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6

斯諾夫人2000年4月與難屬蘇冰嫻短暫會面，中間男士是斯諾的兒子。（Public Domain）

斯諾夫人遺像（Public Domain）
“六四”難屬蘇冰嫻遺照（Public Domain）

*埃德加·斯諾的夫人路易斯.斯諾在瑞士病逝，她關注六四難屬，曾在“心靈之旅”受訪*

在上周的“心靈之旅”節目中，播出了訪談節目“八九‘六四’後第29個清明：難屬們的處境與心情”這一專題的第一部分。就在我準備第二部分節目的時候，得知曾經關心幫助過“六四”難屬並且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過採訪的美國女作家路易絲.惠勒.斯諾（Louis Wheler Snow）於4月3日在瑞士一家醫院病逝，享年97歲。

路易斯.斯諾的丈夫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他被認為是第一個去陝甘寧邊區採訪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西方記者，他於1937年出版了《紅星照耀的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記》一書，其中記錄了從中共創建到1937年的紅色共產革命。

*與中共保持友好關係的斯諾夫人因八九“六四”屠殺改變了對中共當局的態度*

今年4月3日離世的路易斯.斯諾是1949年與埃德加·斯諾結婚的他的第二任妻子。1970年代。他隨同丈夫訪問過中國，受到官方最高禮遇，在國慶慶典時與毛澤東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1972年埃德加·斯諾病逝後，斯諾夫人又多次訪問過中國，與中共領導人保持着友好關係。

直到1989年“六四”屠殺，中共當局以戒嚴部隊的坦克和機槍殺戮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斯諾夫人改變了自己對中共當局的態度，她立即譴責那場殘酷的暴行。她多次給中共最高領導人寫信，並呼籲人們關注“六四”遇難者家屬。

*2000年4月斯諾夫人與“六四”難屬蘇冰嫻在警方堵截下唯一的短暫會面*

18年前的2000年，斯諾夫人最後一次在中國旅行，他和兒子前往安葬埃德加·斯諾一半骨灰的北京大學墓園，受到當局全程的監控。

當他們試圖到居住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六四”難屬丁子霖家與她見面的時候，受到多名便衣警察的粗暴堵截包圍，雖然難屬蘇冰嫻女士勇敢地出去相迎，斯諾夫人仍未能與丁子霖會面。

*回放2001年2月4日“心靈之旅”節目，回溯斯諾夫人與“六四”難屬一段共同經歷*

第二年2001年1月15日蘇冰嫻女士突然逝世。

1月18日斯諾夫人分别致信“六四”難屬群體代表丁子霖女士和蘇冰嫻女士的丈夫趙廷傑先生，表達追思哀悼。

稍後，斯諾夫人接受了我的電話採訪。

17年後的今天，在追思悼念斯諾夫人的時候，回放當年的節目，其中受訪者趙廷傑先生和徐珏女士已經先後逝世。願受訪者留下的聲音和從不同角度還原斯諾夫人與“六四”難屬們共同經歷的事件，也記錄下各位受訪者的心路歷程。

以下回放的節目第一次播出的時間是北京時間2001年2月4日——

*蘇冰嫻逝世前四個月接受“心靈之旅”採訪錄音選段*

聽眾朋友！

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經得知，曾經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過採訪的“六四”難屬蘇冰嫻女士春節前在北京突然逝世的消息。也許您還記得，四個多月前她在我們節目中的談話。
蘇冰嫻：“如果沒有‘六四’這場大屠殺的話，我和丁子霖、張先玲是不可能認識的。是共同的命運把我們牽涉在一起了。

“六四”（難屬）到現在站出來的，當然這個死亡人數遠遠不只（我們目前收集到的）這一百多人，因為從當時從我們（尋找孩子的時）看到醫院的（死亡）名單，一個醫院就有幾十人，我們現在找到的才是多少啊！當時（送到）“人民醫院”的（死者家屬）我們一個也沒找到。

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難。我們的活動都受到監視、電話被竊聽，稍微一動，門口就有人看着。這些難屬里有多少人生活在最底層！生活是那麼貧困，無援無助，（當局還）不許他們接受任何援助，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蘇冰嫻女士生於1936年 ，曾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十幾年，退休前任中共中央編譯局翻譯。她21歲的兒子趙龍在1989年北京“六四”屠殺中遇難。

近年來，蘇冰嫻女士和其他“天安門母親”一起，投身“六四”難屬的尋訪和有關人權活動.

*蘇冰嫻的丈夫趙廷傑講述2001年1月15日蘇冰嫻在北京意外逝世的經過*

今年1月15日夜裡，她突然逝世，終年64歲。1月31日，蘇冰嫻女士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第二告別室舉行。這個告別儀式是由蘇冰嫻退休前所在的中共中央編譯局主持的。

以下是來自現場的錄音。

（現場錄音，哀樂，哭泣聲）

蘇冰嫻的丈夫趙廷傑先生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多年，現在已經退休。他在儀式結束後不久，通過電話接受了我的採訪。

主持人：“趙廷傑先生，能不能請您講講蘇冰嫻女士去世的經過？”
趙廷傑：“蘇冰嫻在去世之前一直很忙，一直在探訪“六四”難屬。節前辦完事她很高興去找丁子霖教授一塊兒談談，大家談得很好。元月15號，我們從丁老師家回來後，她去按摩，因為她的腿不好。

按摩完以後，她取了一種叫“排毒液”的藥，實際上在藥典里沒有這種藥，就是那個鹽水瓶子兩瓶。回來以後，15日（晚上）六點半，她就把那個藥喝下去了，我當時也在。她過去也喝過，有反應，就是頭昏腦脹，睡一覺就好了。她喝下去後就大吼大叫，上吐下瀉。最後躺在床上就從嘴裡往出噴，噴完以後兩眼就失明，看不見了。

我就打電話找那個給她開藥的醫生，醫生講趕快送醫院，搞搞DT呀、核振動啊。我就把兒子、閨女叫來了，她那時實際上已經不懂人事了。我們就搞了個車，把她送到人民醫院，到醫院她脈和血壓都沒有了，實際上已經死亡了。”

主持人：“她最後講了什麼話沒有？”
趙廷傑： “沒有。因為她喝完以後基本不能講話了，光說‘我的腰疼，好像生孩子一樣’。後來我就給她揉揉腰，她光是叫，不講話了。

給她開藥的醫生那一晚上都沒有露面。蘇冰嫻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掉了。“

主持人：“在這種情況下，您是什麼樣的心情？”

趙廷傑：“我的心情很沉痛。（1989年）我們這個兒子去世以後，我的老伴蘇冰嫻一開始心情和我一樣不好。後來，和丁子霖女士聯繫上以後，她感覺活着還是有意義的，應該爭取一個公道。她的事還沒有做完，這我是知道的，我以後繼續做吧。”

*丁子霖：1月31日蘇冰嫻退休前單位舉行蘇冰嫻遺體告別儀式，倉促，當局如臨大敵*

以上提到的“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她17歲的兒子蔣捷連遇難。在北京的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女士是難屬中第一個站出來公開說明她遇難的兒子死亡真相的。
丁子霖女士在參加蘇冰嫻女士遺體告別儀式後，也接受了我的採訪。

丁子霖：“今天只是個非常侷促的遺體告別儀式，我覺得它非常草率、非常倉促。說是十一點開始的，但是提前十分鐘就開始了，而且（進行）速度非常快。

後來據我知道，還有好幾位難友都趕到了，但是儀式已經結束了，所以造成有的傷殘者從很遠的東郊趕來，都沒有趕上（遺體告別儀式）。就我個人來說，趕到（時儀式）剛好開始，連周圍的場景我都沒來得及看一眼，我急的就是要最後看一下冰嫻的遺容，和她的家屬握握手。後來，把她的遺體推到裡邊火化間的時候，我們奔上前去，又一次和她告別。
此生此世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場景，我們最後看了一眼，我們大家跟着她的靈床走到了門口，最後我們這些難友們相互擁抱着，大家痛哭了一場。

儘管我們再匆忙，但是我帶了個小錄音機，（把當時的情況）都錄下來了。”

（現場錄音：哭聲）

丁子霖：“我還發現有一些……在第二告別室外廣場路口的地方、廣場上面、甚至告別室裡面有不少面目不清（身份不明）的人，我們不在乎，我們每個去的人都簽下了名字，我們要堂堂正正地送別我們的難友。我們一些難友在說話的時候，又有人來給我們照相，可惜我身上沒帶着照相機，我要帶着照相機，我也給他照。

有人用一種陰暗心理來解讀我們的悲痛。今天北京颳大風，我們無非就是想最後見她（蘇冰嫻）一面，告別一下我們自己的難友，但是他們如臨大敵。

我們難屬加起來有三十來位，一些傷殘者也去了。今天簽到的一共有99位，後來的有十幾位，簽到紙沒有了，這樣說有一百多人參加。蘇冰嫻的同事有多少我不知道。

她的同學們在廣場上叫住了我，主動告訴我他們是冰嫻小時候的同班同學。”

*丁子霖：遺體告別儀式之前四天1月27日在京部分難屬為蘇冰嫻舉行追思悼念儀式*
早在這次遺體告別儀式之前四天，1月27日在北京部分“六四”難屬為蘇冰嫻女士舉行了追思悼念儀式，丁子霖女士講述當時的情況。
丁子霖：“1月27日下午兩點，我們在北京的將近三十位‘六四 ‘難友聚集在蘇冰嫻家裡，為意外去世的蘇冰嫻女士舉行了一個簡樸、莊重的追思悼念儀式。

她的家屬已經在她生前臥室里放置了一個小小的靈堂，牆壁中間掛着蘇冰嫻女士的遺像，左邊擺放着她的兒子、‘六四 ’死難者趙龍的遺像，右邊擺放着‘世界爭取民主運動’在去年10月份授予‘天安門母親運動’的‘民主勇氣獎’獎狀。

在冰嫻遺像下的供桌上，點着一盞長明燈。周圍的地面上擺放着冰嫻的親友和在京
部分難友贈送的鮮花和花籃。

追思悼念儀式在哀樂中開始，由我主持。我開始就說——今天，我們這些苦命人相聚在一起，沉痛地悼念和追思我們的好姐妹蘇冰嫻。自從1995年冰嫻參加到我們這個群體中來，她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默默地做了大量不為人們所知道的事情。但是，就在我們這個群體獲得國際社會承認，被授予‘天安門母親民主勇氣獎’的時候，她突然離我們而去。一個冰嫻倒下了，將會有更多的冰嫻站起來！”

*“六四”難屬張先玲、徐珏、丁子霖受訪追憶蘇冰嫻*
參加了這次追思悼念儀式的“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是“六四”遇難者19歲中學生王楠的母親，她回憶蘇冰嫻女士。
張先玲：“冰嫻是個非常堅強的人，最近這幾年裡，她確實為群體做了不少事，我覺得她是個非常優秀的母親。可她去世太早了，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沒來得及做。她最後一次見到我還對我說，她想寫些東西。但沒來得及寫就走了。”

在北京的“六四”難屬徐玨女士是一位地質科學工作者。她21歲的兒子吳向東在“六四” 遇難。幾年後，她的先生吳學漢在哀痛中罹患癌症去世。現在孤身一人住在北京的徐玨女士談到蘇冰嫻女士逝世後，她的心情。
徐玨：“剛聽到消息，真像晴天霹靂，我都受不了。我真難以接受我們難屬中一位這麼好的姐妹就這麼走了。

我覺得自己的擔子更重了。她為了我們難屬工作的進行到處奔波，不管是烈日的夏天，還是嚴寒的冬天，很多我們在鬥爭當中比較危險的事情，她都站出來去自己干。同時，一些默默無聲的工作她也做了，從不來吭聲。她確實在我們難屬中是影響非常大、非常好的。”

主持人：“蘇冰嫻女士的去世，對‘六四’難屬們的情緒會有什麼影響嗎？”
徐珏：“ 一邊心裡很悲傷；但一邊是我們就更要堅決地鬥爭到底。我覺得大家精神還是沒有因為這個就精神衰退，而是更加有勇氣了，更覺得應該學習蘇冰嫻那種精神，堅持鬥爭到底。”

丁子霖女士在追思悼念儀式上朗讀了自己執筆的一篇代表在京部分難屬的祭文：《哭冰嫻》
（現場錄音節選）

“冰嫻，我們的好姐妹！你怎麼就這樣走了？走得如此急迫？連一聲
道別都沒有來得及？冰嫻，從此我們天各一方，再難相見。你叫我們怎麼能夠接受
這個殘酷的現實？.……”

丁子霖：“ 張先玲女士宣讀了‘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和‘中國人權’發來的唁電。由徐珏女士朗誦了劉曉波為蘇冰嫻女士去世寫的一首悼詩。最後冰嫻的丈夫趙廷傑先生對前來參加追思悼念儀式的難友們表示感謝。他希望我們這個受難群體能夠更加緊密地凝聚起來，為實現我們的共同訴求作最大的努力。”

*全美學自聯主席易丹軒先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發表悼詞*

全美學自聯主席易丹軒先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發表悼詞。

易丹軒：“全美學自聯悼蘇嫻女士——驚悉蘇冰嫻女士不幸在北京意外去世，全美學自聯為中國失去這樣一位偉大的母親悲痛萬分。我們對蘇女士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她的先生、家人，及其親屬致以深切和誠摯的慰問，希望他們節哀保重。

蘇女士在12年前，‘六四’期間失去親兒趙龍，但她卻把喪子之痛深深埋藏在心底，將母愛化作對人類痛苦的普遍同情……”

*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先生就蘇冰嫻女士逝世在紐約發表談話,並轉斯諾夫人的兩封弔唁信*
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先生就蘇冰嫻女士不幸逝世在紐約發表談話。
劉青：“突然聽到她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震驚。‘六四’難屬群體中，有一些非常主要的、活躍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團結大傢伙的人，蘇冰嫻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蘇冰嫻女士去世之後，因為路易斯.斯諾夫人到中國的時候曾經和蘇冰嫻見過面，她對蘇冰嫻也有很深的印象。”

劉青先生在這裡說的，是被中國官方稱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的已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斯諾.路易斯.惠勒。她去年4月到訪中國。

劉青：“我們將蘇冰嫻去世的情況轉告了路易斯.斯諾夫人，她就給我們回了信，其中有寫給丁子霖的一封信，有寫給蘇冰嫻先生趙廷傑的一封信。我把信先傳真給了丁子霖。”

*丁子霖：宣讀斯諾夫人來信中譯文*

.       丁子霖女士：“斯諾夫人這兩封信我是昨天深夜收到的，‘中國人權’的劉青先生給我傳真來這兩封珍貴的信。信是1月18日斯諾夫人得知冰嫻去世後寫的。她是郵寄的。劉青昨天收到以後馬上就給我傳來了。今天翻譯之後，傳給了趙先生。

我現在把斯諾夫人的信唸給您聽（譯文）——

親愛的丁子霖：
但願你能收的我寫的這幾行字。我謹對蘇冰嫻女士悲慘的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1989年6月以來，你和她在進行多年勇敢的鬥爭中聚集了眾多的朋友，我希望他們都能感受到我的悲傷，我們痛失蘇冰嫻。

我當然知道她的去世對你更是一個重大損失，儘管我僅在去年4月和蘇見了短短的一面，但她在我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我和我兒子因被阻未能與你見面而感到失望時，蘇冰嫻當着便衣警察和安全人員的面，勇敢地向我們伸出了歡迎和友誼之手。她和你一樣，是一位勇敢、熱情，為真理和正義奮鬥，且舉止得體的人。

她的這一形象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知道，我將永遠不能再和蘇見面了，但我衷心希望有朝一日你和我仍能相會。

蘇曾勇敢地試圖說服校衛隊讓我們能相會，而未能成功。我也和你一樣懷念你的親愛的朋友蘇冰嫻。
路易絲. 斯諾

2001年1月18日

*趙廷傑: 談斯諾夫人來信中譯文內容*
蘇冰嫻女士的先生趙廷傑也收到了斯諾夫人的信，他談了信的內容（譯文）——

親愛的趙先生：
在這痛苦的時刻，我和我的兒子一起向你和你的家人對蘇冰嫻的悲慘去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儘管我只是去年4月在北京見了蘇冰嫻一面，但是我終生難忘這一面：一面對官方的敵意和恐嚇，一面公開向我伸出友誼和歡迎之手的熱情，勇敢的婦女的生動形象。

她後來為此受到迫害，使我深感悲傷。但她在受拘留和羈押的期間，表現出無限的勇氣，令人振奮。

你應該為此而感到自豪。

我非常高興能稱她為我的朋友，讓我們繼續發揚她的勇敢精神。

致以深切的同情！

路易斯.斯諾

2001年1月18日

*斯諾夫人：我去人大丁子霖家要與她會面，受到警察跟蹤，被關在大學校門外*
我通過電話採訪了現在住在瑞士的79歲高齡的斯諾夫人。

她談得知蘇冰嫻逝世的消息。
斯諾夫人：“（中譯）我對此極其悲痛，我為這一消息所震驚。對我來說，蘇冰嫻是與丁子霖和其他‘六四’難屬一起，以極大的勇氣為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死難者爭取公正而並肩站立的。

我認識她並不久，只在北京見過她一面。

去年4月，我和我兒子去北京試圖與丁子霖會面，並希望中國當局允許我轉交國際上對天安門死難者家庭的人道救援款。難屬們本身沒有錯，只是由於他們在1989年失去了親人而受到迫害。
我起初認為，中國宣稱的與我丈夫埃德加.斯諾、我本人和我家庭的友誼可以使我的這個行動獲得批准，但是中國方面無人理睬。

我們受到國際媒體的採訪，這很好，因為這使問題公之於眾。但是在我們去中國人民大學丁子霖家要與她會面的時候，我們受到秘密警察跟蹤，我們被關在大學校門外。”

*斯諾夫人：丁子霖被關在家，蘇冰嫻與我見面後被警察扣押，我發聲明，電話被切斷*

斯諾夫人：“丁子霖也被關在家裡，不准出來與我們會面。
代替她的是蘇冰嫻，丁子霖的好朋友。她來到我跟前，向我解釋說，丁子霖被警察堵在家裡，不准出來與我會面。蘇冰嫻試圖說服大學門衛讓我們進入校園，她使我非常感動。她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婦女，大膽直言，但仍然沒法帶我們進入校園。

在我與她相處的這段時間，我了解到蘇冰嫻是一位有非凡勇氣，有教養的婦女，她將她的信念、勇氣獻給了維護真理和正義的人們。”

當斯諾夫人被問到是否知道蘇冰嫻被警察扣押一事時，她說：“我當然知道。那是在我和兒子離開中國返回瑞士的前一天，我臨走前向中國當局發表了一個聲明說，如果此類事件繼續下去，我不得不重新考慮將我丈夫的骨灰留在北京是否適當。

當然，我沒有得到答覆，我沒有責任這樣作。但我希望我這個聲明會給那些不想正視事實，不公正對待那些死者家庭的執法人員一點壓力。”

主持人：“您離開中國後是否與蘇冰嫻聯絡過？”
斯諾夫人：“沒有。你知道我與被認為是中國的異議人士聯繫多麼不容易，他們的電話被竊聽。我曾試過多次，打電話給丁子霖她們，但電話被多次切斷。”

*蘇冰嫻留給“心靈之旅”最後的聲音：憶愛子趙龍之死*
聽眾朋友！就在四個多月前，蘇冰嫻女士在我們的“心靈之旅”節目中講述了她自從兒子趙龍遇難後走過的心路歷程，想不到這竟是她留給我們節目的最後的聲音——

蘇冰嫻：“趙龍是死在民族宮那一帶的，胸部從左向右被三顆子彈打在最要害的部位，當場就送命了。

確認是趙龍以後，當時我嚎啕大哭，覺得好像是在作惡夢：怎麼可能在天安門、在長安街用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人開槍呢？！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從小生活在解放區，受到黨的教育，完全不是一樣的。

這次發生的事使我們震動得簡直像天天在作夢一樣。我的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該做什麼。幾天之內我的體重從一百二十多斤降到九十多斤。

丁子霖、張先玲她們比我勇敢，比我頭腦清醒，她們很早就站出來為自己的孩子伸張正義。當時我就是找單位、派出所。我甚至要求單位‘我跟李鵬在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辯論，當場看我有理沒理，沒理你李鵬可以槍斃我’我都表這種態。

可是有什麼用？李鵬也聽不到，他也不會這樣做，不會接受我的挑戰。”

*蘇冰嫻：加入“六四”難屬群體，被監視竊聽，中國沒開闢哪怕一個角落讓我們說話*
蘇冰嫻：“後來，大概到1994年或1995年，還是（我的）同學從美國回來以後，給我介紹這個情況，我和丁子霖他們認識了，我才加入（‘六四’難屬群體），她們已經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了。

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難，我們的活動都受到監視。電話被竊聽，稍微一動，門口就有人看着。我們難友相識了，我們是血和淚聯繫在一起的，我們都是死了孩子的，心境完全一樣，誰也不可能把我們分割開來。

中國沒有給我們開闢哪怕一個角落的地方讓我們來說話。”

*蘇冰嫻：因接觸斯諾夫人而被警察關押的經過。“六四”屠殺給貪官污吏鋪平了道路*
蘇冰嫻女士講述她由於接觸斯諾夫人而被警察關押的經過。
蘇冰嫻：“他們把我塞到汽車裡，一下子就拉到北京市安全局海淀分局一個小院兒，門口有大鐵門鎖着，裡頭一條大狼狗。他們來了一伙人，其中有一個照相，把我帶到地下室的第十三審訊室。

他們指着凳子說‘蘇冰嫻你坐下！’

我說‘我不坐！這個地方是犯人坐的地方，我又不是犯人，為什麼坐在這個地方？’

他們說‘來人，搜身！’

男的都出去了，女的來翻，把我長褲脫下去，只穿着短褲。我所有的東西，連一個小紙片都翻走了。後來還讓我在‘拘捕令’上簽字。
他說‘你交代，你在（人民大學校門外）廣場上都講了什麼？你用流利的英語發表了演說，你們密談了什麼？她給了你什麼文件？給你多少錢？……’
整個晚上對我進行‘攻心教育’，說‘你是從解放區來的，你的父母為革命’怎麼樣……講到‘沒有那次（鎮壓）六四風波’的話……他們講就是‘風波’……現在國家會多麼悲慘。
我說‘這是你的想法。我認為，如果能夠正確處理，國家的貪污腐敗也不會到今天這個程度。就是（因為）你們屠殺了群眾、屠殺了學生，給這些貪官污吏鋪平了道路’。
當天晚上一直審問到夜裡三點鐘。”

*蘇冰嫻：受審後在警局睡着，夢見愛子趙龍帶着血跡回來，我去拉他，沒拉到，醒來*

蘇冰嫻：“當天晚上我在那地方，夜裡三點鐘睡。我睡着了，作了夢，我夢見了趙龍。

他一臉髒，帶着血跡回來了。我當時很激動，我說‘哎呀，趙龍沒有死嘛，他活着，他只是受了一點傷嘛。’我去拉他，一拉沒有拉到，我醒來了。
我沒想到第二天他們把我放了，這可能就是因為丁子霖他們作了很多努力，還有斯諾夫人也很關心這件事情。”

以上談話是不久前突然去世的“六四”難屬蘇冰嫻女士四個多前接受“心靈之旅”節目採訪的時候，留給我們最後的聲音。

聽眾朋友！以上您聽到的是為紀念今年4月3日在瑞士病逝的斯諾夫人，回放2001年2月4日“心靈之旅”節目。

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