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98民主黨組黨行為意義之解讀


（1）

今年6月，適逢中國民主黨組黨7周年紀念日，我在《關注中國人權中心》、《民主通訊》、《中國民主正義黨》等網站讀了好幾篇有關當事人寫作的文章後，有很大的啟發，因此，在王文才文章的後面，我發表了個簡單的帖子後總是感覺話沒有說完，就萌發了寫作這篇文章的意念。到今天為止，我雖然對98組黨的事情也還是知道的很少，但是，就這件行為的本身意義發表意見，把它放到中國民主運動這樣一個偉大的背景中去分析，從而認為它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很值得紀念的事件卻是我的一貫看法。因此我認為這個帶有“創舉”意義的行為不光是原來那一班民主黨人的光榮，也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視為中國民運人士的光榮，自然而然這一行為所可能引出來的教訓，也是一般意義上的我們民運人士的教訓。

（2）

1998年的時候，我生活在陝西省，那時我們省內少數在政治上比較敏感的人已經知道了發生在浙江省、北京市已經武漢等地的有關組黨事件，但是給我的印象是，這樣的事件在當時社會上的反映好象不是很強烈，因此，大多數對政治不敏感的人是很少知道它的。客觀地說，這種行為在浙江、北京等地的影響大到什麼程度，我個人不好評價，但是它在全國的影響也因為緊接着發生的對組黨人士的瘋狂逮捕而迅速的減弱。因此，客觀的說，這個在中國政治進程中意義特別重要的事件，在一般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卻沒有產生出與之相應的影響與意義。分析這其間的原因，就是要本文論證的問題。

98組黨的事件，在我們現在的看法和認識中應該有一個很大的突破。首先，組黨行為是中國近56年的政治史上是一樁歷史上很有意義的特殊事件，如何評價它的問題我們暫且放到一邊，先就這樣的事件本身來說，是中國民運人士主動出擊，利用共產黨政策的放鬆空間（此時共產黨要試行《社會團體登記法》）實驗民主力量能不能在當時的情況下註冊成為“合法”政黨的問題，在這裡，問題的關鍵是共產黨社會的政治開放程度，也正是因為這樣，要求註冊的民主黨的幾個黨部都在理論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合法”的執政黨的地位，如果這樣的承認在中國政治上沒有任何的先例存在，那麼它到底會產生出什麼樣的意義自然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只是在中國當所謂的8個“民主黨派”的存在時間最晚的都已經有了57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於1948年1月成立）歷史時，中國又多出一個第9黨來，這樣的情況有可能意味着什麼，顯然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如果說在1998年這個特殊的年份上，中國共產黨已經打出了“多黨合作制”這樣的政治招牌的時候，那麼，正在爭取註冊的民主黨要進入這個“政治合作”的過程，並且使自己也變成為第9個“民主黨派”，這樣的行為的意義在中國的普通人民中間引不起重大的反響就是一個可以論證的問題。如果說這時中國人民對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那8個“民主黨派”的厭惡已經很是深刻的話，那麼民主黨組黨行為——這種中國政治上的最有特色的新生事物已經附在老掉了牙的舊事物上的情形就強烈地表明了中國政治的“特色”；而這種“特色”在其它的國家中是很少見的，也就是說，組黨行為本身只想着要爭取自己存在的“合法”性的行為已經對於專政的共產黨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作了認同，這樣的行為同孫中山先生開創的民主革命的傳統顯然是不符合的，因此，當這種行為有可能被社會其他成員看成是喪失了“革命精神”時就不難理解，於是，註冊行為就會使民主党進入8個“民主黨派”的政治系列之中，由此而引起的情況可能是人民對於這樣的黨的認同會大打折扣。與此種情況並存的是，如果註冊中的民主黨不是以“合作”的身份出現，而是要表現出自己的“反對黨”特色，那麼，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社會容不容這樣的政黨公開存在——就變成為註冊行為的意義的關鍵了。如果說這樣的行為的意義事實上已經衝擊了黨禁的話，那麼組黨行為就是一把雙刃劍，它不僅僅表明了中國人的政治發展已經達到了成熟的地步，而且也同時表明共產黨的政治也已經發展到能夠容忍政治上的反對黨的地步了。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對中國人民的政治發展的歷史有一個非常正確的認識的話，那麼，我們對組黨行為的意義的把握就不能夠是單方面的，而應該是多方面的，所以註冊中的黨的生存的行為就應該被安排在兩種意義而不是一種意義上，也就是說黨“合法”的可能性是一個“試探”行為，與這個行為相應的是黨的存在的價值和生存的行為卻不應該也是“試探”的，正確的做法是黨應該同時在精神上準備應對自己生存的“非法”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就必然要求黨要在精神上回到民主革命的傳統中去，這種“回歸”的行為如果對於黨是一個非自覺的過程，那麼，組黨行為中所包含的對於中國政治現實的判斷就是一個可以讀出來的智力指數了。

（3）

要求註冊的民主黨不象中國國民黨民主革命委員會是一個從特定的政黨中分裂出來的群體，也不象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是一個代表特定地方利益的黨，亦不是如“九三學社”、“中國致公黨”那樣的知識分子團體，而是一個具有民主傳統的“人民性”的政黨，這樣的政黨如果對於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人民的政治發展之歷史缺乏必要的、必須的、起碼的了解和研究，那麼，在如何判斷中國人民的政治水平和政治能力方面就可能存在問題，而這樣的問題恰恰是影響黨的人民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如果我們對於上一個世紀60年代發生的人民廣泛結社的情況有一個“民主”的理解，又如果這樣的理解可以同80年代末的“高自聯”、“工自聯”的記憶有關，那麼中國人民的政治進步和政治發展的問題的焦點在哪兒？新的組黨行為與這個“焦點”上的問題的關係又是怎樣聯繫的等等問題就已經不可避免地出現在組黨行為之中了。因此就表面看，組黨行為是一個單純的一小部分人的行為，但是它事實上的確觸及了中國人民政治發展的最關鍵的那一根神經，如果這根神經也同時有可能刺激共產黨統治的要害的話，那麼對這樣的行為的評價無論怎麼高也不會過分的。因此，我認為98組黨的那些人物是中國社會真正的英雄人物，這些人的名字如王有才、徐文立等等是永遠會被後人記住的，他們的確作了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情，這樣的事情無論在今後會產生出什麼樣的意義，我想它作為一個“劃時代”的事件總是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意義的。現在對這樣的意義的探索還僅僅限於中國民主黨原先的成員，事實上它應當是廣義上的中國民主運動的事情，是中國民運人士的事情。

在過去的許多時間中，受到專制主義宣傳影響的人往往會作出中國人沒有達到結社自由程度的那種錯誤判斷，因此，他們認為如果允許中國人自由結社，就會再一次地出現“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局面，造成天下大亂，可見共產黨不開放政治就好象有一種“道理”似的，其實呢，這是一個極大的誤會，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普通人參與廣泛民主結社的事情發生於1966年運動之中，雖然在那個運動中，沒有出現“結社自由”這樣的詞，但是，其精神已經是百分之百的結社自由了。那個運動中出現的人的自由結社的行為打破了中國政黨在人民社會中沒有基礎的傳統，在最基層的單位上（如學校、機關、村莊、街道、工廠甚至車間）產生了因觀點不同而來的政治“大分化”，分化的結果是除了當時已經戴上了政治帽子的人以外的幾乎所有人都“獲得”了一個政治上的“觀點”，而政治組織就建立在“觀點一致”的基礎之上，隨着事物的自身的法則，基層單位的小組織在不斷地向上一級的更大的單位發展，到運動消解的前夕已經發展到省、地一級了，如果說再有一年或者幾個月的時間它就會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政治組織了，這樣的組織如果不被我們理解成為政黨，那僅僅是我們認識問題的方式有錯誤而已。如果說這些匆匆而過的事件在沒有被我們民族理解時卻以沉澱物存在於我們民族的記憶中間的話，那麼在此之後的所有關於政治結社的行為的意義都必然會以各種方式觸動它就變成一個可以論證的事情了。

上述問題如果要想表述的更清楚的話，那豈不是說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的中國，中國人所有的政治結社行為如果不是不管痛癢的話，那麼它必然地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和1966年的人民經驗發生“歷史的聯繫”，哪怕這種聯繫是非自覺的（如1989年那樣）。如果說在1966年的環境中，人民政治上完全自治的組織的存在因得着毛澤東的“支持”而變成一個“合法”的“革命”，那麼，人民在運動中享有“合法”的對共產黨造反權利如果不被中國的民主人士看成是一個民主的事件，什麼是民主就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了。這樣的事件如果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中有着一個深刻的存在的話，那麼，那些數以千萬記的人民政治自治組織合法存在的歷史怎麼能夠和而後的政黨制度脫節呢？可見，問題的實質是，當這樣的歷史的關係在不被我們發現和理解的時候，98組黨行為沒有辦法能夠感動更多的中國人的事情就可以得到解釋。

98組黨行為事實上是一個歷史的行為，但是這樣的行為在要求着歷史的創造和創新時，行為人理解歷史的鄧小平模式卻套着住了自己。一個新的民主政黨的產生和存在的關鍵是它能夠有效地組織社會上那些共產黨統治集團所不能夠組織起來的諸多積極因素，因此，如果這些積極因素必須要在一個與共產黨的系統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架構去組織的話，新的政黨卻事與願違地與共產黨系統企圖“調和”，並且以進入共產黨虛偽的“多黨合作制”為表現就使自己處於一種矛盾的地步，既想着要作“反對黨”，但是又不得不把自己“裝扮”成為不是“反對黨”的“合作黨”（如8個“民主黨派”那樣）。因此，在組黨的某些材料中，民主黨人雖然對“江澤民總書記”的認同和“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承認都可以見諸於文字，但是共產黨真的就相信他們如此這般的誠意嗎？把這樣的事情同當時中國社會上人民大眾對共產黨專政越來越強烈的厭惡的情形聯繫起來思考，組織中的民主黨如何能夠通過自己的綱領和行動以贏得民心，這個問題難道就不重要了嗎？

在這裡我們發現了中國民主隊伍中常常出現的那種“強迫症”，就是說迫於形勢往往要作出許多明顯地帶有強迫特徵的一些政治動作。譬如1989年的大學生運動中，為了不給鎮壓提供藉口，大學生們拒絕任何來自學生之外的人的參與，一定要保證學生運動的純潔性。98組黨行為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類似的問題，本質上的政治“反對黨”為了贏得註冊，把自己描述成為“合作黨”就是例子。在這裡組黨行為中事實上有兩個意義，一個意義是真，一個意義是假，那麼新政黨“出生”時的“意志”的扭曲就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了。在這裡民主行為的合法意義如果被組織在對共產黨當權派的認同的基礎之上，那麼是我們對它的理解就有問題，而不是民主行為的合法性本身有問題。因此，我認為：在我們中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黨的存在的“合法”與“非法”問題本身也包括着我們對民主的一種理解，它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對現行統治的“合法性”的“承認”就可以兌換來的東西。

（4）

98組黨行為實際上提出了民主勢力、民主力量如何能夠在中國合法存在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如果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56年中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那麼它也許會具有另外的意義的，但是歷史事實是：民主力量和民主運動在60年代中葉合法存在了2年多，在90年代存在了2個月，可見，我們所缺少的是認識“事實”的方式、方法和由此而形成的理論與思想，也就是說，上述情況決定了我們沒有辦法從我們中國的過去的歷史中尋找到可以供我們前進的道路，因此，我們在作“繼續”性質的工作時，竟然以為自己在從事“開端”性的工作。這樣的認識如果包含把中國近100年以來的民主革命歷史和民主運動的歷史放到了“錯誤歷史”的那一欄中去，那麼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偉大脈搏，怎麼能夠被我們摸着呢？

98組黨行為如果表現出了要組織“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價值的企圖，就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中國社會的最主要的一些問題，於是，當經濟變化的過程在被組織在一個政治上的退步時代中的時候，組黨行為的政治意義就不是現成的了。因此，在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委員會成立的公開宣言中，我們雖然可以看到他們已經把近幾十年以來出現於中國社會的民主的有關觀念組織起來的意圖，但是這樣的意圖在中國民主黨的政治定位中卻又模糊起來了。於是，如何能夠在民主的立場上站得穩固的問題就成為一個戰略上的而不是戰術上的問題了。對正在衝擊着的中國社會來講，它具有一種十分強大的可能性力量，只是衝擊行為也在很大意義上似乎衡量着黨的自我力量的發揮和自我努力的程度。因此當黨的政治面貌在進一步的表現中日益模糊的時候就決定了黨的前途的無望性。在中國正在註冊中的民主黨如果不是站立在政治反對派的立場上，如果這樣的立場不能夠被中國的人民大眾所明了，那麼組織中的民主黨就舉不起民主的大旗，但是與這種情況相關的是，如果要能夠舉起民主的大旗，那麼，通過註冊變成為合法的黨的企圖就會註定要失敗。

所以仔細的研究就會發現，在組黨行為中始終存在着矛盾的因素和矛盾的成分，正是這些因素制約着組黨行為向一個更高的方向發展。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對組織中的民主黨的問題是有一個“正確”的判斷，那就是它絕對不相信在現有的8個民主黨之外所產生出的新政黨是“合作黨”。因此這樣的組黨行為要能夠被共產黨所“批准”，肯定是一個“實驗”的行為。但是，如果人們事先判斷這種行為的失敗而又主動為之，它的意義又在哪裡呢？我也相信參與98組黨的人中沒有幾個會認為自己的行為一定會成功的，但是他們還是那樣勇敢的向社會和共產黨公開了自己的政黨的一切，而這一切在一個連續地實行嚴酷的一黨專政的社會中，其行為的意義就是所有的中國民運人士應該敬仰的了！

因此，我因為98組黨行為的主要意義是中國的民主派以自己的註冊行為企圖開闢中國人民和中國民運人士同中國共產黨戰鬥的公開的戰場，給中國政治上的政黨鬥爭一個公開的內容和意義。如果說這樣的行為和中國上一個世紀60年代的那一次全民性質的政黨鬥爭有一個比較的話，那麼非常明顯的進步就可以表現出來，那就是把政治鬥爭的“你死我活”意義完全地定義和組織在“競爭”的模式中。這樣來看，民主的政治中的那些核心的因素，在民主進程中就已經表現出了它的存在價值。因此就這樣的意義來看，98組黨行為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它在某種程度上把民主政治的許多精華的意義幾乎都聚集起來了。我的看法是這樣，它雖然因着故意的表現“合作”意圖而一時間失去了在普通人中的影響力，但是，它給出了民主政治建設一個骨架型的展示卻是意義非常的事件。

就此而言，98組黨行為雖然失敗了，但是這個是一個有意義的失敗，這樣的失敗對後來的民主運動和民主建設都是有借鑑價值的，因此，我認為在個失敗後，繼續進行公開組黨行為以造成對黨禁的連續衝擊也是應該的，在失敗的地方重新爬起來，繼續同專制主義作公開的鬥爭，是很有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民主黨的所 宣傳的“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的綱領如果不因為98組黨行為的失敗而改變的話，那麼堅持第2次、第3次組黨註冊行為就是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的最好證明。因此，我認為即使在今天，持有民主黨上述信念的人在當年失敗的地方重新起步，也沒有什麼不應該的。“和平、理性”的進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和平、理性方式”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是一個可以預見的事實，因此，民主的最後的成功必然意味着失敗在先！

（5）

中國民主黨雖然在今天已經不復是一個黨，但是如果我們以對98組黨事件的共同式認定來看待問題的話，就可以發現這個黨的存在的清楚的輪廓。就這個輪廓分析，可以說“民主黨”是現在我們海外內外民主運動的諸多政黨中的唯一的一個具有突出現代性的政黨。為什麼這樣說呢？它作為一個民主政治中的反對黨卻要求着要在一黨專政的社會中的“合法”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意義，因此，它的這種特性使自己同目前在海外存在的10多個其它的政黨完全不同，如果說其它政黨的存在是傳統意義上的存在的話，那麼它的存在卻給傳統增加了一個現代意義：把政黨的秘密性質的存在變成為“公開”的存在。正因為如此，輪廓意義上的“民主黨”表現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件，到目前為止，儘管我們對這樣的事件的意義認識得很不夠。

誠如我上面所言，98組黨行為的失敗是預料中的事件，但是失敗後所引起的分歧和無力調和分歧的結果使“民主黨”陷入分裂狀態，因此如果認為“民主黨”的人在對98組黨行為的分析時已經提出的許多意見和觀點如果是可取的話，那麼在理論上就可以說“民主黨”有再一次組織成功的希望，問題僅僅在於如果這樣的希望已經看不出來的話，那麼，98組黨行為到底提出了什麼樣的問題，不就是一個可以令人深思的問題嗎？

過去，大家在尋找失敗的原因時，說到了共產黨的“反動”，共產黨特務的破壞，甚至還有台灣勢力、外國勢力的暗中操縱等等，那麼，在今天當大家都聚集在海外的民主的環境下的時候，同樣地組織不起來的情形就需要認真的解釋的了。我的看法是這樣，98組黨失敗的那些深層的原因並沒有被原來的民主黨人尋找到，也就是說大家對黨的綱領的認同缺乏基本的必要的深度。譬如說，在1998年的這一年，他們認同了“非暴力”原則，認為中國的民主黨應該奉行“非暴力主義”的行為模式，堅決地屏棄“暴力革命”的傳統——所有這些似乎不發生什麼問題，但是，作為一個政黨如何評價中國歷史上的暴力主義的革命，而民主黨自己與這樣的革命到底發生或不發生聯繫？如果說發生了聯繫，是什麼樣的聯繫等等問題都在潛伏在綱領的解釋層面中，因此在綱領發揮其作用的場合中，這樣的意義就要求着正面的表現，但是呢，到今天為止我們也沒有發現一個可以稱之為理論的東西來說明它。可見，黨的綱領如果建立在“意見”的層次上而沒有變成為“理論”，那麼黨的建設的骨架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就不可避免。

民主黨組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光是民主黨內部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們民運隊伍中的問題，現在的民運隊伍其所以不能夠組織成為一個統一的反對黨或者統一的反對陣線的事情也同民主黨已經面臨的問題一樣。因此，我認為解讀民主黨組黨事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探討我們中國民運隊伍的問題，反過來說，民運隊伍目前所處的分裂狀態就是一個放大了的“民主黨”。在這裡，我們到底是採取傳統的模式先造成一個民主的政黨，用它去領導民主的運動或者是在民主運動的發生其間組織民主的政黨——如此這般的問題還在困惑着我們，使我們不得自由，至於說到民主運動的那些最基本的缺乏因素，諸如我們中國人民對民主的理解以及這樣的理解如何出於我們人民自己在以往的歷史中的作為等等問題，都還擺在我們的面前，等待着我們去解釋，去說明，而我們對於這樣的問題到現在為止還是採取了漠然的態度就是我的不是了。

我們是中國的民主人士，我們是要搞中國民主運動，這些都不存在問題，問題僅僅存在於民主對我們而言要有一種自己的理解，這種理解同我們中國人民的理解應該屬於同一的種類，可以接受“理論”的解讀；解讀的結果，可以產生出具有趨同的思想和精神就是問題之關鍵。現在，我們的隊伍中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有多少說民主的人，就可以提出多少個不同的民主——這樣就是我們成不了氣候的主要原因。一個黨一支隊伍要能夠凝聚成功，需要一些基本的因素，在這些因素不具備的時候，它的存在最大也不過是一種形式。在98組黨7年之後，我們研究一個政黨在組織上之基本所需，是有許多話要說的，但願所說出來的話，我們能夠把它組織成為“理論”。就“理論”講，我們的民主版本不是中國的，而是西方；我們的理解也是脫離中國人民大眾的，因此，我們即使認為自己手裡拿着“真理”，這樣的“真理”可供我們自己享受而組織不了人民也是枉然，更何況，我們一個人的“真理”同另一個人的“真理”相牴觸，而民主呢？它恰恰是一種高度的組織性極強的東西。

2005-7-1


http://cdjp.org/gb/article.php/3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