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掃除”或者“揪出”一切“混進黨、政、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麥卡錫主義的既定目標是“清洗”、“清除”“聯邦政府雇用人員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紅色分子”。兩支旗幟不同的軍隊，各自攻打和摧毀着對方的城堡！

――“文革”的發動和進行，由最高統帥“親自發動、親自領導、親自指揮”；一人揮手之間，億萬人民緊跟前進，万旗翻動，山河紅透；麥卡錫主義不可一世的頭兩年，獲得很高的支持率，這自不必說。即使在1953年冬，麥卡錫主義行將末路的前夜，這個參議員的一次廣播講演，竟還引來了五萬多封響應函電，而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1954年1月的前六個月，“贊同這個參議員的公眾上升了16%。十個美國人中，不贊成他的不到三人”。

“文革”的基本動因，據說是因為堅信黨政軍內鑽進了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赫魯曉夫”睡到了身邊，資本主義“復辟”――“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或者“千百萬人頭落地”成為最現實的危險；麥卡錫及其跟隨者們喋喋不休地向人們描繪着的 “危險”而“恐怖”的圖景：一個由共產黨人組成的“紅色第五縱隊”存在於美國社會，“美國政府中共產黨間諜、密探、特務和黨員充斥”，已經“左右着美國政策的制訂”。

――“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文革”中最典型最普遍的現象；在麥卡錫時代，“沒有什麼東西不能受到懷疑；在有些單位，受懷疑就等於有罪。”在麥卡錫眼中，共產主義侵襲的危險首先來自於中央，因而“華盛頓成了麥卡錫同敵人搏鬥的主要戰場”。任何一個普通的政府雇員，都會被他淘金般發現為“赤色分子”或“粉紅色分子”，甚至最高層人物也會被他影射為“親共”。他說：“雖然我不能花時間一一列舉國務院中已被點名為共產黨和間諜網裡成員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清單。國務卿都知道他們是共產黨員，但這些人還是在草擬和制定國務院的政策。”即使連五角大樓的陸軍部長也被“揭露”為“保護共產黨員”――這很有點“自毀長城”的味道。 (美國的國務院其實是外交部)

還有很多似曾相識的！既然連聯邦政府都可以被隨意潑上“髒水”，其他機構、其他人員又有什麼理由不被懷疑呢?在“猜疑的年代”里，任意製造黑名單和強迫人“忠誠宣誓”就是社會的流行時尚。凡與意識形態沾了邊的行業或人員都難於倖免。比如教育機構，“在許多地方，美國退伍軍人團和對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的軍官們還研究各校教材，看看有無鼓動顛覆活動的內容"．各大學的教師都被迫進行“忠誠宜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就有一萬一千人”，拒絕宣誓的教授則被解聘了一百五十七名；又比如娛樂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被說成“共產黨最滿意的廣播公司”；大批演藝人員上了黑名單，好萊塢亦無例外，其中一個倒霉蛋就是喜劇大師卓別林，他不得不像自己塑造的流浪漢夏爾洛一樣，在後半生離鄉去國漂泊流浪；以《欲望號街車》、《在江邊》等電影而聞名的導演伊利亞·卡贊(Elia 　Kazan)在自己上了黑名單後，為了“說清楚”，將更多的人也拽進黑名單中，以致卡贊其名成了“叛賣”的同義語。幾十年後，在1999年第七十一屆奧斯卡頒獎會上．老態龍鐘的卡贊上台去領“終身成就獎”時，在場的許多人拒絕起立拒絕鼓掌，以示對這個叛賣者的蔑視；最荒唐可笑的鬧劇是，在選美會上，主持人向候選美國小姐的美女們所提的問題中，有一個就是對卡爾·馬克思和共產主義持何種態度，其惟一可供選擇的“正確答案”可想而知，答錯了就會落選；辛辛那提棒球紅隊因為沽了一個“紅”字，為了劃清與“赤色分子”的界限，結果把隊名也改了；而印第安納州的一個家庭婦女則出於高度的“警惕性”，“敏銳”地指出中世紀的綠林好漢羅賓漢也在清洗之列，原因是“羅賓漢劫富濟貧，這可是共產黨的路線”！再比如科技界，大批科技精英成為了懷疑的對象，連身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也被居心險惡地說成是“共產黨的間諜”，“曾竭盡全力，阻撓美國氫彈生產計劃的實現”，不得不到安全審查聽證會上“說清楚”……凡“說不清楚”的人，自然被登另冊，輕則丟掉工作，家人被株連，遭到鄰居白眼，孩子被小夥伴們拋棄，連“童子軍”也無法參加；重則搞不好就會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

雖然不能十分肯定麥卡錫主義除觸及美國人的靈魂外，還觸及靈魂的載體――皮肉，但對於“共產黨的間諜”採用武鬥消滅其肉體，是充斥在一些人咬牙切齒的想像之中：“用碎冰鑿子往共產黨罪犯眼裡戳”；將“赤色分子”“用繩子吊死；用手槍砸死，活埋，餵鯊魚，或是吊在忠誠美國人的汽車保險杆上"，等等。這些暴力欲望，出現在小說的描寫中，出現在連環畫的圖解里，還由電視劇和廣播劇提供更為形象更為直觀的表演。就想像力而言，絲毫不比“文化大革命”我們所熟悉的“紅燒”、“油炸”和“砸爛狗頭”遜色，差別僅僅在於所製造的恐怖在色彩上有所不同，前者塗抹的是“白色”，而後者則是“紅色”。

凡此種種，使你不能不認為五十年代初的大洋彼岸也發生過一場“文化革命”。儘管從其波及範圍和延續時間上看，它至多算是一場“文化小革命”。也不是大人物搞起來的。

關於這場美國“文革”的終結，得從美國陸軍中的一個牙醫歐文·佩雷斯說起。

佩雷斯曾是美國勞工黨成員(這在當時就等於是共產黨了)，在這段歷史沒有被發現前，他曾由上尉提升為少校，即使後來被發現後，也僅被陸軍當局做“冷處理”，解職而“光榮遣散”。麥卡錫對此如獲至寶，狠狠咬住不放：一要陸軍當局說清楚“誰提升了歐文·佩雷斯”，二是認為“陸軍里一些成員提拔了、掩飾了和體面地遣散了一些身份公開的共產黨”，提出應當把佩雷斯送交軍事法庭，“沒有這樣做，就說明陸軍部已有共產黨滲透進去”；甚至對拒絕交出負責遣散歐文·佩雷斯的軍官名單的陸軍部長威脅說：“誰要是保護共產黨就砸爛他的腦袋。”陸軍部則進行還擊，指出他們曾經不顧麥卡錫的干擾，將麥卡錫的一個正在服兵役且表現極為糟糕的助手沙因派往海外服役，因而麥卡錫公報私仇，借佩雷斯事件發難陸軍部。

1954年4月，雙方在國會聽證會對簿公堂。

在這場向全美電視轉播的聽證會上，雙方交鋒激烈。陸軍部的特別法律顧問約瑟夫·韋爾奇要求麥卡錫當庭說清楚其曾經公布過的一份聯邦調查局秘密信件的來源――很顯然，這種信件只有通過不正當手段才會落到麥卡錫手上的。麥卡錫斷然拒絕回答，因此而陷入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如果承認自己手上有一封偷來的信，就違反了聯邦法令；而拒絕回答，便犯了蔑視國會罪。尤其是，這幾年來，全國都注意到，麥卡錫對那些拒絕回答他的質詢的見證人，是肆意凌辱的。他當眾譏諷他們是“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共產黨”，把“人權法案”變為一紙空文。而現在他在聽證會上的表現，原來也和他們一模一樣。

惱羞成怒的麥卡錫，使出了最卑劣的殺手鐧，出其不意地當庭提出在韋爾奇的律師事務所里就有一個參加過“共產黨”的年青人費希爾！在1954年，最糟糕的事莫過於在全國電視中被人指摘為顛覆分子。但這件事對於雙方來說並非秘密，麥卡錫早在會前就向韋爾奇保證過不提此事。麥卡錫對會前交易的背棄，顯然出乎韋爾奇的意料，半晌才緩緩地向在場的所有人、當然也包括全國的觀眾說明情況。然後他憤怒地斥責道：“……我幾乎沒想到你對這個青年竟然會這樣不擇手段，這樣殘酷無情下毒手。……由於你的緣故，他(指費希爾)今後將永遠會有個被你不必要加在他身上的烙痕。我喜歡像個正人君子那樣來處世待人，但是要說寬恕的話，你只能得到別人而不是得到我的寬恕了。”“我們不要再傷害那位年青人罷，參議員。你已經傷害夠了。難道你真的沒有道德觀念嗎?難道你真的沒有嗎?”韋爾奇贏得一片掌聲。麥卡錫呆坐着，再也無法出手。只是把手一攤，問道：“我做錯了什麼事呢?”

聽證會結束了，這位過氣“英雄”，像一堆人人掩鼻而過、臭氣熏天的垃圾，被掃地出門：共和黨人提出要與麥卡錫斷絕關係，要求參議院撤銷其各種主席職務；參議院特別委員會通過了譴責麥卡錫的決議案……艾森豪威爾總統微笑着對他的部長們說：“聽到最近的消息嗎?麥卡錫主義成了過去了。”

俄亥俄州共和黨保守派眾議員喬治·本德對麥卡錫主義的終結作了非常精彩的總結：

“麥卡錫主義已經成為政治迫害、專橫武斷、剝奪民權的同義詞。”“人們最後拋棄的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小人，更是一種與民主為敵的帶有法西斯色彩的專制主義。”

本來，就美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取向和制度性質而言，麥卡錫和麥卡錫主義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社會基礎，彼時彼地，如果沒有聽到“反對共產主義”的聲音，反倒是令人奇怪的。然而，當這個美國參議員及其主義四處潑髒水，任意構陷罪名，肆無忌憚地蹂躪自由思想，封殺一切不同聲音，“惟命是從受到獎賞，而信奉異端受到懲罰”，其專制的內核日愈凸現，反民主的走向日顯清晰的時候，置於美國社會面前的嚴峻選擇，並非“反對或者接受共產主義”，而是“民主或者專制”。這個社會作出了它在歷史上的又一個重要選擇：讓專制走開。

麥卡錫主義是美國社會及其制度上的一塊污點。但正如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對十九世紀美國社會及其制度考察後所說，美國的民主制度發生失誤的機會肯定要“多於國王或一群貴族”，不過“當它一旦察覺失誤，回到正確路上的機會也多，因為民主制度本身沒有與大多數人對抗和反對理性的利益”。

以下兩個現象也許可以告訴我們，美國人是藉助一種什麼樣的社會機制去擦拭麥卡錫主義這塊污點的。

一是，即使在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的時候，美國社會也並非“輿論一律，鐵板一塊”，人們仍然可以發出或聽到許多不同的聲音。比如，有人公開譴責麥卡錫主義把“對重大問題的嚴肅討論或發表不同意見變為危險的事”；《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則步步與麥卡錫作對，“一直揪住他不放”；漫畫家赫伯特·布洛克更是用畫筆犀利地指向麥卡錫主義――十隻濺滿污濁泥漿的水桶，搖搖晃晃地支撐着一大圓桶泥漿，桶上寫着幾個大字“麥卡錫主義”；當得克薩斯州有人主張公共圖書館應當把“稱為共產黨人或有同情共產黨嫌疑的人寫的書都蓋上紅色標記”，以監視閱讀者的時候，“主張公民權”的人們公開表示反對，並以“反對蓋標記者的得勝而結束”；在多數人對共產主義噤若寒蟬，緘默不言的時候，還有共和黨人敢於站出來說應該允許大學裡講授共產主義；即使在美國國會和政府中，也總是會聽到對麥卡錫主義發出厭惡的噓聲。儘管這些聲音有時並不十分響亮，但它確實存在着，從未停止過，社會沒有因為它有“異端”傾向而令其收聲。多元的聲音包括麥卡錫和反對麥卡錫的聲音並存，使人們獲得了從另一種視角觀察麥卡錫主義並且進行選擇的可能性。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麥卡錫時代，美國的法律制度從未崩解，它依舊正常運轉：對於麥卡錫的“指控”以及由於“指控”所引起的紛爭，都必須毫無例外地訴諸法律程序公開解決。雖然，在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下，通過法律程序所作出的結論未必都是公正的，許多人仍然受到傷害，但應當承認，法律程序的存在，保證了受無端指控的人有權進行辯解，有權握引憲法第五條修正案來保護自己，而有的人則最終得以避免成為麥卡錫主義完全的犧牲晶，羅伯特·奧本海默“間諜案”即是一例――在經過聽取了四十個證人的證詞後，國會聽證會推翻了所謂“間諜”的指控，並且對奧本海默本人作出“我國人民可以放心，他是個忠於美國的公民”的結論(當然，也留了“尾巴”，維持取消絕密工作許可證的原來決議)。1963年，肯尼迪總統決定將一年一度的費米獎授予奧本海默。更為重要的是，法律程序的存在，也為麥卡錫及其主義的終結提供了一個契機：倘若沒有那次向全美公開轉播的國會聽證會，這位參議員的政治生命或許還將延續一段時間，何至於在全國觀眾面前大丟臉面，焦頭爛額，短短時間內就被當作垃圾清掃出政治舞台?

讓人們發出不同的聲音；將紛爭納入法律的軌道來調整。這種社會機制在阻斷麥卡錫主義使它終究沒有裂變為一場引發整個社會動亂的“文化大革命”時，顯示了某種自覺的作用。它多少印證了托克維爾的斷言：“我深信，倘若專制制度將來竟有一天在美國建立，它在消除自由所形成的習慣方面，將要比在壓制人們對自由本身的愛好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