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98民主党组党行为意义之解读


（1）

今年6月，适逢中国民主党组党7周年纪念日，我在《关注中国人权中心》、《民主通讯》、《中国民主正义党》等网站读了好几篇有关当事人写作的文章后，有很大的启发，因此，在王文才文章的后面，我发表了个简单的帖子后总是感觉话没有说完，就萌发了写作这篇文章的意念。到今天为止，我虽然对98组党的事情也还是知道的很少，但是，就这件行为的本身意义发表意见，把它放到中国民主运动这样一个伟大的背景中去分析，从而认为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事件却是我的一贯看法。因此我认为这个带有“创举”意义的行为不光是原来那一班民主党人的光荣，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视为中国民运人士的光荣，自然而然这一行为所可能引出来的教训，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我们民运人士的教训。

（2）

1998年的时候，我生活在陕西省，那时我们省内少数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的人已经知道了发生在浙江省、北京市已经武汉等地的有关组党事件，但是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事件在当时社会上的反映好象不是很强烈，因此，大多数对政治不敏感的人是很少知道它的。客观地说，这种行为在浙江、北京等地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我个人不好评价，但是它在全国的影响也因为紧接着发生的对组党人士的疯狂逮捕而迅速的减弱。因此，客观的说，这个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意义特别重要的事件，在一般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却没有产生出与之相应的影响与意义。分析这其间的原因，就是要本文论证的问题。

98组党的事件，在我们现在的看法和认识中应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首先，组党行为是中国近56年的政治史上是一桩历史上很有意义的特殊事件，如何评价它的问题我们暂且放到一边，先就这样的事件本身来说，是中国民运人士主动出击，利用共产党政策的放松空间（此时共产党要试行《社会团体登记法》）实验民主力量能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注册成为“合法”政党的问题，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社会的政治开放程度，也正是因为这样，要求注册的民主党的几个党部都在理论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合法”的执政党的地位，如果这样的承认在中国政治上没有任何的先例存在，那么它到底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意义自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只是在中国当所谓的8个“民主党派”的存在时间最晚的都已经有了57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1948年1月成立）历史时，中国又多出一个第9党来，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意味着什么，显然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果说在199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打出了“多党合作制”这样的政治招牌的时候，那么，正在争取注册的民主党要进入这个“政治合作”的过程，并且使自己也变成为第9个“民主党派”，这样的行为的意义在中国的普通人民中间引不起重大的反响就是一个可以论证的问题。如果说这时中国人民对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那8个“民主党派”的厌恶已经很是深刻的话，那么民主党组党行为——这种中国政治上的最有特色的新生事物已经附在老掉了牙的旧事物上的情形就强烈地表明了中国政治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在其它的国家中是很少见的，也就是说，组党行为本身只想着要争取自己存在的“合法”性的行为已经对于专政的共产党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作了认同，这样的行为同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革命的传统显然是不符合的，因此，当这种行为有可能被社会其他成员看成是丧失了“革命精神”时就不难理解，于是，注册行为就会使民主党进入8个“民主党派”的政治系列之中，由此而引起的情况可能是人民对于这样的党的认同会大打折扣。与此种情况并存的是，如果注册中的民主党不是以“合作”的身份出现，而是要表现出自己的“反对党”特色，那么，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容不容这样的政党公开存在——就变成为注册行为的意义的关键了。如果说这样的行为的意义事实上已经冲击了党禁的话，那么组党行为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仅表明了中国人的政治发展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地步，而且也同时表明共产党的政治也已经发展到能够容忍政治上的反对党的地步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对中国人民的政治发展的历史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对组党行为的意义的把握就不能够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多方面的，所以注册中的党的生存的行为就应该被安排在两种意义而不是一种意义上，也就是说党“合法”的可能性是一个“试探”行为，与这个行为相应的是党的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行为却不应该也是“试探”的，正确的做法是党应该同时在精神上准备应对自己生存的“非法”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就必然要求党要在精神上回到民主革命的传统中去，这种“回归”的行为如果对于党是一个非自觉的过程，那么，组党行为中所包含的对于中国政治现实的判断就是一个可以读出来的智力指数了。

（3）

要求注册的民主党不象中国国民党民主革命委员会是一个从特定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群体，也不象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一个代表特定地方利益的党，亦不是如“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那样的知识分子团体，而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人民性”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如果对于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人民的政治发展之历史缺乏必要的、必须的、起码的了解和研究，那么，在如何判断中国人民的政治水平和政治能力方面就可能存在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恰恰是影响党的人民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对于上一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人民广泛结社的情况有一个“民主”的理解，又如果这样的理解可以同80年代末的“高自联”、“工自联”的记忆有关，那么中国人民的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的问题的焦点在哪儿？新的组党行为与这个“焦点”上的问题的关系又是怎样联系的等等问题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组党行为之中了。因此就表面看，组党行为是一个单纯的一小部分人的行为，但是它事实上的确触及了中国人民政治发展的最关键的那一根神经，如果这根神经也同时有可能刺激共产党统治的要害的话，那么对这样的行为的评价无论怎么高也不会过分的。因此，我认为98组党的那些人物是中国社会真正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的名字如王有才、徐文立等等是永远会被后人记住的，他们的确作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无论在今后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意义，我想它作为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总是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意义的。现在对这样的意义的探索还仅仅限于中国民主党原先的成员，事实上它应当是广义上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事情，是中国民运人士的事情。

在过去的许多时间中，受到专制主义宣传影响的人往往会作出中国人没有达到结社自由程度的那种错误判断，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允许中国人自由结社，就会再一次地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局面，造成天下大乱，可见共产党不开放政治就好象有一种“道理”似的，其实呢，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普通人参与广泛民主结社的事情发生于1966年运动之中，虽然在那个运动中，没有出现“结社自由”这样的词，但是，其精神已经是百分之百的结社自由了。那个运动中出现的人的自由结社的行为打破了中国政党在人民社会中没有基础的传统，在最基层的单位上（如学校、机关、村庄、街道、工厂甚至车间）产生了因观点不同而来的政治“大分化”，分化的结果是除了当时已经戴上了政治帽子的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个政治上的“观点”，而政治组织就建立在“观点一致”的基础之上，随着事物的自身的法则，基层单位的小组织在不断地向上一级的更大的单位发展，到运动消解的前夕已经发展到省、地一级了，如果说再有一年或者几个月的时间它就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了，这样的组织如果不被我们理解成为政党，那仅仅是我们认识问题的方式有错误而已。如果说这些匆匆而过的事件在没有被我们民族理解时却以沉淀物存在于我们民族的记忆中间的话，那么在此之后的所有关于政治结社的行为的意义都必然会以各种方式触动它就变成一个可以论证的事情了。

上述问题如果要想表述的更清楚的话，那岂不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中国，中国人所有的政治结社行为如果不是不管痛痒的话，那么它必然地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和1966年的人民经验发生“历史的联系”，哪怕这种联系是非自觉的（如1989年那样）。如果说在1966年的环境中，人民政治上完全自治的组织的存在因得着毛泽东的“支持”而变成一个“合法”的“革命”，那么，人民在运动中享有“合法”的对共产党造反权利如果不被中国的民主人士看成是一个民主的事件，什么是民主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这样的事件如果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有着一个深刻的存在的话，那么，那些数以千万记的人民政治自治组织合法存在的历史怎么能够和而后的政党制度脱节呢？可见，问题的实质是，当这样的历史的关系在不被我们发现和理解的时候，98组党行为没有办法能够感动更多的中国人的事情就可以得到解释。

98组党行为事实上是一个历史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行为在要求着历史的创造和创新时，行为人理解历史的邓小平模式却套着住了自己。一个新的民主政党的产生和存在的关键是它能够有效地组织社会上那些共产党统治集团所不能够组织起来的诸多积极因素，因此，如果这些积极因素必须要在一个与共产党的系统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架构去组织的话，新的政党却事与愿违地与共产党系统企图“调和”，并且以进入共产党虚伪的“多党合作制”为表现就使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地步，既想着要作“反对党”，但是又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为不是“反对党”的“合作党”（如8个“民主党派”那样）。因此，在组党的某些材料中，民主党人虽然对“江泽民总书记”的认同和“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承认都可以见诸于文字，但是共产党真的就相信他们如此这般的诚意吗？把这样的事情同当时中国社会上人民大众对共产党专政越来越强烈的厌恶的情形联系起来思考，组织中的民主党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纲领和行动以赢得民心，这个问题难道就不重要了吗？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民主队伍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强迫症”，就是说迫于形势往往要作出许多明显地带有强迫特征的一些政治动作。譬如1989年的大学生运动中，为了不给镇压提供借口，大学生们拒绝任何来自学生之外的人的参与，一定要保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98组党行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问题，本质上的政治“反对党”为了赢得注册，把自己描述成为“合作党”就是例子。在这里组党行为中事实上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真，一个意义是假，那么新政党“出生”时的“意志”的扭曲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了。在这里民主行为的合法意义如果被组织在对共产党当权派的认同的基础之上，那么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就有问题，而不是民主行为的合法性本身有问题。因此，我认为：在我们中国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的存在的“合法”与“非法”问题本身也包括着我们对民主的一种理解，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现行统治的“合法性”的“承认”就可以兑换来的东西。

（4）

98组党行为实际上提出了民主势力、民主力量如何能够在中国合法存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56年中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么它也许会具有另外的意义的，但是历史事实是：民主力量和民主运动在60年代中叶合法存在了2年多，在90年代存在了2个月，可见，我们所缺少的是认识“事实”的方式、方法和由此而形成的理论与思想，也就是说，上述情况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中国的过去的历史中寻找到可以供我们前进的道路，因此，我们在作“继续”性质的工作时，竟然以为自己在从事“开端”性的工作。这样的认识如果包含把中国近100年以来的民主革命历史和民主运动的历史放到了“错误历史”的那一栏中去，那么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伟大脉搏，怎么能够被我们摸着呢？

98组党行为如果表现出了要组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价值的企图，就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一些问题，于是，当经济变化的过程在被组织在一个政治上的退步时代中的时候，组党行为的政治意义就不是现成的了。因此，在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公开宣言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把近几十年以来出现于中国社会的民主的有关观念组织起来的意图，但是这样的意图在中国民主党的政治定位中却又模糊起来了。于是，如何能够在民主的立场上站得稳固的问题就成为一个战略上的而不是战术上的问题了。对正在冲击着的中国社会来讲，它具有一种十分强大的可能性力量，只是冲击行为也在很大意义上似乎衡量着党的自我力量的发挥和自我努力的程度。因此当党的政治面貌在进一步的表现中日益模糊的时候就决定了党的前途的无望性。在中国正在注册中的民主党如果不是站立在政治反对派的立场上，如果这样的立场不能够被中国的人民大众所明了，那么组织中的民主党就举不起民主的大旗，但是与这种情况相关的是，如果要能够举起民主的大旗，那么，通过注册变成为合法的党的企图就会注定要失败。

所以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在组党行为中始终存在着矛盾的因素和矛盾的成分，正是这些因素制约着组党行为向一个更高的方向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对组织中的民主党的问题是有一个“正确”的判断，那就是它绝对不相信在现有的8个民主党之外所产生出的新政党是“合作党”。因此这样的组党行为要能够被共产党所“批准”，肯定是一个“实验”的行为。但是，如果人们事先判断这种行为的失败而又主动为之，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也相信参与98组党的人中没有几个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他们还是那样勇敢的向社会和共产党公开了自己的政党的一切，而这一切在一个连续地实行严酷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中，其行为的意义就是所有的中国民运人士应该敬仰的了！

因此，我因为98组党行为的主要意义是中国的民主派以自己的注册行为企图开辟中国人民和中国民运人士同中国共产党战斗的公开的战场，给中国政治上的政党斗争一个公开的内容和意义。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和中国上一个世纪60年代的那一次全民性质的政党斗争有一个比较的话，那么非常明显的进步就可以表现出来，那就是把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意义完全地定义和组织在“竞争”的模式中。这样来看，民主的政治中的那些核心的因素，在民主进程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它的存在价值。因此就这样的意义来看，98组党行为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把民主政治的许多精华的意义几乎都聚集起来了。我的看法是这样，它虽然因着故意的表现“合作”意图而一时间失去了在普通人中的影响力，但是，它给出了民主政治建设一个骨架型的展示却是意义非常的事件。

就此而言，98组党行为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失败，这样的失败对后来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建设都是有借鉴价值的，因此，我认为在个失败后，继续进行公开组党行为以造成对党禁的连续冲击也是应该的，在失败的地方重新爬起来，继续同专制主义作公开的斗争，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主党的所 宣传的“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纲领如果不因为98组党行为的失败而改变的话，那么坚持第2次、第3次组党注册行为就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最好证明。因此，我认为即使在今天，持有民主党上述信念的人在当年失败的地方重新起步，也没有什么不应该的。“和平、理性”的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和平、理性方式”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因此，民主的最后的成功必然意味着失败在先！

（5）

中国民主党虽然在今天已经不复是一个党，但是如果我们以对98组党事件的共同式认定来看待问题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个党的存在的清楚的轮廓。就这个轮廓分析，可以说“民主党”是现在我们海外内外民主运动的诸多政党中的唯一的一个具有突出现代性的政党。为什么这样说呢？它作为一个民主政治中的反对党却要求着要在一党专政的社会中的“合法”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因此，它的这种特性使自己同目前在海外存在的10多个其它的政党完全不同，如果说其它政党的存在是传统意义上的存在的话，那么它的存在却给传统增加了一个现代意义：把政党的秘密性质的存在变成为“公开”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轮廓意义上的“民主党”表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对这样的事件的意义认识得很不够。

诚如我上面所言，98组党行为的失败是预料中的事件，但是失败后所引起的分歧和无力调和分歧的结果使“民主党”陷入分裂状态，因此如果认为“民主党”的人在对98组党行为的分析时已经提出的许多意见和观点如果是可取的话，那么在理论上就可以说“民主党”有再一次组织成功的希望，问题仅仅在于如果这样的希望已经看不出来的话，那么，98组党行为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不就是一个可以令人深思的问题吗？

过去，大家在寻找失败的原因时，说到了共产党的“反动”，共产党特务的破坏，甚至还有台湾势力、外国势力的暗中操纵等等，那么，在今天当大家都聚集在海外的民主的环境下的时候，同样地组织不起来的情形就需要认真的解释的了。我的看法是这样，98组党失败的那些深层的原因并没有被原来的民主党人寻找到，也就是说大家对党的纲领的认同缺乏基本的必要的深度。譬如说，在1998年的这一年，他们认同了“非暴力”原则，认为中国的民主党应该奉行“非暴力主义”的行为模式，坚决地屏弃“暴力革命”的传统——所有这些似乎不发生什么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政党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暴力主义的革命，而民主党自己与这样的革命到底发生或不发生联系？如果说发生了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等等问题都在潜伏在纲领的解释层面中，因此在纲领发挥其作用的场合中，这样的意义就要求着正面的表现，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发现一个可以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来说明它。可见，党的纲领如果建立在“意见”的层次上而没有变成为“理论”，那么党的建设的骨架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就不可避免。

民主党组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光是民主党内部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民运队伍中的问题，现在的民运队伍其所以不能够组织成为一个统一的反对党或者统一的反对阵线的事情也同民主党已经面临的问题一样。因此，我认为解读民主党组党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探讨我们中国民运队伍的问题，反过来说，民运队伍目前所处的分裂状态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民主党”。在这里，我们到底是采取传统的模式先造成一个民主的政党，用它去领导民主的运动或者是在民主运动的发生其间组织民主的政党——如此这般的问题还在困惑着我们，使我们不得自由，至于说到民主运动的那些最基本的缺乏因素，诸如我们中国人民对民主的理解以及这样的理解如何出于我们人民自己在以往的历史中的作为等等问题，都还摆在我们的面前，等待着我们去解释，去说明，而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是采取了漠然的态度就是我的不是了。

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我们是要搞中国民主运动，这些都不存在问题，问题仅仅存在于民主对我们而言要有一种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同我们中国人民的理解应该属于同一的种类，可以接受“理论”的解读；解读的结果，可以产生出具有趋同的思想和精神就是问题之关键。现在，我们的队伍中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有多少说民主的人，就可以提出多少个不同的民主——这样就是我们成不了气候的主要原因。一个党一支队伍要能够凝聚成功，需要一些基本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不具备的时候，它的存在最大也不过是一种形式。在98组党7年之后，我们研究一个政党在组织上之基本所需，是有许多话要说的，但愿所说出来的话，我们能够把它组织成为“理论”。就“理论”讲，我们的民主版本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我们的理解也是脱离中国人民大众的，因此，我们即使认为自己手里拿着“真理”，这样的“真理”可供我们自己享受而组织不了人民也是枉然，更何况，我们一个人的“真理”同另一个人的“真理”相抵触，而民主呢？它恰恰是一种高度的组织性极强的东西。

2005-7-1


http://cdjp.org/gb/article.php/3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