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乾隆皇帝和鳥槍說開 |
| 送交者: 橫刀長嘯 2005年07月16日08:38:3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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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槍這東西,到了乾隆時期其製作技術已經比較成熟。一些地方設立了“民壯”(大約是民兵一類)以協助軍隊,民壯們的武器不似軍隊一樣要求規範一致,於是有人已打上了鳥槍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國停止民壯演習火槍(鳥槍)。起因就是山東剛剛有人造反,幸虧他們沒有鳥槍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滅。 但鳥槍的威力是顯而易見的,於是一個叫高晉的總督上奏請對武舉考試進行改革――將舞刀改用鳥槍,以中靶多寡定成績。這真是一個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慮”後卻否定了這個建議,不許武科改用鳥槍。他傳諭說鳥槍是制勝要器,民間不宜演習多藏。他舉例便是上面山東的那個例子,繼而說如武科改用鳥槍,武生必將時常學習打靶,民間私買火藥、鉛丸的事兒就難禁止了,天下也就難管了。於是“高晉所奏,斷不可行。” 細想起來,乾隆說的的確有理,國家的“穩定”也的確應該限制鳥槍。但他的這種“深思熟慮”顯然是針對了國內,而對來自國外的威脅則沒做什麼考慮。這恐怕就是幾十年後中國與英法軍隊對陣時,我們從歷史電影裡痛苦地看到:在對方的槍擊下,徒有忠勇愛國之心的清軍將士如鐮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軍能夠擺出的還擊樣子,除了那類似於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藥射程極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數千年的弓箭和刀劍戈矛了。我想,這一點,也許乾隆未曾料到。進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後悔,因為此後其滿清的王祚畢竟還延續了6 0多年。 在滿清統治者看來,危及他們政權的還有甚於“鳥槍”的,這就是漢人知識分子裡少數人的異端思想,有了這些思想將必然生出反骨,於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獄”,便有了無數株連無辜、驚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殺無赦”。 滿清統治者對異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實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莊廷龍(加金字旁)一案,但文字獄的真正興起則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滅南明永曆政權、平定三藩和滅亡台灣鄭氏集團這些玩“槍桿子”的對手後,讓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擊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時時冷言譏諷滿清出身與時政的“筆桿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獄起。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麼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書籍,只是因為採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遺老書中所載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曆年號,就被檢舉揭發,為康熙大帝所怒,結果在兩年後被橫屍街頭;而那位死去的遺老即方孝標也沒逃厄運,被戮了屍,還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牽連,其中就有因此入獄而寫出《獄中雜記》的方苞。 更為著名的文字獄便是雍正年間的呂留良案了。與上案雷同的地方在於,呂留良同方孝標一樣,同是明朝有節氣的遺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對滿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後多年才由他人牽連案發的。只是該案在審理過程中極富一些戲劇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來口誅筆伐來批評指正和引導,以顯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這一手並不高明,甚至連他的兒子乾隆看來都覺得裡面的漏洞不小,於是雍正當時發往地方政府的雄辯大作《大義覺迷錄》被收回了,於是當時“被貓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來,還是照殺不誤。 根據史料上記載,清朝文字獄眾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還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勝數。案中被株連的人眾多,遭受的處罰也讓人大開眼界。如死人被開館戮屍,活人被凌遲、斬首、絞死,親屬遭遣戌,婦女被入官等等。這裡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牽連的無辜。其實滿清統治者們也未嘗不知道裡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題“惟民所止”被誣為就是“雍正無頭”的考官,如隨意題詩“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秀才,如自號“古稀老人”但不知此號已被乾隆皇帝“專用”的官員,儘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聲動天,儘管眾多的旁觀者們也覺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殺無赦”,他們要的就是“寧肯錯殺一千不讓一人漏網”式的“震懾力”。 這種“震懾力”的餘威的確巨大,以至於清朝中後期眾多的士人以不談政治為識實務,將大量的聰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訓詁、名物的煩瑣考證之類學問上,世人稱其為“蟲魚學”,這種學問其實與世無益。“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龔自珍看不起這樣的文人,但舉目之下,有幾個文人學士不是如此? 一個時代長時期的停滯,一個時代長時期的噤若寒蟬,勢必影響到國家民族整體的活力。其實,在年輕氣傲的龔自珍準備徹底拋棄那種沒有趣味沒有意義的“蟲魚學”的時候,卻已發現這個國家已經死氣沉沉毫無生機,成了一個不僅才相、才史、才將、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極為缺乏的衰世,甚至還是連才偷才盜都很少見的社會。1820年,正是整個西方世界朝氣蓬勃的時候,而在清朝這裡嘉慶皇帝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文(上為曰)寧定下了以後用的年號――道光。就是在這一年,這位中國舊世紀裡最後的偉大詩人,在某個城郊的某一個燈火參差的傍晚,走進了深深的蘆葦叢中,他勸人千萬不要再登高望遠,因為他已明顯地感覺到:這遼闊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間已經是沉沉暮氣了―― 樓閣參差未上燈,菰蘆深處有人行。 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 十九年過後,還是這位詩人,只不過早已不再是英姿勃發,而是變得更加抑鬱和悲涼,面對長夜難明、萬馬齊喑的死寂,詩人忍不住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內心吶喊: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尾聲 1840年以後的多年,“天公”並沒有抖擻,降下的卻是無比深重的災難。然而,驚雷畢竟響了,人材畢竟醒了。但人們醒來時,家園已破,景物已非,國已將不國,整個民族淪落到一種俎上魚肉的境地。 有人說康熙偉大,我懷疑。 有人說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說乾隆瀟灑,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說這是極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卻相信。 17世紀末,在西歐的島國英國,資產階級經過幾十年的革命鬥爭,終於控制了政局,逐步確立了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從而為“日不落世紀”的來臨奠定了基礎。而在經濟落後的東歐俄國,彼得一世開始了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改革,他本人不僅從形象上剔去大鬍子換上西裝,而且從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學教育上全力倡導革新圖強。而在清朝,康熙帝在其一系列的軍事勝利後,卻是一面將自己極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導者,一面又於無聲處時時警惕着全國各地的思想異端,並且不時“凌厲出手”,用“文字獄”的大棒將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蟬、鴉雀無聲。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學士,不過用其在曆法上日食月環之類的準確性而已,其實把這些人當作了朝廷宮中的裝飾,至於西方的種種科學技術應用等等,幾乎全是扯淡。說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時代的人,讓人感覺有些時空錯位。 在18世紀初,文化啟蒙和自由思想的火種開始在歐洲大陸上烽煙四起,眾多的歐洲青年們開始熱衷於“周遊列國”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讓這些歐洲青年們強了筋骨、開了眼界、長了精神,繼而讓這些青年們成為歐洲覺醒和崛起的中堅力量。與此同時,隨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動,歐洲各國的文化、貿易開始交流和碰撞,其結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後碰撞出一個列強雄起、生機勃勃的歐洲。而與此同時,西歐諸國正為海上霸權而你死我活、硝煙四起,而中歐的普魯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這個當口,雍正在幹什麼呢?前文已經提到,這個將各種伎倆玩得飛轉的陰謀家,其實心胸格外狹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圍殲那些思想異端的士人,一是嚴令禁止開採礦產和海上貿易。這樣的人,有人歌頌說其統治下的中國如何進步、如何發展,讓人如何相信? 18世紀末,法國進行了大革命,巴士底獄這個象徵封建專制的堡壘被人民攻占,貴族的特權被廢除不久,《人權宣言》得以發表;而隨後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功成名就的華盛頓力辭他人勸進皇帝位,在總統四年的任期後不願意在這個崗位上“奮鬥終身”而毅然離去……而就是在這個“五洲震盪風雷激”的時代,乾隆皇帝在賺得諸如“十全老人”之類的眾多浮名後,在為君稱朕六十甲子年禪位後,在繼位的兒子面前依然留戀他的皇權,而眾多的社會危機正“十面埋伏”於後任者的周圍。說乾隆處在這個偉大的時期,說他與華盛頓是同時代的人,讓人簡直不相信。 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來臨的時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樹,想到了那棵樹時,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樣的時間,會有不同的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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