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揚:資產階級創造了產生革命的社會環境 |
| 送交者: 李揚 2005年08月24日13:13:1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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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資產階級創造了產生革命的社會環境 --------------------------------------------------------------------------------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李揚來稿:民主、自由和人權成為21世紀世界的主流,一個國家國民的生活水平如何,不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文明進步的唯一標準,例如富裕的中東人,其政治生活方式就沒有被西方國家接受;是否是民主社會,在於這個國家的每個國民是否享有同等權利,在於政府是否為社會創造公平、公正的環境。生而平等不僅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口號,也是整個人類的終極追求目標,這是天賦人權,不能被政府、被社會或被其他人剝奪。只有生存在人人平等的社會中,人們才會由衷地喜愛自己的國家,才會支持自己的政府及其所做的決策,才心甘情願地為國家、為社會、為他人服務。這是淺顯易見的道理。
雖然中國政府認為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實際走的卻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看到的是資本家對工人血汗的榨取,看到的是做為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處於中國社會最低層;從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的歷史看,中國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資產階級必將走上對抗之路,這種對抗有可能逐漸發展成暴力性質,事實上這種趨勢已經顯現。由於中國社會的腐敗問題比較嚴重,一些政府官員暗中與資本家勾結,甚至其本身也成為資本的擁有者,“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形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勢力,中國的法律環境因此受到削弱,基層群眾常常處於不公平、不公正的社會環境中,並因此成為受害者或潛在的受害者。如果廣大基層群眾由對社會現象的不滿,發展成對政府和司法機關的不信任,這將動搖政府的執政基礎。在中國大陸一些地區,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原因就在於此。這是一個危險的預兆。 中國的資產階級的出現和發展,是在中國政府的保護和照顧下,比較順利地形成的,而且中國的資本家在政治上漸漸擁有了發言權,得到了部分本階級應有的各種權利;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象西方的資產階級那樣,要通過鬥爭和暴動來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這是因為中國政府擁有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同時也因為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發育成熟,無法向政府提出更多的權力要求;筆者認為現階段的中國社會,資本家和政府官員對社會資源擁有相當大的決定權,同時也在明顯地影響着中國的法律和社會環境,資產階級是中國統治階級的一部分,這已經成為一種事實,此現象與中國憲法的某些條文相悖,如何解決這一矛盾,要看中國政府的智慧了。 在全球一體化的市場經濟規律下,私有化是大事所趨,中國政府審時度事地適應了這一發展變化,所以中國社會沒有經歷資產階級革命,就完成了這一歷史性的轉變。然而,在資本市場上,經濟規律是不講道德、良心和法律的規則的,一切都以追求最大利潤為動力,雖然許多資本家強調誠信原則,但這也是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如果被這種追求利潤而講誠信的表象所蒙庇,那麼社會的發展將進入一種畸形的狀態。中國一些左派官員不喜歡資產階級的柔性崛起,更厭惡資本家們的原罪,不僅在語言上恫嚇資本家,且在實際工作中對資產階級進行打壓,這是一種錯誤的言行,政府的職責應該是管理、監督、引導資產階級,使其具有社會責任感,培養他們的公德意識,使其真正融入中國社會,成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左派官員們也應該意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出於利益的需要,希望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規律充斥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資本家們的觸角伸向任何一個領域,來完成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可是,教育產業化的無限發展,導致大多數中國人為孩子的教育背上沉重的包袱,部分青少年甚至因此喪失受教育的權利,這給中國青少年幼稚的心靈打下金錢的烙印,使他們誤以為金錢是左右一切的力量,在這種觀念下,社會責任感將在我們的下一代身上蕩然無存。而醫療產業化的實行,導致公立醫院也培養了一批富翁,長此以往,醫療不再是人民應該享受的社會福利待遇,一些中國人病死在醫院門口,這引起廣大基層群眾的憤怒,這種憤怒將指向政府的監管不力。而越來越多的領域在開始產業化時,似乎忽略了社會效益的重要性,這就象一首歌所唱“道義放兩邊,利字擺中間” ! 中國資產階級的生活可謂是窮奢極欲、紙醉金迷,政府對這種生活是限制報道的,理由是怕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可是每個城市中,在那些高檔消費場所,有錢人和有權人過着天堂般的生活,他們並沒有生活在真空;當他們坐着飛機到國外豪華消費時,卻有無數的中國人在為溫飽而忙碌着,這些權貴們引起廣大基層群眾的反感是必然的。中國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有些人簡單地理解為這是“仇富”情節在做怪。其實對那些奉公守法、勤勞致富、為官清廉的權貴,中國人一向抱着欣賞和崇拜的態度,中國人表達反感的是利用財勢來欺壓群眾的行為和現象。中國幾千年的改朝換代,不是因為人們仇富,而是社會不公平、不公正的環境達到一定程度時,基層群眾因為無法忍受而推翻政權,這是人民起來革命的主要原因。 中國資產階級在發展初期,往往與黑社會勾結來保障自己的權益,我們看到許多被抓的各級人大代表常常有涉黑背景,這些資本家被社會批評和反對;當中國資產階級日漸成熟後,開始象八爪魚一樣,將觸角伸向了各種領域,其中包括滲透政治領域,也就是說中國的資產階級在逐步掌握權力,這種權力的掌握是由下而上的,中國社會的基層面已經處於這樣一種狀態:有錢人有權,有權人有錢,二者互相聯繫、緊密結合。這種現象的可怕在於,法律有時不是維護社會公平、公正的公器,而成了保護有錢人、有權人不合法利益的私器,使一些中國人莫明其妙的變成弱勢群體;這是因為即使有財勢的人,碰上更強大的對手,也往往成了財勢較量中的受害者,這同樣涉及到了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 為什麼中國政府提倡“以法治國”,就是因為在一個不公平、不公正的社會中,被損害利益的是每一個中國人,例如公檢法人員可以說是強勢群體了,可他們也在特定場合成為弱勢群體,而這種傷害往往是無可奈何的;當誰的拳頭硬、誰就擁有遊戲規則的決定權時,我們便看到強中更有強中手,社會成了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自然界,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結果,是每個人都沒有安全感。既無權也無錢的廣大基層群眾,在社會流行強人遊戲的時候,必將一直處於下風。中國社會在逐漸文明進步,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越來越富裕,可是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並沒有減少。為什麼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仍然不買政府的賬,應該值得我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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