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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作為政治解決方案的儒學仁政
送交者: 冼岩 2005年10月17日15:44:5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冼岩來稿:作為政治解決方案的儒學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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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萬維讀者網 2005年10月17日 12:58 PM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冼岩來稿:近年來,隨着保守主義在中國“浮出水面”,國內一些學者提出現代仁政論與儒教治國論,主張回歸傳統,把儒家學說定為國教,施行仁政,以解決當代中國的執政合法性問題。中國科學院與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是其代表人物。
胡平在《簡評康曉光的儒教治國論》一文中,批評康曉光“拒絕民主,卻沒有對人民如何反對和更換那種不施行仁政的政府提出任何可操作的制度設計”,“如果一個政府不行仁政而行暴政,人民又能用什麼辦法去更換它呢?”

應該說,胡平的指責觸到了現代仁政論的一大軟肋:由於缺少更換“不施行仁政”政權的可操作設計,儒學仁政難以保證政治的長期穩定。在傳統儒學中,仁政論並非執政合法性理論,而是如何達至執政有效性的指導思想。傳統儒家的合法性理論是源於先秦的 “五德終始”天命學說,這種“奉天承運”理論在董仲舒以後被發展成一種精緻的統治工具。由於儒學在中國歷史上成了“獨尊”的御用理論,所以它重點關注的是如何服務於“當朝”,使“本朝”能夠千秋萬代綿延不絕,這是儒家構建仁政論的出發點。至於當統治者不施行仁政時,社會應該怎麼辦?這並非儒家關注的重點,它甚至還是大多數時期儒學需要迴避的思想禁忌;只不過在先秦時期,儒家先哲曾有片言隻語肯定“湯武革命”的正當性。如果需要依靠千萬顆人頭落地的革命才能推翻暴政,這種理論在當代當然不能稱為完善的政治設計。

民主制的優越性在於,它通過定期選舉的制度安排,使社會具有一種定期糾錯功能,錯誤不易積累到極致,遭大多數人反對的領導人也不可能長期占據高位,除非民主程序被扭曲。換言之,民主制具有一種防止“暴君”的功能,它雖然不能保證比在其它體制下治理更有效,但成熟的民主制能夠避免最壞治理的持續,這就是民主制所謂“最不壞” 特性。由於設計了和平更替政府的制度安排,民主制具有維護長期性政治穩定的作用。

但這並不意味着儒學仁政作為一種政治解決方案不可取,即使它不適於作為長期性的制度安排,也可以作為中短期的過渡方案。對於具體的社會、具體的人而言,在長期中,人們都已死去;中短期更有意義,更值得把握。具體到當下中國,由於內部矛盾複雜、外部環境險峻、時刻面臨着危機與挑戰,中國不能專注於遠期理想,只能優先顧及眼前危機;它必須隨時擁有應對內外問題的整全性解決方案。儒學仁政的種種設計,都着眼於改善社會治理的有效性;中國傳統儒家在“治道”方面的諸多成就,不但於西方之外另闢蹊徑,而且更適用於權威政體下的當下中國。

另一方面,民主制的優點“防止暴君”在當下中國並非急須。暴君的出現有兩大必要條件,一是領導人具有足夠個人威望,二是有着不受限制的任期。即使具備這兩項必要條件,暴君之出現也只是一種可能而非必然。鄧小平是最後具備這兩大條件的中國領導人,但他不但沒成為暴君,而且成了歷史上少有的明君。鄧以後的中國領導人再難擁有足夠個人威望,最高領導人最多任兩屆的任期制規定更使暴君難以孕育成形。可以說,仁政加任期制,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備“防止暴君”的功能,從而將社會對自下而上更換政府的需要降到了最低。

西方憲政民主模式對中國的主要不適應在於:前蘇東諸國政治轉型的經驗表明,條件不成熟的民主化過程易導致社會秩序紊亂、國力大幅衰退;越是規模大國,動盪與衰退愈甚。對於人口眾多、資源匱乏的中國來說,政治轉型期的混亂不但會致國勢衰落,而且可能使許多人的基本生存喪失保障,製造大量難民。相對而言,儒學仁政在中國的踐行不需要經歷整體轉型,沒有在轉型中引爆危機、導致整體崩潰的風險。它一路行來,不會損及沿途花草、建築,更不需要推倒重來。

仁政既具有連接現實的優點,能夠作為替代方案解決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它為什麼迄今沒有爭取到執政高層的認同,沒有能夠在中國全面推行?主要有兩個原因阻止了儒學仁政在政治上的復興。

原因之一是由於着眼於改善執政有效性的仁政理論被拔高成合法性理論,使它不可避免與現行體制的合法性理論發生水火不相容的衝突,從而將儒學置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對立面。現行體制是以馬克思歷史決定論作為合法性基礎的,雖然這種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及對政權的辯護性已大幅削弱,但它畢竟是現存體制大廈的根基。將仁政作為新的合法性理論,意味着要更換大廈的根基,其難度與風險顯而易見;更何況還有強大的第三者(西方民主憲政模式)虎視在側,伺機待進?

傳統儒學的合法性理論“天命論”已不合時宜,如果當代政治儒家能夠甘居“改善執政有效性”這一治道層面,那麼儒學仁政可以與官方意識形態融洽相處、合作互補。由於東西方理論進路不同,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在理論邏輯上並不直接衝突,可以分道而進,關鍵是在功能定位上不能相互對抗。

這樣做可提高政治儒學在當代的可行性,但是具體到仁政,問題還沒有解決,它還有更致命的弱點。導致仁政論不能被接受的根本原因是:“仁政”的完整意義並不僅僅是執政者“施行仁政”,它同時還意味着“好的治理”,即讓大多數人都滿意的“良治”。這就使仁政的實現不僅僅取決於執政者個人的主觀意願與能力,而同時需取決於是否具備能夠做到讓大多數人滿意的客觀條件。形勢比人強,如果在改革前期即中國全社會都普遍受惠的1980年代提出仁政,相信易獲得多數人認同。但在利益分化已經深入、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的今天,任何改革措施都要在許多人的反對聲中推行。“仁政”的衡量標尺不僅僅是仁義道德,更重要的是全社會的福利增進與利益分配。在人均利益資源匱乏、利益分化複雜的背景約束下,沒有一種執政方式能夠保證讓大多數人持續受益, “仁政”在當下缺少必要的物質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仁政論卻將“好的治理”這一不可能的任務視為統治者的當然職責,其結果必然使民眾將現實中種種不如意歸咎於執政者;由於其中一些問題的解決並非執政者力所能及,因此他只能更多求助於高壓強制以維持社會穩定。這種政府與民間立場的漸行漸遠,甚至各走極端,必然加劇社會結構的剛性。

在這一點上,民主制具有優勢。它讓民眾擁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力,事後不滿意可定期更換。當民眾在不斷更換領導人而社會治理仍不能令他們滿意後,他們就明白問題不在執政者而在客觀條件不具備了,這樣的社會才能具有較大彈性,擁有較大的試錯演進空間。

正如民主憲政在理論設計上的種種優點的實現需要客觀物質條件的配合一樣,“仁政” 得到普遍認同也需要物質基礎。在客觀條件不具體時,社會治理不可能達到“仁政”標準。在一種只能讓既得利益“精英聯盟”做到“有節制的壓榨,可持續的掠奪”的政治現實基礎上,是描繪不出仁政之花的。此時如果執政者高舉“仁政”,不是被視為空洞許諾就會被視為虛偽欺詐;在社會輿論方面,仁政論不但起不到合法性論證的作用,而且必然成為社會批判的武器。正因為執政者體認到在當前約束條件下自己做不到“仁政 ”,因此拒絕接受它作為整全性的政治解決方案,而只是選擇性地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在治道層面抽象出了相對模糊的、只具有指向性而沒有硬性約束的“以人為本”、 “和諧社會”等執政理念。

當下中國政治的實質是混合了馬克思主義、傳統資源(包括儒家)、民族主義與西方現代模式的“四不象”,這種大雜燴當然會招致喜歡純粹的理論人士不滿,但它卻應對了轉型期不斷發生的種種變化。

現實是混沌的,政治的藝術往往即綜合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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