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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中國改革的洋教條——新自由主義
送交者: 程恩富 2005年06月19日18:51:0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編者按:純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將給中國帶來什麼?以近年來房地產領域的表現來說明,那就是讓一小批人投機暴富,讓大部分買不起房子。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通過政府力量的干預,才能糾正不合理的市場牟利行為,使房價降下來,減輕平民老百姓的生活壓力。從理論上講,市場的作用和力量在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裡的確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如果過度強調市場的作用,便會帶來相反的效果。股市也是個例子,前幾年不加調節地一任投機資金暴炒,結果一暴十寒,今天落下許多後遺症。為了結束市場的神話,為了矯正近些年來過分的市場化和自由化,本網發表程恩富教授的文章以進行力量平衡。我們不是極端主義者,歷來主張多方面地看問題,自由資本主義如果不加以節制,最終危害的是最廣大的一部分中國人民的利益。任何一副良藥湯藥都是有毒副作用的,程教授的文章就是分析當前在中國大肆流行的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弊端。綜觀世界各種理論學說,無非是兩種理論和思潮,即平民的理論和精英的理論。人數眾多的平民們主張社會主義,在數量上占少數的精英人士主張自由競爭。一個國家的發展應該在這兩種理論之間進行平衡,缺一不可。中國這些年來的主要問題是,在引進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同時,冷落了社會主義,因此,損害了一大批平民百姓的利益。因此,現在必須進行糾正。]
新自由主義的起源、發展及其影響

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教授 程恩富

2005年6月1日

  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也稱新保守主義經濟思潮,是20世紀30年代後在反凱恩斯主義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當代西方經濟學說。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形成了巨大的衝擊,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被凱恩斯主義所取代。然而,仍有少數經濟學家堅持自由主義經濟的信條,同凱恩斯主義對抗,主張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到了70年代,特別是在1974—1975年的經濟危機以後,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了失業與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陷於重重矛盾的境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又重新抬頭,並獲得一定的市場。

一、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內涵與特點

  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包括的學派主要有:倫敦學派、現代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弗萊堡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產權經濟學派。其中,倫敦學派是最徹底的自由主義,現代貨幣學派是新自由主義中影響最大的學派。這些學派之所以都歸入新自由主義的學說範圍,是因為它們在一些基本思想方面具有共同點。

  第一,主張非調控化:推崇市場原教旨主義,反對國家干預。

  儘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可能完全拒絕利用國家干預來穩定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但推崇“市場萬能”的市場機製作用,強調國家對經濟運行和經濟活動的調控與干預越少越好,一切順從自由市場的利潤最大化原則,這是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他們確立這一基本觀點的依據有以下兩點。

  一是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國家調控是造成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根源。新自由主義者堅信,只有實行市場競爭制度,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才能提供為技術進步所需的多樣性、複雜性和靈活性,而國家的宏觀管理和干預恰恰阻礙了技術進步。國家採取的任何干預經濟的政策和措施,歸根到底都是徒勞無益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國家不干預經濟是對經濟最好的管理。要使經濟保持穩定,唯一有效的辦法是國家聽任經濟自然發展。

  二是個人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認為,個人自由主義是自由市場制度存在的基礎,也是經濟自由的基本出發點。社會是由單個自由人構成的,社會財富的增加源於自由人的經濟活動。個人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才能保證社會的進步和創造。尊重個人自由,就要讓個人在市場中自由選擇,國家不應該進行干預。這種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自由市場制度,是效率最高的,因而也是最好的制度。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說:“人類的主要問題是,這些有限的關心(事實上它的確決定了人們的行動)是怎樣能夠產生有效的刺激以使他們自願盡其所能為那些他們不了解的需要作出貢獻。經濟學家們認為發展完善的市場是一種使得人們加入比他們所理解的更為廣泛深入的一種過程的有效方式,正是通過市場才使得他們能夠為‘與自己毫不相干’的目標貢獻力量。”(《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第15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在自由市場制度下,個人在為自己利益進行努力的同時,可以自動地為別人和社會的利益作出貢獻。

  第二,主張私有化:宣揚“私有產權神話”的永恆作用,反對公有制。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私有化的狂熱擁護者,認為私有制經濟具有自身內在的穩定性,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下,私有經濟能夠自動地實現經濟的均衡,使經濟穩定在可接受的失業水平上。私有制經濟的這種優勢是公有制經濟所沒有的。

  新自由主義還認為,私有制經濟的最大好處在於它保證了個人的自由,私有制不僅是有產者個人自由的最重要保證,也是無產者個人自由的最重要保證。這是因為,窮人通過個人努力就可能致富,而且窮人致富的努力不會受到任何人的阻礙。包括窮人在內的任何人,都有選擇職業的自由,都能夠通過施展才華和努力工作致富。雖然在私有制社會裡,富人在機會方面受到的限制要比窮人少得多,從而人們收入可能不均等,但每一個人致富的機會是均等的。

  新自由主義又認為,私有制能夠給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應當用個人自由高於一切的觀念來支配個人的行動。由於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個人願意生產什麼就生產什麼,沒有人加以限制。企業主可以在不受任何束縛的條件下充分發揮積極性,從而使價格下降,國民收入上升,需求增加,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

新自由主義在鼓吹“私有產權神話”的同時,還極力反對公有制。他們認為,在廢除了私有制的公有制社會裡,窮人名義上成了公有財產的主人翁,但同時卻不得不服從於擁有極大的壟斷權的國家管理機構,完全受這個龐大的管理體制所支配。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私有制社會是一個富人得勢的社會,公有制社會是一個得了勢的人才能致富的社會,而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要比一個只有得了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更好些。依哈耶克所見:“正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裡這個唯一的緣故,才沒有人來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在一個人手裡,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或是屬於獨裁者,誰操有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管制我們。”(《通向奴役的道路》第10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第三,主張全球自由化:維護美國主導下的自由經濟,反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新自由主義把市場原教旨主義推廣到世界範圍,從理論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國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貿易和自由金融,頌揚實行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美國通過控制國際經濟組織來主導世界經濟運行,不贊成許多國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合理意見。

  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各國取消任何經濟保護,讓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除了勞動力要素)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實現貿易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與國際化,最有利於資源的高效配置和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他們重點向不發達國家推銷其經濟理論和政策,要求這些國家不顧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等國內外條件是否成熟,儘快實行完全的利率自由浮動、外匯自由交易等金融自由化,儘快取消關稅和對外資的產業限制政策等貿易自由化。

  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站在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讚揚它們憑藉其所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會計準則的一系列組織和行業規則來控制世界各國,實行美國模式的世界經濟一體化。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銳批評了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他說,實際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這三個組織都是單一統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調換使用的面具,許多規則是由他們共同制定的。它們會在每個國家都實施“結構調整”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準確說就是腐敗化。在這個過程中,削價出售國有資產的回扣率會達到10%,而這些資產動輒價值數億美元。第二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拯救經濟計劃” 資本市場自由化,即允許資本自由流進流出。投機的“熱錢”只是單方向不斷流出。一個國家的儲備在幾小時、幾天內就流幹了。第三步是價格市場化。在糧食、水、燃氣價格飛漲的時期,它引發騷亂和動盪,進而引起新的資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潰,外國公司就趁機以“跳樓價”買到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第四步是“消滅貧困計劃” 自由貿易。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把這種貿易自由化比作以金融和財政手段進行的鴉片戰爭。(參見《一個冰涼的世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你去地獄的四個步驟》,英國《觀察家》雜誌2001年4月號;《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2期)

  第四,主張福利個人化:強調保障的責任由國家向個人轉移,反對福利國家。

  新自由主義認為,基於高稅收政策的“福利國家”導致經濟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們工作、儲蓄和投資的動機:“充分就業”政策減少了私營部門的勞動力供應,使經濟發展缺乏彈性;以養老、就業和醫療等為主要內容的全民福利,摧毀了個人自我照顧的能力,增加了個人依賴國家的惰性。在哈耶克看來,福利國家是一種人為的設計而不是單純的人類行動,完全忽視了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社會中建立“自發秩序”的必要條件。

  綜上所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本質特徵,就是在凱恩斯主義基礎上“倒退”、“回歸”(回歸斯密)的現代自由主義。按照英語世界的傳統,這就是“右”的,“保守”的,稱之為新保守主義經濟思潮更能顯示其本質,也符合英語傳統的準確稱謂。正如智利的拉美經濟與國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S.比塔爾所指出的:“在拉美,‘新自由主義’這一術語被用來指實現私有化、放棄管制、減少國家的作用以及在貿易和金融領域中擴大開放度等經濟政策。但在英語中,這一政策方法被稱作‘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與拉美的新結構主義之爭》,《拉美經委會評論》1988年4月號)

二、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的後果

  新自由主義為世界經濟制定的方案有三個基本方面:第一,對國民經濟實行私有化和非調控化,使市場作用最大化,國家職能最小化;第二,國家完全取消貿易壁壘,向跨國資本開放經濟,實行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第三,壓低通貨膨脹,從根本上控制財政預算赤字。但在不同國家,這三個方面具體實施的措施及其重點則有很大不同。

  在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具體實施的經濟政策主要包括:緊縮貨幣供給,壓低工資,抑制通貨膨脹;解除政府部門對私人企業的管制,減稅刺激投資,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和打擊工會。在拉美、亞非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推行的經濟政策主要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調控化。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領域,新自由主義最主要的觀點是主張解除對國際商品貿易、服務和資本流動的一切障礙,實現世界範圍的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流動。新自由主義的這一系列政策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凡是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國家,幾乎都發生了經濟蕭條,甚至嚴重的經濟衰退。

  新自由主義並沒有促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在1979年撒切爾夫人擔任英國首相,1980年裡根擔任美國總統以後,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西方國家經濟政策取向的主流地位,公共部門企業和服務的私有化、削減稅率、減少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支出、放鬆市場管制等一系列自由化改革相繼進行。然而,從1973年到90年代初,美國和英國領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調整並沒有表現出良好的業績。1973—1992年,人均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西歐為1.8%,美國為1.4%,均分別低於1950—1973年的3.9%、2.4%。被譽為“新經濟”的美國,在克林頓時代連續近10年的持續低通脹增長,實際上並不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1991—2000年,美國年均真實GDP增長率僅比商業周期1980—1981年的2.5%高,為3.7%,低於1961—1969年的4.9%、1970—1973年的4.8%、1975—1979年的4.7%和1982—1990年的4.0%。克林頓時代進行的相對國家干預、信息技術革命,以及通過對工會力量的打擊和限制來壓低工資、降低邊際稅率對資本投資的刺激,用消費信貸拉動超前消費等,遠沒有使美國經濟達到新自由主義描繪的神話境地。美國工業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已從上個周期末2000年的歷史最低水平80.7%下降到2002年12月的73.6%。這就是說,美國在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後,似乎經濟有了相當發展,但只要對美國的統計數字稍加分析,就不難看出這只不過是表面的繁榮,實際上還埋下了股市泡沫、私人部門債務膨脹、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等隱患。即使在高科技、高利軍火和經濟霸權時代,美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也並不快,而且發生過經濟衰退。

  二戰後至70年代,由於冷戰的需要,美國政府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採取了支持西方各國發展的寬鬆態度,較少干涉各國經濟主權和經濟決策。但是,自美英向世界各國推銷“華盛頓共識”以後,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重視工業生產、重視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開始受到美國政府的阻撓,結果大大削弱了政府控制國民經濟活動的能力,全球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規模地擴展開來。即使是在精通美歐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各流派理論和政策的日本,雖然推行了10多年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但依然不能啟動和繁榮整個國民經濟。

  新自由主義也未能促進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拉美國家的試驗為例。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等國先後實行了對外開放的貿易自由化政策,加快進行國營企業私有化,減少甚至取消國家對價格、匯率、利率、租金、工資等的全面干預和控制,開放金融市場,放寬對外資的限制。但是,阿根廷、烏拉圭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試驗”,均以失敗告終。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付出了高昂代價。1976—1983年,破產企業增加了7倍,銀行業幾乎崩潰,失業率達30%,特別是金融政策的失誤,導致國家在80年代初幾乎無法償還外債,國家用80%的出口收入償債,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20世紀90年代10年間,整個拉美地區貧困人數上升到總人口數的44%。拉美占世界貿易的份額1970年為8%,1980年降為5%,1990年只有3%。1982—1991年,拉美地區經濟增長率僅為1.8%,大大低於世界3.3%的平均增長率,甚至低於2.25%的非洲地區的經濟增長率。2002年,斯蒂格利茨指出,最近10年拉美的經濟增長率,僅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半。從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引發的拉美債務危機,到1994年墨西哥再次爆發金融危機,到1999年巴西發生金融危機,再到2001年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拉美地區社會經濟危機不斷。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改革的結果,都是民族工業的發展遭到了致命的打擊,政府控制國內經濟和金融活動的能力大大削弱,經濟安全、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不斷弱化,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

  綜觀近10年左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可以清晰地看到:蘇東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歐是緩升的十年。被聯合國認定的49個最不發達的國家(亦稱第四世界),也沒有通過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途徑富強起來,有的反而更加貧窮。全球經濟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義的保守經濟理念中振興和健康發展。

三、簡要評論

  從人類社會經濟思想史的演進和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察析,相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激進經濟學和新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來說,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儘管也有某些合理的思想顆粒,但總體上、本質上是保守和落後的。包括薩繆爾遜在內的西方眾多學者,都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稱之為“右翼經濟學”或新保守主義經濟學。應當說,這些稱謂準確地描述了它的思想特徵。

  在經濟全球化和冷戰結束的條件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意識形態,取得了思想“霸權”的強勢地位。西方左翼學者、中間派學者和新凱恩斯主義者,都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持批判態度。法國“馬克思園地協會”主席科恩·賽阿就明確指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右翼理論表現。特別是世紀之交的近幾年來,形成了一次自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後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及其產物 “華盛頓共識”的批判浪潮。這是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進步性的,也是當今國際經濟學界的前沿創新。

  更可喜的是,隨着西方國家的人民在西雅圖、布拉格、華盛頓、達沃斯等地不斷舉行大規模抗議示威,反對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對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術的和理論的批判開始轉變為實際行動。近年來,委內瑞拉、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國家,在推行了10多年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碰壁之後,改行中左政策,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失去了試驗地,縮小了影響。定期在紐約舉行的“世界社會主義學者大會”和在古巴舉行的“全球化論壇”,以及影響巨大的“世界社會論壇”等,已日漸成為全世界學者和各界人士批判新自由主義及其經濟學的重要陣地,它將逐步扭轉思想和體制的舊局面。

  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行雙重標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其目標是建立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其結果,一方面拓展了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一定程度上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有所緩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新的矛盾和危機,特別是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以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兩極分化,引發了國家層面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鬥爭。這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國際態勢。

  世界著名思想家安德森說得好,西方左翼要從新自由主義霸權統治下逆風起飛,必須徹底檢討自身理論的成敗得失,根據時代的發展變化建立自身的理論基礎,重新制定新世紀的理論戰略。當前,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西方激進的經濟學家正在聯合,將逐漸整合成強有力的理論力量。在他們那裡,理論批評與理論創新並重並舉,必將全面超越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人類的經濟和社會良性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伊藤誠強調,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在於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思想障礙,這是頗有見地的。國內外許多有識之士紛紛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也有少數經濟學家著書立說,宣傳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而主張私有化,認為公平與效率是替代關係而貶低社會公平,神化自由市場而輕視國家宏觀調控。這些理論主張對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早日實現跨越式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都是不利的,應當旗幟鮮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對,儘快消除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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