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汉民族，蔑视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日本始终不和满清政权通交的重要精神因素。古代日本和中国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处于汉文化圈的边缘，不断受制于汉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因此，日本在移植和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逐渐将汉民族的自我意识引进到了自己的思维之中。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家林罗山之子林鹅峰就认为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裔，日本皇统出自周吴泰伯之后。一方面，日本在强大的中国面前形成了强烈的自卑感，以“夷”自居，慕华不已;另一方面，甘为“东夷”的日本又以汉民族的感觉来对其他“外夷”民族表示好恶，“以中国之外皆为蛮夷而不值一提”，而不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他“夷”。德川时代初期， 重汉轻夷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一方面欲重新加入明朝的华夷秩序中去，另一方面又加速建立以自己为中心，以周边小国为“夷”和政治边缘的“小华夷秩序”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唐代发生了一次有名的“廷争”。据《续日本纪》载: 大唐天宝十二载，岁在癸已，正月朔癸卯，百官、诸藩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店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宝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
这就说明，“慕华贱夷”的日本，虽甘心屈居于大唐之下，但绝不能忍受在外交地位的问题上向其他“夷”国让步。 忽必烈时代，曾六次招谕日本，欲置日本为庞大元帝国的藩属。一贯认为自己是一民族之下，万民族之上的日本，面对强大的蒙古势力，不以为然。将“蒙古之号，于今未闻”这样的语句写在外交文书之中，不由不令人感到日本对这个征服欧亚的、同时又是“夷狄”政权的蔑视和敌意。明初，明太祖宣谕日本，日本怀良亲王在回应使者赵秩时，清楚地表达了日本方面重汉轻夷的思想: 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怀良亲王还犯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他说:“..元乃使其臣赵姓者(赵良弼)林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一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姓赵，岂蒙古裔哉?亦将钵我以好语而袭我也。”亲王对明朝的真实意图有很大的疑虑。而一当赵秩表明身份:“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亲王立刻释然，以礼相待，更派僧人祖来出使明朝，上表称臣，献马匹及方物，并送还楼寇在明州和台州劫掠的明朝人七十余人。前据而后恭，原因皆在华夷之辨。 满清入主中原，日本人的第一反应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清朝的出现，还唤起了日本人对元寇的回忆。熊泽蕃山在17世纪中叶所写的《大学或问》一书中就曾经提到过“北狄”(清朝)的问题，他指出: 北狄取中国后曾屡次来日本，而今已取中国. 侥幸盼望其不来，殊非武备之道。。
尽管清已经问鼎中原，夺了汉家天下，但在日本人心目中，顽固的正统主义还在执拗地认为清只是“北狄”，与自己“东夷”的身份没有什么区别; 清占领中原只是胡难”，并非是华夏大统，甚至认为其可能对本国存在威胁。 以“夷”自居、怀有自卑心理的日本对汉民族还抱有唇齿之谊。当汉民族的国土遭到异民族的侵犯时，这种友谊就作为一种深厚的同情流露出 来，甚至表现为对该异民族强烈的憎恶和痛恨。明朝灭亡后，明遗民欲借外力以平胡清，赴日本乞师和乞资达17次之多。在最初的三、四次，日本幕府尽管刚刚宣布锁国令不久，却认真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并秘密地作了出兵的准备。这实际上是“重汉轻夷”的特殊表现。
另一个“轻夷”的有力证据是:日本官方无意使用外族统治政权的名称。文永、弘安之役后，元日双方的民间贸易逐渐摆脱了国家之间对抗的阴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船蜂拥入元进行贸易，由此形成的盛况甚至超过了唐代的遣唐使贸易和明代的勘合贸易。正因为这样，木宫泰彦才在谈论元日贸易时作出了以下的判断: 元末六、七十年间，恐怕是日本(古代)各个时代中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 。与之相应，随同商船入元的日本僧人的规模亦堪称空前绝后，其间中国僧人东渡传法同样吸引了大量日本僧人前来学习。官派入元船舶— 天龙寺船也加入了入元进行贸易和求法的行列。如此频繁的交往，并没有使日本高层正面承认元政权的存在，连对中国的称呼也只是使用“宋”、“宋土”、“唐”等。如:元僧一山一宁，受元成祖之命赴日宣谕，被日方扣留于伊豆。后后宇多上皇遥慕他的高风，特下诏邀其主持京都南禅寺，影响颇大，死后赐国师封号。后宇多上皇亲笔撰写象赞: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天龙寺船的相关资料中无一例外地称元为“宋”，将遣元船叫作“宋船”。《太平记》中《天龙寺建立事》篇在谈到商船利润时，说:“携珠宝财物去宋(指元朝)，买卖之利百倍”, 无独有偶，“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之所以称中国人为唐人，称中国船为唐船，和郑成功势力下的人们从不屈从清的明人意识出发，称自己是唐王支配下的唐人的现实不无关系。”在这种重汉轻夷思想的左右下，古代中日官方关系凸现出一个特点， 即日本官方只与汉民族的政权通交。单就这一点而言，日本的中华归属意识要较朝鲜、琉球、安南等强烈得多。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陆政权交替频繁，南北对峙持续了200多年。北方的异民族尽管将汉政权压迫于东南一隅，却难以得到楼奴人的青睐;汉人政权尽管失去了对传统权威地区— 黄河流域的控制权，但仍然凭借“正统”的名义吸引楼五王抛弃三国时代卑弥乎的进贡路线(日本一带方一洛阳)，而是在抵达朝鲜半岛后，循其西海岸北上，再沿大陆的海岸南下，万里迢迢，最终进入汉民族政权控制范围的中心一建康，进贡方物，取得册封。南宋朝廷与日本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当时日本的执政者平清盛竟然与南宋明州的地方长官有往来。外族建立的元和日本一直没有建成通交关系。
清入关时，日本德川幕府已经将朱子学作为官学推行了近半个世纪，在等级秩序和纲常观念、王化思想的浸染下，慕化恶胡的观念更加强烈。日本朱子学的鼻祖林罗山以朱子的“正名论”作为其全部学术的支柱，“严格确认了所谓华、夷、王、霸之别。”所以，德川幕府与“北狄”的中国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