士在把對共產黨的政治批判轉化為道德的批判時,就應該警惕道德批判只是批判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它的全部,因此,從這樣的批判中,我們如果得不出現代政治發展所需要的新道德觀的話批判就不是成功的。

3、把對制度的批判轉變成為對個人的批判

中國共產黨政治制度在共產主義的世界中是特殊的一種,因此把這樣的制度和前蘇聯和東歐的制度當成是一回事是一種非常簡陋的看法。在中國共產黨那裡,它不但可以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且也可以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和前蘇聯、東歐共產黨集團的情況有着本質上的區別,所以,我們在分析和批判它時就應該注意它的這種政治上的兩面性,要不然,我們對具有兩面性的它作一面的批評和批判就擊不中它的要害。眾所周知,在前蘇聯和東歐,當統治的共產黨在把政策調整到“走資本主義”的那個方向上的時候,統治的共產黨就面臨着崩潰的危機,在中國情況並不是必然如此。與此相應的是,共產黨在因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陷入極端的經濟困境時,他們調整自己的“路線”,實行共產黨控制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策,不但沒有出現毛澤東所預料的那種政治上的危機(毛認為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相反在很大的程度上倒是適應了社會之需要,也沒有引起人民的反抗,於是,一個本質上消解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精神的制度在“改變”(不是“改革”)其政策時,反倒延長了自己的政治統治壽命。可見問題就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這些特殊的性質並沒有進入我們中國民運人士的有效批判的行列,我們在批判它時還一直在運用50-60年代的那些傳統的方式和方法,並且千方百計地把它同過去的時代的過時的東西捆綁在一起,而真正地忽視了批判的現實性問題。

在世界上已經存在過的社會主義的歷史中,象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歷史也只有一例,可是呢,我們在批判中卻把它同前蘇聯、東歐的東西合在了一起,並且套用50-60年代的那個“非斯大林”模式來對付中國共產黨內的大人物。在這一方面,我們的政治批判的水平表現得很低,我們中間的許多人認為只要把毛澤東、鄧小平等人放到斯大林、赫魯曉夫的那個坐標上去,就可以收到預期的效果,但是20多年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這樣的批判是不管用的,到今天為止許多要求民主的工人、市民和農民在表示自己的不滿的時候,把毛澤東“抬”了出來的現象我們解釋得了嗎?對於鄧小平的那個“政策”,到今天也沒有發現我們民運人士能夠做出有價值的解讀,可見,我們在這樣的問題上所能夠說出的話,也不過是共產黨已經說過了的話而已。研究上述的現象,我不忍說我們是政治上的“爬行主義”,但是我們的行為和我們的形象已經是“爬行主義”的了。

我們沒有理解我們所受到奴役的那個制度,而這個制度是出於我們中國的“民主革命”的歷史,因此,我們沒有理解制度的事情就可以看成是我們沒有理解所謂的“民主革命”。於是,在我們的理解中就只剩下那些從制度中所產生出的大人物了。正因為我們抓住了這些大人物,所以,我們好象就認為自己可以擊中要害了,其實,這些大人物們所賴以產生的那些“土壤”並沒有受到我們的批判之“犁”的“耕耘”,繼大人物之後而出現的那些小人物們照樣可以把我們統治的死死的。近10多年以來,象江澤民、胡錦濤這樣小人物的統治的滋味我們已經是嘗夠的了。

在批判共產黨的時候,我們又只習慣於挖祖墳的方式,認為只要做到了這一點,就可以把共產黨的老根消滅掉,特別是在《大紀元》報的“九評共產黨”的文章發表之後,這樣一種看法傳播得就更加普遍了。在這裡,我們民運人士不是傳統的中國農民,但是我們的潛意識中的那個傳統農民的因素就不由自主地浮了出來。在古代和中古的社會氣氛中,如果說挖祖墳的行為對於傳統的中國農民來講事實上具有宗教、巫術的雙重力量的話,那麼在現代社會中,當這些東西已經早都失去了魅力時,我們還如此留戀它豈不怪哉?因此,當我們的政治批判的行為在事實上同這些東西攪合在一起時,就使自己立足於一個蒙昧的立場上了,而我們所進行的政治批判的目的,也無非是要我們徹底地擺脫這種蒙昧主義東西的束縛。

在中國,雖然統治我們的是一種制度,但是這種制度的不成型屬性卻把統治的外表有時候轉化為赤裸裸的個人統治(如1966年的毛澤東),因此,如果我們在分析和研究這種統治的時候一定要把握住它的多變性,如果說這種多變性往往可以復活古代統治的非精神的成分的話,那麼,一夥完全喪失了精神的人所對我們行使的統治不就是我們傳統統治的最古老的形式嗎?放過了這種東西而我們把一個過時了的人物當成祖墳中的老祖宗挖了出來以為它就是統治的老根子原本就是一種非常的偏見。可見,我們雖然把對制度的批判轉化成為對個人的批判,但是這種轉化所引申出來的價值依然是十分可疑的,同我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譬如說,在許多自認為是“民主人士”的人們的看法中,毛澤東統治時期被認為中國社會上的“最壞時期”,但是,任何只要對這個時代有記憶的人誰會忘記正是在這個“最壞時期”中國人民社會卻出現了最民主、最自由的運動,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解釋得了嗎?那個時候中國社會出現了“民主牆”,它上面寫滿了人民不滿的大字報,出現了地地道道的自由結社,出現了合法的不經申請就行動的遊行、示威,出現了合法的“炮打共產黨黨委”的行為(這種行為不但不被認為是“反對共產黨”,反而被認為是“革命行動”),出現了人民在政治上基於人性而發生的政治大分化,大分化的結果使除“地、富、反、壞、右”之外的幾乎所有普通人都捲入了政治的派性鬥爭之中,從而使普通人的社會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政治多元化的分化現象……所有這一切,難道是我編排的嗎?

上述議論無非是說正是在前毛澤東時代,一個中國普通人民的時代艱難的呱呱墜地了。如果說這個時代因遭受過度的壓迫而沒有發展的話,那麼,尋找這個人民時代的發展的契機不就是我們民運人士應盡的本分嗎?可是非常遺憾,我們的民運人士沒有盡此本分,把因剛剛出生而顯得醜陋的人民時代同真正醜陋的毛澤東時代給混為一談的了。也就是說我們在批判毛澤東時代、批判毛澤東的時候也順便地“否定”了人民的時代。表面看,我們對毛和他的時代好象批得很深,其實呢?我們不過是觸及其皮毛而已。

正因為我們不認識前毛澤東時代,所以,我們對後毛澤東時代的隨聲附和就表現為我們對鄧小平的政策的最簡陋的理解,於是,在吃了“專制社會主義”的苦頭之後,我們又把“專制資本主義”當成了新的社會福音,直到鄧小平開刀殺人的“6、4”我們才如同大夢初醒。面對這樣的事情,我們忘記了1966年人民對鄧小平、揚尚昆、薄一波、陳雲、李先念等人所作出的“反人民”、“反動派”的“定性”不就是我們的一條深刻的歷史教訓嗎?說到這裡,我已經接觸到問題的核心部分的了,那就是說,我們若還對於一個變化不定的制度沒有作出與之變化相應的認識的話,我們就會把自己在一個特定時間中的認識成果(它帶有很大的或然性)當成被認識的對象本身,從而使我們自己停止了對它所可能展開的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於是,這個制度在偶然場合下出現的“精神現象”我們就以為是正常的或者必然的現象了,由此而造成的結果有可能是我們自己把一個沒有“精神”也可以實行統治的制度永遠的定位在“精神”的坐標上了,殊不知最沒有“精神”的統治就是我們中國從來已久的統治形式。

如果我們對於上述議論中的問題有一個自己的理解,那麼,我們就知道在今天,我們利用海外的自由傳媒在大量地揭露了毛澤東、周恩來等死人們的隱私的時候,我們對他們之後的第4代接班人也還是無可奈何的接受的情形該是一個多大的諷刺啊!我們認為那些死人已經臭了的時候,與活着的專制人物們的關係又有什麼樣的聯繫呢?在我們古代的社會任何一個死了的君王哪怕是一個“壞蛋”兼“白痴”,他身後不也是同樣地留下了統治人的空間嗎?何況毛澤東並不如我們所說的那樣。

在這裡,如果我們認為政治批判有雙重的意義的話,那麼,它的一面關乎着統治者失去尊嚴和體面;另一面卻關乎着人民自我進步和自我發展的歷史,因此健康的批判不僅僅是要搞臭統治者,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激勵人民的政治發展,提高人民的政治能力。如果我們的批判作不到這一點,那麼我們就不配作民運人士。現在當我們把對於共產黨頭面人物的批判當成了格調不高的攻擊人身毛病和缺陷的時候,我們的批判怎麼能夠贏得人民的信任呢?我們沒有把他們這些人放到產生了他們的時代中去批判,也沒有在批判中發現他們是在什麼意義上關聯着人民的價值,亦沒有認識清楚他們的行為怎樣地同不發達的人民歷史交織在一起,而是簡單地把他們當成了“壞人”,這同前毛澤東時代共產黨用階級分析的方式把社會上的那些“地、富、反、壞、右”當成了“壞人”的事情又有什麼區別呢?在這裡,如果承認我們這樣的方式和方法是中了共產黨的“流毒”的話,那麼,我們行為的最大價值也不過是“以毒攻毒”。

4、把政治的批判轉化為對歷史的否定

其實,我們的錯誤還在於我們在行使政治批判的過程中,往往出於把共產黨徹底搞臭的目的對共產黨的歷史亦採取了全面否定的態度,好象共產黨是一個由“胎里壞”的人所組成的政黨,而這樣的黨其所以在1949年以前打敗了國民黨取得了大陸政權,就在於它的“惡”的性質超過了國民黨。無論我們的主觀意識怎麼認為,我們的行為的邏輯的意義已經是這樣的展現了。因此這樣的對待共產黨歷史的態度、手段和方式總是沒有能夠幫助我們走出“人類歷史發展的原動力是‘惡’”的古典範疇(參閱拙文《論18世紀與我們》)。

目前,我們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批判大體上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宗教性質的;另一種是政治性質的。前一種的代表是《大紀元》發表的“九評”,後一種就是主要體現在民運刊物上和民運網站上的民運人士、異議人士的文章和理論。對於前一種批判來說,從宗教的立場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由“九大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組成的“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黨,這樣的黨當然是人的能力和人的力量所不能夠被打倒的,因此最後的結論必然是“神要滅共產黨”。作為宗教,這樣的批判當然是可行的,也有着積極的作用和積極的力量,因為許多宗教都會主張神的正義與人的邪惡之間的戰爭,而在這樣的戰爭如果不表現出神的正義對人的邪惡的勝利的話,那麼,宗教的意義就沒有辦法體現了。有鑑於此,在批判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中,我們沒有理由排除“九評”的價值,我們視它為“討共檄文”是完全正當的。當前,我們在同共產黨鬥爭的時候,以法輪功信眾為主力所開闢的宗教戰場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方面軍,因此很好的研究這個的戰場如何同我們民運人士的政治戰場相協調,也是一個需要投入精力的問題。

但是上述話的意思並不是說在批判共產黨的問題上我們也要遵循“九評”文章的思路,道理很簡單,我們是中國民主運動分子,我們對共產黨所進行的批評和批判是政治的,不能是宗教的,這就是我們同他們的根本性質的不同。我們如果認為我們同共產黨的鬥爭是宗教的,那麼,我們就脫離了民主的最根本的原則,即政教分離的原則。我們是站在政治的立場上用政治的眼光去觀察和分析共產黨的錯誤的,因此,我們的批評和批判的方式和方法也應該完全是政治的。正因為是這樣,我們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就不能夠不採取一種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批評、批判方法,在這裡,我們的態度甚至方式方法都是關乎着我們的批評、批判的價值的。換句話說,共產黨的所作所為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但是我們對它的批判卻不能不“實事求是”。在今天,當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和統治已經快要變成“歷史”的時候,那麼,批判共產黨的行為就要求要有一種歷史的方式和歷史的方法。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是很難擊敗共產黨的,也根本談不上從它所犯的錯誤中能夠吸取經驗與教訓。

我的看法是這樣,1949年以前的中國社會雖然是一個“大動亂時代”,但是它與中古性質的動亂到底是有些不同,如果說這個時代有一種“不發達民主”的存在的話,那么正是它最後決定了誰可以在“大動亂時代”中興盛或者倒霉。如果對於這樣的情形我們從正面很難理出一個頭緒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在“反面”的例子中發現問題,從袁世凱、張勳復辟帝制的忽然間滅亡到段其瑞、張作霖、吳佩孚這些系列上的人的失敗,無不表明所有同民主潮流公開對着幹的人都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確沒有克林威爾、拿破崙這樣的人物,所有的人即就是他同毛澤東、蔣介石一樣的獨裁,也不得不披上民主的偽裝。因此,在一個事實上是以軍事力量為根本力量的條件下,卻產生出了一種“民主”的東西,儘管在今天我們對這種東西也還是缺乏認識,但是它在戰爭年代的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存在卻是一個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在解讀這個“事實”時,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一種結論:那個黨或者那些人如果能夠對這種在“大動亂時代”根本發展不起來的“不發達民主”提出發展計劃,並且能夠運用政治宣傳的方式證明他們的計劃有可行之處,那麼,這些人就好象就“符合”了歷史的潮流,哪怕他們在當時的社會處於弱勢地位。用這樣的觀點看待問題,我們就可以在解決問題道路上繼續前進了。

在挖掘中國共產黨的邪惡歷史時,朋友們尋找到了20年代的“打土豪”的運動,證明共產黨(那時也有國民黨)對富人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所有這些事情我都承認,儘管這種“吃大戶”行為為什麼會在中國的南方地區形成為廣泛運動的問題我並沒有作過專門的研究,但是,我認為這種暴行恰恰是共產黨在20年代末大失敗的原因之一,由此而引出的另一個問題是:30年代中頁之後,毛澤東思想在共產黨里的出現卻改變了這個暴力的方向,在共產黨新割據的地區內,“地主階級”只要是願意“抗日”,那麼它就可以被歸在“中國資產階級”的範疇內,在名義上變成為“聯合執政”“四大階級”之一。不僅僅是這樣,毛澤東思想的最本質的東西就在於它用“三民主義”解釋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在這種解釋中,毛澤東明確表態“中國共產黨得勢之後”決不走“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也不走“歐美的資產階級道路”,而要走“第三條道路”(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章)。這“第三條道路”就是“新民主主義道路”。如果說在這裡,我們不評價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真與偽的問題,而僅僅是說有這樣的真實的歷史事實存在,那麼,就這個事實來分析,中國共產黨在而後的時間中打敗了國民黨,也是有一個“民主”的意義包藏在其中的。如果說“民主”好比是一匹駿馬,共產黨好比是蒼蠅,那麼蒼蠅附在駿馬的尾巴上取得了日行千里的“莊子效應”——就是我要說明的問題。

上一個世紀70年代下半頁,我在從事獨立寫作的時候,不認為世界上存在着“假民主”,如果“假民主”的理論可以成立的話,我以為從理論上講,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都可以放到它之中去解讀,因此,“假民主”這樣的詞是沒有意義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只要它在時間上存在着就都有一種意義,而這樣的意義如果被我們組織在道德的“真”與“假”的範疇內,其意義就會被歪曲。因此,我認為:1949年以前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戰爭的勝利有着共產黨後來的意識形態忌諱的一個“民主”的意義在內。所以當我們在處理共產黨的這段歷史的時候,尋找出這種真實的歷史意義也是我們應該盡的本分。

在這裡,應該說明的是我們許多人對民主的理解是機械的,一旦我們認為共產黨是一個專政的黨,就認為它同民主沒有什麼聯繫的了,甚至在遇到了共產黨歷史的問題的時候,我們也是採取否認的態度。其實,共產黨也是從“中國民主革命”這個線上走過來的,民主的因素雖然在它的歷史中有一種非自覺性質的存在,但是這種存在卻是一樁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因此當我們中國的民運人士要整理我們中國人民的整個民主歷史的時候,我們是要對這一段歷史作出負責任的評價的。如果說這樣的評價可以引導出如下的結果:一個政黨的興亡是依據它對待民主的依賴程度而轉移,我們不就是既尋找到了歷史上的民主,又為現今的民主規定了方向嗎?

在這裡,我認為我們中國人最後地脫離政治蒙昧的標誌不僅僅是我們的人民要認識自己的歷史,而且我們也要能夠正確地科學地評價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共產黨的歷史對於我們中國人民來說,意味着兩個意義:一個是人民因喪失民主而遭受專制壓迫的意義;另一個是人民民主的準備時代。問題的焦點在於,當這兩個意義還處於衝突的狀態時,民主就必然地遠離我們,當它們可以協調在一起時,民主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了!

5、結論

質言之,我們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好蘋果如何變壞”的問題,但是,我們卻把它變成為描述“蘋果一開始就是壞蘋果”的問題,因此,我們的“描述”即使很成功,也還是感動不了中國人民的。因為“中國人民再也不是愚不可及”這句話,不光是針對特定的人物發出的,而是對所有人發出的。所以我們如果忽視中國人民中間目前還處於蟄伏狀態的歷史觀念,就沒有辦法能夠動員和組織中國人民“參與”民主;在中國,“階級”的民主是不存在的——這一點已經被歷史所證明,因此,中國民主化的事業必然意味着“人民”的廣泛“參與”,這種“參與”若有一個“樣板”運動在前的話,那麼我們研究它,就可以理解大歷史學家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話了。

200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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