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882)》批評(上)
——兼論自在的歷史與寫在了書上的歷史
武振榮
1、 歷史學有進步嗎?
自有人類存在以來,歷史的自在的長河就一直流淌着,而人類——這個以後壟斷了歷史
的存在物——最初也不過是流淌的河中所產生出的“魚兒”。可見,在“魚兒”有意
識、會說話、能夠把自己的“故事”傳達給別人的時候,就有了歷史這樣的東西。當然
,它最初是口頭的,最後就慢慢地產生出了由文字記載的歷史了。
因此,歷史學和宗教雖然是人類古老文明的最值得驕傲的產物,但是它也和宗教的性質
一樣,在接近它要敘述的對象——歷史長河(相當於宗教上的上帝)的時候它總是顯得
那樣的蹩腳,那樣的不如人意,就好象宗教總是在上帝到不了的場合中歇腳一樣。因此
雖然說我們人類已經到了21世紀,但是人們要知道和了解把21世紀給“流”了出來的歷
史的長河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世界上現有的如汗牛充棟一般的歷史著作和藏書卻告訴不
了我們什麼更多的東西。可見,歷史學不過是收集了歷史長河上曾經有過的漂浮物而已
,所當歷史學家把這些東西當成寶貝一樣的收藏起來時,歷史長河裡的水卻默默無語地
流淌着走了。正是看透了這個現象,才產生了“子在川上曰:‘逝着如斯夫,不舍晝夜
’”的中國哲人的偉大嘆息聲。
就上述的意思來看,歷史學不可能產生出如物理學、化學那樣的進步現象,但是它同宗
教一樣也還是留下了一個力求進步的軌跡。因此當我們翻開歷史學方面的偉大典籍時,
最偉大的歷史書籍都不過是給我們提供了不同時期的歷史長河的漂浮物的標本而已,正
是面對這些東西,最偉大的歷史作品才要求後人沉思——深刻的沉思、不斷的沉思。如
果歷史書告訴人們在某一個時間上事情是那樣發生的和這樣結束的話,那麼,人們一定
要通過自己的思考,憑藉想象把那些擺在了自己眼前的曾經漂浮於歷史長河之上的東西
連同歷史長河給“復原”出來。因此這樣的事情等於被迫你得逆時針的回到那個不可逆
的時間中去,於是,你就會同流行科學幻想電影中的人一樣地進入“時間隧道”,那裡
除了一片混沌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要知道歷史之於我們人類有一種強迫的作用,也就是說它是不依人們的意志、偏好而存
在的,因此人類是離不開歷史的,就如魚兒離不開水。好歹,我們人類在蒙昧的時期就
已經產生出歷史意識,於是,通過對歷史長河的漂浮物的占有,我們就可以說自己掌握
了歷史。其實,這樣的事情同在宗教上我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兒女一樣,都有一種自我
慰藉的意義,因為就憑我們自己抓住了幾片歷史長河的漂浮物,不就是可以對歷史的長
河發表議論了嗎?
在這篇題為《〈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批評》的文章中,我在正題前說了上述這些看
起來是“題外話”的話,是有一個意思的,那就是在這篇小文章中,我不是只從歷史問
題的細節入手提出我個人的見解,而是從寫作和主編此書的著名的漢學專家羅得里克、
麥克法夸爾等人就這一段中國歷史的理解的角度和特殊的審視方式出發提出我之意見,
因此這樣的方式就有一點“哲學”的味道。
2、關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那麼《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以下簡稱《
劍橋史》)實質上是《劍橋文化大革命史》,因此我作為從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人,對
於這段歷史就特別的敏感,自然在閱讀它的時候,是一個“別有用心”的讀者。又如果
認為歷史書——即那些最好的歷史書——的敘述的功能是提供給讀者們一種深刻的思考
的話,那麼,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歷史學著述一定會受到人們的多種解讀。
文化大革命——這東西和《紅樓夢》一樣,是一種地地道道的中國產物,你在全世界任
何的地方是發現不了它的,因此,這個意思反映在《劍橋史》中就是作者們對馬克思主
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這樣的非中國性質的東西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了一提,不象有
些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專家那樣,非得要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去尋找“根源”,把一個“中
國貨”一定要說成是外國的。就這樣的態度來講,這個以麥氏為主的寫作班子對待中國
事物的精神是嚴肅的、認真的,沒有西方人對中國事物通常容易產生出來的偏見,對文
化大革命的評價也是褒貶適中的,亦沒有中國人特有的那種從“教育”中接受的強迫性
的觀點,當然,在研究工作中也沒有中國人頭上戴的那種“緊箍咒”,因此,作為一部
記載重大歷史事件的書,它基本上是“客觀”的、公正的。
但是,正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史無前例”的運動,所
以,在記載這個運動時作為大歷史學家也會同普通人一樣地遇到如何理解它的問題,在
某種意義上,歷史學家也不過是要給人“講故事”,因此他們“講”什麼樣的一個“故
事”的問題就變成一個好象不是歷史學而是“哲學”的問題了。如果說他們所書寫的歷
史著作有着幫助人們理解歷史的那種功能的話,那麼,在理解他們所書寫中的那一段歷
史方面,他們應該是率先垂範的,但是恰恰是在這樣的問題上,《劍橋史》卻沒有能夠
很好地幫助我們,它說出來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和鄧小平的文化大革
命的“中和”,以至於象我這樣的以“滿腔熱情”曾經參與了文化大革命並且在文化大
革命中的確發生了“靈魂上的革命”的人讀起來,感覺到不倫不類。文化大革命是一個
“非常”的事件,但是由書本給我們敘述出來的事件卻是面貌平常的東西。正是發現了
這樣的現象,我就充分的理由懷疑自在的歷史和由歷史學家所寫出來的書本上歷史的是
不是同一個東西?如果說後者是對前者的“發掘”的話,那麼它所“發掘”的那部分在
前者中占有什麼位置,而這樣的位置在意義的系統中又居於什麼樣的地帶等等就都一一
成為問題了。
用“編碼”的技術來解釋歷史的話,那麼“歷史長河”之水就可以變成為假設上的“無
意義”,於是歷史學家就有可能失去“歷史事實”的“島嶼”,而正是這些“事實的島
嶼”才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的偉大的歷史學者。但是“編碼”的技術如果能夠整理出一個
對比的意義的系統,並且在把其中的最有意義的故事講述出來,那麼,歷史學就獲得了
一個現代的意義。就這一點來批評,《劍橋史》中所反映出來的思想還沒有超出毛澤東
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範圍,它總是在一個原有的意義範圍內打轉。因此,作者們即使在
文化大革命最有意義的那扇門(反對共產黨)的門口徘徊着,也沒有打開它,走了進去
,升堂入室。譬如,書中說道:“在文化大革命五花八門的思想和不斷變化的各種政策
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動亂初期以激進方式號召懷疑黨和各種形式的權威。”與此相同
的是,書在已經寫作出了“權威的崩潰”的章節時卻沒有對“權威”“崩潰”後所產生
的解放性“後果”作出議論。
就歷史本身的敘述功能來講,《劍橋史》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樣的水平是我們中
國的歷史學家們很難達到的。因此,對於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來說,本
書給你成功地提供了“文化大革命給人留下了”的“一些直觀的強烈的印象:寬闊的天
安門廣場擁塞着身穿軍人服裝的青年的紅衛兵,他們欣喜若狂,滿懷熱淚地接受站在天
安門城樓上的偉大舵手的檢閱;在各個大城市,黨的老幹部被當成‘牛鬼蛇神’戴高帽
子、掛牌子,跟在卡車後面結隊而行,被他們青年三分之二的紅衛兵驅趕着遊街;還有
充實着把各級領導人打成‘修正主義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內容的大字報……”。
在上面的敘述中,我發現作者們沒有把宋永毅、王友琴所說的那些“文革受害者”的
“主體人群”:“地、富、反、壞、右”放了進去,而僅僅只是提到了“黨的老幹部”
和“各級領導人”,難道這是他們的疏忽嗎?我以為絕對不是的,這是他們對文化大革
命站在一種不同的角度觀察後所作的陳述。在這樣的陳述中,就不可能產生建立文化大
革命的“受害者”的文本所需要的內容,因此作者們在沒有可能出示文化大革命的“解
放”內容的時候,卻拒絕了使用“受害者”的收藏夾對它的收藏,這已經是一種很有價
值的方式和方法了,且不說西方社會的許多的人對運用“受害者”收藏夾收藏文化大革
命意義一事情有獨鍾。
如果歷史學僅僅是記事的話,那麼,我認為這本書已經滿足了記事的需要。但是,被記
載的事情如果有一個內在的意義要求着意義釋放的話,情況就有些特別的了。在這裡,
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自在的“歷史長河”並不是鄧小平理論中的“實踐”,它不可能
說出自己對“真理檢驗”的“結果”,它倒是更象物質的江河一樣,除了在險峻的地方
發出咆哮外,平時間總是默默無聞地流淌着……。因此“歷史說什麼”的問題是懸而未
決的。文化大革命中,經人們之口已經說出來的那些東西,其實不是文化大革命這一段
歷史要“說”的,因此,書寫文化大革命歷史的困難就存在着意義的識別和意義的組織
,而這樣的事情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無先例可尋的。
關於毛澤東思想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把《劍橋史》看成是傳統式的中國編年史,作者們站在了歷史的公
正的觀點上對這一段歷史的事件作了一個以時間的先後次序為主的編排,編排中的歷史
事實的意義是什麼,作者們好象並不特別的關心。這也就是說,作者們不說“歷史說什
麼”的問題,而是要說“歷史發生了什麼”的問題。如果我們不看這一卷書的第一章“
1949——1976年的毛澤東思想”的話,就可以這樣肯定地說。可是此書的編排卻是很有
特色的,好象是要故意地突破中國傳統編年史的限制,而特意地安排了毛澤東思想的內
容。正因為如此,我們把它看成是一本編年史的書就很有問題。如果說我的理解不錯的
話,那麼這本書把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震驚全世界的事件放到了一個“思想”的框架中去
解釋卻是很有價值的方法,這樣的方法如果貫穿到本書的全過程中的話,那麼此書就有
可能變成目前世界上公開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中的最好的一部了,可不是嗎?沿着這樣
的思路走下去,本書的作者們就無意識地把毛澤東從世界上許多學者們已經作成了的
“希特勒——斯大林”的專制人物系列中拉了出來。因此即使如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殘暴的運動”,但這個運動的發生和形成出於一種“思想”或者說
它受制於一種“思想”的“影響”的看法卻是非常傑出的,特別是當鄧小平等一伙人在
把1966年的毛澤東思想看成是“災難”的根源的時候,作者們就為這種“思想”作了一
個多少具有“思想”的辯護。
也許正因為如此,本書從理解毛澤東思想起而書寫文化大革命,就不失為一種自己的創
造。於此相應的是本書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和批評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我的看法中
,許多的中國毛澤東思想研究的專家們也對之望塵莫及。譬如,書中以十分肯定的口氣
說到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3種不同的含義”,因此實際上提出了“至少有3種”毛澤
東思想的論點;“首先,它通常是指毛本人的思想,它由毛漫長生涯中的各個時期著作
的原始資料體現出來。其次,是指在中國從50年代起直到毛逝世(或1978年12月的3中
全會)為止被賦予特殊含義的毛澤東思想。……第三,如同今天的中國人所使用的那樣
,它是指毛所寫的全部著作中的被視之為正確的部分,包括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和
其他人的著作對毛澤東思想的某些成分做出補充和進一步的發展,但是不包括反映了毛
‘晚年錯誤’的著作”。正是看到一個“指導”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的“至少3種”部
分,所以,在這裡我認為就可以“至少”在理論上區別出“3種”文化大革命,如果是
這樣的話,那麼,《劍橋史》就有可能接觸到文化大革命的多元性的問題;可是呢,這
本書在後面的內容中沒有堅持這個可能正確的研究方向,實際上同中國社會上那些已經
公開出版了的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一樣,事實上把它看成是一個“一元”的毛的運動,這
就使這一套在世界上應該享有很高的聲譽的歷史著作的價值大打折扣。
其實,以我之陋見,“3種”毛澤東思想的分類雖然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方式,但是,被
分類的對象卻是“官方”意義上的毛澤東思想,因此這樣的分類根本就沒有考慮到文化
大革命中還存在着一個“人民”的毛澤東思想——正是它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靈魂
”。所以我認為要抓住文化大革命的最關鍵的部分和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必須對毛澤東
思想做出“官方”和“人民”這樣的兩種分類,不然的話,文化大革命的“動力”、
“力量”、發生的原因和真相任何人都不可能搞明白。
所有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專門家如果沒有發現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澤東思想有一個“人
民”的版本或者“人民”的品種,那麼他們的研究即使有更多的發現和發明,我相信也
不過是抓住了文化大革命的皮毛,外國的、中國的統統如此,概莫例外。設計中的文化
大革命是一個共產黨的運動(這一點本書已經講得很明白了),只因為中國人民參與程
度之廣泛、參與情緒之狂熱和參與行為之迅猛而很快地就突破了共產黨的框架,在不到
3個月的時間內它已經變成了一個中國人民的偉大運動;正因為這個運動不是文化大革
命所預先設計和想象的,所以,它在本質上是一個“非法”的和不被承認的運動,但是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毛澤東卻一反常態地承認、支持、縱容了它,甚至是給它火上加油
,使它的性質和面目就難以辨認了。如果說在這個時刻中,毛澤東是中國社會的一個最
大的“法律圖章”,那麼經它這麼一“蓋”,一個本質上“非法”的人民運動(因為它
是反對共產黨的)就披上了一張“合法”的“外衣”,而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你不揭開
這張“外衣”,你怎麼能夠發現它的真面目呢?就這個意義講本書在沒有論證文化大革
命時,先研究毛澤東思想就給我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作者們似乎要揭去這張“外衣
”。
因此本着書中的關於毛澤東思想“3種”分類的同一方式,我們如果對毛澤東思想做一
個“一分為二”後發現了一個“人民”的毛澤東思想,那麼,研究這個毛澤東思想在文
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你就可以理解“7億人民”的運動了。若不是這樣的話,任你怎樣
地用功,你總是在“3個人”(毛、林、周)的運動上打轉,大不了你會在“7億人民”
的運動上套上“3個人”的運動。話又說回來了,要叫外國人理解文化大革命中普通人
腦海中的毛澤東思想,那是很困難的事情,因此你即使象本書的作者們一樣地認為人民
中間的毛澤東思想有一種“特殊的含義”,你總還是說不出它到底“特殊”在哪裡?譬
如說,你能夠說出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澤東思想在我武振榮腦海中是什麼樣的一種存在物
嗎?也就是說,社會上的、官方的毛澤東思想你能夠認識,但是那個“溶化在我的血液
”中或者說“鑽進了我腦子”的毛澤東思想是什麼?你就完全地辨認了不。事實上也是
這樣,別說是外國人或者外人,就連當時的我自己也還是認它不清楚的,在文化大革命
那2年零11個月時間中,我一直把我自己的內在的“活思想”當成是異於我的外在的毛
澤東思想。
結論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真正的“7億人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受“社會上的毛澤東
思想”的指導——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與這樣的情況並存的是而且比它重要的是也同
時地存在着一種每一個人自己的毛澤東思想,這種毛澤東思想在字樣上或者說在外表上
同“社會上”的毛澤東思想一樣,但是它是在“接受”社會上的毛澤東思想過程中的一
個產物,是因大量摻進去了被接受者自己的東西,最終變成一種被接受者的創造物,真
正“指導”運動的就是這個毛澤東思想,解讀它是任何的一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必須
做的事情。但是在現有的可供研究的資料中,這樣的毛澤東思想是很難被提到研究人員
的桌面上的。原因很簡單,這種毛澤東思想是“活”的(那時叫“活思想”),是在風
起雲涌的年代裡附帶着思想者本人的情感的東西,而擺在了研究者桌面的毛澤東思想卻
是“死”的,是思想的“外殼”,如蟬蛻一樣。
關於紅衛兵運動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地說,理解文化大革命實質上就是理解紅衛兵運動,因此對於不
理解紅衛兵運動的人來說,他們就不會理解文化大革命。為什麼這麼說呢,我認為,文
化大革命的歷史可以說是紅衛兵運動在城市和農村的重現的歷史,是數以千萬記的普通
市民、工人和農民以及一般的不當權的幹部在不同的時間段上變化成為紅衛兵的歷史,
他們之間的運動過程甚至可以說是在不同的時間上對紅衛兵運動的“克隆”。“克隆”
中,不但是紅衛兵的組織方式、行為方式被“複製”,就連紅衛兵中的派性、對於毛澤
東個人的“忠”以及戴在了紅衛兵胳膊上的袖章也完全地、一一地被“複製”了。《劍
橋史》的作者們也許已經對這樣的問題有了意識,所以,我們在書中就只發現了對紅衛
兵組織的專門的分析和研究,而對那些工人的組織、農民的組織則是一筆帶過。
儘管在本書的第二章中,出現了“走向對抗”、“權威的崩潰”、和“奪權”這樣的題
目,但是書中的具體的內容卻沒有圍繞題目論述下去,而是說了寫許多的與題目關係很
少的內容。譬如,在“走向對抗”的那一節,作者們根本就沒有點出紅衛兵運動對抗的
是學校和社會上的共產黨文化、共產黨教育體制和共產黨政治體制這樣的內容,沒有看
到紅衛兵作為共產黨政治和文化的“新生代”對共產黨造反的這個現象,也沒有解讀出
他們其所以擁戴毛個人實質是對黨的集體和黨的制度對抗的一種副產品。譬如,在說到
“權威的崩潰”時沒有點明“崩潰”了的“權威”是“共產黨權威”(雖然也在字面上
有這樣的話),也沒有交代被“奪”了的“權”是“共產黨權”,這樣做的結果是20世
紀60年代全世界範圍內的一場反對共產黨的最偉大的政治運動的意義就被淹沒在了共產
黨內的“路線鬥爭”這樣的毛澤東“思想”當中而不可辨認的了。
在分析具體的紅衛兵問題的時候,作者們所持之觀點是那樣的膚淺,以至於我都不敢相
信這是世界上一流歷史學家們的觀點,可不是嗎?書中說出來的話都令我這樣的當過紅
衛兵的人感覺到可笑。在說到“紅衛兵中所產生的分化”的問題時,作者們告訴我們:
“在很大程度上歸根於60年代前期教育政策的缺欠,出身於幹部或者軍人家庭的學生,
主張紅衛兵運動應該在黨的領導下,並且力圖使對黨的機構的批判有所節制。他們希望
這場廣泛的運動對準不同的目標:知識分子、學者、資本家、地主和中國城市裡一切資
產階級文化的痕跡。與此相反,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學生,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消
除他們在60年代前期所受歧視的機會,那個時期強調把家庭出身作為升大學、入團和安
排工作的主要條件。從他們的角度看,紅衛兵運動提供了一種空前的機會,即證明自己
革命覺悟的程度,這一點比自己令人生厭的家庭出身遠為重要;紅衛兵運動還使他們發
泄對黨的機構的不滿合法化。”
在上面所引證的話中,我們發現作者們對這樣的一場真正“觸及”了億萬中國人民“靈
魂”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是多麼的膚淺,他們事實上把一場共產黨社會中的“新生代”
對共產黨制度和文化造反這樣的一種非常罕見的意義重大的偉大運動放到了一個多麼平
庸的分析架構之中了,以為文化大革命好象是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學生造反而“幹部軍人
家庭出身”的學生保守,殊不知文化大革命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和傳統的“社會主
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又有什麼區別呢?1966年運動的最主要的特點和特徵是社
會基層中的一貫積極擁護黨、積極跟黨走的人在一個忽然的時間內變成了“造”自己眼
睛能夠看見的黨組織“反”的人。因此面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分歧”,你如果用運動初
期那種曇花一現的“保守”與“造反”的現象去解讀它,你就根本不會認識文化大革
命。在1966年的中國,雖然在人們的觀察中,只有一個文化大革命,可是呢?這個文化
大革命處在真正的“暴風驟雨”式的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每一個環節都好象是與前一個
環節脫節的,因此,你的認識如果停留在某一個環節上,你就等於失去了整個的文化大
革命。上面所引證的有關紅衛兵有的“分化”的那種分析如果把他移之於對1966年5-7
月的紅衛兵運動的分析,我認為也許不失其價值,用他來套整個的紅衛兵運動那簡直可
以說是“笑話”。
在分析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事情上,你如果和本書的作者們一樣,持這樣的觀點,即人們
在運動中象運動前那樣的“僵化”或“僵死”你就完全地錯誤了。在這樣的一個“史無
前例”的偉大運動中,除了社會上那些一貫可憐的人(地、富、反、壞、右)的身上和
思想上沒有發生變化外,幾乎可以說是所有的人都面臨了一場因“觸及靈魂”而產生的
變化;在經歷了這種變化之後,你感覺到以前的你不過是白活了一場。你前,你認為一
個黨支部都不會犯錯誤,所以反對黨支部書記就是“反黨”(這是“昨天”的事情),
現在你的“大炮”可以直接地“轟擊”縣委、省委、中央局黨委,而這樣的行為竟然是
革命。在這裡你如果認為中國人民是“黨中央毛主席”直接領導和管理的,那麼你肯定
體會不到造反所帶來的解放,但是當一直管理和壓迫你自己的和具體對你實施統治和管
理的機構、人,因遭到了你的“炮轟”而“完蛋”了的時候,你就會體會到“服從遠方
的君主就是自由”的密爾的話的正確性了。又如果現在你能夠隨心所欲地寫大字報反對
你能夠看見的各級黨組織(黨中央毛主席你事實上是看不見的),如果你能夠隨心所欲
地和你周圍與你一個鼻孔出氣的人結成“戰鬥隊”,如果這樣的“戰鬥隊”又隨心所欲
地表現自己,不申請就遊行、就示威、就罷課、就罷工,到處散發傳單,到處貼標語,
有口才的那些誇誇其談之輩又到處的發表演講,用最美麗的辭藻譁眾取寵,又如果你一
下打破了這個社會一貫的禁制,邁開自由的雙腳用“革命”的名譽去遊山玩水——所有
這些意義你應該如何的安排,我就不得而知的了?且不用說在運動前,你認為自己是
“大海里的一滴水,崑崙山上的一棵草,”運動中,你把自己看成是“泰山頂上的一棵
松”,可以改變世界顏色的一個“兵”等等內容。
關於動亂
但是,你如果和《劍橋史》的作者們一樣,把上述這一切放到“動亂”中去解釋,我就
很是納悶;退一步說,如果認為這是一場“動亂”,那麼,它僅僅是“政治動亂”,也
就是說正因為“17年”“一貫制”的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社會出現了這樣的“政治動亂,
”所以從政治上解放人的事情才有可能產生。進一步說,當解放運動中所湧現出來的民
主和自由這樣的政治上的“新生事物”還沒有來得及被組織到秩序中時,運動就因為自
身的原因而消解了。就這樣的情況來看,《劍橋史》所說的“動亂”和鄧小平們所說的
“社會大動亂”還是有區別的。
如果要認識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事情,有這樣的一個方法可以憑藉,那就是你得先看一看
在專制社會中生活的人如何去認識民主社會秩序的。這樣以來,你就會發現,在世界上
的哪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中,不把民主的國家視之為“動亂”呢?就在去年10月份,很
有權威的《寮望》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還大罵“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是“亂轟轟,你方
唱罷我登台”的《紅樓夢》現象的重複。就這樣的意義分析,毛澤東把1966年的運動定
義成為“革命”的確是有幾分勇氣的,也是多少有一點“思想”的。可是,問題在於當
毛澤東的在1969年4月以後的政治努力是要想着完全地消除66運動的民主、自由的意義
和影響時,人們才發現他事實上是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反對者。正是
這樣的意義沒有被《劍橋史》的作者們發現,所以,他們在寫作這一段歷史時顯得非常
的懵懂,他們的工作充其量是把毛澤東的剩餘意義和鄧小平的多餘意義給平衡一下罷
了。
文化大革命給人們的印象的確可以用一個“亂”字去概括,因此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
場“動亂”,這不是1982年以後的事情,這樣的看法在1966年的8月——1967年的元月
是非常流行和非常普遍的,在中國人民自己的看法中,這是真正的“天下大亂”,各級
共產黨的機構象紙糊的房子一樣地被紅衛兵造反派的“火”(把時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
“火燒某某”)給“燒毀”了,坐在房子裡的黨的一貫化身的人們給紅衛兵造反派象老
鼠一樣地拉着遊街……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又不是一個派別,所有的組織都處在了嚴重的
普遍的分裂狀態,一個“革命”被不同的人群用不同的語言給表述出了不同的內容,而
任何的一個被表述的內容都在表述者那裡被看成是“絕對真理”,社會上雖然被公認的
“毛澤東思想”是“檢驗真理的唯一的標準”,可是你知道嗎?這樣的標準不是物質的
尺子,也不是物質的秤,它由誰掌握就偏向誰,所以完全的無用。我作為那個時代過來
的人告訴你,我和我的對方派人物在爭論誰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的擁護者的問題時,一
直爭論到我們的組織解散時為止也沒有個結果。所以情況是:任何人都認為社會失去了
秩序,可是,你仔細地一看,任何人又生活在秩序當中,自治組織的網絡象魚網一樣地
套住了任何一個想在革命中渾水摸魚的人。就是說,你要發揮你個人在作用,你就得參
加一個特定的組織,並且在這個特定的組織中占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影響別人的位置,因
此,在這個已經把億萬中國人民卷了進去的偉大運動中,惟獨毛和他身邊的那幾位人物
是例外的沒有正式參加一個即定組織而可以發揮影響的人,但是就連這一點也不是絕對
的,毛和他的戰友們卻都帶上了紅衛兵的袖章,象徵性地表明他們是某一個紅衛兵組織
中的一員。
因此如果我們從共產黨的角度看待問題,這的確是“天下大亂”,不是“小亂”,但是
不知道出於什麼樣的原因,毛卻一反常態地認為這是“革命”,並且說,對“天下大亂
”作出了“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判斷:“我看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如果說在
這裡我們同本書的作者們一樣地認為毛的判斷發生了錯誤,那麼被毛所判斷的事物本身
是不是錯誤的,這就是問題的焦點了。在這裡,如果認識不到毛的這一判斷是不同於共
產黨政黨的判斷,是打破了共產黨傳統判斷問題的方式後的一種新判斷,也是一種完全
意義上的“個人”判斷的話,那麼1966年事變意義的精華部分就不會被你收取。我個人
是這樣認為的,在所有人類歷史中,如果不給出一個“動亂”的空間以準備安排民主和
自由的價值的話,那麼民主和自由這樣的東西就一直會以畫餅充飢的方式存在。1966年
以前的中國,情況不就是這樣嗎?那些數以千萬的未來的紅衛兵們誰不認為自己生活在
“最民主、最進步、最先進”的社會中呢?如果說這一切都是真的,那麼文化大革命就
是一場浪費了。紅衛兵運動的最偉大的發現是:“我們自己仍然是受壓迫的一代”!因
此解放自己和解放社會、解放人民的行為才構成了這個時代的最偉大的價值。可惜,在
劍橋——這個如此富有自由傳統的大學所出的歷史書中,這樣的意義也不過是隱隱約約
地存在着。
所以,我本人並不反對《劍橋史》關於“中國在動亂中”這樣的提法,我只是說這樣的
提法如果無助於人們理解中國的“66民主”出於“動亂”這樣如此肯定的事實的話,那
麼這本書的積極作用就值得懷疑的了。我雖然不敢說自己對“66民主”就很了解,但是
我可以肯定它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的人的所鼓吹的“穩定團結”是完全不同
的一個東西,是一個完全新的政治在“生產”階段的必然地表現。因此,如果要叫我對
民主和專製做一個對比的話,那麼,我認為民主政治是“動亂型”的,而專制政治才是
“穩定團結型”的。民主政治允許動亂,不僅如此,當民主的政治在認為“政治穩定”
達到了一個時間點的時候,就一定要運用制度的方式“製造”(請許多我用這個詞)
“動亂”;所以到最後,“動亂”在民主中變成了一種秩序。這樣的觀點如果運用到
“生產”中的民主上面,它的“動亂”的痕跡就非常的清楚。眾所周知,1966年的民主
是一個“生產”中的民主,這樣的民主帶上“動亂”的帽子好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如果說民主是一個普世的價值的話,那麼在認識民主這樣的事情上,我們回到300年前
馬布利神甫的觀點上去,看一看他是怎樣地議論英國人在“動亂”中“得到的好處”的
事情不是就很有意思的嗎?作為法國神甫的馬布利在分析英國的1640年後的內戰時,就
以非常尖銳的目光看到了價值,他說,英國人從“動亂”中“得到了許多好處”,其中
,“自由”和“愛國主義是這種動亂的產物。”基於同樣的認識,他反對“安靜”,明
確指出:“凡是能夠理解人心的人,都不主張安靜,因為安靜可以使公民麻木不仁,並
必然導致法律的廢止。”他以羅馬的例子論述道:“如果那時的人民甘願安靜,不久就
會被貴族奴役,而我們現在也就不會知道羅馬人這個名稱了。相反地,由於他們不斷地
爭吵,引起了公民之間開展競賽,才使政府達到高度的完善。”但是非常遺憾,在面對
中國社會的“66民主”時,古典民主的意義竟然被我們的英國大學的歷史學家們給迴避
了,似乎一個“動亂”的“子宮”除了“產生”混亂外,就沒有生產出“夭折”了的民
主的“胎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