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深入虎穴
藉着夜色的掩護,我抄近路去火車站。
我打算坐火車先到哈爾濱,再坐直達快車到北京。到北京下車後直接去北京醫科大學,爭取找到王嬙,她肯定會幫助我的。即使她不能同美國使館直接交涉,也可以通過她的同學老師或朋友,與民運人士取得聯繫,再通過美國使館,安排我的出逃事宜。
也許幾天以後,我已經大搖大擺走在燈火闌珊的紐約街頭。到那時,共產黨想抓我已經晚了。我也將成為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真的與嚴家其諸公建立聯繫,正式加入民主中國陣線,從事職業的民運革命工作。
我不由得加快了腳步,仿佛上了火車就可以直達美國似的。
走着,走着,我漸漸地冷靜下來,一個個疑問在腦海中產生:到了北京准能找到王嬙嗎?找到她就一定能夠幫上我嗎?逃往國外是那麼容易的嗎?自己乃無名鼠輩,誰會相信我的民運人士身份?我用甚麼來證明自己正受官方的追捕?
除了這些問題,我還想到目前的形勢是否到了非跑不可的地步。從蘇所長講述的情況看,鐵生的信似乎只寫了我跟民陣有聯繫。如果他在信中寫了我在哈市參加“工自聯”,以及在縣城組織遊行的事,並附上《民主導報》,那公安局就不用再四處調查了,肯定直接把我抓起來。
是不是事情不像我想得那麼嚴重?鐵生可能只想出口氣。假如他想往死里搞我,何必寫信呢?直接去公安局揭發豈不快哉?而且老蘇頭說檢舉信是匿名的,可見鐵生有所顧忌。
去年六月九日,我置哈市民運弟兄於不顧,自己先開溜,已經使自己的良心受到了強烈的譴責。這次我又偷偷摸摸倉惶鼠竄,欲置親人同胞和戰友於不顧,算甚麼男子漢呢?
退一步說,即使真能逃到國外,我只不過是個小蝦米,於民運能有甚麼貢獻呢?我的價值恰恰在於我在國內,我可以明里暗裡跟共產黨直接過招。就算真的被抓被判了,我也是響噹噹的鐵骨英雄啊。
快到車站了,我停住了腳步。
不能走,要採取主動的行動。國安局不是在調查嗎?明天我就去找他們,要求他們還我清白,一來為試探虛實,二來顯示我的無辜。如果他們業已查清真相,當場把我抓起來更好,省得彼此都麻煩,落得個痛快。
我想像着:明天我一踏進公安局的大門,立刻撲上來一幫子公安抓我,我大義凜然威武不屈,一甩長發從容赴監,像革命樣板戲裡的李玉和一樣--哎呀,真是忒他乃乃的牛逼了!
我毅然轉身向回走,滿懷悲壯慷慨,當然也有一絲的僥倖心理。
回到家門口,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我沒帶鑰匙,敲了敲院門,沒有反應,可能妻子沒聽見。
我攀上院牆,跳進院子。屋裡的燈已經熄滅,可能妻子已經睡了。
我輕輕敲了屋門,也沒有反應。會不會出甚麼事了?我趴在窗玻璃上向屋裡看,窗上沒掛窗簾,藉着月光,看清妻子和寶寶躺在床上睡覺。
我再敲窗戶,希望能把妻子敲醒。敲了很多下,她仍然在睡。
我有點生氣了:剛剛才生離死別,你哪裡有心思這樣呼呼大睡?簡直沒心沒肺嘛!
我知道有一扇窗子裡面的插銷沒有插上,就推開窗子,縱身躍上窗台,然後跳進屋裡。
我剛站穩,妻子猛然像詐屍一樣從床上跳起來,啊啊大叫。
我趕緊說:“是我,是我回來了!”
她一下子坐在床上,哭哭啼啼:“嚇死我了,我以為警察進來了!”
我跟她解釋說:“我敲門了,敲窗子了,你都沒有聽見。”
她繼續哭,不知是被嚇壞了,還是因為我回來了高興的。
第二天早晨,我帶上昨天晚上逃跑時拎的皮包,騎上自行車,直接去縣公安局。
國家安全局跟公安局是一套人馬兩塊招牌,在一起辦公。
公安局的門衛問我找誰,我說找王局長,門衛告訴我在二樓。
王局長曾任縣交通局長,與我有過一面之交,我決定直接找他。
王局長辦公室的門敞着,他正低頭寫東西。
我恭恭敬敬地叫:“王局長。”
王局長抬起頭問:“你是那個單位的?找我有甚麼事?”顯然他已不記得我。
我說:“我是老燈。聽說國家公安局正在查我,我想過來說明一下情況。
王局長和氣地說:“國家安全局歸陳局長管。他在隔壁,你去找他。”
我諾諾告退,去隔壁陳副局長的辦公室。
陳局長見了我,表情戲謔地審視了我一番:“你就是老燈啊?愛寫詩?有點兒才?”
我笑着回答:“詩,早就不寫了。才,原來也沒有。”
他沒再說甚麼,帶着我來到二樓最裡面的政保科。政治保衛科是國家安全局的主要辦事機構。
陳局長拉開政保科的門,讓我進屋,他轉身走了。
政保科的屋裡坐滿了警察,正在開會,煙氣繚繞。
一個矮個子中年人站起來,向大夥介紹我說:“他就是老燈。”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認識我的。
坐在門口的一位年輕警察指着中年人對我說:“這是我們的李科長。”
我向李科長點點頭。
年輕警察掏出一盒香煙,抽出一根遞給我:“你抽煙嗎?我們正在開會討論你的問題。”
我說不抽煙,謝了他。
從年輕警察的表情看,問題不嚴重。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
李科長走過來把我拉到門外,威嚴地問我:“你來幹甚麼?”
我說:“來投案的。不是有人寫信告我嗎?你們直接把我關起來吧。”
李科長說:“你先在外面等一會兒,等我開完會再找你談。”
說完他進屋開會去了。
我坐在走廊的長椅上靜靜地等着。
沒過幾分鐘,政保科的會散了,一些警察陸續從屋裡走出來。
那個年輕警察過來叫我:“你進來吧。”
我拎着皮包走進屋裡。
李科長正襟危坐等我。
那個年青警察挨着李科長坐下來。他自我介紹說姓那,顯然是滿族人。
李科長要我坐下。我坐在他們對面,中間隔着兩張辦公桌。
李科長問:“你怎麼知道我們在調查你?”
我說:“你們大張旗鼓地四處調查,我能一點不知道嗎?我知道有人想整我,如果那封檢舉信舉報屬實,證據確鑿,你們就把我抓起來吧。我今天也不想回去了!”我把皮包推到他們面前:“我連衣服牙具都準備了,直接進監獄!”皮包里的東西是昨天裝好,準備逃跑用的。
小那拿過皮包翻了翻,掏出那本《血色黃昏》看了看,嘲笑我說:“靠,你想得挺美啊!真把你抓起來,還讓你帶書?真是個書呆子!”
李科長說:“的確有人寫信給我們,檢舉你有政治問題。但你要相信政府,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
我假裝義憤填膺:“就是有人無中生有,想整我。我得罪掃黃辦的人了,我知道。他在我的商店看到一本嚴家其的書,要抄走,我不讓,當場鬧了矛盾。他為了搞我,就說我跟國外的反動組織有聯繫,還說我參加甚麼中國民主戰線。這不是誣陷好人嗎?”
小那糾正我:“啥中國民主戰線?是民主中國陣線!”
“對,民主中國戰線。”我故意兩次把民陣的名稱說錯,使他們產生我不了解這個組織的錯覺。我說:“再說嚴家其的書也不是我的,是別人借給我看的,還是正規的出版物。我那裡又不是書店,他有甚麼權利去我那裡橫整?看嚴家其的書,就是跟民運有聯繫,這是哪家的邏輯?”
我竭力把事情的起因歸咎於嚴家其的書,再次讓他們產生錯覺。
掃黃辦的孫某因為那本書跟我起過爭執,他為了報復,把我與反動組織扯在一起,這樣解釋比較有說服力。孫子唉,你可成全燈爺爺了!
李科長嚴肅地說:“這件事我們聽說了。但人家是政府執法人員,在任何場合下,都有權檢查有問題的書刊。不管橫整豎整,你都得讓人家整!”
我裝作委屈地說:“那抄書可以,但不能說我有政治問題!我這樣受冤枉,你們得給我支持公道!你們得查出是誰告我的,我要去告他個誣陷罪!”
李科長生氣了:“你懂甚麼叫誣陷罪?現在寫信告縣長、告縣委書記都不是誣陷罪,告你一個小白丁算甚麼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還是那句話:是假的真不了,是真的假不了!”
我索性耍賴:“那我就白受冤枉了?你們就不給我平反了?”
李科長不耐煩地一揮手:“你愛去哪兒平反就去哪兒平反,別在這兒跟我說這個!”
小那叼着煙捲,似乎強忍着沒笑出來。
我假裝惱怒,起身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