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漢民族，蔑視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日本始終不和滿清政權通交的重要精神因素。古代日本和中國周邊其他國家一樣，一直處於漢文化圈的邊緣，不斷受制於漢文化強大的向心力。因此，日本在移植和汲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也逐漸將漢民族的自我意識引進到了自己的思維之中。江戶時代著名儒學家林羅山之子林鵞峰就認為日本人是中國人的後裔，日本皇統出自周吳泰伯之後。一方面，日本在強大的中國面前形成了強烈的自卑感，以“夷”自居，慕華不已;另一方面，甘為“東夷”的日本又以漢民族的感覺來對其他“外夷”民族表示好惡，“以中國之外皆為蠻夷而不值一提”，而不是以一種平等的態度來看待他“夷”。德川時代初期， 重漢輕夷的思想發展到了新的高度，一方面欲重新加入明朝的華夷秩序中去，另一方面又加速建立以自己為中心，以周邊小國為“夷”和政治邊緣的“小華夷秩序”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唐代發生了一次有名的“廷爭”。據《續日本紀》載: 大唐天寶十二載，歲在癸已，正月朔癸卯，百官、諸藩朝賀，天子於蓬萊宮含元店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論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大日本國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吳懷寶見知古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
這就說明，“慕華賤夷”的日本，雖甘心屈居於大唐之下，但絕不能忍受在外交地位的問題上向其他“夷”國讓步。 忽必烈時代，曾六次招諭日本，欲置日本為龐大元帝國的藩屬。一貫認為自己是一民族之下，萬民族之上的日本，面對強大的蒙古勢力，不以為然。將“蒙古之號，於今未聞”這樣的語句寫在外交文書之中，不由不令人感到日本對這個征服歐亞的、同時又是“夷狄”政權的蔑視和敵意。明初，明太祖宣諭日本，日本懷良親王在回應使者趙秩時，清楚地表達了日本方面重漢輕夷的思想: 吾國雖處扶桑東，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懷良親王還犯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錯誤，他說:“..元乃使其臣趙姓者(趙良弼)林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一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姓趙，豈蒙古裔哉?亦將缽我以好語而襲我也。”親王對明朝的真實意圖有很大的疑慮。而一當趙秩表明身份:“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親王立刻釋然，以禮相待，更派僧人祖來出使明朝，上表稱臣，獻馬匹及方物，並送還樓寇在明州和台州劫掠的明朝人七十餘人。前據而後恭，原因皆在華夷之辨。 滿清入主中原，日本人的第一反應是“華變於夷之態也”。清朝的出現，還喚起了日本人對元寇的回憶。熊澤蕃山在17世紀中葉所寫的《大學或問》一書中就曾經提到過“北狄”(清朝)的問題，他指出: 北狄取中國後曾屢次來日本，而今已取中國. 僥倖盼望其不來，殊非武備之道。。
儘管清已經問鼎中原，奪了漢家天下，但在日本人心目中，頑固的正統主義還在執拗地認為清只是“北狄”，與自己“東夷”的身份沒有什麼區別; 清占領中原只是胡難”，並非是華夏大統，甚至認為其可能對本國存在威脅。 以“夷”自居、懷有自卑心理的日本對漢民族還抱有唇齒之誼。當漢民族的國土遭到異民族的侵犯時，這種友誼就作為一種深厚的同情流露出 來，甚至表現為對該異民族強烈的憎惡和痛恨。明朝滅亡後，明遺民欲借外力以平胡清，赴日本乞師和乞資達17次之多。在最初的三、四次，日本幕府儘管剛剛宣布鎖國令不久，卻認真地討論了這一問題，並秘密地作了出兵的準備。這實際上是“重漢輕夷”的特殊表現。
另一個“輕夷”的有力證據是:日本官方無意使用外族統治政權的名稱。文永、弘安之役後，元日雙方的民間貿易逐漸擺脫了國家之間對抗的陰影，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日船蜂擁入元進行貿易，由此形成的盛況甚至超過了唐代的遣唐使貿易和明代的勘合貿易。正因為這樣，木宮泰彥才在談論元日貿易時作出了以下的判斷: 元末六、七十年間，恐怕是日本(古代)各個時代中商船開往中國最盛的時代。” 。與之相應，隨同商船入元的日本僧人的規模亦堪稱空前絕後，其間中國僧人東渡傳法同樣吸引了大量日本僧人前來學習。官派入元船舶— 天龍寺船也加入了入元進行貿易和求法的行列。如此頻繁的交往，並沒有使日本高層正面承認元政權的存在，連對中國的稱呼也只是使用“宋”、“宋土”、“唐”等。如:元僧一山一寧，受元成祖之命赴日宣諭，被日方扣留於伊豆。後後宇多上皇遙慕他的高風，特下詔邀其主持京都南禪寺，影響頗大，死後賜國師封號。後宇多上皇親筆撰寫象贊: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天龍寺船的相關資料中無一例外地稱元為“宋”，將遣元船叫作“宋船”。《太平記》中《天龍寺建立事》篇在談到商船利潤時，說:“攜珠寶財物去宋(指元朝)，買賣之利百倍”, 無獨有偶，“江戶時代的日本人之所以稱中國人為唐人，稱中國船為唐船，和鄭成功勢力下的人們從不屈從清的明人意識出發，稱自己是唐王支配下的唐人的現實不無關係。”在這種重漢輕夷思想的左右下，古代中日官方關係凸現出一個特點， 即日本官方只與漢民族的政權通交。單就這一點而言，日本的中華歸屬意識要較朝鮮、琉球、安南等強烈得多。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大陸政權交替頻繁，南北對峙持續了200多年。北方的異民族儘管將漢政權壓迫於東南一隅，卻難以得到樓奴人的青睞;漢人政權儘管失去了對傳統權威地區— 黃河流域的控制權，但仍然憑藉“正統”的名義吸引樓五王拋棄三國時代卑彌乎的進貢路線(日本一帶方一洛陽)，而是在抵達朝鮮半島後，循其西海岸北上，再沿大陸的海岸南下，萬里迢迢，最終進入漢民族政權控制範圍的中心一建康，進貢方物，取得冊封。南宋朝廷與日本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當時日本的執政者平清盛竟然與南宋明州的地方長官有往來。外族建立的元和日本一直沒有建成通交關係。
清入關時，日本德川幕府已經將朱子學作為官學推行了近半個世紀，在等級秩序和綱常觀念、王化思想的浸染下，慕化惡胡的觀念更加強烈。日本朱子學的鼻祖林羅山以朱子的“正名論”作為其全部學術的支柱，“嚴格確認了所謂華、夷、王、霸之別。”所以，德川幕府與“北狄”的中國政權建立外交關係，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