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的九大挑戰 行賄與腐敗：華為的全球商業模式

送交者: 李亞軍 2019年03月29日11:34:1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呂亞洲 進入2019年，中共對重大風險的警覺性驟然升高。習在省部級領導幹部研討班的開班講話中強調要有底線思維，防範化解來自各個方面和領域的重大風險，確保政治、意識形態、科技、社會等安全。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更是直接將“顏色革命”作為今年的主要挑戰。中共此種風聲鶴唳，嚴防死守是神經過敏的反應，還是他們直接感受到了危機就在眼前？ 坦率地說，習上台後，中國社會積累了大量的問題，有些問題非常嚴峻，足以構成挑戰和衝擊。這些問題和挑戰有： （1）經濟增速長期處於收縮通道。改革40年，中國大多數年份平均10%的增長構成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礎，然而最近幾年，高增長不再，且經濟下行的趨勢在未來幾年也難以得到緩解。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定在百分之6至6.5區間，就是一個嚴重信號。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就中國的國情言，未來經濟增長不能低於6%，否則會出大問題。原因在於，雖然中國經濟體量龐大，但仍需要有一定的增速去解決只有靠增長才能解決的問題。若經濟增速過低，以前被高增長遮蔽的問題和矛盾就得以顯露和激化，影響到就業、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社會保障，以及其他各種支出，削弱中國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 （2）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相對剝奪感逼近人們的心理底線。40年改革雖然在絕對意義上提高了民眾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相對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擴大，這種情況近年尤其加劇，甚至影響到絕對收入的下降。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已突破國際公認的0.5心理防線。貧富分化不斷惡化不但會制約中國的經濟轉型，也將產生嚴重的政治後果，如階層對立，尤其是中產階級的重新貧困化等。 （3）權貴利益集團的滋長與頑固。中國改革的一大後果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而它們多半是以官商一體的形式出現的，權力全面滲透進經濟和商業活動，形成了所謂的官家或權貴資本主義。中國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很大程度上被這些權貴利益集團所左右、影響和消解。習的反腐雖然打掉了其中的一些權貴集團，然而，他們的財富不過是轉移到另一些權貴集團手裡，民眾並未得到財富轉移的好處。 （4）鄉村潰敗與城市流民。中國是一個二元結構社會，二元結構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城鄉，城市的繁榮與農村的衰敗形成了鮮明對比。雖然中國的城市化率最近幾年增長很快，已經超過50%，一半多人口生活在城市，但這種城市化是虛假的、沒有實質內容的城市化，原因是城市化以掠奪農村為代價，其城市化政策並未使過億的城市農民享受政府普惠的公共服務。在經濟困難時，這種情況更突出。從而在城市產生大量流民，長期看，將對基層政權的穩定和城市社會治安，帶來嚴重挑戰。 （5）社會分化與階層對立。中國社會也呈現出高度分化和對立的特點。不僅城鄉分化和對立，官民之間，底層民眾與上層精英之間，乃至不同思想流派和知識分子之間，也產生嚴峻對立。上層的凝固化與下層的碎片化，官民的衝突，知識精英的相互拆台，使社會整合的難度空前加大，無疑不利中共統治。 （6）互聯網政治。網絡的出現特別是自媒體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生態，提升了全民尤其是底層大眾的民權意識，形成了中國特有的網絡政治。網絡揭醜和抗爭雖然減少了民眾廣場運動的可能性，但由於網絡傳播的即時、擴散和放大效應，其壓力同樣不可小覷。目前，中共一方面加強對新媒體的管控，打壓異議聲音和網絡媒體，將民眾驅趕到廣場；一方面用官方的新媒體引導輿論，但總體而言，其治理嚴重不適應互聯網時代的現實。儘管阿拉伯之春沒在中國出現，但未來不排除此種可能。 （7）民族矛盾急劇上升。中共民族政策未能做到與時俱進，經濟的發展反而成為民族分裂的一個催化劑。在過去第三波民主潮流的影響下，中國的民族矛盾也以爭取民主的形式出現，雖然這些年來中共對藏族、維族等民族的打壓不遺餘力，導致他們爭民主的努力受挫，但民族分離運動也在這種打壓中形成，挑戰國家統一。 （8）腐敗和政治認同的流失。腐敗既是公權力濫用和國家治理失敗的結果，同時亦會惡化大眾對政權的認同。中共的腐敗已經失控。雖然習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抓了許多高級官員，然而，並未能改善各級政府嚴重的信用赤字，官民和黨群的對立進一步加深，裂痕進一步加大，這將瓦解執政根基。 （9）地緣政治惡化。過去幾年，由於習實行的一系列魯莽的對外擴張政策，導致中國的外部環境和地緣政治惡化，特別是中美的全面較量和衝突使得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矛盾空前緊張。外部環境的惡化會壓縮中國的國際空間，導致經濟的內捲化，並催生和激化國內已有的各種矛盾。如果未來地緣政治環境仍然處於緊張態勢，無疑非常不利統治。 需要指出，上述問題和風險不是單一和單向作用，而是互相影響和強化，它們形成合力，構成重大挑戰。儘管中共目前能夠採取強力維穩手段將各種挑戰政權的力量壓制下去。但如果不能改善治理，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重建合法性，靠鎮壓終非良策，而且事實上也不可能。 據中共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40%的國有企業都是虧損的。 2013年，這一切開始逆轉了。銀行提供給私企的信貸急劇縮減。2013年是57%，2.6萬億元；到了2016年驟減到6200億元，只有11%。而同一時間，國企獲得的信貸卻激增，從35%猛漲到83%。 但是中共看重的好像不是國企的掙不掙錢，而是看重國企能夠幫助中共維持統治和鞏固權力。所以儘管國企賠錢，北京當局也大力支持，提供越來越多的貸款；而民企再賺錢也要抑制，這就是中共特色。 沒有政策支持和資金來源的民營企業，最終只能面臨着“被擠出局”的境地。據《深圳日報》報導，截止到去年10月，中國有1/6的民營企業倒閉，740萬的人口返鄉，整個中國出現了企業倒閉潮和工人失業潮。 這種政策轉向和實際的變化是什麼？所以不斷有專家學者批評中共的“國進 民 退”，體制內的人士也紛紛批評北京當局在“開 倒 車”。 開南大學副教授張正修撰文表示，失去了帶動國家經濟發展引擎的民營企業，中國經濟在“國進 民 退”的政策下，正在走回頭路。 行賄與腐敗：華為的全球商業模式 在阿爾及利亞，一名華為高層經理被判犯有行賄罪行之後，華為被禁止參加政府項目招標。 在贊比亞，華為接受了調查，罪名是華為在一個農村地區修建移動通訊塔的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合同中行賄。 在所羅門群島，華為被指控向執政黨支付數百萬美元的賄賂以得到一個海底光纜的項目合同。 以上這三起案件，外加近年來另外幾起案件，被控方都是華為科技有限公司，後者因剽竊知識產權與間諜活動的指稱而正在接受西方國家的調查。 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表示，華為對他們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因此禁止華為在這些國家建設新型最先進的5G通訊網絡。其他西方國家正在考慮是否對華為發出類似的禁令。 美國檢察官上個月指控華為這個由解放軍前軍官創建的公司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法律、從T-Mobile電信運營商盜取商業機密以及鼓勵本公司員工偷竊知識產權。 有關華為的國家安全擔憂，讓人略微忽視了這家公司運營的另一面，即華為涉及腐敗的商業行徑。 華為否認這些指控，並稱公司有防範商業行賄的有效機制。 華為公司的一份聲明說，該公司對行賄有“零容忍”的政策。 聲明說：“華為認為，腐敗嚴重損害公平市場競爭，對我們社會、經濟和企業的發展構成了威脅。” 不過一些研究華為商業行為的專家說，華為的行為與其宣稱的政策並不一致。 美國傳統基金會非洲研究專家梅瑟維（Joshua Meservey）說：“華為在非洲大陸活動的不幸事實是，有切實記錄顯示，他們涉及腐敗和其他不正當的商業行為。” 華為在170多個國家有商業運作，年收入1080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訊設備供應商。華為去年超越蘋果，成為全球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第二大製造商。 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政府逮捕，目前被保釋，並因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的禁令而可能被引渡到美國。 華為拒絕承認這些指控。華為在上星期公布的一份致英國議會的信函中否認了間諜指控，理由是如果公司“涉及有害行為，不會不暴露。這肯定會摧毀我們的商業。” 亞洲與非洲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官員和公民社會活動人士都十分擔憂華為的腐敗商業行徑。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前專業雇員凱澤（Andy Keiser）說，華為和規模略小的國內競爭對手中興公司過去12年來在多達21個國家都“受到調查或者被判犯有腐敗罪”。 這包括阿爾及利亞和加納等12個非洲國家，以及菲律賓，馬來西亞，挪威，巴布亞新幾內亞，蒙古，所羅門群島和中國本身。 凱澤去年6月在國會作證時說，“中興與華為在全球範圍內聲名狼藉。” 華為腐敗商業行為的交易額多達數十億美元。一直跟蹤中國在世界各地投資的RWR諮詢組織估計，華為涉及賄賂和腐敗指稱的商業交易超過了50億美元。 華為被控的罪名既涉及行賄，又包括向政黨非法捐款，目的是換取商業合同和別的商業好處。 在阿爾及利亞的案件中，華為與中興的管理人員被控向一家前國營通訊運營的管理人員和一名商人支付了一千萬美元 ，以換取合同。 阿爾及利亞一家法庭2012年判定這名前管理人員和另外一名商人受賄罪名成立，兩人被判18年監禁。 三名中國企業管理人士也受到缺席審判，並被判處10年監禁。 阿爾及利亞政府判處華為與中興交納罰款，並禁止他們在兩年內參加政府合同的招標。 在加納，華為被控向執政黨提供非法資助。華為和其他中國公司也在別的國家被控了同樣的罪名。 2012年，一個反對派組織透露，有證據顯示華為向執政的國家民主大會黨提供了非法的競選贊助，換取4300萬美元的免稅。 問責政府聯盟提供的發票和其它文件顯示，華為在2012年的競選中向加納的執政黨提供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競選設備。 聯盟表示，作為回報，政府將“一項最有油水的政府合同”交給了華為。合同總額1.5億美元，要為政府建設一個電子辦公平台。 華為與加納政府對這一指控予以否認。 華為在所羅門群島面臨類似的指控。2017年，一個議會委員會指責政府授予華為一項合同，修建一條連接澳大利亞的海底光纜。華為為此向執政黨支付了525萬美元的競選贊助。 議會報告說，“委員會認為，這是政府繞過採購要求，向華為授予合同的主要原因。” 華為對這項指控予以否認。 華為在一份聲明中說，“華為作為全球性商業實體，不參與政治。華為禁止全球分公司以任何形式提供政治捐款，即使合法也不行。” 行賄指稱讓華為在南非、阿爾及利亞和巴基斯坦的項目受到了影響。但華為似乎熬過了這些指稱，成為全球5G網絡的一個主要建設者。 路透社對多項公告所作的調查顯示，截至去年2月，華為與世界各地的通訊運營商簽署了25份諒解備忘錄，要試用5G設備。 中國政府近年來打擊國內腐敗，讓華為受到了影響。2017年，華為中國消費商業集團的負責人因受賄而被拘留。 華為表示， 為了杜絕雇員的腐敗，已經執行了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要求管理人員宣誓保證。但跟蹤國際（TRACE International）這個反對商業行賄的組織的負責人拉基（Alexandra Wrage）認為，“如果雇員得到的物質獎勵抵不上那些好處的話，（安全防範的）的效果就十分有限。” 拉基說，“一家企業如果繼續得到政府的財政與政治支持，危險就會更大，因為政府的支持經常為看成是為了追求增長而加大對危險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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