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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方法論問題初探
送交者: 老田 2005年07月13日20:31:4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實事求是”和“真理標準”,在精英們應用的時候,一個最常見的模式就是隔斷歷史所設定的發展目標,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民生目標和國家安全目標,這是中國人包括孫中山在內對近代史經驗的把握。在這兩個口號之下,精英們在敘述時常常作這樣的特別限定:只呈現新中國成立之後特定時空中間的問題,並刻意地把分析的重點變成這樣:按照現實中間的問題 去尋找責任者。就是在這種貌似中立和科學的學術態度下,已經排除了歷史設立的經濟發展目標,排除了共同利益和利益實現的合理路徑,換言之,把制度實現的利益去掉了,專門呈現問題或者暴露黑暗,這本質上不過是“大批判”手法的花樣翻新而已,最後建立的是這樣一種邏輯:因為有這樣那樣的錯誤,因此這個制度和決策人不該存在。

當然,除了研究者本身對研究對象做出特定的篩選之外,對問題的解釋也是託付深心的。管理不是為了追求沒有問題,而是為了特定目標而設置管理和制度,管理特別要調處不同利益的衝突,壓制與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可能不帶來問題和不滿,問題不是在於問題,而是在於應該面對什麼樣的問題,不是要取消成本和代價,而是應該承擔什麼樣的成本和代價,以及由誰承擔成本和代價。

在研究新中國經濟史的時候,在篩選標準和解釋標準上,都存在嚴重的問題,這是滿足特定時期政治需要的歪曲表現。因此,相應的問題就提出來了:這樣的研究在何種程度上揭示了過去時代的經驗和教訓,能否鑑古以知今。

特別地,很多人刻意在實事求是和真理標準的口號下,復活了一種微觀的、實證的分析方法。這個方法基本上是改良主義的,許多人樂意把改良主義看做是務實和穩健,實際上這個思想方法是有隱含前提的:就是基本制度框架足以滿足和回應大部分問題,全部剩下的問題在於完善和細部改良。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被人接受,不是因為對馬克思主義多麼理解,或者馬克思主義多麼科學戰勝了謬誤成為唯一的真理,而是人們在對現實極端絕望之後轉而尋求“一種推倒重建”的願望,馬克思主義恰巧和這種“整體解決”願望相吻合了,由是戰勝了其他所有的社會思潮。許多人特別願意把這個過程說成是技術性的勝利,其實不然,在1980年代之後就看得尤為真切。

一種整體的方法和改造的願望,常常是從現實的直線延伸和局部改良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產生出來的,整體論的方法和局部實證的方法,追問到最後從屬於一種世界觀和立場。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幫助重新認識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適實用主義的必要性所在。方法的分歧背後實際上是立場和視野的分別。後來的實證方法在非毛化過程中間起到決定性作用,也不是偶然的。這一方法,在本質上否定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否定了人們在組織成本上的限制,否定了非經管理和刻意安排就存在大量無法實現的利益存在。不承認平民階層與精英階層在力量對比上的差異,拒絕階級分析法。

在新中國成立和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時候,恰恰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是個人努力和市場安排無法實現的,這是新中國建設必須經由全盤規劃的基礎,同時資本的弱小導致短視,使得國家機器直接走上經濟發展的前台。新中國的全部矛盾和主要問題,因此都集中呈現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接合部上,這一矛盾和問題的分布態勢,明顯有利於尋找大批判證據,在這個意義上“非毛化輿論”有其現實的基礎,畢竟在毛澤東時代一切資源動員和利益分配都主要是由政治權力完成的,個人的命運和遭際上的一切不幸多少都可以最後追索到這個政權及其執行人的某種問題和不足上。拒絕面對資本和政權的強弱,拒絕面對實際的利益和問題,才是問題的關鍵。這和資本主義制度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主要的利害衝突和利益分配關係矛盾,不在政治領域而發生在經濟領域,而社會主義國家這兩個領域是高度重合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個人遭際,在資本的統治下,往往用另外一套標準進行分析,轉換為“效率”話語而不適用政治領域的人權話語,人的命運和遭際問題不見了,資本積累的要求和產權問題掩蓋了一切。由此中國的精英們在援引西方主流文明的時候,有了明顯的方法優勢,他們可以在涉及政治問題的時候談經濟,在涉及經濟問題的時候談政治,話語的轉換和標準的極大不同給了他們很大的隨意性,抹黑毛澤東時代和社會主義的成就,就顯得很是方便。

最近二十多年的發展,讓中國人有了另外一份經驗,知道在兩種不同的制度下,產品和服務提供的限制門檻是極為不同的。毛澤東時代的短缺,可以命名為“暫時性短缺”,這個短缺以資源不足或者生產能力不足為限制條件,後一限制條件會隨着工業化完成而逐步消失,最後的限制實際上是資源短缺的硬制約;今天社會的限制門檻已經有了根本不同,只要一個消費者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將永遠是不合格的消費者,短缺只與生產資料掌握者的利潤要求一致,與客觀生產潛力無關,短缺變成一種“結構性短缺”,從屬於少數人剩餘所取要求的需要,只要他們的剩餘要求無法實現,產品和服務將不會提供。在這一的強烈對比之下,毛澤東時代的票證制度,就具有了空前的仁慈意義,票證在功能上拒絕市場上出現均衡價格運動,避免市場高價成為有系統地排斥多數人的過程。對於市場和政權主導經濟的認識,在根本上將會改變人們對不同制度的評價。以醫療事業為例,毛澤東時代的限制條件是合格的醫生與藥品限制,多數人因此才得不到適當水平的服務;而今天的醫療服務提供僅僅與醫療事業的高薪和高利潤相關,如果一個病人不能提供足夠的剩餘,那麼你將是一個不合格的患者得不到起碼的救治。在兩種不同的限制門檻中間,有一個巨大的落差,因此社會產品和服務的產出水平,只能是長期處於生產可能性曲線之下很遠的地方徘徊。

產權和私有制的言說,在某種意義是有價值的,一是在微觀生產單位上把管理賦權問題解決,二是背後的積累增加過程本質上也是服從生產力擴張的需要。問題僅僅在於這個分析模式,把分析前提所蘊含的唯一結論看做是唯一的真理或者規律,錯誤和局限都在這裡。資本積累過程本身是生產力擴張,而把資本積累的私人主導說成是唯一方式則是生產關係肯定和意識形態內容。把產權及其相關的責任心作為資本積累的全部條件和前提來界定,則是蓄意混淆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問題,這實際上把私有制的運作條件簡單地等價於積累過程和生產力擴張需要的運作條件來看待,然後再“自然”地推導出所需結論的。當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面就混淆過作為生產力擴張過程的資本積累需要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這不是資本辯護者的獨門問題。特別是對照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生產力擴張所需要的資本積累過程,也可以在國家主權主導下實現,而且實現的速度更快,承擔資本積累的成本和代價也更均衡合理,可以取得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雙贏。新中國的高積累政策下,人均預期壽命的快速提高和識字率的快速上升,標明人本身物質和精神發展都得到了同等重視。唯一的問題,這個高積累主要是以減少高消費資源分配為代價的,是精英們而不是平民為高積累作了更多的犧牲,這一制度遭到全球精英們的共同反對不是偶然的,中國的精英們反對尤力。妖魔化毛澤東和社會主義時期,本質上是為精英們利益“受損”鳴不平。

只有私有制才有高效率的言說,常常在中國的現實無法得到經驗,根本問題效率不僅僅在於微觀決定,也不在於資本家節約與否,效率除了微觀的生產過程有關之外,更重要的效率來源在於宏觀的支持,特別是金融和政治權力的支持,這些問題常常顯得過于敏感不便公開言說,因此經濟學變得有點神學化了,得不到實踐的經驗而僅僅局限於概念和理論的推理,西尼爾的節慾論的各種變相版本大行其道,看來理論創新畢竟是困難的,言說的空間極端有限,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也只好抄襲前人。胡適說真理就是一張可以兌現的支票,人們願意接受的支票形式有限,主流們為了理論掌握群眾,也不能不注重在學術上與人們的常識接軌。

在市場經濟中間,農業和一般競爭性工業無法通過市場獲取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資源,已經成為一個廣泛的經驗,為此歐美日諸國是通過財政轉移去支持農業的再生產過程,同時把競爭性產業命名為“夕陽產業”對外轉移。這些事實在根本性質上,都證明了布羅代爾把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進行的高見,市場經濟是聯繫生產和消費的,而資本主義則是權力通過市場攫取剩餘的制度,農業和競爭性工業的弱勢地位本身是缺乏經濟權力(壟斷地位或者定價權)的結果,那些能夠獲取壟斷利潤的產業要麼是依託於行政權力,要麼依託經濟上的壟斷地位,舍此之外都是沒有“效率”的產業。那些制度和產權結構帶來效率的觀念,目的是要中國完成經濟學家們希望的轉變,並不必然與經濟運作的實際邏輯發生關係,美國小企業99%生存不過三年,日本的大企業也常常依賴銀行的暗中補貼而存在,日本銀行的巨額呆帳就是扶持工業產業而發生的,這標明即使日本這樣的先進國家,曾經被作為企業經營典範的過度,其企業的市場生存能力也是不高的,這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印證了布羅代爾的正確和主流經濟學的謬誤。

把市場經濟說得很神奇,是掩蓋背後的權力攫取規則;同時宣稱產權和治理結構的重要性,本質上也只是為了一個制度的誕生,實際上與企業效率和市場生存能力無關。知道這一點,對於如何解讀中國的所謂主流經濟學是重要的。布羅代爾還說,沒有幾個歷史學家同意主流經濟學的邏輯,這也說明了主流經濟學理論實際上沒有歷史和現實經驗的佐證,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本質上是適應強勢群體利益最大化需要而誕生的。

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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